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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21世纪面临严重的生态失调和心态失调，有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世纪”。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完善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的丰富思想。面临新世纪的严峻挑战，应当积极汲取这些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成果。在这方面，新加坡等国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八十年代初，全世界有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了一个宣言，内称：如果人类要在廿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①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最近在《孔林片思》一文中说：人和地球的关系是生态问题，人和人的关系是心态问题。当前，全世界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心态失调，导致大的混乱。孔子的“仁”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必须和平共处。廿一世纪是危险的世纪，时代呼唤着新的孔子，希望经过努力，新一代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可是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②
这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学者历经了新旧社会，对比了东西文化，通观了世界大势，展望了人类前途，经过深思熟虑，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石破天惊，发出震聋发聩的悯人救世之言。
廿一世纪为什么是危险的世纪？新的时代为什么呼唤新的孔子？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正处于严重的生态失调和心态失调的状态之中。
生态问题是人和地球的关系问题。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和掠夺，因而也受到自然界无情地报复和惩罚。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失衡，人口爆炸，水土流失，耕地锐减，人类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无异于自掘坟墓。
日本学者铃木大拙说：“西方人把自然完全看成与人类对立的东西，人类迷失在自然中，这是西方文化的危机，也是现代人生活中的危机。”③
人们以为，只有解决心态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才需要孔子；其实，解决生态问题，即人与地球的关系问题同样需要孔子。
孔子及儒家后学主张“天人和谐”，这种思想对于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天人和谐”是人类自身对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深刻反思，它与西方的“天人对立”的思想大异其趣。“天人和谐”认为，人不是自然界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界的奴隶，而是大自然亲密无间的伙伴；人对自然界既不屈服，也不破坏，既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又精心地适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维持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人和大自然的良性循环。人和自然界相互依存，协调发展，休戚与共，和谐相处，这是一个理想的天人关系模式，是解决生态失调的对症良药。
如果说，生态问题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处理得不够好，那么，心态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搞得更糟。纵观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索马里内战、安哥拉内战、卢旺达内战、也门内战、南斯拉夫内战、阿富汗内战、独联体内部各国的武装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印度的神庙问题等等都体现出国家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矛盾，种族之间的仇恨，宗教之间的纠纷，搅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
有人以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才问题成堆，其实，发达国家的状况也很不美妙。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带来了很多弊端：社会失衡，人的异化，物欲泛滥，道德沉沦，人和人之间存在着漫无限制的自私自利精神，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思想，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支离破碎的婚姻家庭，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空虚迷惘的精神面貌，日益恶化的社会秩序等。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旧的道德规范被破坏了，而新的道德规范尚不完备，整个社会缺乏统摄人心，起规范作用的道德原则。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国家观念、全局观念、集体观念、奉献观念日趋淡漠；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助人为乐、敬老爱幼、见义勇为、扶危济困、诚实守信、勤劳节俭、遵纪守法、爱护公物、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社会公德、传统美德、职业道德等似乎已被遗忘。有些人对道德规范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感和信任心，有些人为了金钱和权位可以出卖良心和人格，在这些人身上出现了道德逆反、道德错位，道德冷漠。
道德既然失去了统摄人心的作用，再加上法制不健全，因而产生了各种腐败现象：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公费吃喝旅游。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抬头，精神萎缩，人性扭曲，理性丧失。社会风气败坏，各种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实生活中确实在滋长着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社会丑恶现象，有些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同它作坚决的斗争。现在距离21世纪还有几年，全世界以至我们中国如果按照上述的趋势发展下去而不加以有效地遏止和改变，那么，21世纪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一个危险的世纪。
新的时代何以呼唤新的孔子？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它的本质是人学，通过自我修养、道德教化、利人利己解决人际关系矛盾；儒家特别重视伦理，伦理就是人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孔子的伦理思想是研究如何做人、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都起着重大的精神支柱作用。
孔子的“仁”的思想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仁”的主要涵意是“爱人”，爱人分两个方面：消极的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爱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爱人”思想的伟大意义和崇高价值早已被世界各国的先进人士所认识，受到他们一致地推崇。早在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我曾认真读过儒家的四书五经，那里边有最纯粹的道德。……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应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也有影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杰出领导人罗伯斯庇尔起草这一《宣言》时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以不做一切损害他人权利之事为前提。”
九三学社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基本的做人道理，它在西方世界被推崇为“人类行为的伟大法则”或“永恒的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现实中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有很强的针对性，一个人假如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做到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另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永恒的法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包含着人际关系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即要求正确处理人际交往中的主客观关系，因而包含有客观真理的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说：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妇孺皆知，这句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老话包含有丰富的深刻内涵，你不想要的，不要给别人。如果人人遵守这一道德原则，许多关系都能理顺了，假冒伪劣商品也没有了，尔虞我诈也不存在了。基督教的圣经宣传“己所欲，施于人”，比起孔子的话还略逊一筹。全世界的伦理学家都一致公认：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文明之精华，体现了伦理道德中的黄金律。
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④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有两条，一条靠法治，凡危害社会治安，触犯刑律者，司法部门执法如山，有死刑、徒刑和鞭刑，盗窃犯坐牢三年，鞭刑五次。鞭刑用水浸的竹片，即中国古代的笞刑，一竹片抽下去，皮开肉绽，疼痛难忍，对罪犯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另一条靠心治，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人民。本文着重介绍后一方面的情况。新加坡“心治”的经验进一步证实：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孔子。
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小国，国土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新加坡立国之初，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贪污腐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彷佛。总理李光耀执政，把市场经济、严明法治和儒家伦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以儒家克勤克俭的工作伦理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为杠杆，创造出高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东亚奇迹，不到二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倍，人均国民收入13000美元。
70年代以来，新加坡已成为工业化国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思想也日益西方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蔓延，西方的婚姻观和价值观使得家庭逐渐解体，人际关系冷漠，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穷奢极侈、享乐腐化以及嫖娼、吸毒、赌博等恶习；青少年成为发烧族，追星族，狂热崇拜西方的歌星、影星，迷恋好莱坞电影和迪斯尼的游乐。
新加坡为了扭转这种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大力开展道德教育，用儒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精神危机。新加坡小学《公民》课本的第一课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小学生系统灌输礼貌、诚实、仁爱、效忠等公民意识。新加坡中学的《好公民》教材的内容分五部分：(1)个人修养；(2)个人与家庭；(3)个人与学校；(4)个人与社会；(5)个人与国家及世界。其指导思想是儒家的伦理道德。
新加坡政府看到了经济发展给精神文明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及时采取道德教育、严明法治等有力措施，因而在精神文明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景象。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出现道德水平下降，唯独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道德风尚也有所提高。
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主任卢绍昌教授，1993年来我国进行精神文明研究的学术交流，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加坡是一个各种文化并存的移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才更容易发现以儒学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才更珍惜这种文化使其不致流失。这种文化传统是指谦让、礼貌、善良、助人、修身养性，爱国爱家等中华民族的美德，这是世人所谓的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灵魂。
新加坡前总理吴庆瑞说：不能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翻版，要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西方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如果我们依样画葫芦，我们也是会学坏的，这对我们经济的活力，经济的发展必将构成极大的破坏，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继承和保持东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以取得平衡，以抵消西方文化中的腐朽部分。
新加坡一家华人报纸写道：“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必须兼顾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两者不可分。只重视精神文明而忽略物质文明，社会和国家必穷，民穷则社会不安，社会不安则国家危矣。只重视物质文明而忽视精神文明，社会和国家必腐，因为人的物欲是无穷的，必将走上自我享受之路，社会越来越奢侈化，道德必然因之而堕落，社会国家危矣。”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有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了避免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为了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矛盾，新加坡全国人民反复讨论，最后经国会批准，明确规定出新加坡的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助，尊重个人；(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价值观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
新加坡现任总统王鼎昌1987年时还是副总理，因中新两国那时尚未建交，他以东亚文化研究所负责人的名义来中国，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孔子故乡山东曲阜共同主办第一届国际儒学讨论会。他在开幕词中说：儒学所重视的道德修养是导致社会安定、天下太平的重要条件。如果人人都能以修身为本，具备诚意、正心的道德基础，进而推己及人，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以强扶弱，以富济贫，以智助愚，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人际关系融洽，国际关系良好，就会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
前面说过，新加坡“管得严”的成功经验有两条：一条是严明的法治，执法如山，从严处理，使歹徒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另一条是有效的心治，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人民，使人们在思想上不想犯罪。法律管行动，道德管人心，我国要比新加坡管得更好，就要在这两方面狠下工夫。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也就是说，全世界、全人类都需要进行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中国，必须用共产主义道德和民族传统美德提高精神文明，协调人际关系；同时用“天人和谐”的人境观改善生态环境，使严重失调的生态和心态都恢复平衡，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实现良性循环，人与人的关系也和谐相处，使21世纪不再是一个危险的世纪，而是一个祥和的世纪。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并不是说中国只需要孔子，也不是说中国首先需要孔子。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次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在此基础上，必须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我们用李岚清副总理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作为本文的结语：“21世纪应当成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和儒家学说在新的世纪当中，也将焕发新的活力，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见上海《文汇报》1994年5月8日一版。
②见《读书》1992年9期。
③铃木大拙：《禅与生活》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