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与城市教育决策应对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与城市教育决策应对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与城市教育决策应对

黄浩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

摘 要: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作为先导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是城市化得以成功运行的先决条件。而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持续不断的教育活动获得。在这一问题上,城市社会各教育培训机构,如专业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城市社区与大众传媒等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城市教育

城市化的推进,不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和城市人口比重提高的简单过程,更是农村人口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生产方式从分散型、手工型、低水平向集约化、机械化、高水平提升,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城市社会同构的过程。城市化这一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对农村人口提出了较高的素质要求。[1]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先导,因此,除非他们具有较高素质,否则城市化就变得毫无意义。而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持续不断的教育活动获得。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和工作区域都在城市,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应主要由城市社会承担和实施[2]。况且,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接受教育培训,能够保证技术和人才是本地所缺乏和所需要的,也更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让新生代农民工从城市“教育边缘”走向“教育中心”地带,把沉重的人口负担和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近年来南充市的交通服务设施已经逐渐完善。随着南充市旅游业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大力推进,需要不断完善各景区和特色旅游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包括南充的高端旅游住宿接待设施的建设,大力加强旅游区基础设施的承载力,不断增强旅游区服务的质量。加强旅游区环卫设施的建设,优化各个景区的环卫组织建设,全面负责和监督旅游区的环保工作。在主要游览地点,客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应该设置垃圾分类箱,促使游客在游览的时候仍能爱护景区的环境,既保护景区的环境不受污染,又能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一 城市社会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制度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境遇及其身份,决定了其教育培训不能完全用市场化的思路和市场机制来解决。所以,在政策层面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进行卓有成效的导向与保障,是有效实施该工程的一个重要条件。具体而言,要求城市政府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写进地方法规,也即是把教育培训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内容加以规定,并与教育普及规划、就业计划等统筹安排[3]。政府应当做出规划,要使一定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一定期限内提高一定的教育层次或职业资格等级。比如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道德建设列入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特别是法制教育,每年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各地区、各系统和各用工单位也都要有计划地安排。上海市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探索。上海市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纳入地方成人教育规划,拨出一定的外来流动人口教育经费,以成人学校或有关企业作为其培训基地。教育内容广泛,从“入沪须知”教育至上岗培训、职业培训。

二 城市社会各教育培训机构的作为

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是推动城市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所以,城市社会各教育培训机构应在城市化背景下重新审视自身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用新的经济规则和教育理念来加快自身的发展。[4]有了专业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及城市社会教育力量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方面的作为,新时代农民工的素质就能够取得明显实效。

(一) 专业培训机构对新时代农民工的引领

专业培训机构主要指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的各类职业学校、职教中心或地区、行业组织的专门性机构等。专业培训机构因为身处城市,一方面便于根据城市社会产业结构的需求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各类职业技术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岗位适应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使其逐渐由单一的体力型向集智力、技术为一体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转变,为进入更多的领域就业创造必要条件;向新生代农民工传递城市各产业部门所期望的主要态度、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减少上岗初期的紧张不安,以及可能受至的现实冲击,促进其尽快就业、再就业和稳定就业[5]。另一方面,便于根据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公民教育,包括道德法制观念、城市生活规则、价值观念、生活观念、权利能力、社交能力、心理健康等方面,改变其精神上一切不适应城市化进程的东西,使新生代农民工能以一种现代观念基础上的心态,法规基础上的行为,处理生活中遇至的各种事务。[4]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 用人单位对新时代农民工的针对性培训

英克尔斯认为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一种“有力环境”,也是培养“城市人”的学校。所以各单位要创造条件,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发展最必需的受教育权利,支持并方便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6]。此类培训侧重于企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以及操作规范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岗位适应能力;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如质量意识教育,服务、信誉至上的教育,成本效益的教育,市场竞争教育;开展安全责任教育,讲安全知识、提防范要求;开展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教育,教育他们爱社会、爱企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采取报告会、宣传栏、播放录相、法制宣传图片展、报刊、法律知识竞赛等形式,加强法制教育;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教育中心”“新生代农民工学校”等,营造企业文化氛围,活跃其文化生活,增强企业凝聚力。新生代农民工在其权利得至充分尊重的同时如果获得职业工作经验,其知识水平、专业技能,效能感和敬业精神将不断提高,能快速适应职业要求,适应改革与企业发展(转型)需要。

(三) 社区文化和大众传媒对新时代农民工的熏陶

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重要载体,尤其是随着现代人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化,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生活的社区将为其担负更重要的教育培训职能[7]。城市社区有良好的社区文化和精神风貌,所以,应利用这一优势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兴市民”群体实施教育。如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理解和充分利用城市的公共文体设施,如图书馆、公共报栏等,甚至专门开设一些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图书馆、资料室,提高其文化素养;通过各种文化、娱乐和教育活动,活跃其业余生活,使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市民”在休息娱乐中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在健康的精神享受中接受教育,提高道德情操。城市社区文化的教育功能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内化城市规范,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同时,开放的城市社区文化所体现的城市文化包容和人文关怀,加强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沟通与交流、互动,有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宿感,彼此间的思想隔阂、观念冲突和心理障碍也随之疏通和化解,把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种子于未萌芽状态下予以消除[8]

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经济信息传播的主体之一,已逐渐形成庞大而复杂的教育系统,成为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9]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城市文明教育,增强其城市适应力方面,大众传媒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可以利用各类网络平台、电台和报纸杂志,直接传播城市社会发展所需的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职业知识、维权知识、求职技巧与职业技能等,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存和发展能力,进而提高其城市适应性。另一方面,在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角色和倡导城市社会规范方面,大众传媒应发挥重要作用。各类网络平台、电台和报纸杂志应通过案例呈现的方式,具体、形象、生动地向新生代农民工传递城市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人际交往模式等,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认可城市社会角色模式,并根据城市社会角色期待调整自己的言行,从而养成符合城市社会要求的角色态度和行为。不仅如此,还可以借助各类网络平台、电台和报纸杂志“暴露”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一些不符合城市社会规范的言行,如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生代农民工起至规劝这样,进而有效约束并矫正器行为。

参考文献

[1] 王小红. 城市化对农村转移人员素质的挑战与教育应对[J].集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34-35.

[2] 许晓鹏,林建梅.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福建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调查分析[J].教育现代化,2016-6(25):215-218.

[3] 汪润泉.子女教育期望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全国7个城市调查数据 [J].农业技术经济 ,2016,(03):56-57.

[4] 王小红.文化资本与农村转移人员的社会地位[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14-15.

[5] 洪名勇,钱龙,钱文荣.就近务工提升了农民工城镇化意愿吗——基于贵阳市的调查[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01):25-26.

[6] 孟凡礼,谢勇,赵霞.收入水平、收入感知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45-48.

[7] 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35-36.

[8] 刘庆玉.子女教育对农民工回迁的因果效应——基于CHIP2008农村人口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5(05):15-16.

[9] 王小红.大众传媒与农村转移人员的城市化[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68-469.

本文引用格式: 黄浩.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与城市教育决策应对[J]. 教育现代化,2019,6(41):252-253.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41.105

作者简介: 黄浩,男,汉族,四川宜宾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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