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书治要》的爱民思想看如何承担好对人民的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责任论文,群书治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群书治要·尚书》上说：“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意思是说，天子是人民的父母，所以才称王天下，圣人通过取类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正名，所以把君喻为父母，明了仁爱德让的道理，这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这就告诉我们：天子之所以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顺着天道而行事，他作为人民的父母才能够名副其实。所以，爱民是君主应尽的本分。
在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状况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三皇时期，就是在伏羲、神农、黄帝的时候，他们是以“道”治天下，达到了无为而治。到了尧、舜的时候，“失道而后德”，他们是以“德”来治天下。
《说苑》上记载：“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尧念念心存天下的百姓，特别是对穷苦的百姓更加体恤，对于百姓的苦难、罪过都感到哀痛，也对众生不能顺利地生长感到忧虑。如果有一个百姓挨饿，他就说，这是自己使他们挨饿的；如果有一个人受寒，他就说，这是自己使他们挨冻的；如果有一个人犯罪，他就说，这是我的过失使他们犯罪的。结果，他的仁德昭著，道义树立起来了，德行广博，教化也很广泛。他不借助赏赐，人民自然勉励做善；不依靠刑罚，人民自然得到治理。“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先宽恕百姓，以仁恕之心待民，然后再去教导百姓，这是尧的治国之道。
到了夏、商、周时期，“德”丧失了，就以“仁”来治天下。《六韬》上记载，文王问姜太公说：“请问治国之道。”太公怎么回答呢？“爱民。”怎样爱民呢？《六韬》上做了很详细具体的比喻：“故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统御人民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就像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到他们饥寒交迫，就为他们感觉到哀伤；见到他们很劳苦奔波，会为他们感觉到悲愁。这就是说，到了夏、商、周的时候，这些圣王还能够以仁爱来治天下，是以一种爱民如子的心来爱护百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仁”也越来越少了，能够称霸的人是以“义”来治天下的。《史书》上记载着“臧孙行猛政”的故事。
臧孙施行苛政，子贡批评他。于是臧孙就向子贡请教：“我没有奉公守法吗？”
子贡回答说：“你是守法的。”
臧孙说：“我不廉洁吗？”
子贡说：“你也很廉洁。”
臧孙说：“我没有执政能力吗？不能办事吗？”
子贡说：“你也很能办事。”
臧孙说：“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既然这三者我都能做到，为什么你还批评我呢？”
子贡说：“你虽然守法，但是喜欢以法来损害人；虽然你很廉洁，但是你因廉洁而骄慢；虽然你很会办事，但是因此欺凌属下。为政的人就像调琴瑟一样，如果大的弦调得太紧，小的弦就会断裂。所以，身居尊位者，德行不可以浅薄；高居官位的人，治理不可以太狭小；地方广大的人，制度不可以很偏狭。拥有很多民众的人，法律不能够太严苛。这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所以，如果你的刑罚得当，那么邪曲不正的事、犯奸作科的事都能够制止。如果你奖赏得当，那么属下都应该欢心喜悦拥护你。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你没有听说子产是怎么治国的吗？子产治国的时候，用仁义来教导人们礼义，役使人民也不违道，所以政事非常地宽松。如果有人负责做事就给予赏赐，不知道赏得合不合适就从重奖赏。如果处罚人有点拿不定主意，那就从轻处罚。因为实行了这样宽松的政治，子产治理郑国七年之后，‘风俗和平，灾害不生’‘国无刑人，囹圄空虚’。社会风气非常的平和，没有自然灾害，国家也没有需要用刑处罚的人，监狱都空了。到子产死的时候，百姓听说了都痛哭流涕。百姓说：‘子产已经死了，我们还怎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我们把安定的生活寄托给谁呢？如果能够使子产重新活过来，我们也不爱惜家里人的生命。用我们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换取子产的生命，我们都愿意。’子产活着的时候，被百姓所爱戴；死了的时候，百姓都为他感觉到悲伤。做官的人在朝廷里哭泣，商人在市场上哭泣，农民在原野里哭泣，少女在她自己家的内室里哭泣。琴瑟的声音也都听不到了，大夫不戴佩玦，妇人把簪子、耳饰也都摘下来，人们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这就是因为子产行了仁恕之道所导致的。而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听说你有病了，百姓都非常地欢喜，互相祝贺，说：‘臧孙子病了，最好他能够死去。’你的病刚刚有一些好转，百姓都非常地恐惧，说：‘臧孙子的病又痊愈了，我的命运太不幸了，为什么臧孙子没有死呢？’所以，你病了的时候，人们都是非常地欢喜，互相祝贺。而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人们都以你为恐惧。可见，你把人心伤的有多么狠了。你这样办理政务，怎么还能不遭受批评呢？”
“义者循理”，臧孙子还是挺明白道理的，他听到子贡的劝谏很符合道理，就主动把职位让了出来。这个故事提醒领导者：虽然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如果对人民过于苛刻，人民也不会感恩戴德，而且还会怨声载道。所以，子贡说：“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祸深。”德行深厚者，人民对他的回报也很丰厚，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灾祸。所以说，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刻薄、苛刻。这些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为政要宽和、要仁恕，而不能够过于苛刻。
春秋战国的霸主们，大都还能以“义”治理国家，能够循理而治。
《政要论》告诉我们：为君难。当一个国家的君主很难，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人民的怨恨，甚至把他推翻，所以君主时时要体恤人民的辛苦，做到恤民。在《政要论》上有这样一段阐述：“服一綵，则念女功之劳”，穿一件丝织品就要想到织女的辛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进用一粒谷子都要体恤农夫劳作的勤苦；“决不听之狱，则惧刑之不中”，判决那些不好处理的诉讼就担心处罚是否合适；“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晋升一个人的爵位，担心这个官员是否有德能；“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即使是奖赏微小的善事也要让它能够起到劝人为善的效果；“罚纤芥之恶，必有所阻”，即使是对微小的恶事进行惩罚，也应该起到劝阻人做恶、警告的效果；“使化若春气，泽如时雨”，使教化像春风一样，像适时的雨露润泽万物；“消凋污之人，移薄伪之俗”，减少那些行为不正的人，改变轻薄虚伪的风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朴”，要挽救衰败和世间的弊病，返回到上古的淳朴；“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把这种高尚的德行施于天下，把仁慈、厚道施及百姓的身上。这就是提醒君主：应该念念体恤百姓的不容易，做事应该非常地小心谨慎。
唐太宗以民为重
唐太宗即位不久，京城长安一带干旱无雨，引发了蝗灾。百姓们生活得很困难，唐太宗为此非常痛心，于是他亲自到地里巡视庄稼受灾情况。看到满地的蝗虫，唐太宗随手提起几只向天祷告说：“百姓靠着谷物生存，你们却吃了谷物，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吃谷物，过错是我一个人的，我宁愿你们来吃我的肺肠。”说着就要把蝗虫吃进肚子里，身边的大臣连忙劝阻，但唐太宗希望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断然吃下了蝗虫。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唐太宗下令从皇亲国戚到王公大臣都要缩减开销，力戒奢侈。同时减轻赋税，对一些受灾严重的地方甚至免税一年，并命令各地打开粮食救济灾民。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唐太宗不但委派官员到各地巡视，体察民间疾苦，而且还亲自在宫廷后面开了几亩地，带头种起了庄稼。长孙皇后也组织起后宫的妃子、宫女，养起蚕来。他们的行为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有一次，唐太宗对即将奔赴各地的使者说：“我才试种了几亩地，就感到很疲乏。我想，农夫种田几十亩，终年不息，他们就更加辛苦了。所以你们到州县去，一定要亲自到田头垅间去看看，不得叫人迎送。如果迎送往来，误了农时，还不如不去。”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加之他本人能够以身示范，以民为重，爱护民力，百姓的生产生活很快发展起来，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兴盛起来。
（摘自《中华美德故事·古代篇》，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写，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