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政治”：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一种尝试性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双轨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1)05-0001-09
一、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不断加快和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持续火热，海内外学术界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壮大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与大多数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种政治发展模式以及逐渐形成的独特的政治形态对于过去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为中心的比较政治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对中国的政治形态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如何描述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内涵、特征和逻辑？又应该如何解释这一政治形态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客观而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这种政治形态同西方相比，确实是独具特色的。那么，这种政治形态得以形成和有效运转的内在逻辑究竟何在呢？能否对其进行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呢？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般认为，政治形态是指“在一定社会形态下，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和社会意识形态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以政治权力为中轴的政治生活的总和”，构成政治形态的要素主要有政治权力、政治结构、政治过程和政治意识。①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内涵、特征和逻辑的解释及分析，一直都是西方政治学界的热门课题。可以看到，“极权主义”、“派系主义”、“官僚模式”、“韧性专制”和“民粹威权主义，②等西方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在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形态时大行其道，甚至掌握着主流话语权。然而，这些理论和框架在具有一定时空范围的有限的解释力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例如，将某一阶段采取“极权主义”模式的国家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无疑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派系主义”模式则将他们不喜欢的领导人描述为“野心家”或“明哲保身的政客”，他们只关心“维持或发展自身及追随者的权力”，③这显然完全不符合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官僚主义”模式虽然抓住了中国政治在社会决策等某些方面的基本特征，但是也存在缺陷，它不可能得到不同官方机构在决策中的利益博弈与立场”，殊不知“官方机构内部的分歧似乎并不比机构之间的分歧少”，④因而对中国政治实际运作过程分析的可信度值得怀疑。此外，近年来流行的“韧性专制”和“民粹威权主义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稳定和有效运转的内在逻辑，但是其忽视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民主因素和实践，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总体界定依然是“戴着有色眼镜”和以偏概全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总之，上述几种典型的理论模式或框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和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然而，当前中国的许多研究者却乐于亦步亦趋地追随甚至迷信西方，将西方的研究模式和理论框架奉为圭臬。美国历史学大师费正清就曾指出：“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⑤王绍光也以当前的中国政治学研究现状为例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我们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只会重复别人的话，没有能力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更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语系。”⑥
这一现象确实是令人忧虑和值得反思的。中国社会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其本身已经形成了深厚的政治文化底蕴，其政治制度及政治形态的特征和实质也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形态是有其深刻内涵和特殊性的，因此，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也就不可能用西方政治理论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这就启示我们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否可以自觉地摆脱西方学术语境的束缚，超越其固有的模式和框架，而“重回到中国社会的本身，从中国社会 现实来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正确路径”⑦？是否可以基于中国政治自身的逻辑，用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来重新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内涵和逻辑？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本文就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双轨政治”概念出发，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内涵和内在逻辑等问题进行一个尝试性的解释，并在最后对中国政治学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提出一点思考。
二、“双轨政治”的理论渊源及在本文的新定义
在研究中国经济制度改革时，学术界曾提出过“价格双轨制”或“双轨制经济”等概念，如果将这一提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称某种政治形态或结构为“双轨政治”也是可行的。事实上，在李景鹏等人的研究中都曾有过相同或类似的提法。⑧但本文认为，最早将“双轨政治”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社会政治分析的应该是费孝通先生。他在《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等著作中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是通过两条平行的轨道进行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轨道，它以皇帝(君主)为中心建立起一整套的官僚体系，由官员与知识分子来实施具体的治理，最后可以到达县这一层(“皇权不下县”)；另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民主体制的轨道，它由乡绅等乡村精英进行治理，绅士阶层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阶级”，而宗族是士绅进行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⑨在这样的“双轨政治”形态下，两千多年中华帝国的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得以长期地维系下去。
这种“双轨政治”模式的形成和有效运转，给予我们诸多的历史和现实启示：君主制及附属于它的官僚制可谓是一种精英政治的治理形态，它们是帝国体系的轴心制度，它们有正式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处于社会上层的一小部分人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力；而以乡绅为主的自治制可谓是一种社会民主或者说体现出某些民众自治色彩的治理形态，它使得中国基层社会实行一种非官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同时还有一些非制度化的渠道(通过乡绅)来同上层保持一定的政治沟通。所以，我们看到中华帝国体系的有效治理和维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种囊括了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双重因素的“双轨政治”。事实上，清末以来“双轨政治”的逐渐解体就直接引发了帝制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和在国家治理道路上的重新选择，这实际上涉及政治形态转型的关键性问题。
显然，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政治形态同传统中国政治形态相比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政党及国家政权能够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渗透、改造、动员和重组，这实际上就是邹谠所言的“全能主义”政治形态。这种全能主义分析框架在解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时是比较适用的，但是随着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政治形态也随之逐渐转型，其适用性就逐渐下降。当前，在承认“全能主义”政治形态的遗产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诸多的新现象，如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和多元化、地方和基层民众自主的民主实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发展，等等。也就是说，相对于1978年之前中国政治的全能化和“单轨”(主要是精英政治)运行而言，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是运行在更为牢靠的“双轨”基础之上的。这新的“一轨”即是指在政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逐渐松绑之后，社会层面的民主化因素和自治实践不断成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转起来，从而不断丰富着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内涵。
因此，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双轨政治”的形态及其运行机制。这种“双轨政治”本质上就是：在作为领导和执政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中央领导集体层面上体现出一种精英政治形态，而广大民众则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可谓是一种社会民主形态。这种包含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两条轨道同时运行的“双轨政治”，又同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和坚持推行的群众路线密切相关。事实上，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指出：“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看得很清楚，其实即使在所谓专制政治的实际运行中也是如此的。”⑩本文在借用费孝通先生“双轨政治”名称的基础上，提出用一种新的“双轨政治”概念来解释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简而言之，本文的“双轨政治”指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组织、制度和价值等层面上体现出的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既有机联系和结合，又存在一定张力的政治形态和运行机制的总和。可以预想，这种基于传统中国历史逻辑和当代中国现实逻辑而形成的特殊政治形态，为立足中国进行社会政治问题的解释和分析提供了一把新钥匙。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和士大夫政治传统就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精英政治；了解当代中国现实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我党成功凝聚和组织了一个德才兼备的革命型精英集团。同时，我党还积极支持和保障人民群众各种有序的政治参与活动的权利。这些都体现出了社会民主的某些精神特质和实践要素。此外，中国共产党又积极实践群众路线，将其作为党的领导方法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可以看做是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和桥梁，通过它，“双轨政治”可以比较平稳有效地运转起来。由此可见，本文所称的“双轨政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长期延续和有效实践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这也正是本文重新界定“双轨政治”并用它来解释中国政治形态的重要根据和出发点。
三、“双轨政治”的基本内涵和政治逻辑
在对“双轨政治”概念进行界定之后，笔者认为这种“双轨政治”观是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一个可行进路。下面我们就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双轨政治”的基本内涵和政治逻辑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和分析。
3.1精英政治的形态及其逻辑
精英政治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形态，它主张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少数精英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如果借用前文对政治形态涵义和要素的界定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中的精英政治，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四个要点。
首先，在政治权力方面。从法理上和政治逻辑上讲，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确定无疑是属于人民的，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从现实的权力运作来讲，任何关注和研究中国政治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有权力的政治组织，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府也就毋庸置疑地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体制化结构。邹谠用“权力金字塔”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实际上，从广阔的角度看，党内权力的同心圆结构是包括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较大的同心圆的最里面一圈”(11)。而组成这一同心圆的权力结构的人员就是当代中国最为核心的政治精英，他们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和政治走向。事实上，“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采纳了一种把政治权力安排在最高层的基本方式，从本质上将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12)。所以，任何人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分析和探讨，都必须首先正视执政党精英集团在中国权力格局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事实，并把这一事实作为考量中国政治形态的基本变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执政党还通过实施党内民主、行政吸纳政治和国家法团主义等具体的机制和途径来保障精英政治运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其次，在政治结构方面。政治结构即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具体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政治权力实现的结构形式。前者体现为国家整体与部分(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后者体现即政权组织形式。(13)就整体与部分关系而言，从理论层面上，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中央高度集权；但从经验层面来看，就很难认定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了，“表面上强大的国家权力实际上被许许多多的地方政府所分割和瓜分”(14)。此外，在支持中央集权、政治单一制的同时，还有许多如经济(财政、市场)联邦主义、碎片化威权主义(15)等概念和理论来界定、分析近年来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些都表明，在承认高层精英治理国家时实行政治集权的同时，还存在大量的地方分权和自治的现象和实践。就政权组织形式而言，精英政治要求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通过政党有效运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保障国家治理活动的程序合法性和民主有效性。
再次，在政治过程方面。政治过程即政治权力的实现和运作过程，它是由政治行为者在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互动行为构成的。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中，最为重要的政治行为者无疑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执政党的权力体系必然是相对集权的。因而，整个中国的政治过程——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到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都在党中央也就是当代中国最为核心的高层政治精英和等级化的官僚机构的主导之下。(16)这是我们分析当代中国政治过程、解释精英政治形态时必须看到的一个客观事实。
最后，在政治意识方面。“政治意识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具体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认同取向。”(17)就政治主体的政治观念而言，作为领导和执政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直强调和保障人民当家民主，但是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许多理念和实践都体现出精英政治的观念，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这在邓小平的讲话中有集中体现，他认为“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18)。这里对领导核心的强调无疑体现出对高层政治精英作用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但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却表明，人民群众在一些时候并不能真正做主，甚至有时会处于“被做主”、“被代表”的无奈；他们既对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出台符合他们利益诉求的政策，又对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依然有着比较强烈的信任、依赖和认同意识，大量的进京上访现象即是证明。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为群众服务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如温家宝为农民讨薪——也非常能够满足群众对精英人物道德上的需求。这在无形中又强化了中国社会中的“人治”思想、清官意识和精英意识。
3.2社会民主的形态及其逻辑
同精英政治相比，社会民主是一种强调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政治主体性的政治形态，其本质是“人民民主”，也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在中国，社会民主表现为各种形式，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参与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19)由此可见，在中国政治中精英政治轨道有效运转的同时，还存在一种同它既相互协调又存在内在张力的社会民主的轨道。如果借用政治形态的要素来对其进行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得出下列四个要点。
首先，在政治权力方面。从逻辑上讲，人民群众无疑是当代中国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在中国实际的权力格局中，人民群众也确实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毛泽东相信人民的意志能产生巨大的力量，认为动员人民同心协力应对问题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20)这种“人民意志论”在实践中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要求“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1)。这种群众路线可以将党的集中领导和民众的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就主要通过人民群众各种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机制来实现，保障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并对政治权力的运行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
其次，在政治结构方面。就整体与部分关系而言，社会民主形态要求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保障地方民众的有效参与和自治等公民权利。事实上，在地方层面上有许多机制和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到公共治理活动中去。例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一些县乡级的直选实践和广泛存在的各种听证会都是当代中国活生生的社会民主实践。就政权结构形式而言，社会民主首先要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地去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意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有效运转的“人大民主”是社会民主运行起来的主要机制和途径，它可以从程序上保障和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由此可见，从政治结构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精英政治形态之中蕴含着许多分权、自治和地方民主等社会民主形态的某些要素和成分。
第三，在政治过程方面。社会民主要求人民群众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到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整个政治过程中都有积极有效的参与，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以及中国精英治理体制的良性运转。在中国的实际政治过程中，存在许多具体机制来实现和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这既有体制内各个层面上的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又有体制外的各种社会抗争、群体性事件等。这些机制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同时存在和相互作用，不仅对于精英政治形态起到一定的调节和平衡作用，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民主化发展提供了许多机会。
第四，在政治意识方面。社会民主一方面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在工作中切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有效的治理，为人民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民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各种保障，从而汲取、增强和巩固其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要求人民群众拥有自己相对自觉和独立的权利意识，通过积极有效的渠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锻炼自己的政治能力，培养公民精神和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下，民众就会具有较强的政治效能感，从而增强对现行体制和执政者的认同程度。
可以看到，由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构成的“双轨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丰富内涵和政治逻辑。无疑，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简单而言，没有精英政治这一轨道的运行，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就缺乏有效权威和强大领导能力的支撑，社会民主的成长和运转就可能走向无序和混乱；同样的，没有社会民主这一轨道的运行，中国政治就依然是以全能控制为特征的整体政治，整个社会就会缺乏民主带来的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最终也会导致精英政治内在的危机和冲突。总之，这里的“双轨”就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它将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主要面向清晰地呈现出来，因而任何一轨都是缺一不可的。同时，整个中国政治又是在这“双轨”的基础上才能相对平稳而有效地运转，基于中国“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22)的实践逻辑，“双轨政治”的运行在当前中国是有效的，所以对中国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有效和持续发展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双轨政治”解释中国政治形态的优势和限度
笔者认为，运用“双轨政治”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形态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因为它注意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自身特色和逻辑；同时，运用“双轨政治”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又具有一定的限度，因为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决定了仅仅用这样一个概念来分析可能是不够的。下面就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分别论述之。
4.1“双轨政治”解释中国政治形态的优势
客观而言，这种“双轨政治”在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从不同视角就可以得出究竟是哪种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同研究者对同一个国家，如美国，可以得出“多元民主”、“阶级支配”和社会民主等迥异的结论。然而，本文的“双轨政治”不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基于中国政治的特定情境，具有具体规定性。用“双轨政治”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
一方面，本文所称的“双轨政治”主要是基于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逻辑而提出的，因而这一概念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现实依据，在一些问题上也颇有解释力。首先，中国政治的历史逻辑就是承认帝国政治体系下皇权政治与绅权政治并存，并且相互配合，共同支撑帝国的有效治理的。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保持大一统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可以看到，这一历史逻辑直到当代都还在起作用，皇权政治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就是表现为民众相信，由一个精英集团进行国家治理是比较有效的，“中国人相信政府政策是领袖智慧及道德的表现”(23)，因而精英政治是可以信赖的。而绅权政治的影响就是在当代中国由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具有一定权威和影响力的地方精英来进行乡村治理是非常必要的。其次，中国政治的现实逻辑就是：从孙中山开创现代国家建设之路以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起主导作用的一直都是主要的政治组织——政党，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具有很大权威性和革命性力量的政党精英分子，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都是如此。这无疑体现出明显的精英政治的特征。但是，“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及其话语(如大众、群众、群众路线)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舆论中享有崇高地位”(24)。作为新中国缔造者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行精英政治的同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一直强调以人民民主为内核的社会民主，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和党群、干群关系的高度重视。所以，“双轨政治”的提出具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根据，它对中国政治中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如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互动——是颇有解释力的，任何强调中国仅仅是寡头式的精英统治或民粹式的社会民主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
另一方面，用“双轨政治”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形态，能够真正地抓住中国政治的精髓和本质特征，因而为进行有效的中国社会政治分析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客观而言，帝制中国的许多政治遗产都继续影响着新中国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帝制传承的一个遗产，就是一人在上，不受任何正式的法令规章的约束”(25)。这一遗产在毛泽东时代就体现为最高领袖人物的“最高指示”，在邓小平时代就体现为少数几个革命型元老精英对政治事务的最后裁决权，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则更明显地体现为从“家长式威权体制”到“共治式威权体制”的转变(26)。这些都无疑体现出浓厚的精英政治的特征。与此同时，帝制中国乡绅治理的遗产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就体现为各种形式的民间力量如地方民众、草根精英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政治参与，这本质上蕴含社会民主的多重因素。所以，在解释当代中国政治时必须看到：帝制中国以来的精英统治形态不但没有被抛弃，而且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继承和新发展，精英政治和中国共产党强调的“群众路线”和“人民当家作主”基本上是并行的，前者是中国政治的精髓和本质特征所在，而后者曾经是一种高调民主的理想主义，更多的具有形式意义。可以认为，正是这两种看似矛盾但是实际上共容并存的政治形态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的权力格局的变迁和未来的政治发展走向。
4.2“双轨政治”解释中国政治形态的限度
当然，在承认“双轨政治”解释中国政治形态的优势和有效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内在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仅仅用“双轨政治”来解释中国政治形态显得有些简单化和片面化。一方面，这里的“特殊性”体现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形成是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政治结构替代了旧有的结构，这种全新结构是复合式的，是基于资本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化等多重逻辑而建构起来的。因而在解释中国政治时可以遇到各种逻辑之间的一致与冲突的难题，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在面对着多重逻辑的交织和重叠时就显得有些单薄和简单化，仅仅用“双轨”可能并不足以概括中国政治形态的全貌，介于两者之外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可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可能是双轨政治所忽视和不能有效解释的地方。
另一方面，这里的“复杂性”体现为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三重变奏。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构起来的新的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中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旧结构中的一些成分，如中国社会民众对权力和权威的敬畏、对精英人物的崇拜、对乌托邦理想的憧憬、对意志论的信赖，等等。同时又吸收和融入了许多西方后现代性的要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质上是新文明秩序的建立，这一秩序需要建立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制度，“这些制度有的是旧制度的更替，有的是全新的创建，在更替与创建的过程中，许多或大部分都是向现代西方借鉴与学习的。当然，新制度的建构自然涉及传统的参与和转化”(27)。这就启示我们，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中存在的精英政治既可以看做帝国体系的遗产，也可以说是朝向现代民主的精英政治建构的雏形。同样，社会民主既可以看做是传统自治制的遗产，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还可说是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中的积极探索。所以，单纯用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这二维角度解释中国政治，就会无形中屏蔽掉中国政治中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和现象，从而难免在解释中国政治形态时出现片面化和简单化的问题。
二是“双轨政治”本身存在内在的张力和矛盾性，而且这种张力和矛盾性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而对中国政治形态中的某些问题就难以给出比较有效的解释。正如本文一直主张的，正是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这两种政治形态的相互协调和有机互动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动力，从而保障了中国政治的总体稳定格局。但是，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在性质、逻辑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不同：精英政治要求的政治集权和少数人的统治，必然排斥社会民主的政治分权和大众更大范围内参与的要求；精英政治的逻辑认定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就是绝大多数群众(大众)始终受到极少数统治者(精英)的统治，这必然同“人民的统治”的社会民主的逻辑产生冲突；精英政治的运行是在一个具有一定封闭性和神秘性的小圈子里进行的，因而这同社会民主要求的广泛政治参与和政治公开透明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张力和冲突，在面对解释民主集中制、统一思想和文化的“百家争鸣”等问题时就难以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和严密、完备性。这里遇到的理论难题又会直接导致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产生一些现实的困境和难题。
五、结语：从中国看中国、在中国解释中国
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不应该完全照搬和援引西方既有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在重新发现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逻辑的基础上，用具有本土化特色和适用性的概念和理论去解释中国政治形态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我们要有实现“从中国看中国、在中国解释中国”的理论抱负和学术勇气。本文援引的“双轨政治”概念正是基于下列双重逻辑——中国两千年的帝国政治体系下皇权政治和绅权政治的历史逻辑，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生活中的共产党精英集团的战略性角色、社会民主的生动实践以及作为两者有机联系的群众路线的现实逻辑——而提出的。这一概念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是以中国为中心、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去看待和解释中国问题，算是在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方面的一次尝试。无疑，这种尝试还是初步的，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生长在中国的研究者要有信心坚持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工作不断推行下去，从而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真正繁荣局面的早日出现。
注释：
①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②A.Doak Barnett,Communist China in Perspective,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 Publisher,1962,p.28;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No.53(January 1973),pp.33-66;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Lampton,eds,Bureaucracy,Politics,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14:1(January 2003)pp.6-17; Bruce J.Dickson,"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resentation to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Chinese Leadership,Politics,and Policy",Washington,November 2,2005.
③王景伦著：《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④同③，第78-79页。
⑤[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⑥王绍光著：《祛魅与超越》，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⑦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⑧李景鹏著：《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8页；何增科：“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4期。
⑨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293页。
⑩同⑨，第277页。
(11)邹谠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12)[美]李侃如著，胡国成、赵梅译：《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
(13)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4)郑永年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15)Montinola G,Qian Y Y,and Weigast B R.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October,1995),pp.50-81;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Lampton,eds,Bureaucracy,Politics,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16)Zhao Shuisheng,"The Feeble Political Capacity of a Strong One-Party Regime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war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Post-Mao Mainland China,"Issues & Studies,1998.
(17)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页。
(19)郑永年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20)[美]李侃如著，胡国成、赵梅译：《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22)林尚立著：《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7页。
(23)[美]裴鲁恂著，胡祖庆译：《中国政治的变与常》，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页。
(24)陈明明：“郭为桂《大众民主：一种思想史的文本解读与逻辑重构》评介”，《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5期。
(25)[美]李侃如著，胡国成、赵梅译：《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26)于建嵘：“共治威权与法治威权——中国政治形态的问题和出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4期。
(27)金耀基：“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想象”，《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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