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克丽奥的复杂形象——评《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名著论文,提要论文,形象论文,克丽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3年12月29日，美国历史学协会正在费城的希拉顿酒店召开年会，协会主席布林顿( Crane Brinton)在向他的同事们郑重其事而意味深长地阐述着历史学的多样性问题。他 在致辞中生动地指出：“历史女神克丽奥的大厦的确很宽敞，它有许多不同的住处，其 设计和摆设的风格也迥然有异。”①其实早在20世纪之初，布林顿的先学、美国新史学 的旗手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就打过比方说：“历史学是‘一个栽着不同树 木且结出味道各异果实的园子。’”②
的确，西方史学是相当复杂的，无论我们试图采取何种标准加以分类，结果它都表现 出五花八门的形态。从历史著作的产地来看，如有希腊罗马之分、法德之别和英美之差 。从史书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有人物传记、战争始末、村社的演变和思想的播化。从其 历史观来区分，在历史发展方向问题上有退步、循环和进步的主张之争；在历史发展动 力问题上，有神意、英雄、恶欲、社会基本矛盾和文明挑战和应战之说的分歧；在历史 的阶段性问题上，存在着三阶段、四阶段和五阶段说的区别。从西方历史学进程来看， 有古典史学、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和新史学的划分。从史学与社会思潮的关系来讲， 有基督教史学、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 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主义史学和后现代史学的分野。诸如此类，足以说明西 方史学面目的复杂性了。
案头这本由江西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陈启能先生任主编，姜芃、杨豫和于 沛诸位先生任副主编的《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恰恰成功地塑造了 克丽奥多样性的形象。
注释：
①Crane Brinton，“Many Manso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XLIX,no.2,January1964,pp.309-326
②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the Macmilan Company,New York,1922,p.17
一、略古详今 惠于群学
作为中国学者要在学派若林、史家如云和史著成山的西方史学史中选出最具有代表性 的作品加以提要介绍殊非易事。关于这一点，编者自己是非常清楚的，陈先生在《序》中说得相当明白：“如何从这2500年的漫长历程中挑选出各个时期各个流派或个人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代表作，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①
具体困难表现为：
《提要》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起一直写到当代美国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 世界秩序的重建》，时间是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前后2500年。跨度如此之 大在国内同类作品中尚属首次。我们一般说中国典籍汗牛充栋，用“汗牛充栋”一词来 形容西方的史学作品同样是恰当的。然而《提要》的篇幅是有限的，整本书也只有60多 万字的容量。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如此漫长过程中的众多著作，这本身就是有难度的。
困难更在于，所选的作品必须既要能从整体上表现出西方史学发展的大势和特点又要 能从局部反映出各个具体国家史学的发展与演变的梗概，这无疑是难上加难。
困难还在于，古代史学时代遥远，材料不足，一些史学家的生平简历及其代表作的写 作与刊行过程这些事实性的问题一时无法给读者以较为明确的交代。
问题尚在于，做书目提要并非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恐怕不亲自研读且有所心 得是断写不出好的文字的。首先有忠于原著的问题，否则简单因袭他人成果，弄不好会 以讹传讹的。这里举一例，关于基督教徒在罗马受迫害情况，汉译本汉默顿《西方名著 提要》(历史学部分)在给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作提要时说：“在奥里根和狄奥尼索 斯统治下竟杀了大批基督徒；他们的遗骸大部分已从罗马的茔墓里掘出并被供奉在许多 教堂里，而他们的奇奇怪怪的事迹也成了许多卷圣徒传奇的主题。”②事实上，《罗马 帝国衰亡史》是这样说的，“博学者奥里根，以其经历和学识是熟知基督教历史的，他 绝大部分的表述都断言殉难者的数量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他的权势足以歼灭难以对付的 殉难者的队伍，殉难者的遗骸的大部分被从罗马的墓穴里掘出而塞满众多的教堂，殉难 者们的不可思议的事迹，成为鸿篇巨制的圣徒传奇的主题。但是奥列根的通常主张会被 其朋友狄奥尼苏斯的特别证据所说明和证实。狄奥尼苏斯所在的亚历山大里亚这样的大 城市，处在狄修斯的严厉的迫害之下，算下来也只有十男七女因为从事基督教的职业而 受难。”③于是，提要的说法与原著截然相反。有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其他场合有关 同一本书的提要时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罗马的地方长官对基督徒的惩罚都比较温和 ，被处死的殉教者的人数是很少的，奥列根与狄奥尼苏斯的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④ 又回到原著的说法。另外，写提要是需要有对全书的准确把握和自己的心得的，并非只 是对原著的简单抄录。《提要》中成功的例子中就有姜芃所写的《霍布斯鲍 姆极端的年代》，从文章中可见作者对《极端的年代》的同类作品是了解的，对《极端 的年代》的四个部分及其内在关联的把握也是到位的，至于其独到的体会可从她分析出 霍布斯鲍姆没有明说的划分20世纪历史阶段的标准中窥见一斑。其它如郭方提要《现代世界体系》和刘军提要《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等也是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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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启能：《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序》，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②汉默顿：《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3页。
③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pp.468-469。
④郭圣铭、王少如《西方史学名著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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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难处还仅是就纯学术而言的，此外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各种困难更显出这项工作的 不易。在目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人们多不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学术活动，而是以经济 效益的多寡和可娱性的强弱来对学术进行价值判断的。这种价值标准很流行，它迫使相 当多的学者走向迎合读者的实用化道路。在这一大潮面前，我们看到的却是《提要》的 编者从事着同直接的经济效益和可娱性毫无关系的基础学科历史学中的基础工作史学名 著提要的编写，对此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
尽管困难重重，本项工作经过一位主编、三位副主编和25位撰稿人计28人(其中姜芃副主编又兼撰稿人)的共同努力得以付梓了。
鉴于以上困难，编者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是略古详今。假如我们以1500年和1900年为 标志来划分这2500年的话，那么可以得到三个时期：从希罗多德《历史》到圣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为第一段；从圭齐亚迪尼《意大利史》到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 性》为第二段；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的重建》为第三个时期。然后，我们再对各时期入选的作品数量、提要字数和所占用的 篇幅进行估算，可以得到以下数据：
可见，这三个时期依次在时限上愈来愈短，但被选作品的数量、提要所用字数和所占 篇幅却越来越上涨，而且差距很大。
书目提要者，在于对著作撮其旨，摘其要，从而给读者指示治学门径。我们应当承认 ，之前国内类似的著作是有的，诸如刘明翰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介》、郭圣铭和王 少如主编的《西方史学名著介绍》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的，至于《提要》的特点下文 还要详谈。在新世纪之初有这么一本提要，特别是包含了20世纪末一批史学著作的提要 ，对于扩大专业读者和一般读者的知识面，开拓其视野无疑是有所裨益的，尤其对于学 校基础条件差以至无法亲研原典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帮助更大。因而，《西方历史学名著 提要》的出版是一项惠及群学的大好事。
二、重视社会文化史成果关注史学理论的发展
编者采取的另一有效手段是重视社会文化史成果，关注史学理论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社会文化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系指有别于西方 研究政治军事史和注重精英人物的传统史学的一种新的史学模式。这种史学模式，其特 点首先可以归纳为，研究对象突破了政治军事史的限制，关注下层人的生活；还可以界 定为借助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计算科学的方法以从事结构分析、心 理分析和计量分析。正是，战前“新史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政治史的垄断，而向 其他研究领域突破。当时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战后，“从社会史中分 离出经济社会史、文化社会史、结构社会史等。……从广义的社会史中又逐渐分离出城 市史、乡村史、企业史、家庭史等等。”①
这种社会文化史从19、20世纪之交就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在《提 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书中所收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比尔德《美国宪法经济观》、赫伊津 哈《中世纪的衰落》、费弗尔《16世纪不信神的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布罗代尔《 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阿里埃斯《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金兹伯格《奶酷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房主的世界观》 、斯通《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1500-1800》等等都是典型的社会文化史著作。这类 著作的内容提要差不多占了全书的1/3。在历史名著提要一类的著作中给予社会文化史 以如此的重视在国内是仅有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提要》在介绍西方社会文化史当中，给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 学许多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部发展中有一个从理论与方法形态到实际形态的 过程；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上有一个从对抗到对话的过程。尤其到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对战后世界史学产生重大 影响的有两种史学力量，一种是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另一种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 义史学，两种力量的冲突与交汇及其所激起的回响，是当代国际史学颇为令人瞩目的文 化景观。”②国内史学界对其研究起步较晚，尽管近20年来在这一领域涌现了一批知名 学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总体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提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 史学代表作进行了有选择的介绍，它们是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安德森《从 古代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和《专制主义国家谱系》、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反映 了编者独到的眼光。
西方的史学理论是博大精深的，20世纪以来有一个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批判(分析)的 历史哲学、从注重史学客体到关注史学主体的演变过程。随着我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历史学也存在着改革开放的问题，而史学理论的革新则是我国史学创新的关键一 环。其中除了挖掘和批判继承中国以往一切史学理论之外，还要批判地引进和吸收国外 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对待国外的史学理论，“只有经过更深一步和更高一层的反思，我 国历史学才有希望建立自己独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理论——既不效颦外国( 西方或原苏联)的理论模式，也不盲目闭门造车，炮制自己的公式。”③
重视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提要》主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贯的学术 倾向，恰如有论者所言，“陈启能着力于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引进工作，他在这方面的成 果令学界注目。”④《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是这一倾向的又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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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32页 。
②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0-311页。
③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08页。
④张广智《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第50-6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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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该书所选而言，论述关于历史过程理论的有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黑格尔《历 史哲学》、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历史研究》、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演绎关于狭义的历史学理论者是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福柯《知识考古学》和勒高夫《新史学》等。《提要》通过对这些著作的提要介绍将西方的思辨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重要成就展现给了读者。
三、诸多限制 难免瑕疵
我们在充分肯定《提要》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一些存在于其中的问题 ，姑且算作吹毛求疵。
在时间结构上，对整个中世纪史学著作的提要几乎是一片空白。圣奥古斯丁《上帝之 城》从基督教史学渊源上看可纳入中世纪，但是从时段上看它毕竟是上古时期的。中世 纪史学在学术史上长期为人们所不齿，其原因在于它受到基督教神学的严重控制，近代 人由于反感教会的现状而否定中世纪，从而否定中世纪的史学。其实中世纪史学——当 然，其主流是基督教史学——在西方(西欧)史学发展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关于基督教 史学的历史地位，克罗齐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在基督教史学里，“历史破天荒第 一次被理解为进步：对于这种进步，古人除了偶尔瞥见之外，他们没有能发现，因而陷 入了令人不安的悲观主义，而基督教的悲观主义则是被希望所烛照的。……历史也被理 解为普遍史，它已不是波里比阿所说的普遍史，波里比阿叙述的是那些相互发生关系的 国家的事；而是一种意义较为深刻的、普遍的东西的历史，一种格外普遍的东西的历史 ；那是一种能与上帝抗衡并接近上帝的普遍的东西。甚至最被忽略的编年史也因赋有这 种精神而被一层荣光包围起来，这种精神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历史所没有的，它使编年 史在一般景象上十分接近我们的心胸和心灵，不管从我们的特殊观点看来它们距离我们 多么遥远。”①克罗齐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教史学对后世历史进步观念和世界历史编撰 的重要意义，此外它的纪年方法后来也成为国际史学通用的历史纪年法。更何况，中世 纪欧洲并非没有世俗的史学，我们姑且不论拜占庭世俗史学如何发达，即使在西欧由教 会人士所写的史著中也不乏佼佼者，例如格里哥利《法兰克人史》、艾因哈德《查理大 帝传》和鄂图《皇帝腓特烈一世的事业》等。可能是编者考虑到篇幅的限制而忍痛割爱 ，无论如何，空缺中世纪的内容在笔者看来是一种缺憾。
成于众人之手以致体例不纯。介绍作者生平、写作动机与过程、材料来源、著作的结 构及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和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是现时书目提要的通常做法。《提要》有 些篇目如关于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就是这样严格地做下来的，但有些篇目却没能 向读者全面展现以上各部分的内容。甚至有的完全就是专题论文，这样做似乎也无可厚 非，不过作为书目提要它会因为作者的主观选择而偶尔割舍一些重要的内容，于是使介 绍失之片面。在书中即使结构相同的篇目，行文风格也有差别，如有的篇章下用“一” 、“二”、“三”等将文章分为若干个部分，其他篇章则在这些数字后加上小标题。这 些做法当然体现了撰者的不同的风格，显得自由活泼，不过在同本书中稍事统一还是必 要的。再者，如果能在每一篇提要中加入版本及流传情况那更是锦上添花了。
校稿的疏忽导致一些文字上的差错。书中有些文字错误或不太符合习惯，可能是校对 的问题，这里举出几例。
例一，《目录》第5页“福山：历史的总结与最后之人”，其中“总结”应为“终结” 。
例二，《序》第2页第2段第5行“如果米利都人”中的“如果”一词与前后相连，似乎 语义不明。应是“如米利都人”。
例三，《目录》里和从第394-419页的正文眉首都把克罗奇的作品写成《历史学的理论 和实践》，到了正文第399页第3段第1行变成了《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后又在正文 第417页倒数第3段行第1行成为《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同篇文字书名不一。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本书的主编和三位副主编在国内都是治西方史学的数得 着的权威，陈先生、杨先生和于先生若能象姜先生那样都亲自撰写文稿，奉献自己的心 得，那将会令本书增色不少。这个想法也许是不妥当的，姑志于此吧。
当然这些问题只是微瑕或者是笔者的吹毛求疵，并不影响陈书总体的学术价值和社会 意义。
注释：
①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2-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