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农业进步和农村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农村论文,农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市民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使传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面临严峻的挑战。
工业化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发生从农业转入工业的职业转移，农业劳动在绝对量上和相对量上都会减少。劳动力持续地或长期地从农业转入其他生产部门，是标志工业化过程的主要特征。而工业化过程必然推动城市化的产生和发展，“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母”，[1]（P414）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企业在地理上趋于集中，并由此获得“聚集经济效益”。
城市化伴随工业化而来，是工业化的产物。根据钱纳里建立的世界发展模型提供的数据，世界各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一般的发展经验是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以美国为例，1870年美国的工业化率是16％，而城市化率已达26％，后者超过前者10个百分点，到1970年，工业化率是26％，而城市化率已达74％，后者超过前者近50个百分点。[2]（P183）
目前，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普遍达到80％以上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普遍达到40％以上的水平。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工业化水平，而且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就是实行中央计划体制的前苏联同样也是如此。[3]（P341）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工业化水平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从50年代开始工业化，[2]（P188）1950年工业部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即工业化率）为14.08％，1956年工业部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24.04％，1978年工业部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达49.40％，[2]（P193）2000年工业部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84.10％。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相当迅速，工业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
然而，工业化迅速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带动城市化发展，是十分典型的就业滞后的增长模式。195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市化率）为11.17％，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低2.91个百分点；1978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7.92％，[2]（P193）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低31.48个百分点。据最新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20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6.09％，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低48.01个百分点。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说明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十分低下。1950-1978年的29年间，城市化水平仅仅提高了6.7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23个百分点。1978年以后，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1978-2000年的22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8.1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这种速度也远远低于中国工业年均8％的增长率。
中国5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带动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工业化的发展与农村相分离，新生劳动力大部分滞留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力绝对量不断增加，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比重下降缓慢。1999年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0.10％。目前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有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
从工业部门占国民收入比重来看中国已是工业化国家，而从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看，中国却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市民占主体的社会。
二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水平严重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工业化未能带动城市化，是有其原因的：
第一，从历史上看，在计划经济年代采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忽略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其容纳的就业量低于其他产业。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只提供0.5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部门的1/3。这种传统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体制使资本过度集中于城市产业，劳动力过度集中于农业，减弱了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在非农产业部门就业的能力，阻碍了伴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就业结构的转换过程。所以，在1978年前限制农民进城是和当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否则离村农民无法为非农产业部门所吸纳，必定产生严重的“城市病”。
第二，粮食供给的压力。由于“统购统销”政策和人民公社体制对农业生产力的束缚，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粮食供应短缺，因此，必然要通过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假定口粮、收入分配、耕种技术无变化，无“变相失业”存在，人口自然增长和从农业到工业的职业转移，将造成对于粮食供给的压力。而从农业到工业的职业转移会造成农业工人的减少，从而引起粮食生产减少。而要增加粮食生产，假定耕种技术无变化，能利用的土地已是这一社会的最大限度，惟一方法是在原来的土地上增加劳动。[4]（P59-61）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通过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同时，又对城市人口搞减法，通过国民经济的调整，1961-1963年间把2000多万城市人口遣返或下放到农村，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17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迁到农村就业。因为，通过这些方式既可减轻粮食供给的压力；又可增加粮食生产。
第三，对工业化的认识有误区。长期以来单纯重视工业产值增长，而忽视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化是一个多向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其发展不仅仅是工业产值的增长，还应包括非农业就业人口的上升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从现代化的角度观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重要标志就有实现产值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三大转变。采用国际上比较常用的英格尔斯提出的指标体系衡量，实现现代化就要求农业产值的比重降低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降低到30％以下。[5]（P16）
三
城市化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建设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质，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迟滞性对中国农业进步和农村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结果不仅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离农人口“两栖化”等“农村病”现象。据胡鞍钢研究，中国在6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在4000万至1亿人之间，剩余劳动率为18.8％-35％；在7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亿至1.1亿之间，剩余劳动率为36％-39％；在8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1亿至1.36亿之间，剩余劳动率为39％-43％。[2]（P213）中国农业经济是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最高为10％，最低的不到2％。相比之下，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50.10％左右。很难想像在这样高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标志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人产量）的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在1959年以前是上升的（同一时期城市化率也是上升的）；1959-197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几乎等于零（而同一时期城市化率也是停滞的）。建国以来，除了每亩产量有较大提高外，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甚微。这固然是由于农村人口增加甚猛，影响了每人产量这一平均数的提高，但城市化率未有显著增长，也是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城市化的迟滞使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只有依靠乡镇企业粗放式的扩张来吸收，而不是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形成了工业乡土化特征，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职业转换方式。据建设部的调查，现有乡镇企业80％分布在自然村，12％分布在集镇，7％在建制镇，1％设在县城。[6]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就地和近地转移，这就使得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减少和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并非是同步的。
目前，中国的乡镇企业拥有企业职工1.28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左右。乡镇企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功能是很强的，但是，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太大。80年代后期，就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90年代出现涌向城市的“民工潮”，高峰时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达8000万人。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的职业改变了，但农民身份没有改。在统计上和户籍上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就是有的在城市打工已有10余年的时间，生活方式已十分城市化，但他们仍然还是“农村人口”，仅是“暂住”城市打工，传统意义上的“家”仍然在农村，当然须要“常回家看看”。众多的农民工只能像候鸟一样，春来冬去，形成“民工潮”和离农人口“两栖化”特征。
四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经济发展同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流动紧密相连，事实上，它们的经济发展也是根据这种劳动力流动情况确定的。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认为，由于农业部门以农业活动为主，而城市部门则集中于工业，因此这些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特征就表现为通过国内和国际方式使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使劳动力脱离农业转入工业部门，逐渐对劳动力进行重新配置。城市化实际上成了工业化的同义语。[7]（P277）发达国家工业化农民离村同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趋势相一致，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减少和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也是同步的。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主要是农业落后，农业落后的实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因此，只有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使农业劳动力出现绝对数大幅度下降，用农业机械代替转移到工业中去的劳动力，促使农业机械化，建立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农业为工业发展拓展市场，也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挤在农业上，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实现。
我们还应看到，在传统社会中，农业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改造传统农业，除了调整农业结构以适应经济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外，各种影响农村社会制度结构方面的深刻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城市化在这方面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这是看得见的实体变化。它还表现为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演变，这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无形转变。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富活力和生气的形态之一，这是因为城市是现代生活的综合体。城市化可推动乡土社会和宗法秩序的解体，可分解传统的农村大家庭，扩大通婚圈范围，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观念的革命性变革。
城市化对家庭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可以推动传统家庭制度的变迁。城市社区的集聚效应为就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被以企业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所代替，通过市场就业获得个人收入，从而提供了个人摆脱家庭控制的平台。李东山认为：“市场就业使得个人的收入源于就业而与家庭无关。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个人的收入的总和就是家庭的收入。在城市家庭中间，绝大多数家庭已经不具有生产功能，因此，这些家庭也就没有家庭的共同收入，个人收入就是家庭总收入的组成部分；对于农村家庭来说，除了有个人收入外，还有家庭生产形成的家庭经营收入。如果个人离开了家庭就不能分享这部分收入。家庭对个人的支配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因此，城乡家庭的经济关系是有明显区别的。”[8]个人收入的独立性，可以削弱家长的权威，分解传统的农村大家庭。
家庭是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单位，亲缘关系是传统社会的组织基础。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过程中传统家庭文化的烙印是十分明显的。乡镇企业普遍存在企业家族化以及家族关系网络的运作现象。一个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很可能是因为该乡镇企业的厂长是他的亲戚或是他的老乡，而决不会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很高。几千年来，亲缘关系一直在中国农村起着资源配置的作用。个人先赋性的社会关系对行动者个体的行为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乡镇企业所引动的乡村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就是传统的先赋关系非但没有疏离、弱化，反而与获致性的业缘关系和正式组织关系掺混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带有先天的血缘和亲缘特性。”“在农村新的经济结构启动和发育过程中，亲缘关系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也是实际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9]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总之，它是一个社会变迁很少而且变迁速度很慢的社会。”[10]（P51）乡村工业化伴随的只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和近地转移，这种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内流，而不是农村人口外流。据调查，设在集镇以上的乡镇企业的职工中还有一部分是“摆动人口”，晚上和假日仍回到村庄居住。例如，江阴市乡镇聚集人口的摆动率为0.28，属于一种不完全的聚集形式。[11]由于人口流动性很小，乡村工业化的传统性还是很强的。
人口流动性大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市化推动了人口的流动，就可推动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从经济发展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范围的扩大。从社会发展看，人口流动可推动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分化。社会异质结构的高度分化可以带来现代性秩序的必要整合。在社会生活频繁变迁和社会结构高度分化的人文环境中，规范人们行为的原则，“既不可能出自世代相沿不易的习惯，也不可能来自先天性血缘身份权威的规定，而只能是经由人们共同‘同意’所产生的相互‘约定’——契约。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契约。”[12]
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还不能忽视人口重负的影响。目前，中国总人口是12.9533亿，人口年均净增1279万人。问题是城市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得到贯彻实施，而城乡间的生育剪刀差至今仍然在扩大，农村人口生育率就是比城市高。
通过城市化使农民成为市民，就可以降低生育率。这是因为城市中养育子女的成本很高，这一方面表现为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使人们不得不为子女的前途进行智力投资，从而加大了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另一方面，妇女就业机会较多而且收入颇丰，从而加大了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此外城市的社会保障事业也比农村发达，“养儿防老”的隐忧也比农村为弱。而在农村，养育子女的直接费用低下，妇女就业机会较少，男女同工不同酬，所以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也很小。另一方面，父母还可以从儿童劳动中取得一部分收益，抵消养育儿童的成本。而且农民由于得不到社会保障，“多生多养，养儿防老”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此外，普通农民在农村中权威的建立是和自己拥有多个子孙而得以在社区中保持一种动用武力时的实力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在农村社区的农民的生育率就肯定比城市社区市民的生育率高。
总之，城市化迟滞必然伴随现代化的迟滞，当然也就同时迟滞了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乡村工业化可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但是，相对而言，它不如城市工业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上。“从很大程度上讲，现代化可由城市化来衡量，这是因为，城市是新型经济活动的场所，是新型社会阶层的云集地，是新型文化和新型教育的中心，使自己从根本上有别于更受传统力量束缚的农村。……城市文化开放、现代、世俗化；农村文化封闭、古老、宗教味浓。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是社会最现代的部分与最传统的部分之间的差别。”[13]（P78-79）
城市化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过程，它意味着农民不断被吸引到城市生活中去，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同化农民的过程；在生活方式上，则是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文明的转变。这意味着过去的农民现在享受到了与市民同等的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福利、休闲娱乐等物质的与精神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根本的问题是城市化滞后。农业的进步和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出路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人口由农转到非农、由乡村转到城市、农民转为市民的这种转移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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