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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发生过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争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海外学者余英时于80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上的讲演“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它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引起思想学术界很大的重视。在大陆，长期以来“激进”的涵义是正面的，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保守”的涵义是负面的，与落后、守旧甚至反动近义，好坏分明，不存在疑问。如果不是从海外引入新的思想维度，造成新鲜感和刺激，可能大陆学人不会那么早就对激进和保守进行反思与争论。
余英时在讲演中说：“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这一过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到达平地不能停止。”他认为，虽然思想激进化在“文革”达到了顶点，但激进化过程并未结束，“如果我们以‘五四’为起点，我们不妨说，经过70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的观念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
林岗在《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上发表文章“激进主义在中国”，认为激进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压倒性的主流思潮，首先出现的是文化激进主义，然后迅速地发展为政治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又反过来加强政治激进主义，这两种主义的推波助澜，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激进传统。甘阳在同期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文章中说：“‘民主与科学’或法国式路向的基本信念是：只有彻底摧毁旧世界，才能从头迎来新世界。”“‘自由与秩序’或英美自由主义的路向截然相反，其基本信念就是：新秩序只能从旧秩序内部稳步而有序地生长起来，彻底摧毁旧秩序反而只能重新回到旧秩序。”
陈来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认为：“主导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文化的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陈来像余英时一样，感慨“文革”虽然结束，但文化激进主义居然并未消失。知识分子借助于批判儒家学说来表达他们的民主理念，科学主义大行其道，80年代的“文化热”表现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惊人的相似性。
姜义华在《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上发表题为“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的文章认为：“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而在百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激进主义事实上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变革如此之慢、如此之难。关于“文革”的性质，他的看法和余英时相反，认为不是激进和反传统，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中糟粕的大泛滥。
余英时在同期杂志上的回应中说，他们讨论的问题属于不同层次，他指的是思想史上的激进现象，而姜谈的是中国社会上的保守力量有多强大。他认为，姜义华的最大问题是完全看不到激进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其在1949年之后造成的灾难没有感觉。至于“文革”，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激进理论在当时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那些传统成分就不可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更何况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和天才论来源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将之归为中国的“封建余毒”是说不过去的。
《二十一世纪》在其后3期刊登多篇文章，继续讨论激进与保守问题。汪荣祖认为激进与保守难以一概而论“自戊戌而辛亥而五四，激进的浪潮确实是一波高过一波，然而在惊涛骇浪之间，社会保守势力稳坐钓鱼船……近代中国思想趋向之激进，恰与社会势力之保守成正比。”他还认为，改革是保守和激进革命之间最好、最有希望的道路。许纪霖主张，谈论激进与保守，应区分文化和政治这两个不同层面，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20世纪中国的问题在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太强大了，以渐进社会工程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又实在太弱了。李良玉说：“我们不必把中国近代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对峙，看得过于可怕。他们远非任何情况下都成生死对头。”知识分子有责任防止这两种主义极端化，使其形成互相制衡、互为补正的良性关系。
余英时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认同。在80年代以激进态度提倡“新启蒙”的王元化说：“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这种认识不止我一个人，大陆上还有别人也对激进主义的思潮作了新的评估。过去我并未接触这方面的问题，也许无形之中对激进主义倒是同情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进化论思潮的影响。”
李泽厚也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如果说上述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的知识背景是中国近代史，那么另一场激进与保守之争的知识背景则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文艺批评。赵毅衡在“‘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中提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激进理论的后学，在中国成了一种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根据，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把五四传统归结为“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也把80年代“文化热”中的启蒙精神说成是激进主义。徐贲认为，这种批评（他称为“第三世界批评”）表面上的姿态和借用的理论看似激进，但实际上是低风险或无风险的，实质是舍近求远，避实就虚。
张颐武在对以上二人的回应中说，全球化、市场化“这些大背景使得80年代的激进话语变成可追怀的旧梦，消逝在历史的裂谷的另一侧。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当下以‘后殖民’以及‘第三世界’的视点从事理论工作的大陆知识分子，已完全改变了80年代在‘启蒙’话语中沉溺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迷恋”。
陈晓明在“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中认为，说80年代的文化思潮为激进主义主宰不合乎历史实际，宣称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存在强烈的激进主义潮流而且在转折关头把历史推向灾难，这不仅是学理问题，也是知识分子的心理问题，他们在8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屈于现实条件，在权威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无路可逃；另一方面却又在对历史作学理式的反省中，找到了逃亡的理由。前者显然被隐蔽于后者的底层，被纯学理话语缝合而不留痕迹”。
甘阳在时隔6年之后，又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与前面所引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说：“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它的理论话语的核心是“区分所谓‘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前者代表改良、渐进，也是值得仿效的现代发展道路，后者则代表革命、激进，也是不足为训的范式”。
徐友渔在“保守与错位”中指出，由于所谓保守或革新的传统与现实不具有惟一性，因而即使主观立场同样是保守或者批判，实际态度也会分歧和对立。比如，余英时只承认中国三千年的大传统而不承认推翻这个传统的激进传统；而李泽厚想捍卫现存的传统，导致他在学理上否认现存传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激进革命。貌似激进的西方“后学”在中国失去批判作用和反叛精神，是因为移植到中国时发生了巨大的时空错位，如果说在西方用后现代批判现代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和合理性，那么在中国批判现代就是拒斥尚待实现的历史目标，以现代化为标准来判断，所起的作用就是保守的。
萧功秦从90年代初期到末期发表一系列文章，谈论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等人的激进思想导致变法派在战略和策略上的失误，从而造成变法失败。他认为，中国人由此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激进的，即只有进行毕其功于一役的与旧体制的决裂，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主张，应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训中总结经验，摆脱激进的思路，认清渐进、缓慢的改革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正确道路。作为80年代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90年代打出了新保守主义的旗号，他自己下的定义是：“新保守主义是一种主张在尊重传统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的渐进现代化的理论系统。”
这场讨论直至上世纪末还未结束，比如崔庆杰在1999年10月号的《开放时代》上发表文章“保守，抑或自由”中说：“保守主义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有保守的倾向，而在于保守的内容，内容才体现实质……虽然中西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价值的普适性已把东西拉得越来越近……西方语境的‘保守主义’进入中国的特殊语境，其实质就是地地道道的‘自由主义’。”胡希伟、田薇在2002年说，文化激进主义应与政治激进主义划清界限，这样，“文化激进主义可以起到社会与政治问题‘报警器’的作用，并且成为对抗政治保守主义的一副良剂……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则是，美好的乌托邦永远值得追求和向往，但终究不是也不能代替现实及现实操作”。
以传统的意识形态方式看问题的立场也值得一提。谢武军在《当代思潮》2001年第4期的“评中国当代的保守主义思潮”中说，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探索有它的积极意义，它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改革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渐进和改良方式进行了别样的论证。文章还批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说这些人是打着保守主义旗号的激进主义者，他们的实质是要革社会主义的命。保守的自由主义犯了一个原则错误，那就是对革命与改良的时空倒置，在应当革命的时空条件下，他们主张当时应当实行改良主义；在应当实行改良的时空条件下，他们却鼓吹革命。这最后一点指控是极其严重的，但作者并没有拿出文本依据，事实上也不可能拿出文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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