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类“慢综艺”的大众话语模式分析
——以《一本好书》为例
魏诗云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摘 要： 在文化类“慢综艺”规模与数量不断发展的当下，以《一本好书》为例的场景式读书节目通过对视听语言、舞台呈现、表演形式进行模式创新，改变固有状态，打破原有的空间与语言结构，将大众话语权进行一次移交，为普及大众阅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关键词： 慢综艺；文化；大众话语模式
随着互联网视频门户网站、传统媒体、新兴制作团队以及自媒体人的加入，2015年以来的综艺节目，特别是互联网综艺节目，在数量上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节目类型也多样杂糅。“大火杂烩”式的快综艺与“文火慢炖”式的慢综艺你追我赶，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新生主力样式。
杨译：Some may have been born after me,but learned the truth before me...
大型场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由实力文化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实行台网联动。目前，节目已更新至第二季，在腾讯视频与江苏卫视同步播出。第一季节目共12期，通过演员的演绎，还原12本好书作品的经典内容，包括《月亮与六便士》《万历十五年》《三体》《人类简史》等。除了表演形式呈现外，每期节目都结合了“学者谈话”与“演员访谈”的部分，加强“好书”的内容传递。
1 文化类“慢综艺”的社会语境
顾名思义，所谓慢综艺，是相较于快综艺而言的另一种综艺节目形态。慢综艺相较于快综艺的最显著区别便是：慢综艺提倡回归生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观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慢综艺”不是内容拖沓，也不是制作时间越长越好，而是用心和走心，需要一点淡泊的精神和闲适的态度[1]。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形容“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的过程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2]。在充斥着各种现代问题的视阈之下，人们对激烈竞争与对抗的逆反情绪也投射到了电视节目的审美之中。流量明星的绯闻八卦、快餐式节目的冲突话题已逐渐使大众产生审美疲劳。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之下，“慢综艺”应运而生。在已出现的慢综艺节目中，《向往的生活》《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等明星真人秀节目，以纪实的形式向观众展现生活本真，但其本质上依然无法逃脱以消费明星隐私为噱头的事实，这里不赘述。而作为“慢综艺”中的另一支，稍早出现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等文化类“慢综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它们普遍拥有良好的口碑，以传承推广历史与文化为目标，通过极简主义的方式缓解社会的文化焦虑。
注3 文献[10]定义了通信拓扑G(V,E,A)的通信代价指标，用以描述编队系统在相应通信拓扑下的通信代价.同样地，本文亦提出切换拓扑下异构编队系统的平均通信代价指标，其定义为：
随着社会各行业经济领域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带动交通物流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加强信息交流的同时使跨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得到合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同时，畜牧业的发展变革也随着国家针对产业布局的转变发生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畜牧方式方法被现代化的畜牧技术打破，产业技术正随着科技的发展而革新；另一方面，原有的独立、封闭、单一的畜牧产业发展体系，随着物流网络建设的不断深入使跨地区、跨周边行业发展连成一片，逐步成为畜牧产业链发展集群，使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步增强[1]。
2 模式创新：话语权的归属
在舞台呈现上，《一本好书》运用360°环绕舞台，观众坐在剧场中央，环顾四周，四周皆是舞台。现场观众可以跟随着场面调度、演员走位来改变观看方向与角度，360°全方位欣赏舞台表演。《一本好书》在舞台形式上还有一大特色，360°沉浸式舞台的延伸——台下。演员的表演不局限于台上，也可以延伸到台下。现场观众可以通过这种舞台布局形式，自然地融入舞台内部。在演绎小说《尘埃落定》中麦琪土司家族种植鸦片的片段时，现场表演的演员把整个舞台当作田地，他们围绕舞台行走着，台下观众的目光跟随着演员们的轨迹行进，仿佛一起目睹了麦琪土司家族衰落的开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第二期演绎科幻小说《三体》的时候，演员赵立新饰演的罗辑拿着个铲子从台上走到台下，走到观众席中，为自己“挖坟”。一旁的观众距离赵立新仅仅一步之遥，他们能够清楚地洞见罗辑的筋疲力尽与声嘶力竭。以及在面壁人开会时，几位饰演面壁人的演员坐在观众席中，这时候现场观众席仿佛是面壁计划会议的会议席，通过罗辑的介绍，面壁人一个个站起来向观众挥手致意。这时候，现场的观众既是《一本好书》的观众，也是《三体》里会议的参与者，既是舞台的中心，也是故事的构成部分。像《一本好书》这样将观众置于舞台内部与核心的模式，打破了固有的舞台空间，弱化了演员与舞台的主体身份，强化了观众的沉浸式体验。
2.1 戏剧与影视的视听穿插
除了打破传统舞台艺术的三面墙，采取环绕式舞台与沉浸式体验，《一本好书》在表演形式上还缩小了演员与观众间的距离，让演员与观众直接对话，打破舞台的第四堵墙。在每一期的表演接近尾声时，演员都会以角色身份直接对话观众，让观众去看书了解更多内容。例如：演绎《霍乱时期的爱情》结尾时，演员王洛勇扮演的主角阿里萨深情款款地向观众发出邀请，让观众去了解他与费尔明娜接下来的情感走向；在《无人生还》的结尾，幸存者维拉向观众发出求救，乞求观众能帮她紧紧地盯住其他几个人，或者去看书，找出凶手来救她。这样的表演结尾方式，既保留了好书结局的神秘感，增强了表演的魅力，同时也向观众传达了节目诉求，将话筒递交给了观众。
2.2 360°环绕沉浸式舞台
其实，目前我国国内并不乏读书类节目，如最早的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罗振宇的《罗辑思维》等，这些节目都有着较高的评分。但从节目模式的角度来看，这些节目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为节目核心的主持人掌握了话语权。同样作为读书类节目，《一本好书》的差异性优势则是体现在总导演关正文尝试的模式创新上。“场景式”读书的开拓性演绎使得节目核心——主持人存在的意义被削弱，而与此同时，节目模式的创新将屏幕前观众与现场观众的感官体验作为节目核心价值传达的首要载体，以多样化的艺术呈现将话语权进行移交。
2.3 打破第四堵墙
《一本好书》节目“场景式”演绎好书的环节并不是以一种单一的形式出现，它既非话剧舞台剧，也非影视剧，用导演的话说“它在中间”。对于在节目录制现场观看的观众来说，话剧的形式可以加强场景、故事内容、台词、场面调度的感染力，使现场观众非常直观地感受到经典桥段的魅力。但是，对于屏幕前的观众来说，如果只是一味地以单一镜头呈现话剧，那电视节目的艺术表现力便失去了意义。于是，《一本好书》在话剧的形式中融入了影视剧的视觉元素与镜头。在现场观众观看之前，提前将一些重要的镜头：一些在话剧舞台上难以呈现的镜头、一些重要人物或物件的特写镜头或是一些充满电影艺术的画面，提前录制好。这样，在最后的完整节目呈现中，不仅有现场话剧舞台剧的直观震撼力，还能赋予故事在画面与叙事上的艺术魅力。《一本好书》结合了戏剧与影视的视听元素进行穿插的艺术呈现，将观众的视听感官体验置于首位。
3 语言结构重建：文化界限的模糊化
《一本好书》除了核心环节“经典演绎”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学者谈话”的环节了。“经典演绎”和“学者谈话”环节在内容上是以“好书”为纽带的，但在形式上它们又是相对独立的，可以各自拆开形成一档相对独立的节目。而更深入地细化这两个环节的语言模式，不难发现，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对语言进行了解构和重建，以此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边界进行模糊化处理，让更多的精英文化以新的解读进入大众阅读的领域。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也给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图书馆应通过文化传承、交流与学习、创新服务等形式，积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3］。对此，相关研究文章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
3.1 用语言拉近距离
文学作品与话剧影视剧剧本在文学性上存在着极大差异。剧作家是以镜头为准来看，而文学作家是根据自己的内心想法来看，从而同一个主题的原创文学作品和剧本在文字的表述上也是截然不同的[3]。因此，将文学作品转化成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除在形式上的突破外，最重要的是内容的改编，也就是语言文学性的解构与重塑。例如：节目改编《三体》的时候，创作团队一度陷入瓶颈。因为《三体》作为一个宏大叙事的科幻小说，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舞台都难以驾驭。要在有限的一两个小时内，将《三体》三部的内容呈现出来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同时，《三体》文学中宇宙、物理的一些前沿理论难以直达每一个大众的理解层面。于是，创作团队在改编时，以面壁人罗辑作为叙事者，截取与罗辑相关的“面壁计划”部分作为重点来展现人类与三体文明之间的对抗，改编后的剧本也得到了原作者刘慈欣本人的肯定。同时，在演绎时穿插了互联网上“三体迷”钟爱的《水滴》视频，以简单的视听语言展现宇宙的宏观与微观。除此之外，《一本好书》在台词上也对原著的语言进行了现代化演绎。例如：《查令十字街84号》里，塞西莉的台词“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照片叫作老公拍的照片”“你别贫了”，这些对原著语言文字进行的现代化演绎，在距离上拉近了原著语言与大众阅读之间的距离。
3.2 以谈话重建信任
“学者谈话”的环节在模式上与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一位主持人牵引话题，两位学者嘉宾围坐一起，三个人就本期经典好书侃侃而谈。这一部分的主持人也是由来自凤凰卫视的资深记者、主持人——2017年加盟腾讯的陈晓楠担纲。陈晓楠的经典主持节目是凤凰卫视的《冷暖人间》，作为一位有着丰富阅历的记者、主持人，陈晓楠总是以知性的形象出现，向观众娓娓道来一些故事或是历史。节目的品书嘉宾除了青年作家蒋方舟、内地文化学者朱大可之外，还有随笔作家止庵、时事观察员吴伯凡、编剧史航、著名主持人及作家梁文道，他们从各自的擅长领域，抛弃权威姿态，在侃侃而谈中各抒己见。不同的嘉宾之间对于同一本书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如《霍乱时期的爱情》，大部分大众读者在阅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或是看完节目演绎之后，都会难以理解男主人公阿里萨交往了622位女朋友的行为。而编剧史航与时事观察员吴伯凡对于此书有着不同的解读：史航认为爱情的本质是感受孤独、面对孤独，最后幻想能够摆脱孤独，故事的男主角阿里萨把一场爱情的事故演绎成了自己的故事；吴伯凡则说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故事的男主角阿里萨交往了622个女朋友其实是相当于吃了622瓶药，这是他在给自己治病，治疗孤独这种病。两个人在一来一往之间，各自给《霍乱时期的爱情》以自己的阐释，这只是他们结合自身阅历之后各自对名著内涵进行的探讨，它并不是所谓的官方解读，它是在文学经典内涵的高深莫测与大众阅读的浅显通俗化之间构建的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两种。以这样不同领域的学者解读经典的搭建桥梁的方式，重新建立了大众文化对理解精英文化的信心，不同的语言结构与阐释模糊了两层文化之间的界限。
4 结语
在演绎《查令十字街84号》时，里面有一句台词——“我讨厌新书”，节目里给出的解释是：买新书就像你买一件没有试穿过的衣服。总导演关正文在节目特约版中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本好书》，就是大众阅读的试衣间。”作为文化传承类的“慢综艺”节目，《一本好书》正是摒弃了以往读书类节目的学术化解读，通过节目形式的创新将话语权交给大众，通过语言结构的解构，重建一套新的大众阅读的话语模式，为大众不断增加的文化需求提供了“试穿”的机会来刺激“消费”，即促进大众阅读，为大众文化的内涵提升提供阶梯。
参考文献：
[1]吴学安.“慢综艺”，更加重视感情和情怀[N].湖南日报,2018-11-09(017).
[2]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于萌.电影艺术中文学性的解构与重塑[J].电影文学,2016(8):55-57.
作者简介： 魏诗云（1993—），女，汉族，福建泉州人，戏剧与影视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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