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不同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中国台湾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韩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地区便丧失领先优势而逐步落后。到如今，无论从工业技术水平还是从人均产值上衡量，台湾地区都被韩国远远超过。不少学者把韩、台经济地位发生转换的原因归咎于台湾在民主化后政局不稳以及国际关系调适不当，这种看法的根据并不充分。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包括殖民地经历、战后小农制度、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等等，这些相似使人们习惯于把韩国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做一回事。其实，韩国与台湾地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韩国走的是“指导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台湾地区则是“民生主义”的“均富”道路。本文拟对这个区别作一探讨，从而指出，韩国与台湾地区后来的经济地位转换，主要原因是它们以往所形成的内部动力机制不一样。在经济起飞或高增长时期，由于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的影响，韩国与台湾地区在政策安排上显现出各自的侧重，采取了不同政策工具予以实施，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结构，这造成它们在进一步发展中的差异。
一 “指导的资本主义”与“民生主义”
韩国“指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在朴正熙1961年政变上台后形成的。50年代初，李承晚政府把国有资产几乎都拍卖了，实现了私营主体，再加上土地改革形成了小农私有土地私有制度，韩国成为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指导的资本主义”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加强政府干预。朴正熙政府当时对此并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定义，它的具体特点是由学者们后来概括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民生主义”则不同，它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一部分，是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提出的经济纲领。国民党退台以后，仍继承“民生主义”。并且，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期主要忙于抗战和内战，并没有精力治理经济，而退台后在冷战期间的和平环境下，则可以认真地落实“民生主义”思想。
韩国的“指导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生主义”都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但这只是大方向的一致，在具体原则上则有很大差异。
第一，追求增长与追求均富的区别。朴正熙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他指出：“我们必须摆脱贫困，建立自立的经济。”①为了迅速摆脱贫困，韩国政府可以说是不顾一切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数字目标。这样，韩国政府的政策“本质是实用主义的，手段的选择取决于所要达到的目标，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上的顾忌”。②不能说朴正熙政府不考虑贫富差别的问题，相反，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均采取了多种措施提高下层人的生活水平，包括著名的“新村运动”。但朴正熙政府始终坚持“先增长、后分配”的原则，比起分配来，他更强调增长。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民生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它除了要推进经济现代化外，还要“预防资本的过分集中，合理分配，使分配社会化，杜绝资本主义的流弊，以求财富之‘均’”。③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一种“计划性的自由经济”，重视计划与自由、生产与分配，主张公有与私有并存，从而使经济发展以求富、合理分配以求均。总之，“指导的资本主义”与“民生主义”所追求的短期目标是大不相同的，一个侧重增长效率，一个侧重分配平等。
第二，对公营企业的态度不同。朴正熙政变上台之初，也曾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而办了一些国有企业，但当发现国有企业难以提高效益后，马上果断地将它们私有化，转向扶植私营大企业以实现增长和工业化的目标。台湾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它在民生主义的指导下，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经历韩国那样的认真的私有化，保持了很大比重的公营企业，而且后来也不断选择那些优势明显的营利部门进行投资。1977年韩国公营企业产值占GDP的8.0％，中国台湾地区1976年公营企业的产值占GDP的22.1％。④韩国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部门，除了垄断烟草、人参以保证国家基本税收外，其他都不是营利部门，而是私人不愿投资的基础部门和公益事业。台湾公营企业阵容庞大，除了垄断金融部门外，还涉及电力、石油、制糖、钢铁、机械、造船、建筑等营利行业，与民争利的现象十分明显。同时，韩国与台湾地区的管理模式也存在差异。韩国政府对公营企业采取的是非直接控制的方式，多是由政府投资然后承包给私人经营，这样，政府官员直接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而台湾地区则明显保留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政企不分的特点，官员利用政治权力垄断资源，造成许多企业都是凭借特权生存，过多享受政府的优惠，缺乏竞争力。
第三，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不同。韩国政府为了实现增长目标而对私营企业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台湾当局的发展理念则受“节制资本”思想的束缚，对私营企业的成长态度谨慎。“指导的资本主义”采用的是“最大限度的竞争和最小原则的计划”，⑤一方面，政府积极扶植、帮助、推动企业生产；另一方面，不限制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允许甚至鼓励优胜劣汰，充分利用加强竞争来促进企业成长。而台湾地区则像李国鼎所言，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体系在当时“实际上是或多或少权宜性地形成的方法”，⑥这种偏向权宜性的政策选择，使台湾当局对私营企业的扶植力度远不如韩国。在政策实施中，韩国采取的“一是刺激或鼓励；二是发号施令”，⑦由于政府把落实计划的目标放在首位，因此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往往都会受到非常高的津贴、奖励、减免税等多种“刺激”。相比之下，台湾当局对私营企业的扶植仅停留在“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协助相互合作和辅助自力发展”⑧三个方面，只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而且，台湾地区庞大的公营部门垄断着上游工业和金融，政府通过对进口原料的分配来控制经济，大部分的贷款流入公营企业而没有流入私营企业。与韩国相比，台湾地区更偏重于依靠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即减税和高折旧而不是鼓励投资特定的部门提供全部贷款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支持。
二 企业组织的不同面貌
上述“指导的资本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差异，使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经济腾飞期间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结构。韩国是以被称为“财阀”的私营大企业为经济支柱，而台湾地区则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
在朴正熙政府之前，韩国私营大企业的成长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统治时期纺织、服装等轻工业领域成长出一些企业家。第二个阶段是李承晚政府于50年代初把国有资产(“归属财产”)私有化，随后又分配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项目，这个过程使一些私营企业迅速膨胀。但私营大企业的成长主要还是得益于朴正熙“指导的资本主义”的干预模式。60年代中期转向“出口立国”战略，韩国政府选择私营企业承担扩大出口生产的任务。1973年开始推行“重化工业发展计划”，政府同样采取依赖私营企业的战略。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扶植是伴随着这样一个过程展开的。据统计，仅贷款一项，1962-1971年大约国民生产产值(GNP)的3％被作为利益津贴贴给了私营大企业，1972-197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0％。这实际上是国家在帮助私营企业搞资本积累。⑨在历时近20年的“锦上添花”的扶植政策下，韩国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被强化，企业成长的时间也人为地缩短，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财阀企业群体。
与韩国依赖私营大企业不同，“台湾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是透过众多的中小企业以接受国外订单，成为国际加工基地而逐渐发展的”。⑩之所以依赖中小企业进行出口生产，是因为当时台湾地区公营经济垄断着多个在经济中占据“制高点”地位和具有广泛关联效应的战略性部门。在公营企业垄断岛内市场的情况下，私营中小企业只能选择在台湾当局出口导向的政策下，艰难地拓展海外市场。但是，“他们以灵活的家族经营方式、对市场竞争极强的适应能力、非制度化的融资途径，以及相对的低资本需求和高佣工需求为特征，对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有着充分的包容性，构成台湾市场经济的坚实底盘”。(11)台湾地区的经济奇迹，是以低成本低技术的加工装配为起点带领的出口繁荣，主要是靠私营中小企业组成的“草根经济”。
表1说明了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结构的巨大差异。1983年韩国前五大企业(大宇、现代、三星、SK、LG)的总产值占全国GNP的52.4％，其关系企业所雇用的员工也高达四十五万人，另外，若以韩国前五十大企业为例，总产值更高达韩国该年GNP的93.8％，是临近台湾地区前五大企业的五倍高，前九十六大企业的三倍高。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不同还体现在产业分布上。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是一次工业升级，很多私营大企业在此时转向以重化工业生产为主，在钢铁、汽车、大型机械、造船等方面成绩显著，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在制造业、信息工业等关键部门全面成熟的企业群。相比而言，台湾地区中小企业在商业中所占比例最高，除1971年的49.10％之外，其余皆在83％以上，其次是营建业的38％～53％，制造业的26％～38％。(12)虽然中小企业数占全台企业总数的比例常年处于97％以上，但经营内容多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也只是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来料加工层面，技术含量很低。
中小企业的劳力吸收能力很强，透过中小企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又较易实现其他社会目标，如社会安定、收入分配平等以及城乡平衡发展等。尤其是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结构且偏向于劳力密集的生产，对“均富”理念的落实贡献巨大。但是，没有韩国那样的财阀企业毕竟是台湾地区经济结构的一大缺陷。财阀因为其经济规模和强大实力可以使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和要素市场的流动内部消化掉，从而弥补了后发国家市场不完善的缺点，满足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财阀企业由于资金雄厚，生产规模庞大，技术力量较强，经营管理水平也较高，因而在进行技术开发、人才开发以及产品创新等长期性投资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能够为国家的工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力方面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些都是中小企业所无法比拟与超越的。
三 工业升级与持续发展的动力
工业化是不断推进的，一个起飞的经济体必须在适当的时候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这就是产业升级。由于企业结构不同，韩国的工业升级远比台湾地区顺利。
韩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重化工业发展计划时开始工业升级的，到80年代初，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超过了轻工业品。在钢铁、造船、大型机械、小汽车、家电等领域，韩国财阀企业充分展示了其巨大竞争力，不仅打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也在欧美市场上与发达国家展开激烈的竞争。90年代，韩国的半导体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一直高达40％。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工业升级却迟迟不能展开，重化工业始终不能发展起来。台湾地区主要的“重工业”是电子制造。8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逐渐认识到台湾在落后，于是加强了对工业升级的推动，开始采取较大步伐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并设立了一些新的工业园区进行电子产品的开发。但为时已晚。即使是政府大力促进的电子工业领域，台湾地区也落后韩国一个很大的台阶。目前，韩国的电子产业以存储芯片占领市场，而台湾地区则主要靠生产电脑主板。
台湾地区产业升级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其企业组织结构的落后。公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二元结构，使公营企业始终处于经济的垄断地位，限制了私营企业的规模和成长，私营企业组织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即中小企业阶段。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在亟须工业升级之时它们却还在忙于搞私有化。而私营中小企业则受到规模限制，缺乏投资科研开发和创新的能力，也不能引领工业升级。而且，随着岛内劳动密集型工业比较优势的丧失，中小企业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往往选择去中国内地或马来西亚等更为落后的地区寻求廉价劳动力，从而造成台湾地区本土产业空洞化严重，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表2说明，80年代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地位发生转换的十年。在整个70年代，台湾地区的各项数据都远远领先于韩国，而在80年代，韩国的GDP年增长率、工业占GDP的比重反超台湾地区。
表3进一步说明了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对外贸易的变化情况。1996年以后的十年间，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对外贸易除在1998年与2001年分别受到亚洲金融风暴与网路科技产业泡沫化冲击而出现明显衰退外，其余各年头都稳健扩张。但韩国出、进口成长率大都高于中国台湾地区，出、进口额的领先差距逐年扩大。就出口成长而言，1996-2005年，韩国的出口增长接近一倍，而台湾地区仅成长0.63倍；韩国在美元贬值之际仍展现出强劲的出口竞争力，主要原因就是它除了与台湾地区同样出口的IT产品外，还有汽车、船舶、钢铁及石化等产品，且均列世界前位，还有就是三星、现代和LG等全球知名品牌的竞争力，与台湾地区以代工制造见长的产业结构根本是两个层次。
随着技术能力和出口的对比变化，人均产值的对比也发生迅速的变化。表4说明，1999年以后，台湾地区人均GDP和人均GNP领先的比例逐年减少，2004年已经相当接近。到2005年，韩国人均GDP和人均GNP突破16000美元，一举超过台湾地区的人均GNP的15690美元及人均GDP的15291美元。过去50年来台湾地区的所得水平长期领先韩国的局面，从此被反转过来了。这主要是企业结构的不同所带来的结果。
本文以上揭示了韩国经济发展超越中国台湾的原因和过程。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台湾在追求市场经济体制上目标不明确、不坚定，而韩国则坚定地发展私营企业，这导致它们不同的体制和企业结构。虽然大体上来看二者在发展私营企业方面都采取支持态度，但韩国在“指导的资本主义”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将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部门交由私营企业经营，使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由私营企业承担，并在此过程中直接采取津贴、税收等政策措施进行扶植，从而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大企业，保证了工业升级的顺畅，提供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相比之下，台湾对于私营企业的支持是谨慎的，不仅保留着大量具有垄断性质的公营企业与民争利，而且仅采取一些诸如营造经营环境和协助自力发展的辅助性措施，使得私营企业处于经济边缘地带的同时始终无法拓展经营规模，中小企业林立的企业结构使台湾错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时机，丧失了发展的优势。私营企业组织的成长状况是经济现代化的深层标志，私营大企业群体的兴起说明韩国经济现代化进展很深，相比之下，“台湾经验”仅仅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换句话说，和其他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台湾经验’并没有提供一个由‘传统’到全面‘现代性’或者由‘边缘’到‘核心’的完整故事。”(13)总之，韩国与台湾地区近来在经济地位上的颠倒，主要是由高增长时期的道路选择所造成的，与它们1987年民主化后的内部政治和外部环境的情况并无很大关系。这个对比说明，私营企业的成长是决定一个经济的发展后劲的最关键因素。
注释：
①[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陈琦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第93页。
②Edward S.Mason et al.,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79.
③胡文川：《民生主义经济制度特质与实践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8，第169页。
④Hyun-chin Lim,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Korea(1968-1979),Seoul,1989,p.102.
⑤[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第176页。
⑥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71页。
⑦Edward S.Mason et al.,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p.156.
⑧李非：《台湾经济发展通论》，九州出版社，2004，第182页。
⑨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98页。
⑩谷蒲孝雄：《台湾的工业化：国际加工基地的形成》，(台北)人间出版社，1992，第45页。
(11)梁志明主编：《东亚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东亚现代化进程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第265页。
(12)周添城、林志诚：《台湾中小企业的发展机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第36页。
(13)梁志明主编：《东亚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东亚现代化进程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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