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的早期思想与镜像理论_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拉康的早期思想与镜像理论_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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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1901—1981)自本世纪20年代从事医学和心理学研究以来就一直对人格的心理构成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妄想型人格,攻击性人格以及人的心理生成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即主体问题,展开讨论。拉康在50年代初语言学转向之前对主体的探讨都是以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虽然1953年提交的会议论文《罗马报告》标志着拉康在精神分析方法论上的突破性进展,但是1926—1952这一“前语言”阶段为以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而且这一阶段产生的著名的“镜象理论”贯穿着拉康后来的学术生涯,成为最广为人知的精神分析观念之一。因此,对拉康早期思想和精神分析实践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全部思想体系,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主体性概念。

一、拉康的思想渊源:黑格尔哲学

拉康早期的主要著作有:193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妄想型变态心理及其与人格的关系》,1938年为《法兰西大百科全书》第八卷所写的两个长篇词条(1984年合并发表为《个性形成过程中的家庭情结》),以及会议论文《精神分析研究中的攻击性问题》(1948)和《镜象阶段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作用》(1936,1949)等。在这些著述中,拉康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格(包括病态人格)形成的过程,阐述了自我与其外在的人文环境的关系。拉康的基本观点是,自我之外的人、事物对主体具有能动的构成作用。主体的生成是建立在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思想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在1933—1939年间,移居欧洲的俄裔左派黑格尔哲学家亚力山大·科也夫(Alexandre Kojève)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讲座。虽然在此之前法国已有人译介黑格尔哲学,但是在知识界真正产生影响的却是这些讲座。许多学术界、艺术界的名流如哲学家巴塔耶(Bataille)、梅罗-庞蒂(MerleauPonty)、凯诺(Queneau),以及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布列东(Breton),当然也包括拉康都参加了这些讲座。当时法国哲学界是笛卡尔传统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一统天下,因此这些讲座有巨大的理论革新意义。科也夫认为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是一个重点。这一关系实际上涉及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的关系以及为他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和欲望本身的性质等重要问题。对黑格尔来说,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是依赖于他人的,是以他人意识为前提的。他说:“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1〕因此,自我与他者不可分割, 自我由于非我而得以生存。这一点在主奴关系中得以充分表现。主人之所以是主人是由于奴隶的承认,由于对奴隶的奴役和驱使。在这种支配性关系中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得到确立,主人的自我得以实现。但是这种关系也使主人处于危险的境地,由于主人对奴隶的依赖性使其无法超越自身而进入自由王国。而奴隶实现自我的方式则是劳动。通过对物的加工改造,奴隶作为人的存在得以确定。而由于奴隶的产品不仅满足主人的需要,也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奴隶的存在则更具有社会性和独立性,因而最终具有更大程度的自由。黑格尔说,“正当主人完成其为主人的地方,对于他反而发生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识所不应有之事。他所完成的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反而是一个非独立的意识。因此他所达到的确定性并不是以自为存在为他的真理,……”而奴隶的情况正好相反。“正如主人表明他的本质正是他所愿意作的反面,所以,同样,奴隶在他自身完成的过程中也过渡到他直接地位的反面。他成为迫使自己返回到自己的意识,并且转化自身到真实的独立性。”〔2〕

拉康极为重视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产生的辩证法,认为这是理解自我概念的基础。后来在1953—1954年度开办的“研究班讲座”中,拉康专门讨论了黑格尔主奴关系的理论。他说,黑格尔出色地论述了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但他认为这种关系“不是人之间的合作,也不是契约,更不是爱的结合,而是斗争和劳作。”黑格尔正是从“否定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关系结构的性质。〔3〕这时拉康已经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角度理解主奴这两个角色了。他认为主人与对象是想象性关系,奴隶则为象征性关系。因为“当你去工作的时候,由于有规则,时刻,我们也就进入了象征的领域。”〔4〕

从黑格尔的理论中,拉康得出了几点启示。首先自我不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自我是一种对自我的意识,产生于他人的承认。所谓欲望是对他人欲望的欲望,是对他人要求的满足。这一思想使拉康得以把人的心理欲望与生理需要区分开来,并超越了弗洛伊德和“自我心理学派”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自我概念。正是在力求获得他人承认这一点上人与动物有了区别。动物毁灭对象,饮食并不能产生自我意识。而人,比如主人,他保留对象,奴役他但并不消灭他。通过奴隶的存在获得主人的意识。因此主体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与他者的关系。他者在自我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获得家庭成员的承认则成为某种家庭的角色或自我;满足社会的需要则形成社会性的自我。这个“他者”的性质越抽象,范围越广阔,主体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

因此在拉康对自我的表述中,“里比多”的概念被黑格尔的“欲望”概念所取代。而欲望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空无,一种不在场,一种等待他者填充的空白。在《镜象阶段》一文的开头,拉康声称他的主体理论是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传统背道而驰的。〔5〕因为这些哲学都是以“存在”或“有”作为理论出发点。不管这一“自我”的内容和性质是什么,无论它是笛卡尔的思维主体,还是康德的先验主体,或者是弗洛伊德晚期的本我或“伊德”,它们都是“有”,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拉康的出发点则是“无”,或者说是“从无到有”。自我首先是一种“不在”或“零度”存在,只是由于后天与他者求同才获得一种关于存在的感觉和心理意识。

可以说拉康继承了哲学史上另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即“否定性本质”的理论传统。柏拉图在评论诡辩学派时说,“不在”和存在同样重要:“此物的本质在于与他物关系的总和。”〔6〕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存在与不在,自我与非我之间的辩证关系。斯宾诺莎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他不仅认为“不在”与存在相关,而且“不在”有决定性力量。他认为“一切决定性作用都是否定性的。”因此“不在”也就成了自我获得存在的内在动力。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辩证法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形象表述。只是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关系更为复杂,是一种相互转化的动态结构。此外萨特也可以包括在这一否定性传统之内。拉康正是从黑格尔的角度理解萨特的。他避开了萨特关于纯粹独立的自我的存在主义观点,而经常涉及《存在与虚无》中关于自我与他人,观看与被看以及趋从与支配等辩证关系的分析。沿着这样一条思想脉络,拉康把自我看作空无,把欲望定义为“存在的缺乏”(lack of being)就不足为怪了。正是这种“缺乏”促使我们为了我们的存在,为了他人的承认而奋争。我们在不断地吸收、内化他人的欲望的过程中获得自我的建构。因此,拉康认为欲望并不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欲望存在于我们外部之间。欲望不是生物性能量的迸发,而是人际间的交流。

拉康用黑格尔哲学改造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挖空了自我中的“里比多”,以家庭、社会关系取而代之,继而以语言关系取而代之。在其早期著作中,拉康从心理和病理诸方面讨论了这一关系。他主要从肯定和否定两个角度分析了主体和他者的动态结构。

二、主体与他者的肯定性关系:镜象作为同一性幻觉

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的认识前后并不是统一的。弗洛伊德有两个关于自我的概念。一个是在《论自恋》(1914)和《哀悼和忧郁症》(1915)等文章中表述的由自恋产生的自我。一个是在《自我与本我》(1923)和《精神分析概要》(1938)等文章中阐明的基于“本我”的自我。在自恋模式中,自我被理解为在“里比多”驱使下的一系列求同行为的结果。因此自我是动态的、发展的,是一个过程。“里比多”把所爱的人或物作为释放能量的对象,也可以把自己的形象或身体的某一部分作为释放能量的对象。而这两种对象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哀悼行为中,由于所爱对象的丧失,“里比多”就有可能转移到自身,形成自恋其身体,甚至自恋其身体上某种病痛的忧郁症。在本我模式中,本我被理解为“里比多”的载体。自我作为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调节中介,一方面受“里比多”的驱动,一方面服从于社会文化戒律。这一自我虽然是文明实施压抑的结果,但仍然有浓厚的生物学色彩。

拉康曾经提倡“回到弗洛伊德”。这是拉康不满“自我心理学派”发展弗洛伊德的本我模式的自我观念,而号召人们返回自恋模式的自我观念。因为自恋模式的自我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固定的主体,一个分裂的主体。在自恋模式中,自我不是一个实体,它在不同时间,不同关系网中表现形式也不同。自我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当它的能量转向自身时,它就同时兼为主体和客体,处在一种分裂状态。拉康的自我观念非常接近这一模式,但他关于心理能量或动力的来源的看法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是最终的动力,本我就是“里比多”的大容器。而拉康则认为“缺乏”,“不在”或“空无”才是真正的动力,它促使自我填补自身的空虚。

因此拉康的自我观念以“空无”作为逻辑起点。拉康描述了婴儿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首先婴儿的身体处在一种不和谐状态之中。婴儿的神经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无法随意支配自己的四肢,也无法控制和协调自己身体的其它部分。因此它的感觉和对外界的体验都是不确定的。拉康用了一个双关语“l'hommelette'”来称呼婴儿。 这个法文词的一个意思是“小人”,另一个意思是象鸡蛋那样的浑沌状态,因而正好描述了婴儿的状况。这种状况从婴儿出生起一直延续到大约一岁左右,比任何动物所用的时间都要长。

在这段漫长的“动力无助”(motorhelplessness,弗洛伊德语)时期, 婴儿充分体验了身体功能的不健全以及肢体之间的不谐调所引起的不安和焦虑。这种对“破碎的”或“分裂的”身体的体验无疑在婴儿的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以至于这种体验和“破碎的身体”(the fragmented body)的形象还会出现在成年以后的梦中。〔7〕

但是在第六个月婴儿的视觉器官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拉康根据其他人的心理实验,婴儿开始注意到自己镜中的形象,并且对它异常地感兴趣。〔8〕婴儿在镜前的表现是令人吃惊的,它身体“微微前倾,试图用凝视捕捉镜象,把这瞬间的形象带回。”〔9〕虽然婴儿现在仍无法主宰自己的行动,离开他人的扶助甚至无法站立和行走,但是它却可以支配镜中的形象,它的运动可以导致镜中形象相应的运动和变化。镜中形象的统一性、整体性、固定性和完美形态预示了婴儿的未来。婴儿把自己等同于这一理想形象,从而克服了对“破碎的身体”的不良感觉和体验,获得一种超前的自我意识。因此婴儿对自我的第一次确认也是一次误认。自我的形成是建立在主体与身体的实际状况的想象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是无意识最初产生的地方。

这里也可以看出拉康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看法的区别。对于拉康来说,无意识不是冰山下隐藏的黑暗部分,也不是在山洞深处发现的秘密。无意识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是主体和他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此外意识与无意识也是相反相成的,正如一张纸或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某种角度看是意识,是自我的确认,然而这一确认或自我意识同时又是虚幻的、想象的、不真实的,是对自我实际状况的歪曲,因而也是对自我的无意识。

镜象不只在婴儿时期发挥作用,作为“他者”,它对自我的塑造功能贯穿于人生的始终。拉康说,“我把镜象阶段的作用看作是一个建立在机体与现实、内与外的关系基础上的物象(imago)作用的特例。”〔10〕由于自我本质上的内在空虚性,它需要外在的他者不断充实和确认自己。镜象只是其中的一种,其它事物也可以具有镜象的功能。比如母亲的关注,父亲的权威,家庭中的角色,社会中的地位,语言中的“我”,都可以起到塑造自我的作用,都为主体提供了一个心理的生存空间。这就是拉康后来概括的“想象界”。它超越了时间上的阶段性,成为我们获得身份感的主要模式。

拉康“镜象理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吸收了拉康的镜象观念并加以发挥。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想象性表述,具有明显的拉康色彩。阿尔都塞认为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从根本上说是无足轻重的。用我们熟悉的比喻说,人只是这架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和镙丝钉。人是某种社会角色,是社会结构派生的功能。任何人都可以充当这一角色,占据这一位置。但是我们这种无足轻重的性质或“空无”的本现面目并不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体验生活的方式。我们通常把自己想象为主动的、重要的人,从事着有价值的活动。这样生活才有意义,我们才能摆脱令人烦恼的空虚。为我们的生活赋予意义和价值,使我们的自我理想化的思想体系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掩盖了我们的实际性质和与外界的真实关系,把我们置身于一个虚幻的中心位置,使我们处于对现实的“无意识”状态之中。

阿尔都塞认为,宗教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宗教维持的就是人与现实的想象关系。上帝存在与否这并不重要,关键是关于上帝的假设为人的生存提供了意义,为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提供了一套解释。虽然这一套解释并不一定反映人的实际生存状况,也许正是掩盖了人的阶级关系、民族矛盾。但是正是这种掩盖或想象为信仰者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心理空间,使他可以克服生活中的缺陷、困惑、不足与空虚,使一个充实而完美的自我,一个统一的、理想化的主体得以诞生。因此宗教不是科学,不是哲学认识论,它是一种生活实践,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可以从心理生成的角度,特别是可以用“镜象理论”,加以解释。

三、主体与他者的否定性关系:妄想型与攻击型人格

但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并不仅限于同一性的肯定关系。人类不仅创造了有价值的思想体系、乌托邦、人文理想、文化艺术等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的“他者”,人类还进行战争、杀戮、毁坏、犯罪等负面行为。在这些行为中,人不是构造对象而是毁灭对象,不是与“他者”求同,而是对它进行否定。那么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它与镜象求同现象有什么区别与联系?主体与他者的这种否定性关系是否也可以从个体心理生成过程中找到雏形呢?

拉康很早就开始关注病态人格中主体与他者的否定性关系这一问题。他的博士论文《论妄想型变态心理及其与人格的关系》详细研究了一个他称作埃梅(Aimée)的精神病患者。埃梅是一个38岁的铁路职工,一天晚上在巴黎一家剧院持刀攻击了一个著名的女演员。事后她解释说这个女演员要迫害她,并散布有关她的谣言。而实际上她们并不相识。

通过调查和交谈,拉康发现埃梅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和文学野心的女性。她写诗,写小说,但都被刊物和出版社拒绝。她早年与母亲同住,后来与姐姐生活在一起,始终没有独立。她对她们的关系和感情很奇特,既依赖于她们,又想逃脱她们的控制;既尊敬她们,而内心深处对她们又十分冷漠。拉康认为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预示了埃梅后来的人格分裂。很显然,被刺的女演员所代表的是埃梅的人格理想,是她要达到的人生目标;因此是她的“镜象”,是她努力求同的“他者”。但是当埃梅的文学实践失败后,这一理想与她的自我的距离和虚幻关系就暴露出来。这一“镜象”所反映的不是一个完美统一的自我,相反,它映衬出自我的另一方面,即“缺乏”、“不在”、“空无”的前镜象状态,并激起焦虑与仇恨的负面心理体验。因此从妄想型求同失败后涌现出的自我是一种极度分裂的人格。“他者”与自我处于一种否定性关系中:它否定自我的存在,昭示自我的“缺乏”。因此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迫害者”。当埃梅的刀刺向对方时,她所要否定的是对她的否定,她想消灭的正是她内心的虚无。

拉康把这一心理现象称之为“否定性移情”(the negativetransference),即所爱的理想形象可以同时成为痛恨的对象。通过某种“象征性的贬损”,结果使对方“降格、转变、受抑制”。〔11〕拉康也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自恋自杀式的攻击”(narcissisticsuicidal aggression), 即对他人的攻击实际上与自我的状况密切相关,是自恋行为的变体。在自我得以形成的求同和自恋活动中,“毁灭性因素已经交织其中,逃避异化的唯一方式就是对异化状态的攻击。”〔12〕也就是说,攻击对方的缺陷或“存在的缺乏”是克服和逃匿自我存在的缺陷的有效途径。

这种现象在侵略性人格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精神分析研究中的攻击性问题》一文中,拉康把“破碎的身体”看作是人类毁灭性行为的核心象征。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臆病患者的肢体幻像,儿童的砍杀游戏,原始社会中的切割礼,以及古希腊普罗克拉斯提斯的神话。〔13〕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中心目的就是要把对象还原为“破碎的身体”。这种对对象的毁坏实际反映了主体本身的分裂状态。拉康十分推崇弗洛伊德《否认》(1925)这篇文章。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常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伤害你”等等,但实际上他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他所做的正是在进行伤害。因此他否认的内容正是他潜意识中要表达的内容。弗洛伊德说,“在否认的条件下,被压抑的形象和观点能够通向意识中去。”〔14〕这就是说他否认的正是他自己的真实状态和与他人的真实关系。拉康吸收了这一观点,在对心理病人进行治疗时,他有意鼓励病人与医生发展出一种否定性关系并进行对话,以探测病人内心的实际状况。拉康说,“我们千方百计试图避免让病人发现他的攻击性意图可以由反对、否认、夸张、说谎之类的反应组织起来加以说明。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对话中,这些正是自我功能的典型存在方式。”〔15〕因此否定正是曲折而隐晦地肯定某种事物的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在攻击性行为中,攻击者所揭示出的对方的短处和不足,正是自我在另外某些方面的短处和不足的象征。他使对方遭到破坏、毁灭,使之还原为“破碎的身体”,正是自我对其本身的破碎和分裂状态的恐惧和忿恨的表现。这就是攻击型人格毁灭对象时所具有的心理状态。

拉康的镜象理论可以应用于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比如,主体与他者的这种肯定和否定的关系就反映在西方人所营造的“东方主义”之中。“东方主义”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一批法国和英国的印象主义画家和唯美主义作家、艺术家所构造的东方主义理想或“艺术乌托邦”。其代表人物有莫奈、德加、马奈、惠斯勒、比尔兹利、王尔德、叶芝、A.S.萨利文等。他们深受东方艺术的影响;他们收集东方的艺术品,工艺品,生活用品,从中获得艺术的灵感。在他们的作品中,东方的人、物被描绘得具有异国情调、神秘色彩;在他们的文字叙述中,东方国家成为太平盛世式的理想王国。王尔德曾经表达过对东方国家的向往。他说他要到日本去旅行,亲眼目睹如画的东方风景。他说,“我感到一种不可克制的欲望,我要去日本漫游,在那里度过我的青春。我要坐在开满白花的杏树之下,用蓝花杯品尝琥珀色的茶,观看没有透视点的风景。”〔16〕显然,这一田园诗般的东方国家成了西方人眼中的理想形象,无论它是否与事实相符。

然而在西方人眼中还有另外一种东方,一种历代殖民主义者勾画的蛮荒而丑恶的东方。在这里,东方不再是艺术的摇篮,东方人也不是文明的族类。东方人被描述成自私、野蛮、懒惰、无知、凶残、固执的人,相貌丑陋,互相残杀,具有奇怪的生活习惯、荒诞的宗教信仰。他们是无身份、无个性的一群,生活在丛林草莽之中、荒原山峦之上,或奇异神秘的城市之内。十九世纪法国作家于勒·凡尔纳在《环球八十天》中就描写了这样的东方。在这本书里,日本成为一个奇怪的国家,其国民也十分怪异。他们善长魔术,精于杂耍。“杂技艺术家”的鼻子很长,很坚挺,可以支撑数人于其上。印度成为一个野蛮而恐怖的国家,寡妇要在亡夫的棺材上被焚烧。庙宇肮脏而拥挤,人们横七八竖地睡在地上。丛林神秘而潮湿,人们以大象为运载工具。

其实这两种东方的形象都无真实性可言。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1978)一书中说,“东方主义抹杀了东方。”〔17〕东方主义话语中的东方与实际的东方社会并无什么关系,而与西方社会却有深刻的必然联系。东方的形象是西方的他者。这两种东方的形象与西方主体与他者的肯定和否定的关系相对应。在肯定的形象中,西方艺术家所奉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得以实现。而工业化生活中的弊病因此得以克服,商业化生活中的实用关系在想象中得以掩盖。艺术家通过东方主义营造了一个超然于社会之上的主体的家园,为其存在赋予了深刻而美好的意义。而在否定的形象中,西方对东方的“躯体”进行了肢解和还原,把东方的经历描述得如同精神病人的梦魔一般。而实际上,通过对东方形象的抨击、诋毁、嘲弄和攻击,西方人自己得以逃脱这一梦魇,清洗了对本民族残酷历史的记忆。通过外化自身的缺陷和病痛,西方人宣泄了对这些缺陷和病痛的恐惧。他们试图在想象中割去其社会中的毒瘤,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拯救自身的机体而已。

总之,拉康关于主体与他者的“想象性”关系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自我的心理生成过程和机制,而且使我们对主体的性质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主体概念是拉康理论的核心,与之相关的心理状况更是他关注的对象。拉康曾说,他一生都在研究以“爱”为主题的哲学家。然而在他生活的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评论家指出,他的理论更多地解释了“痛苦”、“失恋”、“欲望”与“缺乏”。〔18〕

注释:

〔1〕〔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81版,122 ,129页。

〔3〕〔4〕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ed.Jacques-Alain Miller,Book 1: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trans.John Forre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223.

〔5〕〔7〕〔9〕〔10〕〔11〕〔15〕Lacan:Ecrits:A Selection,trans.Alan Sheridan.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7,pp.1,4,2,14—15.

〔6〕See Philip E.Smith Ⅱ and Michael S.Helfand :OscarWilde's Oxford Notebooks:A Portrait of Mind in the Making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47.

〔8〕拉康所引用的证据已经过时。根据当代心理学家的实验, 婴儿在15个月之前不能把自己等同于镜象。参见诺曼·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195—196页。

〔12〕Malcolm Bowie:Lacan,London:Fontana Press,1991, p.34.

〔13〕Procrustes为古代希腊的强盗,传说他抓住人后让高者睡短床,砍去身体多出的部分,使矮者睡大床,并把其身体拉长。

〔14〕Sigmund Freud;“Negation”,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trans.James Strachey, vol.19,p.235.

〔16〕Oscar Wilde:The letters of Oscar Wilde,ed.Rupert HartDavis,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2,p.120.

〔17〕See David Lodge:Modern Criticism and Tbeory:A Reader,London:longman,1988.p.298.

〔18〕Madan Sarup:Jacques Lacan,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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