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必要性的理性思考_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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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647(2007)05—0006—04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胡锦涛总书记于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未来发出的政治宣言,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回答了社会上的种种疑虑,对于廓清人们的思想迷雾、校正人们的思想偏差、统一全党的思想、坚持当代中国的正确发展道路,意义重大。笔者认为,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前进的最佳方向、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根据等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确立的必然性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剖析其内在逻辑性,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伟大旗帜,坚持正确道路,从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指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社会进步所达到的程度和水平,体现了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社会进步的特点和方式,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

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的文明类型。在多样性中存在,在多样性中发展,在多样性中前进。多样性是世界的客观存在,没有这种多样性,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2] 各国文明之间的交流,在促进自身的丰富和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

由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都有其生存发展的特殊环境,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在决定自己国家发展道路时,绝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必须选择适合自己文明个性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思想。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文明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结合起来,绝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思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是以英、德、法等主要具有西方文明的国家为背景的。前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以俄罗斯文明为基础的。历史上沙俄帝国专制、独裁、大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影响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宽容、包容以及责任、家庭等内涵却与俄罗斯文明有着根本的差别。文明的不同直接会导致价值观、政治意识等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而引起行为方式的差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吸纳了西方工业文明中市场经济的成果,又经过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既是世界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发展的产物,又为我国新型工业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既体现了西方文明的民主法治思想,又反映了中华文明注重团结与和谐的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在“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包容性的内涵。这一理论历史地定位于中国,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南。显而易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既说明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又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指出,“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未来社会进行科学预测时,从未规定过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也没有回答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方式和特色,而是期待各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创造。因此,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一般变成理论具体,寻找科学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现形式、现实形式,才能真正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功能。科学社会主义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算起,至今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当今时代和世界的情况,同马克思恩格斯所遇到的情况相比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重大变化,因而理论的侧重点也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过去重点考察的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获得胜利。二是过去重点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策略,现在要研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不落后于实际生活,就要在各个方面把它推向前进,这也是满足理论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也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的某些论断来裁定现实,正确的态度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新经验,写出新著作,实现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党的理论创新,充分展现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风采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随后出现了在十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凯歌中前进的壮丽景观。从十月革命胜利算起,至今80多年已经过去,期间经历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四次探索。总体来说,这些探索两头成果辉煌,中间有进展,但失误较大。尤其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前苏联、东欧等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迟滞不前的状况,使社会主义以高度集中、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并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酿成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苏联模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衰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回应时代的挑战中而兴起,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前人未曾遇到的新课题,是人类社会的新实践,更需要一种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时,邓小平深刻思考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误、苏联垮台的教训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搞社会主义结果越搞越穷的事实,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指明了真正的出路,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诞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社会主义的必然结论。列宁指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作为过程的集合体存在的。我们党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艰辛探索,并概括为“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后继者。”就是说,毛泽东是最早的探索者,邓小平是成功的开辟者,江泽民、胡锦涛是坚定的推进者。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建设道路的思想,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篇之作,并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宝贵思想。很可惜,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种正确的探索实际上很快中断了,直至走进历史的沼泽地。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邓小平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又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机盎然,充满活力。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历史关头,江泽民、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拥护。十二大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1982年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十三大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如果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算起,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如果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算起,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二十九年了。近三十年的伟大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这条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的实际。

三、中国社会的最优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最优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党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根据。毋庸置疑,就长远的最终目标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但这只有经过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长期的奋斗才能实现。现阶段,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是与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先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时也区别于现时代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比如,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证券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等。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仅从字面上理解,“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而言,“中国特色”相对于外国特色而言。要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特色”的涵义。从哲学方法论角度讲,特色的直接根据在于客观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个体的特征和特殊性是其特色的直接根据。在这个意义上,特色包含着特点。就一个民族国家而言,研究其特色,首先必须了解其特点,即国情。国情是对一个国家的特点的客观描述和分析。就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国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是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因而,研究中国特色,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社会状况,这些状况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起点。[4] 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脱离中国国情,照抄书本,照搬别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在确立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时,仅仅认识和分析国情是不够的。特色不仅包含特点,而且还是对特点、特征的超越。在价值判断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长和优势,即优质规定性。用哲学的语言,特色代表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认识事物特点的基础上,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对一个国家而言,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不是特色,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全是特色,沉重的人口负担也不是特色。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浓厚的爱国情结、立足国情的现代化目标、独辟蹊径的社会发展道路等,才是构成其特色的真正内容。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但不能等同于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在正确了解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创造性地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以最快速度和最优方式向前推进,使其既具有先进性和独创性,又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决不是要因袭传统文化中陈腐的东西,也不是要向现实生活中不良现象妥协,而是要去粗存精,将自身的优点与国际惯例、世界潮流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改造和优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指中国社会的最优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党强调始终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这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最优发展方向时,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共性,又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和现在的古巴、越南、朝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表现形式上有许多不同。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方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不同。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中蕴涵着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共性和个性相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其中社会主义是共性,中国特色是个性,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处在辩证联系之中。一方面,中国特色的个性一定要同社会主义的共性、世界性相联系,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我们党强调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坚持改革开放、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如果脱离社会主义共性,孤立地强调中国个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会存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共性只能在有各国特色的个性中并通过这些个性、民族性而存在。即没有各种不同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四、凝聚中华民族人心的根据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在理想目标和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其成员之间所表现出的亲和力、向心力和聚合力。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有着不同的理想和目标,因而民族凝聚力是一个有着不同主题和强弱程度的历史范畴。民族凝聚力是来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对整个民族共同利益取得高度认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力量。在一个民族内部,有着许多的共同利益,形成了许多的理想和目标,但其中必有一个理想和目标起着决定作用,它的实现与否,决定并影响着其他理想和目标的最终实现与否及其实现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凝聚民族人心的根据,在于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对民众的吸引,在于其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于其耦合了中国的现实需要,也在于其体现了中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和愿望。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理论和实践。它至少包含着这样的价值目标:(1)不仅要实现资本主义已经基本实现的公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即程序的、形式的平等,而且要实现真正的实质的平等,即不仅是政治的平等而且是经济的平等。这就要求消灭私有制。(2)不仅要消灭两极分化,而且要消灭异化,使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和人的解放成为可能。(3)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坚持共同富裕。(4)社会主义是一种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它集中体现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是人们善良愿望的价值悬设,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点已经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正是这种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公正、人际关系和谐的美好蓝图,吸引了无数英雄竞相为此折腰。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使其能够凝聚一切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和进步的人们为之奋斗。

对自己古老文明的自豪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渴望民族复兴的心理基础。拯救民族危亡,取得民族独立,建设强大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华各族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关头,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反对外国势力的侵略和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进行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等。这些斗争和探索,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都一次次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阶级和政党能够用一种科学的理论来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中国走什么路的争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用新民主主义理论凝聚人心,在抗日战争中融合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民族独立,为建立富强、民主的国家打下了基础。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充分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凝聚中国人心的最高目标。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5]“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6]。新中国建立后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旧面貌,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独立主权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解放并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爆发出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人们忘我地工作,渴望着尽快把新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事实证明,只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找到符合国情的建设道路和模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深刻地启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自身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使得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深入民族人心,同时也使得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排除了各种错误的思潮和理论的干扰。

当今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共同富裕、祖国统一完整、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等,都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理想和价值目标,但它们的实现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民族当前最根本的理想和目标。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只有这一理想和目标,才能把其他理想和目标贯穿起来、统一起来,最终得以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体中国人民都可以认同和追求的共同理想。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理想,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成为共同的理想。有的理想只代表了少数人或个别人的利益和愿望,它只能成为个别或少数人的追求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之所以能成为共同理想,就是因为它代表和反映了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从愿望表达和利益代表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这个共同理想把党、国家、民族、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党要为实现自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国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个人要过上宽裕的小康生活,这些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的愿望和要求,都在共同理想上得到汇聚,形成一种追求共同理想的最大合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意识的多样化,这就必须有一个能够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社会各个阶层广泛认可和接受、能有效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集中代表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具有很大的广泛性。不论哪个社会阶层、哪个利益群体的人们,都能够也应该认同和接受这个共同理想,并且为这个理想而共同奋斗。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逻辑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社会的最优发展方向,是凝聚中华民族人心的共同理想。只有从这些层面对其作理性分析和深刻思考,才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团结奋斗的旗帜,从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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