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离之痛的文化成因及审美意蕴透视——中国古代黍离文学主题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黍离论文,成因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之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学主题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主题的发端虽纷杂多端，但主题真正进入到本质的层面，往往还是文学独立、全面兴盛后的某一时期。这一时期，促使文学主题确立及其较为稳定的诸多因素均已具备，主题的内在基因得以充分生长，生命活力得以真正运作。因而，分清主题的萌芽期与成形期，还只是问题的第一步，理清主题本质上的多维成因，对主题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里，仅以黍离主题为例，将这一课题略加展开。
一、黍离之痛的本文复归
《诗经·王风·黍离》与《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的《麦秀歌》，只不过是黍离主题的发端。其进入成形期还当在晋宋时期。这与黍离主题的性质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黍离情感总的说来是对于今衰感发的昔盛怀想，这一怀想激起了主体深沉的失落感。在该文学的发端周代诗人以及屈原那里，文学的沃壤尚不具备，零星的咏叹还唤不起普遍共鸣。西汉时期的时代精神是昂扬向上的；而汉末建安诗人们，更多的是现实苦难抒写后的倾吐内心功业之志，基本上是向前看而非眷恋昔时的辉煌。充满热望的功业之心，与黍离之痛的悲凉未免格格不入。两晋之交到东晋刘宋，文学自身的艺术积累已较为雄厚，西晋太康十年盛世刚去，永嘉乱后恢复中原的前景又不容乐观，黍离主题才算是进入到一个本质的层面。《世说新语·言语》载温峤为刘琨使，过江与王导言曰：“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于是，“温公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至于《世说新语·轻诋》写桓温这段话则有些争议：
温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属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尽管桓温久被视为曹操那样的奸雄，此论才发，即被袁虎抢白：“运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温即引故事相威胁，但不能因此而小觑或曲解。《八王故事》称王衍“不以事物自婴”；《晋阳秋》称其被杀前悔悟“祖尚浮虚”致祸，说明桓温的指责是有道理的。更重要的是，这位曾抚柳慨叹的桓大将军正是在眺望残破的故国山河时痛发此语的，颇挟黍离之痛的恳挚与深沉，情感容量相当之大。显然，这里的黍离之痛，与建安诗人们的状写现实苦难、抒吐理想壮志的“建安风骨”，并不相同。主体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建安诗人们，变革现实的理想尚很强烈，苦难恰恰给了他们以建功立业的大好机缘；而两晋之际，人们却很少再有这种壮志豪情，代之而来的往往以无可奈何的追悔和感伤。这种感伤又每每同主体自身的境域、心态结合起来。这样，黍离之痛才在文学本文的层面上大规模地复归，渗透到几乎各种文体。在诗，有刘琨《答卢谌》“火燎神州，洪流华域；彼黍离离，彼稷育育；哀我皇晋，痛心在目”；张骏《薤露行》“三方风尘起，
狁窃上京。义士扼素腕，感慨怀愤盈”，等等。在赋，则以鲍照的《芜城赋》成绩最高。从而真正进入到文学主题的实质性地位。
二、黍离之痛与怀古
怀古的历史感是伴随着咏史诗的成长而深化的。其一方面借咏史指刺现实，如左思的《咏史诗》；另方面则怀古而发感伤。这后一方面，便是将历史有选择地完美化或简单化，强调其在现实映照下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而这一点，与黍离之思恰恰极有相通之处，因为后者很大程度上带有触物伤情、今昔对照的失落感。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中的体察是有震撼力的：
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最古远的原型作为一个参照，呈示在一种怀古、古远与当下对照的结构中，这显然是怀古主题的最典型的结构。梁人萧琦《拾遗记·序》亦曰：“当伪秦之季，王纲迁号，五都沦覆。河洛之地，没于戎墟；宫室榛芜，书藏堙毁。荆棘霜露，岂独悲于前王，鞠为禾黍，弥深嗟于兹代！”也是古今两幅画面交相映衬。许多怀古之作，因咏叹对象的性质，及黍离主题的介入，简直就是在面对古事旧址抒发黍离之感，兴亡之恨。像沈约的《登北固楼诗》：
六代旧山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
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为怀古，垂泪国门前。
卒章而显黍离之志。这里所谓怀古，看似一种结构框架、母题套路，实质性的意义又在于抒发昔盛今衰，睹旧景暗伤前朝之悲；但从全篇和沈约曾历刘宋、萧齐、萧梁及助梁代宋经历看，此诗当作于晚年，怀古成分居大，黍离之感则起了母题结构功能的作用，时间上长跨度的怀古成为意义中心了。
至于明显的以怀古框架来抒发黍离之痛，也让人习见为常。如元初赵孟頫的《钱塘怀古》：
东南都会帝王州，三月烟花非旧游。旧国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去朝周。
湖山靡靡今犹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
怀古的意味又深入到黍离感慨中，几乎交织难分。总之，若浑言之，则怀古黍离彼此借重，不必判然而分；析言之，则怀古强调的大多是昔日的美好，黍离着眼于现今的凋敝；且怀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古鉴今、借古刺今，包孕较多政治讽谏用意的。因而，怀古与黍离两大主题，从题材和主题上看有较大部分的重合关系，相当一部分黍离之作带有怀古意趣，以古代史实、古迹形貌为谈论兴衰之感的话题；而相当一部分登临怀古、瞻观胜迹之作，则以黍离之痛为神髓，或明或暗地呼唤对这一兴衰人事有兴趣、悲慨乃至意识到某种社会使命的角色人物。其实，后世的相关作品对这一问题的阐发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如元人咏：
[浆水令]采莲泾红芳尽死，越来溪吴歌惨凄，宫中鹿走草萋萋。黍离故墟，过客伤悲。离宫废，谁避暑？琼姬墓冷苍烟蔽。空原滴，空原滴，梧桐秋雨。台城上，台城上，夜乌啼。
[尾声]越王百计吞吴地，归去城台高起。只今亦是鹧鸪飞处。
杨维桢[双调]《夜行船·吊古》
临故国，认残碑。伤心六朝如逝水。物换星移，城是人非。今古一枰棋。南柯梦一觉初回，北邙坟三尺荒堆。四维山护绕，几处树高低。谁，曾赋“黍离离”？
查德卿[中吕]《普天乐·别情》这两首作品当属怀古，因其试图揭示的是某种普遍性的哲理，侧重点并不在于抒发对具体事件、变故的政治态度。由于黍离之痛的介入，怀古之慨变得深沉而易于同某种现实价值取向接通。
怀古与黍离易于神理相通，也缘其共同汇聚、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历史人事盛衰无常规律的认识，以及面对那异中有同的一例例见惯不惊的沧桑变故的悲凉无奈。宋人对此似有所体察：
东坡谓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予每读书史，追悼古昔，未尝不掩卷而叹。伶子于叙《赵飞燕传》，极道其姐弟（娣）一时之盛，而终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义也。国初时，工部尚书杨玢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以状诉其事，玢批纸笔，有“试上含元基上望，秋风秋草正离离”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宫殿已如此，殆于宗周黍离之咏矣。慈恩塔有荆叔所题一绝句，字极小而端劲，最为感人。其词曰：“汉国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旨意高远，不知为何人，必唐世诗流所作也。李峤《汾阴行》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燕飞。”明皇闻之，至于泣下……凡此诸篇，不可胜纪。（注：〔宋〕洪迈《容斋五笔》卷七。）这里所谓“废兴”，显然偏重在兴，如同“成毁”、“盛衰”、“兴亡”等均偏重在其负面——毁、衰、亡等一样，强调或迟或早，有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趋向。历史的规律毕竟是无情的。古人在悲慨先前盛归于衰的人事兴替时也动情地感伤着自身。由于怀古这种普遍性的哲思充溢着的复杂情感的介入，黍离之痛的文化容量与深层底蕴才为之更加充实。
三、黍离之痛与思乡
黍离之痛与思乡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因其两者均与古人许多永恒常驻的情愫多重交织，也就彼此交织而更加深沉笃厚。思乡情怀中那种失落的悲衰，那种不为人解的孤寂，以及向既往时空延展某种角色意识、理性自觉的努力等等，都使得黍离情结与思乡两者息息相通，互补互动。
但黍离有别于乡思。乡思眷恋的是家园亲族，黍离之痛悲悼的是邦国和既往秩序的不复存在。黍离之痛偏重在对当下哀败现状的控拆，思乡痴迷于昔日美好的记忆表象的重视重温。在黍离之痛的抒发中，主体往往还在，并且恰恰正是在旧日的空间中，由于时间的变换，一切已不复存在，主体深知这一切不再重返而顿足无奈，不抱什么希望；而思乡主体则力图回归到既往的美好之中，他充满了对过去了的生活、离别了的亲人、久违了的桑梓深深的思恋，主要想超越空间以达到复归于乡园的切盼。
不过，黍离之痛与思乡，毕竟都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儒家的“差等的爱”，其均承认自然的、相对的伦理关系，而采取了有差别、讲等级的立场与态度。古人一般是由对自己亲人和故土的挚爱，再推及乡邦社稷。
四、黍离之痛的文化成因
神州大陆尤其是中原大地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生命形态的种种传统特征，像农业经济、宗法制度及其派生的内向守恒、循旧排外等等文化心态即然。大河流域相对丰腴的自然环境滋养了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反抗自然力的斗争，使民族群体协同力效应得到了足够的重视而愈显突出。农耕定居带来的能力及视野的局限，免不了常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于是社会组织的严密性与稳固性，便成为中华民族在自然界（洪水）与社会（外族）敌人面前维持生存与发展的必要保证。文化表层结构如经济形态、宗法制度等等，又不断强化了人们价值观念上的深层结构。强劲的群体向心力所造成的“隔离机制”，也强固了民族浓烈的爱国保种、忠君报国、不亡故旧等等维持传统纲常体系不可移异的意识，是所谓“正统观念”文化生成的基础。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讲求人与社会、他人的存在发展相依并存，因而就明显地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可比之点。其似符合这一规律：“封建社会的个体首先是通过他对一定社会群体、亦即他对他的‘我们’的从属性而意识到自己的。但是，除了本位的、世俗的‘我们’（家族、邻里、阶层）之外，基督教特别强调在精神上与上帝同在的全体的‘我们’”（注：〔苏〕伊·谢·科恩《自我论》，佟景韩等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3页。）； 而儒家精神所提倡的是一种“宗教式的道德”，在这一点上，同基督教这一“道德式的宗教”极为相似。正如台湾学者所指出的：“儒家的伦常道德实与基督教‘救世救民的天国’运动方式、途径有异，目标与实质则无不同。”（注：谢扶雅《儒教与基督教的比较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因此， 所谓“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正在于其要求个体、家族与社会三者共处一个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中。非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伦理义务观念与个体、家族的利益血肉相通，深入人心，而且适逢强大的外在力量碰撞时，会更加互相作用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而以“内圣外王”为终生奋斗目标的中国文人，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文化精英，也就极为重视匡济天下、扶助众生的社会使命。如《颜氏家训·诫兵》中颜之推有言：“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又一似其《古意诗》所咏：“为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现实中虽未必都要身殉旧朝，但当士大夫文人效命于终生的那个王朝覆灭，而他又无力回天时，内心不能不是相当痛苦的。这种情形，在改朝换代、陵谷交替时惯见不鲜。黍离之痛遂有了绵延不断的情感与心理基础。
黍离之痛虽是深植于主体内心的一种复杂的文化情绪力结构，但其只有在重要的历史机缘下，才释放出巨大的精神能量。如有着亡国之恨深切体验的庾信，在国破家亡的史诗《哀江南赋》中断言：“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情感冲击力之大的又一原因在于，黍离之痛往往不是单只怀恋、凭吊某一个政权、朝代和具体的国家、君主，而是超越于具体个别性的，是在一种匡扶社稷的主体道德力量支配下，对整个今昔盛衰变化的强烈不适应感。黍离之痛是由眼前之景向历史时空回溯而生，因而其价值关怀审视的重点往往是今昔之别。求异的前提是同，即客体场景本在同一个空间，只不过因为时间流逝，这一特定空间实体未变，而承载的场景外貌却竟已全非既往，内在涵蕴也与昔日判然有别，带有对逝去一切的否定，这恰恰是主体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接受的。于是，不断为后人认同的这一顽强的失落感，久之与儒家伦理互动结合，形成了带有深沉道德内核的精神传统，而文学主题只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
五、黍离之痛的审美价值
黍离之痛的文化积累不光是文学主题，也是历代沧桑变故历史年轮与文学主题互动整合而生成的。主体结合现实感受，融入了身世之悲、家国之恨。于是历史主体变成了审美主体。正常的人生、人生价值被打破了，于是凭吊故邦丘墟，也就是对自我命运忧心忡忡的情感体验过程。吴梅先生《顾曲麈谈》体会到：“吴梅村所作曲，如《秣陵春》、《临春阁》、《通天台》，纯为故国之思，其词幽怨悲慷，令人不忍卒读。余最爱《秣陵春》，为其故宫禾黍之悲，无顷刻忘也……词中欲眼还起，一番桃李，春去谁主，皆感时伤世，凭吊一身也。”就是说，其不仅具有社会意义，促人反思历史，还具有个体生命的人生价值启迪作用。黍离之痛特定情感指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体现了人生的空间化，人生体现了社会的时间化，二者的连接点是主体内心的悲剧性情感。黍离之痛属于社会悲剧，社会的陵谷剧变引发、加剧了个体的人生悲剧。黍离之痛正由于可以充当联结这两大悲剧的契机，便有了较广阔的现实含义和审美情感域。
在饱满的道德力量汇聚下，责任使命感使黍离之作常为浓重的自我中心意识所支配。诗人作家往往以我观物，万物皆带有我之色彩。如晚唐司空曙《贼平后送人北归》咏：“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夜关。寒禽与衰草，处处伴衰颜。”仿佛杜甫的《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而那漂泊南北的雁，则被赋予感伤黍离之痛的泪眼：“……乃因人情，载想物意。其来也：岂从龙荒朔幕之墟，将自狼居姑衍之地。过西域之玉门，亦尚记于汉垒。历长安之铜驼，亦曾饮于渭水；麦芃芃兮何如？黍离离兮奚似？谅山河之无恙，今风景之不异……”（注：〔宋〕李曾伯《闻雁赋》。）雁在沧桑多变的历史时空中穿行，瞩目的只是家国之爱无着的失落感，逝去的历史场景恰似一幅幅布满黍离意境风神的图画，其实是诗人内心的黍离图式使然。
六、黍离之痛与爱国主义
黍离之痛，以一种独特的情感思维模式影响着创作主体的题材选择与构思。如果说，承《诗经》余绪，汉两晋诗人作家受黍离之痛推动，写下了许多关心现实、具有社会意义的诗文；那么，经安史之乱后的杜甫、南宋后期词人们沉郁顿挫又慷慨激愤对待呼喊，黍离之痛的情感内蕴比先前丰富多了，情感旋律也较为激越，逐步建构了中国文人关注现实、热心于担负社会使命的深层文化心理。黍离主题这一民族情感史、精神史的流程实际表明，黍离之痛，具有不单单为“爱国主义”所包括的思想意义与情感容量。每当有责任心的中国文人遇到对现文化或外来文化不满时，怀故恋旧、思乡尚一、自尊自励、又自我表白，标举不忘故旧不变节易主的种种复杂情感便涌注笔端。
早自东汉冯衍《显志赋》中这一使命感就出现了：“盖忠臣过故墟而嘘欷，孝子入旧室而哀叹。”梁朝灭亡后庾信在《拟连珠》其九里也有此衷曲：
盖闻彼黍离离，大夫有丧乱之感；麦秀渐渐，君子有去国之悲。是以建章（梁朝宫殿）低昂，不得犹瞻灞岸；德阳（喻光武中兴）沦没，非复能临偃师（喻梁元帝建都江陵，中兴道消）。恰如前辈学者指出的：“人非无良，何至不爱其国？特未经亡国之惨，不知国之可爱耳！”（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亡国，方知祖国的可爱，才焕发起对祖国的热爱，然而此时，其一腔热爱与惜叹追怀又从何谈起！可堪回首！黍离之痛无疑是最适宜的情韵认同与表达思路。如论者言：“黍离的感叹是由于过去一向被珍重、尊敬的故地变化了，破毁了，有的回忆，则是景物依旧，人事已非。比如天宝乱后，杜甫也有《黍离》样的作品，只是《黍离》悲叹宗庙、宫室故地已夷为农田，杜甫则悲叹山河依旧而国已破败，这就是著名的《春望》。”（注：毛星《形象与思维》，《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形成这种带有悲剧性的价值失落感，决不是仅仅一个“祖国”的怀恋对象所能限定的。当然，可以说故国家邦的情感，加重了黍离之痛的情感撞击力度。而在某种情境下，黍离之痛，又可以作为爱国情感的基本内核。
不过，黍离之痛因其与爱国情感的互动互补，在古人那里往往是不加区分的。其作为一个特殊的评价尺度，带有道德褒许之义的一个话语，总是表达一种社稷之念、肯定赞许的言说。如黄庭坚评刘禹锡《三阁词》：“此四章可以配《黍离》之诗，有国存亡之鉴也。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章，诗优于他文也。”（注：〔宋〕何汶《竹庄诗话》卷二十。）郭茂倩《乐府诗集》则如此评李后主：“每怀故国，词调愈工，其赋《浪淘沙》、《虞美人》云云，旧臣闻之，有泣下者。”由金入元的赵孟頫亦作有《浪淘沙》：“古今几齐州，华屋山丘。杖黎徐步立芳洲，无主桃花开又落，空使人愁。波山往来舟，万事悠悠。春风曾见昔人游。只有石桥桥下水，依旧东流。”此词朱彝尊《词综》卷二十七收入，并引邵长孺评语：“公以升平王孙而婴世变，黍离之悲有不能忘情者，故长短句深得骚人意度。”有时，稍稍提及该主题符号，也会表明态度，也是一种评价。刘辰翁《宝鼎现》咏：“父老犹记宣和事，抱铜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沙河是宋居民聚居地，后沦陷，于是：“便当时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杨慎《词品》评曰：“词意凄婉，与《麦秀歌》何殊？”所谓“麦秀”的价值断语一提，就不言自明。沈德潜《吴不官诗序》也极力以此赞扬明末遗民：“鼎革后，欷嘘慨叹，铜驼荆棘黍离麦秀之感，时见于诗”，“然君子生濡首之时，值焚巢之遇，触物而含凄，怀清而激响，怨而怒，哀而伤，故其宜也。”显然，这些评价的审美蕴含是很饱满丰厚的，远非“爱国主义”一语所能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