在新的复杂形势下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牢固论文,地位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极为重视新形势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并将它看作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的前提。最近，胡锦涛同志又指出：“要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全体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1] 也正是为了加强新形势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中央2004年1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同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并把它提高到党的建设的“生命工程”的高度来加以强调。最近，中宣部又决定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和社科研究系统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我认为，上述这些论断和举措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准确地把握了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形势，适应了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对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一、正确认识当前思想理论领域的形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观点，积极应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挑战
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理论领域”，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简单地讲，它是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系统化的思想观念，它们在阶级社会中总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除了像语言学、逻辑学等少数学科外，绝大部分都属于意识形态。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往往有多种意识形态并存，而其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今天，有的西方学者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国内也有一些人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实质不过是要终结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用别的意识形态取代主流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特定经济基础、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的反映，只要利益分化的现象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终结和淡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因此，评判我国思想理论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一个关键之点就是要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包括人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理论领域的形势是很好的。20多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在形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理论成果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广大理论工作者紧密结合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积极总结党和人民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认识，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两年来，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也都非常明显地概括和吸收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第二，为深入开展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阐释、论述和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方面，理论界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理论界的这些工作，为推动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回答重大问题取得了明显进展。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研究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在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推出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第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研究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哲学领域，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围绕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深化了对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等问题的研究；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深化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除上述四个主要方面外，20多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理论研究也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思想理论领域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要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中央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多年，应该说是建国以来“双百方针”执行得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国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人们在学术研究中可以潜心探讨、自由争鸣和大胆创新，并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国际国内的广泛的学术交往。这种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为思想理论战线上述成绩的取得提供了重要保障，它本身也构成了新时期我国思想理论领域大好形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上面这些情况表明，我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和承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复杂的。
从国际上看，当代世界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全球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因为正是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但是，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一直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可以说，从政治文化观念或价值观念层面上看，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化。事实上，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一开始就是西方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性传播，就是资本和商品以及附着在资本和商品之上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观念由现代化的中心即西欧核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向边缘和外围的扩散。马克思曾用三个“从属于”来概括近代全球化的性质：“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 这一点在当代表现得更加充分、也更加赤裸裸。所不同的是，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观念或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再以极端蔑视非西方民族的“野蛮”和“愚昧”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而是让人感到它似乎极为可亲可爱；传载这种政治文化观念的资本或商品，人们已很难窥见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的原貌，因为它早已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裹上了厚厚的糖衣。那些风靡全球的华尔兹、摇滚乐，那些让各国影迷大饱眼福的西方“大片”，那些令全世界的小朋友们如醉如痴的米老鼠、唐老鸭、麦当劳和肯德基，乃至那些让发展中国家的学子们趋之若鹜的西方国家名目繁多的奖学金，哪一样不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观念全球化的使者？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人们通常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观念，以及各种“高雅”的兴趣和爱好（跳舞、喝咖啡、打高尔夫球等等），哪一样又不是西方的舶来品？总之，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观念或价值观念对外输出和全球性扩张向来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全球化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观念或价值观念对外输出和全球性扩张，其目的是要为其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扫清障碍，而其方式不外乎强制和引诱两种。在20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主要是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强制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其政治文化观念、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入其价值体系，而其具体手段则是殖民化和市场化。20世纪以后，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强化，西方国家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入其价值体系的做法日渐遭到普遍而激烈的反对，不仅其早先的殖民化已不再可能，就是单纯的市场化也会受到各种形式的对抗。鉴于这种情况，在当代的全球化中，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非强制的方式引诱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其政治文化观念、投入其价值体系的怀抱。在20世纪，通过市场化来实现对西方价值强制认同的最大阻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尤其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引诱认同，甚至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这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典型代表是冷战后期美国制定和实施的“超越遏制战略”，其根本目标是要以和平的方式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联合的欧洲”，使资本主义最终在全世界战胜共产主义。与早期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内容的“遏制战略”不同，“超越遏制战略”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的思想渗透，强调利用包括流行音乐、经济援助、学术交流、为社会主义国家设计社会转型和改革方案（如俄罗斯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就是由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制定的）等在内的各种手段和诱饵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而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其放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像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为了堵塞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入侵的一切可能渠道而拒斥全球化本身，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寸步难行；而如果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投身于全球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从国内来看，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和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西方思想的渗透所表现出来的消极影响也日益表现出来，甚至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潮，这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都有突出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学术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也得到恢复和重新确立。但是，“文革”时期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和声誉所造成的损害，其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在新的历史时期也逐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些人把对于“文革”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怨气全都发泄到马克思主义身上，并以“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被歪曲、被极端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和漫画化了的形象来贬损马克思主义本身，甚至利用新时期学术研究的良好社会氛围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报复性的攻击和诋毁。
20多年来，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否定，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它的势头却是一阵强过一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潮还主要是采取了“真理多元论”的形式。在当时“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些人认为，现在时机来了，该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地位、争地盘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最多也只是“多元”真理中的一“元”，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完全“平权”的，因而它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据指导地位。如果说“真理多元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否定还比较隐晦，那么，到90年代中、后期，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否定则日渐公开化，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形式。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不值得从理论上认真驳斥的，因为它不像“真理多元论”那样多少还作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论证，而是表现出极端的武断和蛮不讲理。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往往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不断花样翻新的现代西方思潮的推崇，而是为了宣泄某种情绪，因而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这些人为什么不说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知悠久多少的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古典思想过时了呢？只要问问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所浸染的感情色彩就会一目了然。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潮来势更加凶猛，各种论调也更加露骨。这些论调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取消论”。如果说“真理多元论”毕竟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真理”中的“一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也毕竟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曾经是正确的和有效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取消论”则干脆断言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正确过，因而它不仅仅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认为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没有资格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主张从根本上取消马克思主义本身。近年中，国内一所著名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的丛书，包括《哲学是什么》、《经济学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政治学是什么》、《法学是什么》等15部著作。该套丛书上印着“读（精品书），成国家栋梁才”的字样，并且由5位著名学者担任顾问。然而，翻遍这套丛书，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名言，也可以读到西方古今思想家的论述，可就是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看法，马克思主义哪怕是作为一家之言的地位也被取消了。这些“取消论”者宣称，研究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学问，只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才算是真正的学问、高深的学问，才能真正出思想、出“原创性”的成果。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早已是没有用的教条，只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他们还对缺乏辨识力的学生们讲，学习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而只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才能找到真正的智慧、才能成为适应当代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专门人才。今天，这类论调已经如此喧嚣，以致我们不仅可以经常在一些论著和报刊文章中看到，而且还能经常从本来是专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备人才的大学课堂上听到。在一些大学的讲坛上，可以说是什么言论都可以听到，唯独马克思主义不吃香。例如，香港大学教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近年来已成为国内许多大学讲坛的座上宾，其所到之处所受到的追捧，其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影视明星，一些媒体也对他进行了大肆宣传和炒作，以至国内已连续多年出现“张五常热”。然而，张武常在国内大学讲坛上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他说：“最愚还是马克思”，“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我三招五式，“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说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过时了，那是高估了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正确过；“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已奄奄一息了”，“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张五常的这些赤裸裸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讲坛上赢得了不少人的喝彩！
2003年4月底，教育部社科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会议，应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等）直接或间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与会专家普遍反映，在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马克思主义都正在日益边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往往被等同于极“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或者受到这样那样的攻击，或者干脆被忽略不计。在哲学领域，有人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两种功能：一是让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人有碗饭吃；二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可以拿它来训人。这类人还歪曲和攻击说，建国以来我们国家之所以没有出一个像样的哲学家，就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在法学领域，按照流行的说法，当代中国法学家可分为十大派别，包括紫派、红派、黄派、蓝派、灰派、彩派、黑派、白派、雾派（变色派）、绿派（草派）。其中，“紫派”法学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他们不仅只是当代中国法学家的十分之一，而且还时常受到讥笑和嘲讽。在经济学领域，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界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天下。张五常之所以到处受到追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张五常甚至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让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的领袖弗雷德曼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演说。在文学领域，有些高校已多年没有人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了。与此相应，在我国的一些高校及其相关院系中，马克思主义学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从事马克思主义专业的教师也遭受到各种形式的排挤。总之，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乃至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否定，在今天已演变成一种风气、一种氛围，甚至谁跳得最高、谁叫得最响、谁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彻底，谁就最受欢迎，谁就自视为或被某些人吹捧为最有学问。
综上所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所受到的挑战和威胁已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非常中肯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提出所谓‘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鉴于苏东剧变、苏共垮台的惨痛教训，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认真应对。
二、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增强用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指导教学科研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近20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有很多讨论，除了传统的提法以外，有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的唯物主义。经过20多年的讨论，现在看来，还是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要的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的实际，从而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这种一脉相承的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共同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唯物史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相互关系的原理，等等，都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并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当代实际的必然结论，也只有运用唯物史观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共同的理论品质，这就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它深刻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以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如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如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如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分析，处处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第三，共同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人民利益。唯物史观也就是群众史观，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无不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此一脉相承，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上三个方面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具有新的时代内容；既一脉相承，又别开生面。今天，我们强调要深入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更好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的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要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指导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要摆正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近年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否定，不管它是采取“真理多元论”的形式，还是采取“过时论”或“取消论”的形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者的关系来做文章的。今天，要驳斥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论调、特别是要驳斥马克思主义“取消论”，要坚守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也还应从摆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做起。
要摆正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科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取消论”的重要论据之一，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来自西方，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远不是西方文化中“最高深的学问”，因而不仅没有理由确立它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而且它甚至连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存在的资格也没有。然而，这个论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虽然最初产生于西方，但自从传入中国以后就经历了一个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它不仅吞吐吸纳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极可宝贵的智慧，而且在研究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理论创造，但它的内容和形式已远不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的情形，而是熔铸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特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是早已中国化了的、“讲汉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取消论”的另一个重要论据，就是断言马克思主义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根本就不成其为学问。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确不是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也决不符合一些人虚构出来的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程式。从他们的那种学问观出发，不仅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也无法理解历史上其他的思想和理论，因为历史上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或理论都不可能是一种对外部现实世界毫不关心的纯逻辑推演、纯思辨式的学问。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表示，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改造世界，就是为了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民族化形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如果说只有学问才是值得称道的，如果说一种思想或理论的价值要用它是不是学问来衡量，那么，在现代中国，又有什么比探索中华民族振兴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之道还要大、还要重要、还要高深的学问呢？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自绝于现实世界、现实生活，陶醉于那种自娱性的智力游戏，对民族的兴亡和大众的疾苦漠不关心，那么，即使某些人把它吹嘘为“真正的学问”、“最高深的学问”，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上述性质，马克思主义“取消论”也就不攻自破。而只要人们不带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偏见，要摆正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者的关系也并不难。在中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虽然属于三个不同的领域，但它们在今天都属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所进行的理论创造，其实都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贡献。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论你怎样强调要“回到马克思”、无论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怎样复现了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原貌，或者不管你的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如何深刻、如何地道，你的工作、你的成就都只能属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工作的一个部分。再比如说，在近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汉语语境中的西方哲学创新”的问题。显然，如果中国学者果真能够实现汉语语境中的西方哲学创新，那么，这种创新性成果就只能属于当代中国哲学，而决不可能属于本来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也正因如此，所以有人说，今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无论自己的学科领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也好，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也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设好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对此，我是同意的。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只是说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对于繁荣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都不可缺少。
问题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到底应该以什么为指导。而要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追问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于后一问题，我想人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具体看法，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惟一正确的答案应当是为了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或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前面讲到的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潮，其实也并不是主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要任何理论的指导，而只不过是想以别的思想或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哪一种思想或理论能够担当起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其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呢？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担当起这种重任吗？我认为显然是不能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包含着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极有价值的丰富思想资源，但从总体上看，它连对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问题都无能为力，又怎么能够指导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呢？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绵延数千年，其间曾产生过许多相互抵牾的派别、学说和观点。那么，到底应以哪一家、哪一派的学说为指导呢？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以儒家学说或儒家精神为指导行吗？宋朝宰相赵普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今天学术界有人说得更干脆：“一句论语治天下”。我想，如果儒家学说或儒家精神果真具有这般神威，那么，中国就一定会先于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而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从而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也不会有后来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更不会出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一个需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了。当然，这些人可能会说，他们所说的儒家学说或儒家精神并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东西，而是经过了“现代诠释”或“创造性转化”的儒家学说或儒家精神。但如是辩解又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人们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诠释”和“转化”儒家学说或儒家精神、应该使儒家学说或儒家精神向哪个方向“转化”呢？而这样一样，一切又都退回到了我们讨论的起点、回到了我们原本就要讨论的问题。
同样，西方文化也不能担当起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其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形一样，西方文化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曾产生过数不清的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反对的流派和理论。抽象地谈论以西方文化为指导，那只会使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无所适从，这当然也不符合那些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人的本意。但是，像一些人所谋求的那样以某一种具体的西方思想和理论来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是行不通的。产生和发展于西方社会中的各种思想和理论，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并且都是与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发展的特定需要相适应的。其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它们不仅与各民族的特定社会生活相联系，而且其本身还有着早已为马克思所深刻揭露过的各种理论缺陷。如果有人竟要以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某种西方思想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那无疑是想在理论上开倒车。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出现的各种现代西方思想，单从它们由以产生的西方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来说，就足以断定不能用它们来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例如，现在有些人极为推崇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怀疑主义思潮和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意识，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社会中现代性片面发展并招致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一种理论上的回应，它声言要“解构”的很多东西，比如说科技理性等，恰好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宏扬的东西。当然，后现代主义确实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警示，包含着某些我们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加以汲取的合理因素。但是，一些人无视当代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巨大时间差，盲目地照搬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声称要解构这、解构那，恨不能用“后现代精神”彻底改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这实在无异于对一个还缺乏食物的人大谈减肥瘦身之道。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其他各种现代西方思想也都不能担当起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任。
总之，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还是西方思想，都不能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完成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只有既包容着西方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充分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担当起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任。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次，要端正学风，特别是要坚持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高举一面旗帜、爱护一种理论的最好方式，就是养成优良的学风。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学风问题，那就是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遇事都从本本上寻找答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不良学风。如果说各种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和做法容易受到人们的批判，那么，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却往往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因为从表面上看，教条主义似乎是最“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虽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都曾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仍然还有一些人认为，教条主义只是学风上的问题，它总比那些公开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和做法要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屡屡遭到教条主义的羁绊，就与人们对于教条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密切关系。其实，教条主义本身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曾辛辣地讽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青年派”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3] 教条主义者表面上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折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应不变的良方，但一旦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或运用现成的答案不能完全解决新的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就会要么指责人们的实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没用了”、“过时了”。可见，教条主义不仅会使人们思想僵化，导致用思想剪裁实际，从而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且它与那种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之间也是内在相通的。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决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在当前我国的哲学社会主义科学研究中，教条主义仍然非常盛行，并且主要采取了两种基本形式：
第一种形式：文本崇拜
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老式的教条主义即王明式的教条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本本当做万应不变的良方的教条主义被从大门驱逐出去以后，现今已改头换面，在“凸现学术性”的堂而皇之的名义下并以“文本崇拜”的形式从后门重又登堂入室。因此，“文本崇拜”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了的老式教条主义。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一句有人说是“心照不宣”的流行话语，叫做“政治淡出，学术凸现”。这无非是说，学术研究只有割断与政治的关联才能真正具有学术性、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又是经常为学术与现实的关系所中介的。一些人之所以批评说马克思主义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频频出位，经常沦为现实生活中个别事件的论证手段或辩护工具。所以，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人为了避免与政治有任何勾联，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所谓的“学术性”，极力回避现实生活、现实问题而醉心于文本研究。于是，“回到马克思”、“回到文本”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盛极一时的流行口号，并被很多人奉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思路。这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我看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然必须以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基础。但是，如果像“文本崇拜”那样把“回到文本”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思路，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从而痴迷于文本而无视中国的当前现实，那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研究谁的文本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吗？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是因为研究了文本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吗？都不是！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只醉心于文本而无视时代和现实实践的需要、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漠不关心，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会走入死胡同。
第二种形式：对洋教条的迷信
2004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一文，提出了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的问题，并尤其强调了反对新式的教条主义即对洋教条的迷信的紧迫性。所谓对洋教条的迷信，就是把一些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奉为教条。从陈奎元同志的文章看，他所批评的那种对洋教条的迷信，实际上是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灵了、过时了、因而应该用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取而代之的、赤裸裸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种对洋教条的迷信，我们当然应该坚决予以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盛行着对洋教条的迷信，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以西解马，即用西方思想家的概念或理论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现代西方一些重要思想家的概念和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被用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比如说，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盛行的就是“以海解马”即以海德格尔来解读马克思。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有人美其名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介式方法”，它无非是说，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成问题的，现在我们应该通过现代西方思想家这个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显然，以西解马这种洋教条迷信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甚至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
二是以西评马，即依据西方思想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近些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上，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常常以某些西方思想家之是非为是非，而很少对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是非观作具体的分析。实际上，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之所以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较多地受到了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的肯定。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至少反映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应有的自信。一些有这类洋教条迷信的人常常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受到某些西方思想家的肯定而喜不自胜，好似一条穷汉突然攀上一门富亲戚而顿感脸上流光溢彩。他们甚至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要靠现代西方思想家来担保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早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因为从其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一直受到现代西方思想界各个流派的诘难和挑战。正是在与现代西方思想家们的论战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喝彩声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显示出了非凡的理论生命力。
三是以西誉马，即通过论证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来赞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与现代西方思想的同质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一些人竟以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想具有同质性来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作辩护，来论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论证方式大致是这样的：现代西方思想理所当然地具有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或在别的什么方面与现代西方思想具有同质性，因而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现代性。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不仅是现代西方思想的先驱，甚至还开了后现代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先声。总之，现代西方思想中什么东西时髦，人们就会把什么东西“追溯”到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种种洋教条迷信，虽然与那些赤裸裸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略有不同，但它们的前提仍然还是各种现代西方思想要比马克思主义高明，其结果同样会使人们动摇和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总而言之，如果像“文本崇拜”那样痴迷于文本而无视中国的当前现实，或者像洋教条迷信那样唯西方思想家的观点是从而不对它们作具体分析，一句话，如果只“唯书”、“唯西”而就是不“唯实”，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在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在我们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破除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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