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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我国当前的政治腐败应有清醒认识
政治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为了个人目的，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程序，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原本意是指生物学中的生物腐烂。后引申到人类社会的道德和政治领域，泛指政治权力的滥用和蜕变。政治腐败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权力腐败，其特点是把权力的运用作为营私舞弊、腐化堕落的主要手段。政治腐败具有以下四个要素：政治腐败的主体是行使国家公共权力或影响国家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和一定的集团；政治腐败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私利；政治腐败的手段是腐败者运用国家行政权力来交换和占有社会财富；政治腐败的后果是权力行使者滥用政治权力，无偿剥夺和占有社会公共财富，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这种侵害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政治腐败有各种表现形式，但权力与财富的交换是政治腐败的主要和基本形式。
我国当前已经出现并存在政治腐败。我国正处在由一个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确立市场经济模式、加快国家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尽管我们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政治腐败依然会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甚至还有滋长蔓延之势。这是因为：一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而一些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跌入了腐败的泥坑；二是我国社会处在深刻变革之中，体制改革的深化，机制的不完善不健全，使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其中的漏洞谋取私利；三是民主机制特别是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还不完善不健全，对权力的行使缺乏全面有效的监督。从反腐斗争中揭露出的大量案例来看，绝大部分都是公职人员或所形成的利益集团通过权力的滥用，大肆进行腐败活动，尤其是近年来揭露的大案要案，特别具有政治腐败的特征，即钱权交易和卖官买官。正因为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期政治腐败行为极易扩散，研究和重视转型期国家的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制定有效的反腐败对策已成为世界性课题。
二、反对政治腐败是我国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发展形势的必然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党一件大事来抓，反腐倡廉取得了重大成效，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维护和促进了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大局，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对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的成效我们充分肯定。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当前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涉及到党政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脏枉法的案件不断发生，不少地方和部门滥用权力、与民争利的现象相当严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本身也在不断发生演变，新的特点主要是：国内外的不法资本为了迅速获得超额利益和某些特权，与“有权人”进行权钱交易，建立利益上的共同体；一些腐败分子完成基本的“原始积累”后正从个体腐败向“抱团”腐败发展，甚至与某些黑恶势力勾结，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形成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一些腐败分子手段更狡猾、更隐蔽，如权力的“期权化”或权力的“假借”与“转让”。政治腐败在局部地区、个别行业和领域甚至出现广为蔓延的态势：发案数量愈来愈多，犯罪数额愈来愈大，犯罪职位愈来愈高，犯罪主体愈来愈广，犯罪手段愈加多样，“一把手”倒台，“一窝黑”、“一锅端”也愈来愈严重：虽然党和政府早在80年代就提出反腐倡廉，近年来的强化教育和“标本兼治”不可谓不力，但目前我们还不能说出现了根本转机。特别令人警醒的是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社会土地和制度条件还存在。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触目惊心，肯定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反腐败历程，越来越清楚证明：虽然现阶段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完全可以追溯到政治领域。所以，从现在起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要特别注意防止公共权力私有化，要顺应反腐败斗争发展趋势，坚决反对政治腐败：
三、反对政治腐败是切实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重大举措
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反对一切腐败，否则将严重侵蚀党的机体，损害党执政的合法性。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痛斥腐败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严重出现的腐败现象，要“看得更深一点”，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从加强反腐败斗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从本质上说，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与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一些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想方设法地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如果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党就必然失败。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息人亡，无不与人心向背的腐败蜕变有着根本的联系。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警醒全党同志，“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现实中的政治腐败盛行，使得一些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怨恨，演化发展到对党的领导和体制存在的不满情绪。我们党应该十分清醒地理解到了这个越来越清晰的政治信号。十六大严峻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不但表明了党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清醒认识，而且表明反腐败的涵义更加宽泛，层次上提升到了执政党建设的高度。十六大提出惩治腐败要“从政治上着眼。”同时把原来党的“三大建设”，即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扩展到“五大建设”，即加进了“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加强我们党从政治上反对和防止腐败的制度建设保障和防范。
四、反对政治腐败是将我国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战略推进
首先，要提升反腐败斗争的战略性思维：以往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关注重点在经济领域。绝大部分的腐败现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一是利用行政干预市场活动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二是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调整和变化的时机，将公共财产掠为已有；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牟取暴利。其实，这都与权力有关。在诸多腐败现象中，不难看出，权力腐败是祸源，它在各种腐败的形成中起着主要的和根本的作用。由于是权力的腐败，因而它特别容易在公共权力部门发生；社会一切活动又以经济为基础，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也就在所难免，因而也就形成了权钱交易和钱权交易的政治腐败。我们曾经比较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因素，而忽视了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腐败的根源，以致我们在经济领域反腐败斗争停留在一般技术层面，这对于个体的腐败现象的治理是有效的，当实际情况已发展到本质表现时，我们就不得不进入制度层面，因而我们必须进入与制度相关的政治领域。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我们不但要探寻腐败的经济源头，更重要的是要探寻腐败的政治源头。从源头上治理，在技术层面上讲包括关口前移、多发易发部门及领域的综合防治，在制度层面上就包括了制度改革，铲除腐败的社会土壤等。这才真正进入了标本兼治阶段。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政治腐败，就是要用政治眼光来观察、用政治思维来思考当前的反腐败斗争。
其次，要实现反腐败斗争的战略性推进。反对政治腐败就是要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反对政治腐败就是要拓展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从广度上讲，反对政治腐败包括坚决铲除新的腐败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亚腐败。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等罪名，仅是腐败行为发展到犯罪程度的极端形式，在现实中腐败行为更多的是以另类形式——亚腐败表现出来。如利用权力的交换和互助牟利、利用权力“继承”或“转移”牟取私利、利用权力向亲友输送实质利益并自己间接获利、利用权力和政策广结关系网并牟取私利、利用集体决策牟利并规避个人责任、利用权力“期权”牟利、利用内部信息牟取暴利、利用合法程序任人唯亲、滥用自由裁量权为他人或自己牟利、利用职务消费黑洞大肆牟利和享乐等。尽管这些亚腐败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为犯罪，有的甚至连现行的党纪政纪也对之无奈，然而广大人民群众都在生活中确确实实感受到其大量的存在并深受其害。这种亚腐败，直接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现职岗位干部的不信任，对法律及规章制度及施行的不信任，进而发展到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坚决反对和厉行治理的。从深度上讲，反对政治腐败包括摧毁坚决不断产生腐败分子的社会温床——准腐败。这种准腐败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它包括：信奉“官本位”价值观：只求官位、不谋事业、嫉贤妒能、排斥异己、欺上瞒下、独断专门的新官僚主义；把个人私利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对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唯书唯上的形式主义；骄奢淫逸、贪图享受、挥霍人民血汗的享乐主义等等。特别是新近突出的一些地方官员不顾当地实际，为上“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搞旧域拆建与不法商家沆瀣一气欺压群众的严重违规行为。
五、反对政治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切入点
社会公正、清政廉明、廉洁吏治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标志，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内容。反对政治腐败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保证各级干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对各级政权和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坚决防范和克服政治腐败现象，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反对政治腐败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制度意义上讲，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政治文明建设从反对政治腐败切入更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党和国家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加强从政治源头上预防和解决政治腐败的工作是广大人民群众衷心希望和迫切要求的c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人民群众自我意识普遍提高，自主意识、权利意识普遍增强，人民群众更加注重自己的人格尊严、自主权利和当家作主的权利，对权力腐败更为厌恶。这也越来越成为党反对政治腐败的坚实基础和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强大力量。
政治文明建设从反对政治腐败切入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由此带来了政治腐败与政治寻租的问题、党群和干群关系问题、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等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使得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凸现，近年来有形成制度性腐败的趋向。反对政治腐败就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寻找一个突破口，形成强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优势，对其他方面的改革产生强大驱动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又通过反对政治腐败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和法律保障、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公正。
六、在政治文化创新中开展反对政治腐败的斗争
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提高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和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养，在社会氛围、软环境上和意识形态方面抑制和反对政治腐败的行为发生。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任务十分紧迫而又艰巨，在文化层面上封建主义的残留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是腐朽思想的残余还存在。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宗派观念、特权思想、“官本位”意识等等，有着广泛的影响。二是剥削制度的影响还存在。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权力过分集中、宗族制、一言堂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还存在。比如，封建主义的“人治”传统，将一个地方兴旺与清明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的开明之上。又比如，“刑不上大夫”的历史传统使官官相护现象得以延续，猖獗的权力关系网、金钱网、宗族网、人情网使建立在腐败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政治腐败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和强化。邓小平同志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宗族式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正是这些旧的政治文化意识不断地滋生新的政治腐败。同时，市场经济引发人们的政治文化理念和政治文化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对是非曲直、利弊得失、尊卑荣辱等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违纪违法，走上犯罪的道路，都是从理想信念丧失，文化心理失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开始的。
政治文明在文化观念上的体现是先进的政治文化、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包括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一个国家政治文化水平的高低与政治腐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消极的奴性的政治文化，必然为专制政治的权力腐败提供文化土壤，而民主的积极的政治文化，必然是权力腐败肆虐的障碍。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高度重视在政治文化创新中反对政治腐败，在抵御我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的同时防止西方颓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腐蚀，在建设民主政治文化过程中，加强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以确立和强化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同时，要加强对全体公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观乃至全部价值观得以重新建构，提高全体公民的政治素养，提升他们抑制、反对权力腐败的意识和能力，为防治政治腐败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反腐败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努力创建和培育新型的政治文化，是新世纪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七、在政治制度建设中开展反对政治腐败的斗争
从制度上讲，政治文明包括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配套的政治运行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合理运转的规范程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完善和政治体制的不健全正是我国政治腐败的源头。我们是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认识到了这一点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民主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并受到剥削制度和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政治体制也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从民主政治制度来看，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特别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监督的权利，虽然宪法上有明文规定，但由于有关具体法律法规不完善和保障条件不充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并未得到充分行使，因而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和党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就容易发生。就党内来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本身和制度运行还不够完善，如怎样有效制约“一把手”，防止个人说了算，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党员的民主权利和监督权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保障，以致党政“一把手”为首的“窝案”“大案”时有发生。经常发生的事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事从制度上找原因。政治制度的缺陷应该说就是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六大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体现到各个方面”。从根本上遏制政治腐败，必须从政治制度建设入手，坚持标本兼治、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目前推行的“票决制”是扩大党内民主的一项可行的制度性建设，其实质意义是把地方党委常委会一部分决策权划给全委会，从而使全委会逐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内权力机关，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应尽快制定和坚决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迅速改变目前党内监督法规不完整、不系统、不协调和权威不高的状况。通过政治制度的建设实现权力制衡。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应积极实施政治问责制。党内问责制主要是领导责任、政治责任和党纪责任的追究制。政府内问责制主要是法律责任追究制。但这还只是同体问责制，更重要的是实施异体问责制。异体问责制的内容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制。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实施。中国共产党有力量、有办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能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展民主，是解决制度问题的关键。清正廉洁，是以完善民主制度为基础的。
八、在政治机制完善中开展反对政治腐败的斗争
政治权力的运行必须有相应的、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又一重要内容。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政治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这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没有科学完善的权力运行机制，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是一句空话，政治腐败和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分析近年查处的案件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凡是腐败滋生蔓延之处，必是政治权力运行出现严重问题之地。对政治权力的监督缺位，制约乏力，导致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党政部门滥用职权；决策不民主、不科学导致决策失误，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权力运行机制”建设，当前突出的就是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政治权力制约机制主要是指横向的权力实体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力监督机制不仅有横向的权力实体之间的关系，也有纵向的权力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权力和权利对各种国家政治权力的监督关系。权力监督机制的实质在于：权力监督机制作用的实现和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政治透明度作为基本条件。在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中运行的各种权力行为，必须有必要的透明度，而不允许是“暗箱”的或是在神秘状态下进行的，这恰恰是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一个本质区别。在合理的政治权力运行结构中是这样，在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更应该体现人民监督、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权力的运行过程，对人民必须是公开的，对社会是透明的。而在一个实行愚民政治或政治神秘化的社会环境里，任何一种权力运行都无法受到有效监督，而无法监督的权力是必然会产生政治腐败的。
加强权力运行机制建设的另外一个突出重点是改革完善决策机制。不仅是要加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透明度，而且尤其要注重决策的程序化。我们党和政府过去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历来只注重动机和结果，对过程的理性认识不足，久而久之我们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习惯自我感觉很好地为人民群众作主，以至于产生许多弊端和漏洞。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发展民主政治、杜绝和防治政治腐败的必然要求。在权力运行中遵守严格的法定程序，能够有效地排除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克服各种特权现象的干扰，特别是克服各种各样以唯意志论为特征的“长官意志”的干扰，保证正常的民主政治秩序。
反对政治腐败，根本的措施也在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的建设，而在所有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建设中，关键又是“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与建设。党的十六大深刻指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方的权力运行机制。”这无疑是对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为治理和反对政治腐败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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