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雷渊”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雷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1)12-0143-03
一、楚辞解读的新方法、新材料
传统的楚辞解读往往以传世文献系统构成的知识背景为基础，对楚辞进行文字训释、文句推敲以及内涵探究。
但是从文献流传的角度来看，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版本并不是当时的楚辞原貌。自屈原、宋玉等人创作楚辞到汉代结集成书，其间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从结集成书到今天又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辗转流传过程中，《楚辞》屡经传抄，文本发生讹、衍、夺、错简等在所难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宋玉等人在创作楚辞时，使用的是当时楚国通行的文字，到汉代楚辞重新兴起时，必然要经过用当时通行的汉隶转写楚文字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隶古定”。在隶古定的过程中，文字发生讹误的可能性更是不可避免。自汉代至宋代雕版印刷之前，《楚辞》的流传是靠徒手抄写完成的，自然也难免发生讹误。即使有了雕版印刷，《楚辞》各版本之间也存在差别。从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中所列众多异文即可窥见一斑。
传统的楚辞解读，对文字古形、古音、古义的了解基本上是以《尔雅》、《说文》、《广韵》为依据的。这样解读楚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楚辞是先秦文献，以汉代材料进行解读，往往会犯以今律古、穿凿附会等毛病。于省吾先生指出：“清代学者由于受时代和材料的限制，他们研究文字以《说文》为归依(《说文》不止讲形，也讲音、义)，实则用东汉人所撰的《说文》，以训释先秦典籍是间接的，用地下所发现的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以与同一时代的文献相证发是直接的。比如药师施药饵于患者，用饮服方法，由胃以达到血里是间接的，用注射方法是直接的。直接要比间接的效果大的多，因为考据最贵简洁了当，假如用间接搪桥式的递连办法，就很容易穿凿附会，甚至有时会把甲考证成乙。”[1]
另外传统的楚辞解读往往依赖历代训诂学家为楚辞所作的注疏，但是历代训诂学家在给楚辞作诠释时，也可能郢书燕说，贻误后学。比如王逸之《楚辞章句》，乃研读楚辞必备之工具书。王逸去古未远，而且与屈原、宋玉同国共土，精于楚语。王逸作《楚辞章句》，博采异闻，融会诸家，集汉代研习楚辞之大成。故《楚辞章句》向来被楚辞研习者奉为圭臬。即便如此，书中训释错误也是屡见不鲜。
正是由于知识背景的局限，两千年来学者们虽然通过最大的努力去接近楚辞文本和文义的“本原”，却很难做到。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检验、补充“纸上之材料”。其后于省吾先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科学方法，他在《泽螺居楚辞新证·序言》中指出：“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为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相印证。”[2](p154)其著作《泽螺居楚辞新证》，运用“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解决了很多先秦典籍中的义训难题。例如《远游》“徐弭节而高厉”中的“厉”，洪兴祖训为“渡”，朱熹认为是“凭陵之意”，于省吾先生根据金文“万”、“厉”、“迈”三字可以通假，认为辞句中的“厉”当读为“迈”，“高迈”是向高远处迈进。[2](p191-192)这个解释比旧注更符合文意。再如用甲骨文材料证成《天问》“启棘宾商”之“商”为“帝”之误。[2](p172)根据金文“纯”的用法，训《九章·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之“纯”为“厚”等，[2](p180)均令人拍案叫绝。
继于省吾先生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出土文献对《楚辞》展开研究，其中汤炳正、何剑熏、汤漳平、黄灵庚、周建忠、刘彬徽、刘信芳等人的成就比较突出。周建忠先生撰文指出：“两千年的楚辞研究史昭示我们，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是楚辞学学科建设与深化的必然途径。”[3]
值得庆幸的是，地不爱宝，随着大量战国时期楚地古文字资料的不断出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楚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出土古文字资料包括铜器铭文、帛书、简册等。据李守奎先生初步统计，目前所见楚国铜器铭文就有145篇之多[4]；帛书有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楚帛书，该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发现，是研究楚国历史、楚文化和楚辞的重要文献。而楚简则是目前所见楚国古文字资料中最丰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现的有：五里牌楚简、仰天湖楚简、杨家湾楚简、信阳楚简、望山楚简等。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现的有：藤店楚简、天星观楚简、九里楚简、九店楚简、夕阳坡楚简、秦家嘴楚简、包山楚简、慈利楚简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现的有：鸡公山楚简、老河口楚简、砖瓦厂楚简、范家坡楚简、曹家岗楚简、郭店楚简、新蔡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等。近年来发现的楚简有长台关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上述古文字材料，其刻、写年代与楚辞的创作时代大体接近，它们表现出来的用字和书写方面的习惯以及对当时现实生活各方面的反映，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解读《楚辞》的重要依据。
二、“雷渊”考辨
《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兮！恐自遗贼些。”
关于其中的“雷渊”，《文选》唐抄本、六臣本作“雷泉”。《补注》引《文选》作“雷泉”。按：“雷渊”之所以写作“雷泉”，是因为避唐讳所致，旧本当做“雷渊”。
那么“雷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至今议论纷纷，尚无定谳。其意见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雷”即是“雷公”，“雷渊”即是“雷公之室”。
王逸：“旋，转也。渊，室也。靡，碎也。言欲涉流沙，则入雷公之室。转还而行，身虽靡碎，尚不可得休息也。”[5](p2149)
洪兴祖：“《山海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5](p2149)
林云铭：“靡，碎也。欲涉流沙，旋转而入于雷室，身虽碎散，不得休息。”[5](p2149)
刘师培：“《注》：渊，室也。案《玉烛宝典》十一引《注》云：雷公室也，乃在西方。”[5](p2149)
2.“雷渊”乃是传说中的地名。
周拱辰：“雷渊，《水经注》：昆仑河水，又南入葱岭山，又西经罽宾、月氏、安息诸国，河水与蜺罗跂褅水同注雷翥海，斯乃西方流沙之雷渊。”[5](p2149)
王夫之：“雷渊，西海。”[5](p2149)
王泗原：“雷渊，传说中深渊名。”[5](p2149)
汤炳正：“雷渊，神话地名。或谓即今新疆蒲昌海。于阗河至此，潜流入地，水旋之声如雷，鸟飞其上，辄为气流卷入渊中。此云‘旋入雷渊’，即谓人被旋入其中。参见《水经注·河水》。”[5](p2149)
3.此处“雷”为“雷声”。
胡文英：“雷渊，沙渊大旋，其声如雷也。靡散以如雷放，不可止，以旋故。”[5](p2149)
4.“雷渊”谓“流沙之回渊”。
郭在贻：“今从语源上考察，雷渊盖即回渊。”“要之，雷渊即回渊，回渊也者，即一潭旋转之水也，此种水最易溺人，即使最善游泳者，倘一旦没于回水之中，亦将回旋而下不复得救。旋入雷渊之旋，正与回水相呼应，弥足证明雷渊即回渊矣。至于《山海经》所谓‘雷泽中有雷神’云云，乃根据雷字之常训附会为说，以之解《楚辞》，未为探本溯源之论。”[6]
黄灵庚：“雷渊，非‘雷公之室’，谓流沙之回渊。雷，古文作靁，象众车回转也。引申之言回、言旋。”[7]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众家之说：
所谓“雷渊”即是“雷公之室”的说法，肇始于王叔师，因《楚辞章句》影响深远，故从者甚众。然而此说颇令人费解，《招魂》此段乃描绘西方之恶，流沙千里，五谷不生，不可淹留。此处所谓“雷渊”，乃是承上文“流沙”而言，似乎与“雷公之室”无涉。故郭在贻先生提出质疑：“然而雷公、雷神云云，与上文的‘旋入’及下文的‘靡散而不可止’完全连不起来，王、洪之说殆未得其朔义。”[6]
另外把“雷渊”理解为地名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无法确定具体的地望所在。周拱辰所谓据《水经注》“斯乃西方流沙之雷渊”云云，乃据《楚辞》附会之说，笔者遍检《水经注》，不见“雷渊”一词。
独郭在贻先生颇具卓识，以“雷渊”为“回渊”，即流沙之回渊。然而“雷渊”何以能够写作“回渊”？郭在贻先生以为“古雷、回通用。”然而对于“雷”、“回”相通的理由，郭先生则语焉不详。而且传世文献中没有雷、回相通之例，缺乏有力的支持。因此黄灵庚先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古音雷、回声音远隔，不可通用。此处“回渊”之所以写作“雷渊”，是因为“雷”、“回”义近通用。“雷，古文作靁，象众车回转也。引申之言回、言旋。”
为了说明此处的“雷渊”就是“回渊”，郭在贻和黄灵庚先生均列举传世楚公逆镈铭文为证。认为铭文中的“吴雷”就是“吴回”。吴回就是楚的先祖，是重、黎的弟弟。
遗憾的是，郭在贻和黄灵庚先生所举的楚公逆镈铭文不足为证，因为传统上对楚公逆镈铭文的释读有误。宋徽宗政和三年，湖北嘉鱼县出土了一件楚公逆镈。然而后来该器不知去向，仅有拓片传世。拓片由于辗转翻刻，铭文中的个别关键字，或脱笔，或误笔，所以一直不能通读。但是由于该器涉及重要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于楚史意义重大，所有千百年来不断有学者对其展开探讨。丁山先生将镈铭中的第二行头两个字释为“吴雷”，以为“吴雷”就是“吴回”，楚之先祖。在学术界造成很大影响，信者众多。但是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出土材料的日渐增多，使得学界有机会对这个错误进行修正。1992至1993年间，山西晋侯墓地出土了一套编钟，经考证这套编钟属于楚公逆。黄锡全先生根据这件楚公逆钟铭文指出：“细审此次发表的照片，‘隹’有口旁，即唯，同惟，语首助辞。传世楚公逆镈第一字‘唯’，过去多误以为‘口’旁属于第二行的‘大’，遂将‘大雷’二字误释为‘吴雷’(或释‘夜雨雷’)，以为楚先祖‘吴回’。据此钟，镈铭首字无疑是‘唯’。”[8]
既然楚公逆镈铭文不足为证，而传世典籍中又没有雷、回相通的例子，一时间雷、回相通的论证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庆幸的是，传抄古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可为佐证。下面我们利用古文字资料对“雷”和“回”之关系进行详细阐释。
雷，甲骨文写作：
金文写作：
可见，甲骨文雷之初文从申，加数点或棱形以表示雷声。二期卜辞棱形已经讹变作“田”形，金文和小篆沿用这种讹变。遂有学者误以为此处的“田”乃象车轮之形。所谓“雷，古文作靁，象众车回转也。引申之言回、言旋。”乃是根据讹变后的字形立论，不足为据。
雷字初文所从之“申”，本象雷电之形，在发展演变中也发生了讹变。畾甗“雷”字所从之“申”尚存其形，至父乙罍已经违失原形。演变至传抄古文，所从之“申”已经讹变作“回”，写作：
古文字学中称这种变化叫变形音化。所谓变形音化就是指：“文字受逐渐增强的音化趋势的影响，将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人为地改造成与之形体相接近的可以代表这个字字音的形体，以为了更清楚地表示这个字字音的一种文字演变规律。”[9](P109)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指出：“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把合体表意字的一个偏旁略加改造，使之转化为声旁，从而把原来的表意字改成形声字的现象，是颇为常见的。”[10](p153)
综上，《说文》古文、籀文“雷”字既然以“回”作为声符，可见在先秦文献中雷、回读音非常相近，足可证明上古雷、回可以通用。根据古音学的研究，雷、回上古音相近。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雷古音来母微部，回匣母微部。[11]二者韵部相同，声纽相近。
以上我们论述了雷、回可以通用，下面我们再回到“雷渊”上来。回，古文字象漩涡之形，乃是回水之本字。渊，《说文》：“渊，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可见这里回、渊属于同义复用。同义复用古书习用，前人学者已经注意到了，顾炎武称之为“重言”(《日知录》卷二四)，王引之称之为“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经义述闻·通说下》)，俞樾称之为“词语复用”(《古书疑义举例》卷四)。
在《楚辞》中同义复用现象多见，后人往往不明其义而望文生训。比如：《楚辞·大招》：“察笃夭隐，孤寡存只。”王逸注：“笃，病也。早死为夭。隐，匿也。言察知万民之中，被笃疾病，早夭死，及隐逸之士，存视孤寡而振赡之也。”(《楚辞章句》)洪兴祖曰：“笃，厚也。”(《楚辞补注》)
按：王逸训“笃”为“病”，洪兴祖训“笃”为“厚”，二说均有未安。王引之指出：“笃”与“督”同，《说文》：“笃，察也。”可知“笃”与“察”同义，这里是同义复用，言督察夭死及穷约之人，存视孤寡也。(《读书杂志·余编下“察笃夭隐”条》)
再如：《楚辞·天问》：“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王逸注云：“吞，灭也。揆，度也。”(《楚辞章句》)洪兴祖云：“羿之射艺如此，唯不恤国事，故其众交合而吞灭之，且揆度其必不可取也。”(《楚辞补注》)
按：王、洪训“揆”为“度”，并属望文生训，殊不可通。孙诒让指出：“揆亦灭也，《吕氏春秋·知士》：‘靖郭君大怒曰：刬而类，揆吾家。苟可以傔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战国策·齐策》作‘刬而类，破吾家。’此云交吞揆之，即谓浞与国人交结破灭羿之家也。”(《札迻》卷十二)孙说至确。
三、结语
综上所述，训“雷渊”为“雷公之室”就是典型的望文生训。在古文字资料中，“雷”和“回”关系密切，“雷”和“回”音近通用。《招魂》中的所谓“雷渊”即“回渊”，指“流沙之回渊”。从文例上看，“雷渊”属于同义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