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空间维度探析
耿芳兵1，张继龙2
(1.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2.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601)
[摘 要]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的革命胜利，是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空间视角出发，很容易发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现实依据来自于毛泽东对中国城乡的实际境况的空间判断和精准的唯物主义时空观思考。革命理论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演化出了多种微观理论样式，具体包括“土地革命”与空间法权再分配；“工农武装割据”“地方主义”与空间重塑；“根据地建设”及其内部空间生产；农民斗争艺术与空间解放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空间视角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当代创新的重要一环，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理论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基本内容是：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随着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革命胜利。“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与苏联“城市包围农村”不同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回顾几十年来学界对此理论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大体表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着重考察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对立统一”意涵、“真理和价值”属性、“实事求是”作风等。在研究主题上，学者们更倾向于考察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理论起点、形成标志、科学内涵及价值启示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现实价值奠定了坚实基础。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拓展对该理论的研究视角。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离开对城市与农村这一基本空间政治格局的准确判断，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从空间维度出发，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形成与实践过程可以从空间时局、空间法权、空间重塑、空间斗争与空间解放等维度进行理解。本文有意厘清一种对“空间”的“空间化”误解，即“空间”一词总是先验地与“空”间联系在一起，它被矮化为不甚严肃的普遍地理学方法。事实上，“空间”并非与正统相反的“学术时尚”，它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具体阐释革命理论的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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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路确立：对革命时局的空间把握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进行的，比较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情形和特殊的性质。”[2]171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确证来自于对这个“特殊国情”的空间时局的宏观把握。
从横向看，“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2]142，中国保留了半独立的地位。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2]143它的侵略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东北四省”，“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要占领全中国”[2]143，中国即将从部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沦为整体的“殖民地”国家。侵略范围由部分到整体，由东北到华北，由沿海到内陆，直观地体现了侵略路线的深入和侵略版图的扩张。与以往地缘广阔的国家整体相比，也许局部的“割地”并不能伤筋动骨。如果不是白蚁啃食式侵略路线的空间显现，停留在黄粱旧梦的人们还很难意识到：局部的空间量的变化将引起国家质的巨变。危机的情势已然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他们面临着“反抗” “投降”“游移两者之间”[2]143的问题。
又是一个薄雪的夜，睡不着，冷，于是翻箱子找被子，就翻出了那副手套。依旧是柔软、平滑，满满实实拿在手里，心里一暖。索性爬起来开电脑，又一次打开了最初买里程的那家网站，网页弹开的一霎那，她心里有点赌，有点甜，也有点酸，说不上是什么滋味。纯黑的羊皮手套就躺在枕边，可是，那已经不是笃定，而成了忧伤。
从纵向看，毛泽东将社会阶层分为上层压迫者(大土豪、地主、劣绅、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等)、中层半压迫者(民族资产阶级等)、底层被压迫者(工人、农民等)。区分出不同阶层对待革命态度的差异性，“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2]144，压迫者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堡垒”[2]144，民族资产阶级娘胎里带的软弱性则让他们在二者之间摇摆着，最终陷入了“民族工商业的破产和半破产的境遇”[2]144。如果将社会看作一个“空间金字塔”，那么，“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即是动员最广大的农民群众，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打破枷锁，最终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阶级翻转运动。总之，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抓住了时局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对社会各阶层的诉求有清晰的把握，对其革命态度有明确的预见，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准备。
当然，毛泽东对空间时局的精准把握来源于唯物主义时空观基础。首先，就空间来源层面，与康德主义的“人类的直觉形式”和马赫主义的“感觉的种类”的看法不同，毛泽东始终将空间的物质性置于首位，“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3]177且不能与物质相分离。“不能说物质被放在一种非物质的空虚空间中”[3]177，相反，物质内部存在的“伸张性”世界赋予了空间“在”世的物质实在性。其次，毛泽东对空间实践性有着清晰的认识。“空间与实践都不是独立的非物质的东西，也不是完美感受性的主观形式，它们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3]177“空间实践”与“实践空间”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蕴含着三个连续阶段，空间中的实践活动，“实践空间”的塑造活动以及反过来影响空间中的实践活动，最终统一于人类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物质生产运动。最后，就空间特点来看，空间不断发展，具有变化性。毛泽东反对牛顿的机械空间观，因为他总是“把空间看作同时间无关系的空架子，物质被安放在这种空架子里面去”[3]178。事实恰恰相反，人类的空间概念是相对的，在发展变化中，“循着绝对真理的路线而前进，日益接近绝对真理。”[3]178毛泽东对空间物质性、实在性和发展性的唯物主义理解，使其在风云变化的战局中能够作出理智精准的判断、把握战争主动权。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选择来自于他对空间时局的宏观把握和具体的革命实践。这种空间思考在革命战争中演化出了多种微观形式，最终形成了富有张力的革命斗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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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革命”与空间法权再分配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起于农村、始于农民，农民在这一理论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然而，参照俄国和意大利的革命情况，“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的实施主体——农民问题实际上十分复杂，其革命态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坚定，这无形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政策的实施带来阻碍。农民革命态度具有摇摆性，农村和农民仍然“保留着纯粹的封建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状态”，“农民的心理依旧像农奴的心理一样”，“农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受穷、挨饿和破产，不知道他怎样才能摆脱贫穷”[4]124。农民所具有的反复性、朦胧性和不确定性使他们不会将自己看作是集体(阶级)。因而，农民无法采取“系统的和经常的行动来改变共同生活的经济和政治条件”[5]49。与此同时，农民在斗争中面临着更多的阻碍，一方面，“农民的拙劣谋士”通过联合起来的“村社”“村团”来哄骗无知的农民，使其蒙受欺骗，难以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在革命心理方面，农民阶层中的富民阶级依其资产阶级属性具有比其他农民更为强烈的摇摆性，使得农民所期待的“自愿的联盟”化为泡影。
实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前提条件是不断扩大空间范围的“工农武装割据”政策。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将“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2]48现象视为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不仅如此，随着全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有着坚实工农群众拥护和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的“小块的红色政权”还将长期存在。通过不断地斗争实践，“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2]51以往的人们将其看作“从量变到质变”哲学思维现实应用的最佳案例。然而，如果引入空间视角，将地理模型与空间分析结合起来，即将结构概念与系统、功能、元素等方面联系起来，进而将其视为相互依存而形成的结构性整体，似乎能够重新解释这一理论。比如，“割据”具有鲜明的结构特征，蕴含着空间重塑的意味。“割据”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空间的占有和跟进是根据情势不断变化的，对于一些根据地来说，“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地暂时放弃的，一部分是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但这并不影响大局，“不管怎样，只要今后仗打得好，失地即可恢复”[8]1206。随着其范围的不断扩大，对白色政权形成由点到面的合围态势，比激烈的攻打城市战略更具稳定性和渐进性，当“割据”在总体上占据主导和主动地位的时候，便会改变整体性质(取得革命胜利)。某种程度上，这是空间层面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同的是，这种对“割据”的空间维度分析使“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变得更具有操作性，借助土地的“空间联合”，实现“空间翻转”的意味就显现了出来。
具体来说，“根据地”不仅是一种空间载体，它还具有生产、流通、消费等属性，而这些是基于空间属性的。比如，对于“根据地建设”，重要的不仅是在封锁环境下如何进行自给的生产活动，更为紧要的是如何获得生产自足的可能性，即实现生产物的空间流通。当然，限于封锁，流通还只能局限于根据地内部，将其称为“内部建设”的原因亦在于此。但这还远远不够，目前面临的境况是：药品、弹药等稀缺物总是存在。因此，毛泽东提出通过物品流通打破敌人封锁的想法，比如他提出“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2]122的想法即是通过商品流通抵抗空间封锁的方式。某位学者曾这样形容空间，它“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10]，尽管这一论述将空间拔到了十分显眼的地位，但这对于基于生产作用的根据地空间生产来说，仍然显得十分贴切。毕竟，在革命战争年代，借助空间流通能够打破根据地的空间封锁，进而实现了根据地这个内部空间的自给自足，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空间所具有的抵抗能力，成就了它作为牢不可破的“保护伞”的隐性抗争意义。
三、“工农武装割据”“地方主义”与空间重塑
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了农民积极性对于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特别是土地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方面的关键作用。它关系到战争中能否最大范围地动员农民参与到革命斗争当中，是决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毛泽东首先使红军成为独立的、自我的人。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表示：“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们打仗。”[2]63通过赋予红军士兵土地，使其在艰苦的斗争中获得归属感。其次，毛泽东意识到：土地是农民阶级最为关心的问题，但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使农民天生缺少一种自为的阶级意识，而重新分配土地能够唤起农民的集体意识。因此，“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实现便首先集中到了“土地革命”这一环。
毛泽东将“根据地建设”与空间生产相勾连，实际上是将根据地视为一种近乎封闭的特殊实体空间，进而作政治经济学理解的尝试。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运动时曾试图从空间角度完成论述，但马克思只是将空间视为物质环境的一部分，并未做出系统的空间理论理解。但毋庸置疑，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方式的可能性已经萌芽了。换言之，空间彰显了其塑造历史过程的可能性，甚至能够“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再生产的一部分”[9]49-52，当空间成为生产的一部分，乃至生产本身的时候，便获得了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对“割据”理论的空间维度分析，革命根据地空间重塑的意图已经显现出来。工农群众在不断的割据与斗争中扩大根据地，最终完成了由劣势到强势的转换。当然，这种空间分析方法并不止于特点描述，它总是表现为系统中一组一组对立范畴的辩证运动。譬如，“整体”与“地方”、“围剿”与“反围剿”、“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战略进攻”与“战略退却”、“敌”与“我”等等。它们的辩证关系被毛泽东精辟地总结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2]175实际上，单纯表述为结构主义方法还不够确切。因为在结构主义方法中，尤其是实证主义方法(不同于人本主义地理学)，人只是复杂系统和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元素，由结构决定，是被动的结构附属物。但在“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策略中，群众始终都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作为其微观特征的“空间法权分配”和根据地的“空间生产”等具体策略，它的理论出发点一直都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并联合群众的“群众路线”。
随着红色政权范围不断扩大，摆在眼前的紧迫任务从外部的“空间重塑”转为内部的“空间建设”。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体现为：一旦红色政权处于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无疑将切断红色政权根据地的外部补给方式，这时“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便成了极大的问题”[2]53。与此同时，在斗争年代，有一部分人试图忽视经济建设与革命斗争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将其视为“极端错误的”。因为只有发展内部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2]120。毛泽东的解决路径是从根据地内部着手，号召实施诸如“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2]121等具体的保证自足的经济生产政策。
四、“根据地建设”及其内部空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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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预算法实施和推行的背景下，信息化技术已经逐渐覆盖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事业单位在开展财务预算管理工作时也需要强化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转变工作模式，切实有效的提高工作质效水平。在预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当中，不仅要让预算管理工作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更需要建设道德和法治底线，严格依照新预算法的相关内容来开展工作。这样才能在应用新技术之后让一线人员的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才能够为财物安全提供相应的保障。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处理“集中”与“分散”这一对关系的时候也不自觉地应用了空间思维。例如，在分析红军与游击队的特点的时候，他表示：在斗争中，“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2]67，依据人数的多寡来决定队伍的组织形式，在具体的斗争中，他号召大家：“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2]164通过分兵，争取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地方武装。最终，最大限度地集中群众力量，扩大根据地优势。事实上，毛泽东并不在意一城一池的输赢，而是寻求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战斗中，动态地扩大空间优势，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2]194。为了协调好“割据”与“联合”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注意避免“地方主义”的影响。比如，县界、区界、乡界的分割使农民只有在面对“会剿”[2]74的时候才能团结起来，此时应当勇于打破省份之间的界限，实现空间联合。另一方面，他又十分看重“边界”问题，因为“割据”必然存在边界，面对根据地的边界问题，既要勇于打破“边界”，又要紧守“边界”，其原因在于“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2]81。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运用空间思维处理“边界”问题的时候十分灵活，能够根据实际形势不断做出正确的指导。
“土地革命”意义重大，标志着农民与束缚其几千年的封建所有制的彻底决裂。如果在空间维度理解，土地实际上应当归属于空间权。在物权法上，空间是指土地上下一定范围的立体上的位置，对空间所享有的支配和利用的权利就是空间权。土地革命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将“空间使用权”转换为“空间所有权”，赋予了农民真正的法权物——土地及其所属物。所属物十分重要，意味着真正的所有权，农民不仅仅只是为地主出卖劳动力，而是真正地拥有土地，进而摆脱了异化困境。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对立。”[6]156在这个意义上，“土地革命”本质上是土地异化的扬弃过程，是农民阶级自为、自立以及自我解放的过程。从法律属性来看，“空间地上权”是地上权的一种形式，其性质为“使用他人空间之权”而非“于他人空间上有建筑物所有权之权。”[7]12这意味着对于土地及其附属来说，“使用权”与“所有权”是两回事，而“土地革命”实现了二者的转换。将土地真正地划归农民所有，不仅拥有使用权更拥有所有权。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实际上也内在地将“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使用，“树木”作为土地“空间地上权”的所有物，砍伐“树木”是一种盗窃，捡拾“枯枝”作为一种采集劳动，暗含着“枯枝”属于劳动者的内在诉求。这种转换是必要的，对于封建所有制的产物——佃农们，他们在土地上劳作，却不拥有劳动产品，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更别提使唤起其阶级意识的可能性了。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完成了法权所有人的替换与更新，它以“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寺庙的田地交给农民”为目标，通过“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工商业主，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等具体措施再分配土地，帮助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因此，“土地革命”标志着中国人民进入了与以往一切朝代不同的新时期，它所实现的社会阶层与土地所有的“空间反转”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在革命斗争中，与工人阶级相比，农民总是被忽略的、不得不采取“低姿态”的一类群体。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策略是夺取大城市，俄国受欧洲工人运动影响深远尤其是巴黎公社，列宁甚至说：“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1]142这使得十月革命前夕的近十年间，城市中如火如荼的工人反抗运动成为主流。城市中的工人则具有更高的觉悟，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念书，希望病人在医院里能够得到应有的治疗，希望工人住房象人住的房子，别象狗窝”[4]111。列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进而选择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意大利亦是如此，“革命的主要中心是工业城市及其密集的和单一的工厂工人群众”[5]53。与城市中的工人相比，农民总是难以被赋予革命的重任。
除却生产和流通环节，毛泽东在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时还注意到了消费环节的重要性。一方面，根据地建设服务于当前的斗争，“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2]123。通过根据地的空间生产活动，为红色政权的空间扩张提供足够质料和能量。另一方面，要看到红色根据地作为消费市场的潜力。面对敌人的封锁，“货物出口发生困难”，应当发掘根据地内部市场，“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2]132由此看来，根据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内在空间系统，它所具备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等因素基本能够实现根据地内部的空间生产活动。
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根据地内部的空间建设是十分灵活的。他一面反对商人重利的剥削行为，即“空间剥削”或借由空间的倒卖行为，比如“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大得很，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2]122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地利用地区差异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通过“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改良群众生活。”[2]122以上都体现了毛泽东的空间智慧，其对空间内部生产的关照，帮助建立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农民的斗争艺术及其空间解放意义
在秧苗返青时逐步加水，扩大鳜鱼的活动范围。在9月底水稻即将成熟时再逐步排水，鳜鱼及饵料鱼(白鲢、鳙鱼、草鱼、鲫鱼等)会随着水位的逐渐降低而游回环沟。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农民似乎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往往是不相称的。经济方面，他们作为征兆、粮食生产、税收承担者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和对国家基石最为重要的“无名”之人；然而，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贡献却总是籍籍无名，“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12]22。其局限性使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运动最终都陷入无果的境地，即使取得一些临时性的反抗成果，也不过是令人痛苦的暂时喘息的机会。因此，在任何稍显正式的历史记录中，农民“不是作为历史行动者而出现，而是或多或少地作为征招、税收、劳动力流转、土地所有和粮食生产的统计数字而默默无闻地存在。”[12]34面对以上的种种困境，“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确立表明了农民作为阶级的可能性，在实际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挽救了农民的尴尬境地，使其成为了坚韧的、“低姿态”的革命主体。
相比大规模的城市争夺战，农民的反抗是“低姿态”的。他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游击战和战争中的“分散”策略即是低姿态反抗艺术的最好注脚。这种反抗形式与其自身的社会结构有关，“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12]3作为一个弱阶级性的群体，空间分散性和生产的个体性使其难以拥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因此，最适宜的方式是采取一种较温和的反抗形式，毕竟它基本不需要事先商量。不仅如此，与城市中工人的斗争方式相比，农民的反抗形式极少地损害自身。对城市中的工人来说，他们的比较温和的方式是“可以采取降低工作速度和质量的方式进行反抗”[12]41。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福特制下计件工资的盛行，工人的反抗开始转变为一种自我损害。除了依赖机器，工人难以维系自己的生命活动，进而也就无法坚持抵抗。因此，相比农民阶级“经常性的反抗”，工人阶级的反抗由于维系自身，进而难以转化为日常的经常性反抗，所以，无论在发生规模和社会影响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总是难逃屠戮的命运，然而，“农村社区中经年累月坚韧的、沉默的顽强抗争将比大规模起义的昙花一现更为有效”[13]105，具有水滴石穿的效果。农民只有在反抗的时候，才是忠实于自己的，即使它是隐秘的、低姿态的。这种反抗形式在“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中达到顶峰，它不再以革命路线的形式存在。相反，它以一种彻底而决绝的反抗方式展现了农民被压迫了几千年的抗争精神，成为一种持久的“低姿态”的空间斗争艺术。其背后的主体意义使“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确立、实现和成功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都具有积极意义。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确立是依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没有盲从他国经验。这一选择意义重大。首先，它奠定了日后革命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在策略上提前锁定了胜局。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加入苏联共产国际，成立支部并受其直属领导。在之后众多的“交锋”中，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最著名的反对莫过于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俄国革命经验在列宁看来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14]1。然而，很快这个“国际意义”就被偷换成了“普遍意义”。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表示：“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本是有条件的，并不是适用于全世界的，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为绝对而普遍的原则。”[15]6难道“马克思的辩证观和唯物论只剩下了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15]8了吗？当研究对象转向中国革命，毛泽东旋即做出了正确的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的话。”[16]820所以，对于教条主义者来说，问题不在于理论对象的只言片语，而在于教条化的阐述过程，他们将列宁主义书本上的“国际影响”等个别字句看作灵丹妙药，这在毛泽东看来不过是“幼稚者的蒙昧。”[16]820今天，扣在列宁头上的“教条主义者”的帽子仍然存在，似乎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沾边的都是错误的“教科书式的教条”，而十月革命中“夺取大城市”的成功经验只是其中一个熟知的“被教条化”的经典案例。
其次，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意义蕴含着空间解放的意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革命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翻转”与“被翻转”的暴力行动。相反，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是一个复杂和精致的生态系统。这就意味着，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极端做法只会带来整个社会系统的崩塌。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包围农村”，总会让人误解为“城市”与“乡村”符合结构主义思考范式中相反的“一对概念”：农村是落后的，农民是粗俗的，上不了台面的。而城市是先进的，城市人是时尚的。这不过是一种空间秩序化的粗陋意识形态，那唯一的、真实的、最终的真理变成了“城乡”与“乡村”的空间构型，通过资本的空间生产最终衍化为一种新的支配手段和惩罚体系。在马克思那里，人们意识到了这种空间差异，但却无能为力。“农村包围城市”也仅仅表明了革命策略的先后问题，工农群众不是“机制和木头”[12]50，他们作为行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
最后，从革命斗争的反抗主体层面出发，毛泽东应当被视为一位“农民阶级的领袖”。[17]“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也昭示了农民能够作为一个反抗阶级的基础力量，但其理论张力并不局限于此。在英文版《弱者的武器》中，斯科特实际上将无产阶级(the proletariat)与农民(the peasantry)看作同一物，[18]40他们共同处于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底层，同属于弱者并具有反抗力量。基于此，人们有理由推论：农民的反抗形式实际上也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亲缘关系使“农村包围城市”这个中国革命道路开始具有了国际意义，即无产阶级作为个体解放自身以及作为社会行动者反抗阶级霸权的普世性。
总而言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空间维度解读，真正地将人摆在了首要位置，是中国革命经验走向现实，重新焕发活力的必由之路。如果说“革命”是社会运动一个精彩瞬间，那“发展”则是永恒的命题。如何在后革命时代，实现命题的转换，更好地建设生存与生活空间，进而实现人的解放，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迈向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发展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数量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示了新闻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1978年图书出版13702种，2017年图书出版332952种，增长了24.3倍。1979年到2017年，图书出版总量4885719种，是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图书出版总量410519种的11.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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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孙帅.欧美学界毛泽东思想研究论述[J].毛泽东思想，2017，(01).
[18]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收稿日期] 2019-06-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项目(201806360234)、合肥工业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专项招标课题“资本批判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价值研究”(JS2018HGXJ014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趋向研究”(JZ2019HGBZ019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耿芳兵(1991—)，女，辽宁朝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普渡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城市哲学与空间理论研究；张继龙(1987—)，安徽亳州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全球治理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 A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4-0050-07
[责任编辑： 张林祥，陈慧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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