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淮海文学圈”及其诗学谱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诗学论文,清代论文,淮海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6)04-0138-08 “淮海”在清代泛指扬州、通州二地，属于历史地理学的概念。淮海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钟毓淳雅、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清代地域文学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自清初迄于近代，淮海地区的诗歌创作始终能够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嘉道时期《淮海英灵集》《淮海英灵续集》《淮海同声集》以及近代《淮海秋笳集》等文学选集相继出现，为清代以来“淮海”地域范围的认定提供了具体参照。特别是《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以清代扬州府、通州下辖的十二邑之地为诗学版图，辑录了诗人一千七百馀家，勾勒出了清代“淮海文学圈”的诗学谱系。安介生认为：“如果说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是清代经学中‘扬州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话，那么，阮元等人主持编撰的《淮海英灵集》及《续集》的出现，与明清时期‘淮海文化圈’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甚至可以说，这部诗集的出现，本身就是‘淮海文化圈’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1]今天我们对“淮海文学圈”的探讨，对清代淮海诗歌创作成就的认识，也主要基于这些以“淮海”冠名的文献。 一、“淮海”版图及其文化特征 “淮海”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淮海维扬州”。作为一个特指的地域概念，“淮海”在汉末已经出现。①如《后汉书》载许邵事迹云：“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2]1510许汜评价陈登时也称：“陈元龙淮海之士，豪气不除。”[2]1239东吴、东晋及南朝均定都于建康，江左一带日趋繁华，“淮海”作为这一区域的代称多见于相关文献。“侯景之乱”后，梁宗室萧世怡(一说萧圆肃)著有《淮海乱离志》四卷，其“淮海”泛指淮南、江左一带的广袤地区，甚至包括现今安徽的寿县等地。 隋唐以降，“淮海”多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黄海以西的特定区域，即隋炀帝所云“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3]1151概指的范围。北宋著名词人秦观自号“淮海居士”，为人所熟知，他在《扬州集序》中回顾“扬州”一词的变迁时称：“三代以前，所谓扬州者，西北距淮，东南距海，江湖之间尽其地。自汉以来，既置刺史，于是称扬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4]533这里已经不再涉及南北朝时期“淮海”所包含的安徽淮南、寿县的地域。秦观指出了扬州“西北距淮，东南距海”的形势，也使得“淮海维扬州”这一地理概念更为明确。 从史料可知，历史上不同时期，作为文化区域概念的“淮海”与作为地理概念的“扬州”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对应。上古之时，当古人只能对华夏版图进行简单初步勾勒的时候，作为天下九州之一的“扬州”代指东南沿海地区，这自然包含了古人所云的“淮海”，甚至远及江南、浙江一带更广大地区；经过了秦汉一统、天下车书混一之后，“扬州”逐渐凝聚成为“理江都、广陵二邑”的郡治，那么其地域范围则与“淮海”无直接对应关系，而隋炀帝所云的“淮南江北海西头”成为“淮海”方位的通行注解。非但扬州，通州之地也常以此自况，如清代通州诗人李琪《崇川竹枝词》开篇亦云：“淮南江北海西头，中有一泓扶海洲。扶海洲边是侬住，越讴不善善吴讴。”[5]708由此亦可见“淮海”之与扬州、通州之渊源。 清代嘉、道年间《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的出现，为清代淮海文化版图的划定提供了重要依据。阮元在《淮海英灵集序》中自道其编撰经历云：“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学政奉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遥，征访较易，遂乃博求遗籍，遍于十二邑。”[6]1阮序中所谓的淮海“十二邑”，即江都县、甘泉县、仪征县、泰兴县、高邮州、兴化县、宝应县、泰州、东台县、如皋县、通州、海门厅。从地理范围上看，这一区域并非某一朝一代所划定的“扬州府”所能笼括的，特别是通州之地的划属使得淮海地区坐拥江海之势。安介生指出：“明清两代扬州府的地域差异主要有无‘通州’之地，而通州处于江海之会，面江背海，形势之地，非常重要。如割去‘通州’之地，对于所谓‘淮海’自然地理轮廓的完整性以及地理环境特征影响极大。”[1]这一观点值得赞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阮元“淮海”地域，乃以“江淮之间，东至于海”为基本范围，而清代淮海地区则可确定是以扬州府城江都、甘泉为中心，以宝应、高邮、仪征、泰州、兴化、东台以及通州四邑为辅翼之地；淮海文化是指以扬州的维扬文化为中心，通泰江海文化为辅翼的区域地理文化。 从地理位置上看，淮海地区为徐州、海州向江南的过渡。清初置江南省，扬州府、通州皆名列其中，淮海在文化上与江南大致相近，然十二邑皆地处江北，地理环境与江南自有差异。明儒陈懿典尝言：“海内大势，以江河为界限。故称江南、江北、河南、河北。而淮又介于江河之中，淮扬四郡，以及徐、滁诸州，虽隶于南服，而实称江北。”[7]卷三《抚淮小草序》，680考察江北之“淮海”，水土和盐产是物质层面的两个重要方面，精神层面的“淮海文化”与此也有着紧密的关系。 就水土而言，淮海与江南虽然都具有泽国特点，但江南叠
交映，多山水欸乃之清音；淮海多水少山，整体呈现出云水苍茫的平远格局。在水乡成长的淮海诗人，其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创作内容等诸多方面与江南文人有所相同，如方觐有《召伯埭上作》：“前年埭上望，湖水白连天。今年埭上望，麦浪青无边。欲寻旧日买鱼处，田家便是打鱼户。记得门前白板船，藕花香里人来去。”[6]丙集卷二全诗读上去似与江南诗人所写无异，“江南”与“淮海”看不出多少差别。不过如果读更多作品的话，还是能品出其中的“淮海味”的——这是一种“盐味”。如张楷《读许给谏修复五塘全疏》：“扬州城南江水曲，扬州城北淮水绿。长海大江势蜿蜒，土肥泉甘称膏沃。由来此地盛繁华，买盐贾客竞浮夸。西北三山好风景，春到游人不到家。”[8]巳集卷二此类描绘水乡平旷、鱼盐丰饶之篇什在清代淮海诗人笔下出现得相当频繁，描写海风峻寒、灶户之劳的作品也在在可见。 就盐产而言，通泰一带的灶户海盐文化，与江南文化可谓大异。进一步说，清代淮海一地文化兴盛，本是建立在盐业经济繁荣的基础之上的，通泰为产盐大区，灶户毗邻，而扬州府城则是盐官及盐商密集之处。清代设两淮盐运使司，盐业史上形成了“淮南”“淮北”的概念。“淮北”指以淮安为中心，包括海州(今连云港)等地，“淮南”则以扬州为中心，包括通、泰之地。清中叶，淮海盐业积百年之雄厚，成为该地域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也是最为瞩目的文化符号之一。可以说，海盐文化，是淮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淮海文学圈，既要重视江都、仪征、高邮等传统维扬文化滋养下的人文沃土，也要兼顾通州、泰州等海盐文化的代表区域。 由于北接徐淮、海州，淮海民风带有徐淮一带的粗豪雄杰之气，与稽古崇文之风互为表里，兼北地、江南二者之长，目之为“弘文尚武”亦无不可。扬州府城历代文运昌盛，沾溉周边，以至淮海犷悍之气、尚武之风则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们查阅清代江苏各要员的上疏奏议，在形容淮海民风之时，“犷悍”二字较为常见，如吴文镕曾上疏言：“江苏淮海一带，民风犷悍。”[9]卷五《查明江南武弁运丁被参各款折》铁麟任漕运总督时上疏亦云：“淮海一带，民风犷悍。”[10]230淮海地区的尚武之风，除反映于民俗风尚外，还表现为武举兴盛。根据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的名单统计，有清一代江苏籍的武状元共计八位，而淮海地区就有四人，其中扬州府三人，通州一人，占全省的半壁江山。这样的文化生态进而影响到了当地文人，清代淮海涌现出许多文武兼备型的诗人。如卓尔堪幼学击剑，挽五石弓。年未二十，从李之芳南征平叛，“为右军前锋，摧坚陷阵，身被数创，犹居士卒先”[6]甲集卷一；再如李岐“性游侠，以老拳名淮海，推为第一，然其状有儒者风”[6]丁集卷四；江都唐绍祖早年入都，宰相明珠延其课子，授经之暇，傍及书射，后见武学废弛，乃躬自诱射，掇高科者，指不胜屈。明珠赞叹曰：“此真文武全才，勿徒以江南名士目之也。”[6]丙集卷二 淮海地区不少武人出身者也有着较高的诗学修养，甚至无愧名家作手之称。对此阮元不无得意地说：“江都浦村张家，甘泉黄珏桥之焦家，即公道桥吾家之阮氏，皆以武世其家，而无不熟悉经史，善诗歌，博学能文。”[11]9可以说尚武英豪之气在淮海地区始终未曾磨灭，中古以来，江南地区的雄杰之气逐渐被衣冠世家的温文尔雅取代，淮海地区则不然。翰墨诗书之泽的加深，依然未能冲淡其本然的“劲躁”之气，文人多豪杰之风。如宝应陶季“不事举业，为五岳之游。北抵燕赵，南浮沅湘，西踰太行，东历海岱，所至辄交其贤豪长者”[6]甲集卷二，这样嵌崎磊落之豪宕文士在清代淮海地区举不胜举。 近代程沧波云：“南通僻处大江以北，由江入海之要道，其人文有异于苏松常镇者，盖苏松文胜于质，而常镇则质胜于文。至于淮扬通泰，文质之外，乃具中原奇旷之气，其人事功文章，每超越于寻常。”[12]78这一分析具体而精辟，南通之人文特征，在清代淮海地区是具有代表性的。 二、“淮海文学圈”的历史形成 从上古时期的“淮海维扬州”到清代的“淮海十二邑”，淮海地区既有“孳货盐田，铲利铜山”的富庶繁华，也有“泽葵依井，荒葛罥涂”的人烟荒凉，以扬州为代表的“名都”与“芜城”的兴衰轮回不断循环着。钱穆先生云：“瓶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盛衰，可以乩国运”[13]162，诚哉斯言。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明亡清兴时的腥风血雨，清代国运承平之后的隆侈巨富，再到近代盐政枯竭后的繁华不再，可以发现淮海一地的盛衰起伏与近世王朝的兴废治乱颇为合拍。在历史的洗礼中，淮海也得以成为一个独特的、超越性的历史文化版图，自立于东海之滨。 早在西汉，董仲舒任江都相就提出了“正谊明道”这一著名命题：“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4]570董仲舒的德行风教播化于淮海之地，“正谊明道”四字堪称儒家道德理想的典范。在学术上，唐初江都曹宪以及李善、李邕父子精研《文选》，尤其是李善的《文选》注本征引繁富，阐幽发微，奠定了煌煌“选学”。南唐广陵徐铉、徐锴昆仲整理校正《说文解字》，“援引精博，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从而创立“许学”。宋初如皋大儒胡瑷，时称“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学，主“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开宋世学术之先河。[15]335降及明代，泰州学派风行天下，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强调“百姓日用即是道”，以启蒙性著称于世。以上历代淮海前贤，究心于安身立命之道，致力于名物训诂之学，或树义立德，或推重实学，于当时和后世影响极大，由此滋育出清代圆通博大的“扬州之学”。 就文学而论，淮海一地同样才人蔚起。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南朝江总，五代冯延巳，宋代潘阆、秦观、晁无咎等，皆文学史上之名家。明以后的淮海文学创作亦堪称繁盛。明初汪广洋之诗无愧一代开国之音，而宗臣，李春芳、张綖等淮海名流皆能够踵武前修。弘、正间文人刘春云：“维扬古扬州也，为东南佳丽之地。……以今考之，其土俗物产及巨商大贾，星聚井联，诚不减于旧，而其士习之尚文好儒则日盛矣”[16]卷一二，147足见明代淮海文风之兴。入清以后，淮海之间陆续形成了许多创作活跃的诗歌群体，其或为宗亲，或为师友，吟唱题襟，促进了淮海地区的诗歌创作的繁荣。正如阮元《淮海英灵集序》云：“我国家恩教流被百余年，名公卿为国树绩，其馀事每托之于歌咏。节臣、孝子、名儒、才士、畸人、列女辈出其间，虽不皆藉诗以传，而钟毓淳秀，发于篇章者，实不可泯”。[6]卷首淮海文学圈之所以在清代形成，并持久稳定，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地相邻，情相亲。在“淮南江北海西头”的整体格局下，十二邑棋布星罗，淮海大地州邑相邻，府县相望。晚清刘启端《大清会典图》描述了扬州府的整体方位：“扬州府领州二县六，治江都、甘泉，北高邮，西南仪征，西北宝应，东北泰州、兴化、东台。海在府东，北接淮安府盐城县界，为东台县东境，又南接通州、如皋县界。”[17]卷一七二《興地》三四在这样的地理格局下，淮海各邑毗邻相接，相去最远不过数百里。如泰州地处“(扬州)府东一百二十里……东至东台县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都县界三十里，南至通州、泰兴县界三十里，北至兴化县界九十里，东南至通州治三百里，西南至江都县界三十里……西北至高邮州治一百五十里”[18]卷九六。淮海版图幅员适中，水网密布，兼运河、江、海之利。通州所属的如皋、泰兴二邑，“其境皆抵大江。如皋县东亦距海，自掘港东南诸盐场棋布，其间运盐河自泰州东行，经如皋入州界，而东达于吕四场，其联络贯注者为串场河”[19]卷二。这样的地理条件和交通优势为诗人走访交游、唱和切磋提供了极大便利，故较易形成相近的诗学观。如淮海于风行清代的唐宋诗之争甚少染涉，邓之诚先生认为“乃知一江之隔，不为习气所染，实赖诸李(昭阳李氏)、二王(王仲儒、王熹儒)之功。淮扬地近情亲，遂有同风矣”[20]527。另外，从方言角度考察，淮海地区在清代大体属于江淮官话区，扬州、通泰方言交流沟通无碍，在同一方水土共同成长的淮海诗人具有语言和文化上的认同感，这是创作“同声”的人文基础。 二、习相近，学相通。淮海地区民风整体相近，各邑土风亦大同小异。如《维扬志》云：“地分淮海，风气清淑。俗务儒雅，士兴文艺。弦诵之声，衣冠之选，夐异他州”[21]，又载仪征“其民安土而乐业，其士好学而有文”[21]，高邮“人足于衣食，有鱼稻之富，俗多好谈儒学”，泰州“民复敦庞，士还淳厚，有文雅之风”[21]，如皋“民多畏法，士皆读书，征科易集，狱讼简稀”[21]卷一一，等等。可见人足衣食，民风朴野，好儒学文是各邑民风的共性，也是形成淮海文学圈的重要因素。对于士人而言，习相近足以成为“诗可以群”的条件，而学相通则是文学圈的内部凝聚力之所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晚明以来影响极大的泰州学派，其创始者王艮宣扬“百姓日用即道”，倡导平民教育，旁涉实用之学，其子王襞亲赴村野市井讲学。泰州学派对晚明以来思想界的冲击极大，其恬退自守，致力于良知之学的启蒙思想，也成为淮海地域文化的深刻印记。东台诗人陆壎《谒王心斋祠》云：“圣道几人成羽翼，良知今已属东淘。”[8]巳集卷二如皋“地接泰州，泰州，心斋王子论学之乡也。遗民馀俗，至今未绝”[22]卷二。心斋之学进一步影响到淮海诗坛，清初“东淘十一子”中如季大来、周庄、吴嘉纪等诗人多为泰州后学。吴嘉纪本人是王艮的后裔孙婿、四传弟子，近代学者直言“野人之诗即心斋之道”[23]。心斋后人王鹤，居泰州，“与黄鳌江，徐草亭，朱云士，缪苍然，张克谦诗文唱和，著《松轩集》’[8]巳集卷三。心斋八世孙王锦，著有《瞻白庐诗》，泰州老诗人黄云以孙女妻之，王锦尝曰：“闭户即深山，何必桃源绝境乃可避俗”[8]巳集卷三，其闭户自守，悠然于学，皆酷似先祖。清代有很多淮海诗人涌现自布衣基层，这一批诗人多安贫乐道，究心于经世、辞章之学；另如宝应乔莱、高邮孙宗彝、兴化郑板桥等身为名宦名士，同样重乎实学，心系民生，都可见泰州学派的影响。 三、人相联，吟相和。“从来淮海盛文燕”(曹寅《广陵载酒歌》)，正是在地缘文化基础上，同时期的淮海诗人往往得以保持紧密联系。同宗同族的一门风雅自不必言，即使是不同州县、年齿有异的吟坛才士也颇注重酬唱往来，切磋诗艺。试举清中叶的淮海诗坛作为例证：乾隆十年，高邮硕儒李基简、兴化李光国等主持创立甓湖诗社，主要成员有高邮陈兆兰、陈桂、宋鸿儒、沈均、李贡、贾田祖、沈锜，时称“甓湖七子”。从人际关系上看，李基简是“甓湖七子”中李贡的父亲，宋鸿儒的表兄，也是贾田祖的业师。李光国为兴化诗坛耆旧，是沈均的舅父，晚年归于高邮，居沈均礐泉书屋。李光国称：“礐泉(沈均)敬余过于师，余爱礐泉过于子，其中臭味，脉脉关通，所谓文章有神交有道者。”[24]608诗社成员以风义相师，史料载陈兆兰“与弟桂及同邑宋鸿儒、沈均、李贡、贾田祖、沈锜结社联吟，时号甓湖七子，咸就正于李基简。兆兰为基简同年生，竟退处弟子之列，其服膺风雅如此”[25]卷四。值得注意的是，贾田祖之贾氏为高邮科举世家，贾田祖本人则是扬州学派先驱，与扬州学派中汪中、李悖、王念孙等文士交游甚笃。以甓湖诗社为中心，还可以溯至高邮三先生(李必恒、殷嶧、孙濩孙)、江左十五子等。若再加以细论，可以旁及更为庞大的诗人网络。淮海诗人“风雅相联”的特质相当显著，而“吟相和”的辞章联翩之盛况也于焉生成。焦循在《覆姚秋农先生书》中写道：“近时文学之盛，在前如陈厚耀、乔莱、汪楫、顾图河、王式丹、张符骧、王懋竑、吴世杰、夏之蓉等，在后则如李悖、汪中、刘台拱、贾稻孙、顾九苞、任大椿、钟怀等，皆宜从其所著书及文集中探而详之。……循所泥首再拜，为吾郡诸英灵请也。”[26]398清代不少地方诗学能够兴盛一时，甚至引领天下坛坫，淮海地区虽不能与之相埒，然亦可谓风雅不绝者。 淮海地区以通而兼容为文化特征，但各邑之所以能够凝聚成为“淮海”，与其内部相对的封闭性、独立性关系密切。从诗人成长的自然环境以及乡土记忆的角度来考察，淮海地区是一个北近淮河，南望长江，东接黄海，西剧运河的版图，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理封闭性。但外向相对封闭并不意味着内生动力的匮乏，其中文化“小传统”起着重要作用。如地处江滨海角的泰州与扬州府城、江宁省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地处僻郡而内部人文交流频繁。在此地缘文化的基础之上，泰州于清初能远离烽火鸣镝的江南闽浙，而孕育出了遗民诗人吴嘉纪以及东淘诗人群。再如扬州城北的北湖地区，虽隶属扬州府，但水域苍茫僻远。北湖诗人群体的诗文作品表现出了对“隐逸”文化的坚守，甚至流露出强烈的“避世”情绪。北湖李潜昭“足迹不入城市，与显贵之学友不通一札”[27]36。北湖范荃晚年甚至自撰《盟鸥野老传》明志：“人固不知野老，野老亦不求人知也!”[27]37东淘、北湖等诗人群体较为排斥都邑文化与商贾文化，用自身奇崛孤傲的品行与市井尘嚣保持距离。通州地区亦然，如皋冒氏水绘园早已成为南北名士避世交游、韬光晦迹的重要场所。 客观来看，我们可以将淮海地区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府城、高邮、宝应、仪征等坐拥运河之势的传统“维扬地区”；二是泰州、通州包括兴化、东台、如皋等相对封闭性的“濒海地区”。研究淮海文学圈，既要注意其“通而兼容”的一面，又要注意其“闭塞自足”的一面，如此便能从整体上认知清代淮海诗学成就了。 三、淮海文学圈的几大纲维 “文学圈”不是一时、一邑的文学社团、流派的创作现场，而是特定时间段，特定地域内文学活动繁盛的整体呈现。判定一个文学圈是否能够形成，需要考量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在横向上，适当幅员的文学版图，分布相对均衡的文人阵容，以及文人阵容的内部联系，皆是文学圈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纵向上，文学版图较长时间的稳定性，其才人代兴的持续性也是文学圈成立的重要因素，二者缺一不可。从这两大标准来看，阮元在《淮海英灵集序》中所大略勾勒的节臣、孝子、名儒、才士、畸人、列女等文人群体，正呈现出“并世而立”与“世代相继”的气象，这是仕宦、盐商、名士、学人等诗歌群体不断涌现的盛况。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圈”亦可看成各种文学网络关系的地域存在，而一方地域文人之所以能够鼓荡声气，联翩聚吟，主要根植于有序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如姻娅关系，家族血缘，社团聚合，师学传承等。由于盐政的发达，清代淮海地区同时还不乏基于商业关系的文人聚合。 “文化家族间的通婚是一种社会结盟的手段，其姻娅网络在一定意义上既是社会关系网络，也是文学交游的平台和文学群体形成的基础。”[28]152淮海当地著名的文学世家分布多集中于宝应、高邮、仪征等地，如宝应朱氏(朱泽沄、朱彬)、乔氏(乔莱、乔亿)、刘氏(刘台拱、刘宝楠)、王氏(王式丹、王懋竑)；高邮夏氏(夏之芳、夏杏春)、孙氏(孙弓安、孙濩孙)、贾氏(贾兆凤、贾田祖)；以及阮元本人所在的仪征阮氏等。文章世家的内部联姻可以加深各自文化积累、融合。淮海文学世家往往表现为十二邑内部的名门联姻，其中文学圈内一批核心世家的姻亲关系尤为引人注目：宝应朱氏、刘氏，高邮王氏，仪征阮氏等皆有着十重以上的名门姻亲关系。至于县邑内的名门联姻则更为纷繁显著，如清代宝应朱氏、乔氏、刘氏的多重联姻即是典型。今检史料可知，朱克简子朱经娶乔莱女，朱克简女适乔可聘之孙乔崇道，朱经女适乔崇道之侄乔湜，朱经子朱泽代娶刘中从女；朱宗贽子朱彬娶刘家昇孙女，刘家昇本人则娶乔崇醇女。刘师宠长女刘文芳，著有《树蕙轩集》，适乔其绳，有子三人：大椿，大鸿，大钧，皆是淮海当地的著名诗人。 透过纷繁复杂的姻亲网络可以看出，宝应文学世家朱氏、刘氏、乔氏呈现了相互联姻的“三角网络”，这三大文章巨族内部才人辈出，平日诗酒往来，切磋诗艺则更为常见，如朱宗光“虽承家学，尤得妇翁乔剑溪亿指授，性情更挚，诗亦蔼然”[6]丁集卷一，乔亿为宝应诗学世家，著有《大历诗略》《剑溪说诗》等多部诗学著作。 数代多重的姻娅关系使文学世家能够绵延发展，其诗书雅泽往往能延续百年乃至更久，因家族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一门风雅是极易直观发现的，父子、兄弟、宗亲皆名列淮海坛坫的例子在《淮海英灵集》中俯拾皆是。上文所提及的高邮孙氏一门堪称典型，再如宝应朱氏，《淮海英灵集》丁集卷一几乎是清代朱氏家集诗选：自入清后第一代的朱克生、朱克简、朱克宣，第二代朱绩、朱约、朱经、朱济，第三代朱泽坛、朱泽况，乃至第四代朱光淮、朱宗光、朱宗贽，皆有作品收录。另外，家族联姻滋生下的甥舅关系在淮海文学圈内同样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乔莱为刘国黻舅氏，阮亨为焦循子焦廷琥舅氏等。细细寻绎整理，淮海诗人或为宗族同枝，或为血缘近亲，由姻娅关系生成的血缘网络在文学圈形成的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文人的结社联吟是文学网络中的另外一大纲维。自清初如皋冒襄的水绘园社集始，淮海一地的同人雅集几乎从未间断。“闲闲社”“北湖吟社”“邗江吟社”等广为人知。杰出诗家的涌现以及诗学宗匠的主盟号召，为淮海地区不断催生出新的诗歌社团，这自当归结于清代扬州名宦、盐商各自巨大的文化凝聚力：清初王士禛的诗酒风流远承欧、苏，开启了清代扬州名宦的雍容风雅。孔尚任仕扬之时，与诸遗老往来唱和不绝。康熙二十六年，孔尚任因河事旅于兴化，与当地诗坛名宿李沂、李淦、李国宋、王仲儒、王熹儒等雅会，如皋冒襄、泰州邓汉仪等诗老皆赴兴化访孔尚任，谋举花洲社。此后曹寅、卢见曾、曾燠等盐务大僚的诗文幕府更相递进，总持诗坛，使得扬州府城始终处于一种文人交汇的繁荣状态，扬州及其周边的淮海诗人为之吸引。如曹寅宦扬之时，“淮南名士如王竹村、卓鹿墟、鲍远村、杨掌亭、郭双村、程蒿亭、周确斋、殷蓼斋、萧东田、唐饭山、汪木瓶皆与倡和”[29]卷四，乾隆年间，卢见曾两任两淮盐运使，其“红桥修禊”盛况空前，唱和者多达数千。曾燠任两淮盐运使十馀载，同样弘奖风流，“海内名流归之如流水之赴壑”[30]，淮海诗人如江都汪中、仪征詹肇堂、甘泉黄文旸等皆参与联吟唱和。直至道光年间，调任两淮盐运司的严廷中尚结有“春草诗社”，可看作扬州府城的风流馀绪。从清初王士禛、孔尚任等仕扬名宦，再到曹寅、卢见曾、曾燠等盐务大僚，他们或涵咏上巳重阳，或流连红桥山馆，其诗酒雅集是淮海文学的重要风标，使淮海版图内的诗学坛坫风雅联翩。 此外，儒商巨贾招揽文士也维持着淮海诗坛结社、雅集的繁荣。李斗《扬州画舫录》云：“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31]198儒商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以私家园林为悠游吟赏之地，聚集了大批出身基层的文人墨客。如“二马”居于新城东关街，“所居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又曰‘小玲珑山馆’，有看山楼、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诸胜”[31]90。原本亦儒亦贾的盐商极力营造出城市山林式的人文景观，大多清幽雅致，古风郁然，足以引发文人雅士的趋归。与官署、幕府的荫庇相比，府城儒商的园林雅集对于文人的吸引力或有过之。此类山馆园林往往有着“去政治化”的人文因素，文人的诗文创作也更自在自得。二马、江春等盐商宗主所聚合的是面向整个江浙乃至全国性的文人群体。阮元《淮海英灵集》记载江春：“喜吟咏，好藏书，广结纳，主持淮南风雅。……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士仁虎、蒋编修士铨、金寿门农、方南塘贞观、陈授衣章、陈玉几撰、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子大成、江云溪立、吴桥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缟纻，或致馆餐，虚怀卑节，人乐与游，过客寓贤，皆见优礼，与玲珑山馆马氏相埒。”[6]戊集卷四可见江春的交游不单涉及兴化郑燮、江都黄裕、仪征江立等淮海诗人，更有钱陈群、戴震、吴烺、金兆燕等江南名士。盐商的招揽无疑为府城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促进了淮海诗人与外地文人的交流。 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到，盐官与盐商之间也具有紧密联系，颇多诗酒往来。卢见曾仕扬时，“是地主马佩兮曰璐，秋玉曰琯，及张渔川四科，易松滋谐，咸与扶轮承盖，一时文酒，称为极盛”[32]8。这不啻为一定意义上的名利互惠之举，扬州府城文学网络由此愈加稳固，见载于《扬州画舫录》中的府城集会名士不下百人，二马、陆钟辉、闵华、张四科、胡期恒、汪玉枢、方士庶、方士倢等名每每见之，并延伸出巨大的作家网络。 扬州府城之外，淮海文学圈的社集群体在州县各邑表现出多点繁兴，除前文提及的甓湖诗社外，宝应汤应隆、刘兆彭、乔立方、乔大钧、汤襄隆、刘玉麟、乔大鸿称“敦素园七子”；如皋汪之珩与李御，吴合纶、刘文玢、顾
、黄振集于文园，以诗唱和，称“文园六子”。再如女性社团，由阮元、王豫两大家族女眷为主的“曲江亭雅集”，堪称淮海女性诗文团体的重要代表。②无论是达官盐商，名门闺秀或四方乡里，其文学活动、诗社交流皆蔚成风气，经久不衰，以上所举诗人及其相关作品在《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中大体皆有收录。 师生结谊是淮海文学圈中另一大联络枢纽，这不限于辞章之学，亦有从儒问学的师生关系。如江都郭铉玉、郭嗣龄同师事于北湖处士范荃，“荃于文无所不学，以诗古文授九成(郭铉玉)，以时文授述堂(郭嗣龄)。述堂乃守师训，精研宋儒理学，求先正文体，从游者至数百人”[6]戊集卷二。再如泰州诗人李亨衢，“品谊端谨，海陵诸生奉为师表”[6]庚集卷五。古人论人及其文章，必究其师承渊源。淮海文学圈内师生声气相承并传者甚多，《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中的例子几乎随处可见：“陆震，号种园，兴化人，郑板桥燮之师，有词集行世”[6]戊集卷三，“刘坤，字简卿，号石樵，江都人。学文于魏松隐，学诗于倪永清”[8]巳集卷三，“卞履文，字坦叔，江都翠屏洲人。坦叔为孚升征君哲弟，学诗于王柳村征君”[8]庚集卷五。不少师生情谊历久弥坚，《淮海英灵续集》记载甘泉诗人徐元方事迹云：“春泉(徐元方)与弟云淙游紫芝夫子门下，凡十年，夫子为吏廉，殁后贫甚，春泉教养遗弧，俾成立，今鹤山与哲嗣载之，同领乡荐。若春泉者，可谓不忘师谊矣”[8]庚集卷五，其事迹颇为感人。 薪火相续的师生传承对文学网络的稳定延伸关系尤切，但师生网络非是简单固定的一对一之关系。阮元《胡西棽先生墓志铭》回忆自己的启蒙业师胡廷森云：“元幼时，以韵语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选》之学，导元从李晴山先生游。先生于元外祖林公为挚友，公子妇林氏，元母之侄也。”[33]卷二胡廷森为阮元外祖林廷和至交，并推荐阮元入名儒李道南门下。再如盐商江昉师从兴化大儒任陈晋，与其孙任大椿交好。《淮海英灵集》载：“任公子侍御大椿，以经术品行为公友。天台齐侍郎召南为诸生，鼓箧敷文书院，观察遇之极厚，为观察门人，与公亦以学相长。”[6]戊集卷二这样看来，由师友所辐射而至的网络自非淮海所能拘限，但对于淮海文学圈本身来说，师生情谊是重要的维系因素，“花下论诗师友共，风前把酒弟兄兼”(林廷和《初夏间居次韵》)[6]戊集卷四，师友关系无疑是清代淮海诗群的聚合引力。 整体看来，淮海诗人及其作品自明末起即凸显出特有的地方特征与文学风貌，淮海文学区域化、群体化的“圈内”性质非常显著。一方面，淮海本为文华之地，特别是中心城市扬州府城，其藏书的繁富、书院的设立、名宦儒商的风雅使之成为全国性的文化交流中心，为淮海诗人的交汇聚合提供了场所；而另一方面，自清初以来，淮海十二邑诗人的各自涌现，其内部交流，同声相应使得文学圈又带有了显著的网络色彩，姻娅关系、社团关系、家族血缘、师承关系既深且固，纲维既举，网络必张。梳理出这种种关系，方可厘清文学圈的内部脉络，并究明其生成、濡化的基础。 “淮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多重文化共同浸染的复合体。淮海其北为徐淮文化，多悲歌慷慨之雄杰气息；其南为江南文化，世代簪缨下的崇文之风蔚然。淮海本身又融入了徽商文化，以贾而好儒、义利并重而显称于世。这些文化因子与运河文化、海盐文化共同熔铸成了清代的淮海文化。因淮海地理文化上近于江南，学界往往视其为江南文化合论之，而忽略了淮海本身作为多重文化结合体的事实。从历史形成或地域文学的角度来看，淮海一地的创作在清代具备自身特色。就诗歌来说，从清初的遗民群体，到“国朝”诗人，到盐商诗人，再到学人诗歌，其风雅相传可以在《淮海英灵集》及《续集》中找到脉络。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炼出“清代淮海文学圈”这一概念。这一“文学圈”不是一时一地不变的静态描述，而是以整个清代淮海地区的文学流变、文人代兴为事实的文学视阈，既包含了文学的“小传统”，也涵括了文学“大传统”。具体地说，清代淮海文学圈是以淮海地域文化为骨络气脉，以扬州府、通州所辖十二邑为活动范围，以传统社会中姻娅网络、家族血缘、社团聚合、师承关系等为维系支撑，以各阶层文学活动为表现形式，其中诗人、诗学是最为活跃的部分。 虽然对清代淮海诗歌，我们需要对众多诗人和文本加以考察研究，但《淮海英灵集》及《续集》等总集不应被忽略。当我们据其勾勒出具有漭瀁阔大的水域特色和朴质精实的通壤文化的文学圈时，一个相当完整的清代淮海诗学谱系实际上已经得以呈现。这是文学圈的内核，值得充分重视。关于这一诗学谱系的具体内容，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本文仅为驺唱引喤，希望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①地理学者张传藻先生认为作为地域概念的“淮海”最早出现于南朝萧世恰的《淮海乱离志》，并总结其变迁云：“‘淮海’原是泛指长江中下游，主要还是指江南；宋以后，‘淮海’也还泛指长江中下游，但主要是指江北；明清两代，‘淮海’为苏北里下河一带；近代，‘淮海区’则更向北移动，即洪泽湖及其以北的徐淮地区。”可另备一说。参见张传藻：《古籍中“淮海”地域的变迁》，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②王豫《江苏诗征》卷一六八云：“净因与孔经楼、刘书之、王凝香三夫人、谢月庄、唐古霞两女史，暨予妹爱兰，予女子一、子庄，甥女季如兰辈，唱酬最密。凝香刻《曲江亭唱和集》”，“曲江亭雅集”的提出，参见戴健：《曲江亭雅集钩稽》，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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