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内迁与沿海省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以福建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个案论文,沿海论文,省份论文,内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迁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入侵，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大批沿海地区政府机构、工厂、学校、银行以及人员纷纷向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广西等地迁移。以往对抗战内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种内迁大西南的情况，成果可谓汗牛充栋。①而内迁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即沿海省份的省政府撤出省会城市，迁移到本省的偏僻城镇和边远山区，如浙江、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广东、福建等省。省会迁移，本省的政治、经济重心也随之迁移到内地山区。这些临时省会所在地成为本省抗战的后方，大多数成为抗战时期的本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而加快本省内地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来省域内沿海和内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以往对于这种在本省的内迁情况及对内地社会经济的影响关注甚少。本文以福建省为例，试图在这方面做初步探讨。
抗战爆发后，福建沿海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破坏。1938年5月，福建省会由福州内迁永安，大批政府机构、学校、工厂、银行以及部分沿海城市居民等也相随迁往闽西北的永安、南平、沙县、建阳等地。内地城市在战争环境中获得了发展的契机，人口剧增，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城市建设等都有较大发展，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一 省会迁移和战时中心城市的兴起
1938年春，金门、厦门等地相继失陷，战争不断扩大，为了抵御敌人向纵深侵入，福建省政府决定把省会从沿海的福州迁往内地的永安。4月18日，省政府内迁得到行政院批准。在内迁前，福建省已经做好舆论准备，提出开发闽北内地，发展全省经济文化的口号。福州的各机关络绎前往筹备迁移工作。1938年4月21日，福建省公用事业管理局派人前往永安筹设电灯厂、电话局和开发水井、建设水库及一切市政。公路局“亦以各县公路尤待建设，为便利进行”，于26日移往永安。29日，省卫生处“为促进内地卫生及居民健康”，全部移往永安。②建设厅在永安县开始建公务员宿舍。③省银行将永安金库改为办事处，25日开始营业，“成为闽北金融中心”。④5月1日，《福建民报》登出大幅通告，标题为“发展全省经济文化，省政府决迁治永安”。布告称：“省政府为发展全省经济文化，及适应国防军事需要，决将军事机关仍留福州，政治机关移设永安”。并排定了各厅处迁移日期。从4月29日到5月11日，民政厅、卫生处、建设厅、财政厅、会计处、教育厅、秘书处陆续迁往永安。⑤
永安成为战时福建省会，沿海各机关、学校以及城市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也举家投奔到闽西北相对安全的地区。由于没有正式统计，很难对移入这些地区的人口数字作精确估计，也无法对抗战时期从沿海城市向内地迁移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等作出具体分析。但从迁出地的人口统计看，抗战前的1936年，福建省最大城市福州人口达41万人，厦门有18万人。而1945年下半年抗战结束后，福州人口只有28.7万；厦门战时人口最低不到9万，战后也仅恢复到12.4万。⑥这些减少的人口除了一部分直接死于战乱，一部分逃往海外和邻省，其余大多数是迁往福建省的内地。大量内迁政府机构人员及其家属成为内地城市的移民人口。福建省政府在永安、沙县、南平、福州等“省级公务员工众多之处”成立“各机关员工消费合作社”。1945年，永安机关员工消费合作社有127个，社员10500余人，社员眷属约15900余人。南平有97社，社员约6900余人。沙县有39社，社员约6475人。⑦三个城市公务人员合计23875人。
从内地城市所驻机构看，1945年，永安的省属机关有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福建省政府统计室、民政厅、财政厅、农林厅、建设厅、教育厅、卫生处、省党部、高等法院、防疫大队、省政府调查室、省立第二医院、地政局、卫生试验所、气象局、田粮处、省银行总管理处、征属工厂总处、企业公司办事处、福建支团、企业公司电厂、农林公司、省合作金库、研究院、省训练团、省立体育场、省专学校、农学院、体师学校、改进出版社、胜利出版社、军风纪巡察团、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东南日报永安办事处、中国儿童时报、大成民主报、抗建剧团、审计处、侨务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集友银行、电政管理局、税务局、盐务局、糖专卖、储金汇业局、交通局、劳军委员会、台湾党部、田粮处储运处等。⑧在南平的机关等单位有：福建税务局、福建省电话总局，邮政储汇局，中国银行、农民银行、福建省银行南平分行，中央储蓄会福州分会，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省立高工学校、省立师专学校、省立高商职校、华南中学、南方日报社、民强新闻社、国民出版社、天行社总社、东南日报社、省立女子家职学校、省立第一医院高级护士学校、中央军校毕业生通讯处、保安第五电台、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室、南平防空指挥部、省军民合作站、火柴专卖公司、企业公司铁工厂、贸委会驻闽办事处、中南保险公司、闽江轮船公司办事处、南平防空情报分所、福建税务人员讲习班、军政部兵工特派员办事处、海军第四无线电台等。⑨沙县的机关等单位有省立医学院、闽侯师范、省立职工学校、省立福州高级中学、省立图书馆、省立科学馆、省测量局、省企业公司办事处、军管区、军队特别党部、助产学校等。⑩
永安位于福建省中部，山岭绵亘，溪流萦带，“往昔治安不靖，交通亦极不便，故于本省经济地位上殊不重要”。(11)“地僻民贫，风气闭塞，一切均极落后”，自“省府迁治后，始渐改旧观”。(12)战前永安全县人口不过6.4万，1938年省府迁治后，人口骤增至9.7万。(13)1946年省政府返福州后，全县人口又下降到7.8万人。(14)据调查，永安南部的西洋镇是永安联系闽南的重要通道，18个村中有7个行政村的居民讲闽南话，半数以上的居民是抗日战争期间从永春、德化等地迁居此地。(15)据统计，1942年，永安粮食总产量25929.6吨，比1936年增产21.24％。1944年，经省公务局登记造册的建筑厂商有47家；中央、省、县各级金融机构有11家。当年发放农业、土地和合作事业贷款计1735.77万元，各银行汇入、汇出总额达7.96亿元。这几项都居全省各市县之首。到1945年6月，永安官办和私营的电力、煤炭、建材、印刷、碾米、化工、机械、木材加工等近代工业企业43家，手工业行业扩展至30多个，大小商店530多家，从水路运入和输出的商品总值达4亿元。永安公路东北达南平，南连宁洋，西南接连城。水运上溯清流、下放南平，境内各地亦可畅通无阻。(16)
永安“基于政治中心，而造成文化、经济、交通之发达”(17)，一跃而成战时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平、沙县等闽西北城市的军事和经济、文化功能也得到加强，新的中心城市在兴起。
二 内地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抗战前，福建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多为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工业几乎处于空白。“永安全县除普通商业外，实无工业可言”。(18)闽北南平等城市稍好一些，到1937年，南平集中了一些小电厂等企业。抗战爆发后，为避免聚集于沿海地区的工业毁于战火，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业内迁。由于福建的工厂规模比较小，没有纳入西迁的计划。但日机的轰炸对福建沿海的工商业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工业的内迁得到本省政府的重视。
福建省政府积极组织沿海工厂内迁，同时对迁移的工厂进行贷款帮助。省政府建设厅与省银行签订合同转贷资金，订立《资助闽南沿海各县重要各业厂商迁移内地办法》。资助对象是闽南沿海“迁移各业厂商，以发展后方生产及避免资敌之工厂，如铁工厂、机器厂、五金电料业、制胰厂、药料厂、棉布厂、火柴厂、日用必需品各业等”。贷款额“不得超过其内移机器及原来货品价值十分之三，并不得超过其迁移费十分之八”。关于机器及原料存货等运输，由建设厅“代商运输机关协助并发给护照予以沿途便利”。“置备新厂基屋遇到公有土地及祠堂庙宇”等，由建设厅“函请省政府饬县准其借用”，产品由建设厅“函请沿途税收机关免收或缓收捐税”，并规定还款期限暂定18个月，从第7个月起分期摊还。(19)
沿海一带的工厂纷纷内迁永安、南平等城市。以电力工业为例。1939年，连江琯头电灯公司接到省政府内迁令后，联系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合资内迁，在三元县城改组为“公训电厂”，11月复业发电。(20)1939年，省营漳州电厂将1号和2号发电机组先后内迁到龙岩。(21)海澄县城的“海澄真光电气厂”于1938年交给福建省建设厅整理。1939年，机器设备内迁至永安。1939年8月，奉海澄县政府命令，厦门六丰公司设在白水营的米绞厂内迁，先将40马力蒸汽机迁至永安，后又将60马力蒸汽机迁至龙岩。(22)1939年6月，“涵江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奉命疏散，一些设备内迁至永安。(23)政府主办的内地城市电力事业很快发展起来。1940年，永安建成桂口水电站，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电站，装机容量264千瓦，可满足城区机关、学校及少数居民照明之用。(24)南平的沿海迁来工厂很多，对电力需求增大。1940年3月，福建省建设厅接管了南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到抗战结束时，共有5个发电所，总装机容量为288千瓦。(25)此外，建瓯和沙县两地的电气公司也收归官办。龙岩、三元、长汀、将乐、光泽等县的电业也是内迁后兴起的。抗战开始前夕，福建山区仍在营业的电厂仅11家，总装机容量为450千瓦；到抗战胜利时，增至22家、1400千瓦以上。即在抗战期间，山区电厂数量翻番，总装机容量达战前3倍多。(26)
南平位于闽江建溪、富屯溪、沙溪三大支流的汇合点，为闽北交通枢纽，抗战时期成为全省经济中心，繁荣一时。福州迁往南平的工厂有纺织厂、电化厂、电工厂、面粉厂、铁工厂一、二、三、四、五部、肥料厂、建华火柴厂、福电铁工厂等。(27)建华火柴厂乘战时专卖之便，成为福建一大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火柴不再进口，福州建华火柴厂的火柴成为福建省贸易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的囤购商品，贸易公司为建华厂提供原料和包销产品。1938年，建华厂在贸易公司的协助下迁往南平，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仅在南平设总厂，还先后在福建的大田、龙岩和江西的光泽、吉安、临川设立分厂，在福建的将乐、龙岩设立仓库。总厂共有职工2000余名，加上各分厂、仓库，职工总数逾3000名。建华厂的原料也逐渐实现完全自给，木材由协利锯木厂提供，药料则由林弥钜在南平水南创设的白药厂制造。抗战期间，闽省财源枯竭，省政府和附属机构日常开支特别是职工工资，往往要靠建华厂支持。(28)南平电力工业、化学工业、木材加工业、机械工业、造纸、纺织等发展极快，成为战时重要的工业城市。
沿海城市工厂相继内迁，促进闽西北城市的电力工业、公用事业及化学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度衰败的传统手工业(手工造纸、卷烟、织布业)有所复苏。除了一些内迁企业获得大的发展外，还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省营和私营铁工、造纸、印刷等工厂。1945年对福建省符合《工厂法》的工厂进行了统计，福州和厦门之外，全省共有82所工厂。其中南平20家，资本26601888元；永安16家，资本10926000元；闽清2家，资本5150000元；水吉3家，资本2040000元；龙岩10家，资本1338370元；建瓯工厂2家，资本1268590元；龙溪3家，资本1220241元；大田1家，资本1500000元；连城1家，资本1100000元；德化3家，资本841000元；莆田5家，资本530000元；沙县2家，资本474045元；上杭4家，资本325000元。(29)工厂数最多的依次是内地的南平、永安、龙岩。工厂的内迁，使福建省的工业重心从沿海转向内地。虽然这种迁移是因战争的因素被迫进行的，但这种短暂的转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福建工业发展的进程和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的开发建设。内地的南平、永安、龙岩、沙县等城市也因此成为战时工业中心。
战前福建内地不但工业极其落后，商业也很不发达。战事发生后，随着政府机关、工厂、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迁入，商人纷纷迁来开店营业，商业鼎盛一时。1941年，永安大小商店由1937年的百余家增至530余家。比1937年增加400多家，其中资本额大者达200多万元，年营业额最多者达2000万元。(30)有13家苏广店，19家布店，四海春、一品轩、燕江楼、快乐轩等15家酒楼，中南旅运社永安分社、大中、新交通等7家较大的旅舍。还有理发、澡堂、照像馆、五金交电、西药店等等。(31)1940年11月12日，省工商业展览会在永安体育场开幕，展出商品数万件，展期7天。第一天前往参观的达3万人次。(32)南平等地也迁入了不少相邻的浙江省工商人士，仅浙江金华就迁来7家百货店。浙江东阳籍人士在南平工作的，多达1000人以上，他们大多从事建筑业，“横店人杜荣记、六石人张发记等营造公司，规模很大，生意兴隆”。(33)战时公营商业企业也得到发展。福建省贸易公司迁移南平，随后省运输、企业两公司相继在南平成立。省贸易公司控制全省大部分物资，实行统购统销，对糖、纸、粮、茶、木材、火柴设专部管理。以南平总公司为主体，机构遍布全省及省外部分地区，构成庞大的商业贸易网，营业额约占当时全省贸易总额的60％—65％。(34)1943年夏，三公司合并改组为省特种企业公司。在战争时期，福建省政府创建省营公司，限制私商巨贾，稳定社会经济，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多少解决了战时政府财政的困难。
三 内地城市教育文化的发展
为了躲避战火，东南沿海不少教育文化机构先后迁到福建内地，大批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也相继云集永安。原来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山城永安，不仅成为福建战时政治中心，而且一跃成为抗战期间东南半壁的文化中心，与西南大后方的桂林和重庆遥相呼应。据调查统计，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0月的7年间，永安先后有改进、建国等出版社和编译团体共计50多个，书店、印刷所各10多家，先后编印报纸12种、期刊129种、各类图书800种以上。还有新闻学会、记者公会、经济学社等40余个文化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报纸有《老百姓》、《福建民报》、《建设导报》、《民主报》、《中国儿童时报》等，刊物有《改进》、《现代青年》、《现代文艺》、《联合周报》、《新福建》、《国际时事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汇报》等。图书中有各种丛书、丛刊近40套，如改进出版社出版的“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大思想家丛书”、“世界名著译丛”等8大丛书；东南出版社出版的“大学学术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东南文艺丛书”、“通俗史地丛书”等；教育厅编审委员会出版的“战时国民读物丛书”以及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术丛书”等等。(35)马寅初、千家驹、巴金、王亚南、范长江、郭沫若等著名作家、学者都在永安进步刊物上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
随着出版事业的繁荣，永安的印刷和图书发行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抗战期间，永安不少印刷所已有铸字、制版等设备，有的还承接外地刊物和书籍的印刷业务，业务很发达。永安的图书发行非常兴旺，当时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民主报社、政干团等都设有营业处、门市部、服务部等，兼营书刊经销业务。此外还有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在永安设立的支馆以及立达书店、青年书店等书店。这些书店多数与重庆、桂林、昆明、韶关、衡阳、赣州等文化据点都有频繁的业务往来。抗战时期永安的戏剧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话剧运动盛况空前。戏剧团体有话剧团、平剧团、歌咏团、音乐团、巡回团、特教团、研究会等10多个。除定期在永安举行公演和联演外，还经常配合抗战形势，深入战地、乡村宣传演出。(36)以报刊和图书的出版发行、戏剧宣传为主体的抗战文化运动在永安蓬勃兴起，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永安不仅成为福建省，而且成为东南沿海的文化中心，在内地城市历史上呈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景象。
省政府内迁永安后，福建高校和大部分中学陆续疏散到内地。1937年11月，国立厦门大学迁往闽西长汀。1938年6月，设在福州的私立福建协和学院奉令迁闽北邵武。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闽北南平。私立福建学院先迁闽清，后迁闽北浦城。福建省医学专科学校首迁永安，1938年5月迁闽中沙县，1940年4月迁返永安，改为学院，1941年8月迁三元。福建私立集美高级水产航海职业学校从厦门先迁闽南安溪，后迁闽中大田。国立海疆学校1944年5月创办于仙游，1945年春迁南安，战后迁晋江。省立福州、龙溪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成立福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设在南平。(37)
抗战爆发两三年后，东南各省大多陷落，而福建相对安全。东南沿海沦陷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在福建设立或迁设福建办学。如原设于上海的国立暨南大学1941年迁至闽北建阳。(38)浙江之江文理学院，先迁上海，1942年迁至福建邵武。(39)还有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国立东南联合大学、苏州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等也先后迁到闽西北城市。
同时以战时省会永安为中心，陆续创办、改建了当时地方建设所需的医、农、师范等科的6所大专院校，如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福建师范专科学校、省立农学院、省立南平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等。一批沿海中学内迁，省政府在闽西北山区也增设省立初级中学和完全中学。1941年，省立永安初中改为完全中学，宁化、明溪增设省立第一、第二临时中学；1942年，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改为省立宁化完全中学，第二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明溪初级中学，设立顺昌临时初级中学，将省立永春、晋江、建瓯、莆田、上杭各初级中学改为完全中学；1943年，省立南平、邵武初中改为完全中学并在龙岩增设高级中学；1944和1945年，分别在仙游、云霄和永安设一所高级中学。(40)
在本省偏僻的山区地带，这些内迁高校克服种种困难，不仅保存了基本实力生存下来，而且在艰难的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上述高等学校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创办于1921年，1938年内迁长汀后，在校长萨本栋的带领下，克服抗日战争时期办学的重重困难，使学校得到较大发展。学生从迁校初期的240多人，发展到1945年的1000多人，院系设置从3院9系发展到文、理工、法、商4院15系，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厦大学生连续两次获得当时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国立大学的第一名。(41)福建协和大学1938年迁校时有教职工37人，学生142人。到1945年，学生达693名。据不完全统计，毕业生有379名。(42)其他各校在校学生人数都有增长。
内迁学校注重为当地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服务，积极参与到当地社会事业的建设中。邵武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教育落后。1938年6月，福建协和大学迁居邵武后，创办了豫章、汉美两所民校，还接办了协大附属汉美小学、协大附属中学、协大附属高级农业学校以及各种补习学校。(43)抗战前邵武青年到协大读书的每届只有两三人，自协大迁邵后，每届邵武青年升学协大的有时竟有二三十人。协大为了帮助当地发展农业，协同地方政府开办了农训班，招训各乡基层农技人员。又将在福州开设过的协大附中改为附属高级农业职校，以解决地方对中等农技人员的大量需求。协大农学院在城郊下南寮设立农事试验场，进行农作物新品种和新耕作制度的试验，并另设有花木、果园、山林试种场地。农学院从广东岭南大学引进高脚南特稻种。用温州蜜桔及福州蜜桔嫁接变种培育了南丰蜜桔。因海岸被敌封锁汽油无法进口，协大化学系把松香树脂配合烧碱淬取而发明了汽油代用品。生物系多次组织人员对邵武七台山区和武夷山区的珍异生物进行考察。(44)此外，师生深入农村山区作社会调查，进行水稻品种、水果栽培、茶叶的制作、茶油的提炼，邵武地区鸟类、鱼类、作物病虫害、寄生虫病的研究。(45)协大还聚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学者、教授。协大内迁，促进了当地民众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文化水准的提高，对于闽北山区的文化发展，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抗战前，福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十分不平衡，所有的高校都集中在福州、厦门二地。闽西北内地经济落后，教育也落后，人才稀缺，不仅没有高校，中学也很少。抗战学校内迁后，这种状况得到迅速改变。闽西北学校数量骤然增加，这些新办的中高等学校加上从沿海沦陷区内迁的大中专院校，形成了以战时省会永安为中心的教育网络，改变了战前学校集中在福州、厦门两地的布局。构建了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在内的各层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女子教育、通俗教育等在内的各种类型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为内地培养了大量人才，闽西北教育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学校内迁促进了迁居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也有利于全省教育格局的平衡发展。
四 内地城市市政建设的展开
抗战以前，福建近代城市建设多在沿海地区进行。内迁后，新式的市政管理制度得到引进，城市的开发和建设工作因此展开，使内地城市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抗战开始后不久，福建省政府迁往内地永安。“永安位于本省中央，因为它位置的适中，和群山的险要，在抗战时期，就建为新的省会。这新的省会就由老小的市镇成长为近代化的城市”。(46)永安本来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内地县城，位置偏僻，交通落后、人口稀少。抗战前，县城南郊及吉山等地还经常发生虎患。“其房屋大都毗连狭小，城内街道仅能通行人力车，卫生方面向不注意，市政建设未具雏形”。(47)成为战时省会后，开始对永安进行近代城市规划。省政府制订了《改良永安市政计划大纲》。初期整理工程以维持城市原规模及节省建筑费用为原则。计划进行的工作有：建筑下水道，沟身用乱石块以洋灰粘砌；由于城内狭窄，已无空地可供公共建筑之用，拟在永安城外造一平民住宅区；改善路面，长约5公里，宽约2公尺，用三夹土实铺，行驶人力车辆，其余部分则就原有路面加以整理，必要时拆建少数民房以便通行；建设公共厕所；搬运污物设备；改良中山公园；建筑小菜场及屠宰场；建造挑水码头等。以上计划均属改善现状而着重公共卫生。(48)1939年，省政府设立永安市政委员会，由省建设厅长兼主任委员。1939年，福建省政府曾规划以永安县城西南郊一带与巴溪两岸广场为基地，建设省会新市区。大东、东南等外地营造厂商纷纷迁到永安承建新市区工程项目。至1941年2月，经省公务局注册登记的营造厂商达33家。1944年，增加到47家。负责市政建设和设计的机构有福建省永安市政委员会设计室、省经济委员会设计室、省工务局技术室、省会新市区工程处等建筑设计单位。(49)新市区的规划是：“沿溪两岸50米以内划为工业区，建国路及复兴路一带为商业区，桥尾沿山脚一带为住宅区”，建成面积“除筑堤建马路外，实有450亩”。(50)
首先进行的是道路、排水设施和防洪设施的建设。1939年，县政府颁令拓宽新街，先后把新街、大同路、中华路、中山路、民权路等12条街道拓宽至10—14米。1940年，省会工务局利用城墙砖铺设新街、东门路、民权路、公正路等路面。至1943年，城区道路有36条(包括3条防火街)，总长7193米，路面有卵石、城砖、三合土、碎石土等，路面最宽的14米，最窄的仅2米。(51)1939年，省工务局将永安城区排水设施列入道路修建工程项目，次年实施。1943年省政府市政工程局对城区沟渠进行规模较大的整治。城区排水沟均为砖砌，盖板为木板或石板，总长度1.26万米。同年还修建3条中央单道排水道。1939年，市政工程局利用拆除的城墙砖，在巴溪东岸沿河修筑长1100米、高5米、底宽18米、顶宽3米的土堤。1944年，修筑块石护岸，长34米，高5米；同时用竹篓填石，建造5座横坝，以防洪水冲刷堤坝基础。(52)经过建设，永安的城市范围推广到城墙外附近20公里左右的地方。(53)
城市卫生、市容、电灯、公园、绿化等事业也随之展开。1941-1945年，省政府先后颁发《永安县新生活促进会通告》、《永安县环境卫生纲要表》、《整顿永安市容临时指导委员会决定事项》、《永安县公共卫生》等文件和通告，进行市容管理。(54)到1940年4月底，永安电灯用户增加至562户。(55)1940年6月，新街、旧街、大同路、中华路、中山路、中正路先后安装路灯。(56)1940年春，省政府于县城东门修建中山公园，占地1.5万平方米，建有俱乐部、池塘。1941年3月12日，县城各机关、团体、学校开展植树活动，计植树200亩。1944年，省市政工程局在大同路、公正路等植树212株，在林森桥头(今西门桥)、东门桥头及中山公园植榕树12株，苗木由省园艺实验场供应。(57)
省会之外，其他城市也有较大改观。建阳是闽北公路交通中心，闽浙、闽赣公路的交叉点。到南平、崇安、邵武、浦城的汽车都要经过建阳，附近有本省著名的汽车修理厂。(58)但市政建设比较落后。建阳“扼闽北及浙赣交通要冲，人烟密集，运输频繁，奈市政未加整理，尤以中山路南段及东大路为商业中心区域，街道狭小，行人拥挤，卫生管理不畅”。“鉴于地方繁荣发展之重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组织建阳县地方建设委员会，邀请当地党政军首长及地方人士为委员，并公推专员为主任委员，县长为副主任委员，对建阳城市道路进行拓建。第一期扩建中山路南段及东大路，长521公尺。全部工程包括补充路面，关闭水沟，铺筑人行道明盖板及明井等。招标承办工程费计170余万元，由道路特赋项下统筹支给。建成后车道宽7公尺，人行道各宽1.5公尺，“市容为之改观，商业日就发达”。(59)
南平位于建溪、沙溪、富屯溪的汇合点，是闽北水陆交通的中心，在“交通上、工业上，商业上，占重要地位”。抗战以来，南平郊外的水南，成为本省最重要的工业区。“这个山城现在已变为人山人海熙来攘往的场所”。(60)1936年，对南平进行全面地籍普查测绘，城区建成区面积0.89平方公里。省政府内迁永安后，南平成为撤退的大后方。省建设厅工务局曾编制《南平县城区改造规划》，对沿街店面实行统一装潢，对市政设施加以改善。至1949年，城区建成区为2.66平方公里。(61)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为解决供水问题，南平自来水公司不断扩大规模，1941年由县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加装动力设备80马力的抽水机，开引水桥，大量敷设铁管。(62)1942年，南平县政府为准确全城时间，特别在中山公园内建立标准钟一座，台基高达2丈。(63)经过抗战时期的大规模兴建，内地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五 内迁对城市体系的影响
城市体系是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层次结构和系统功能的城市有机群体。鸦片战争后，福州和厦门被开辟为第一批通商口岸，以对外贸易为先导，开始现代化的步伐。城市人口增加，城区规模扩大，城市商业、金融、交通乃至文化教育等都有了长足发展。福建的经济重心一直在沿海地区，城市的现代化也主要是在沿海城市展开。抗战前，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初步建立。而相形之下，福建内地城市长期位于区域经济的边缘地区，现代化处于启动或萌芽阶段。
抗战后的内迁，改变了这一布局。抗战爆发后，海口封锁，省会内迁。厦门沦陷8年，福州也于1941和1944年两次被日军占领。沿海城市遭受战火，发展停滞。而此时内地城市在战时特殊环境下有了较大发展。各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与战前相比变化很大。原来籍籍无名的小山城永安成为战时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公路交通的发展，沿海经济和内陆经济互相渗透，闽北南平的交通集散地位明显优于建瓯而成为闽北的中心，建阳地位也在上升。闽西龙岩的地位超过长汀，闽东赛岐港渐渐取代三都澳的地位。而厦门沦陷后，外贸停滞，进出口货物改由泉州进出，泉州在闽南的地位上升。另外，海口被敌人封锁，物资无法进口，一方面省内的土特产无法出口，另一方面，原来被进口商品占领的市场也空缺出来，土糖、土布生产一时兴旺，促进山区一些市镇的发展。如邵武龙斗镇，在邵武北部离城35里。抗战时期修建的光泽公路经其东，每日有汽车往来。富屯溪经过其西，舟楫便利。“抗战军兴，农村经济渐次繁荣，外糖因海口被敌封锁已无法进口。闽南产糖区域，也限于交通困难，不能大量输入闽北，促进本镇甘蔗生产之复兴”。全乡居民约600余户，以种植甘蔗为业者，占总户19％以上。(64)闽侯的江口镇，也是在抗战初期迎来织布业的繁盛。
正如《福建地理》所言：本省最繁华的市镇，在战前是福州和厦门，战后这种中心就移到内地去。所以抗战以来，政治中心由福州移到永安和三元。因为学校的内迁，邵武、沙县、南平、闽清、永安、长汀，就变成文化中心。其他像军事中心，移到沙县、梅列、浦城。工业中心，移到南平、建瓯、永安。交通中心，移到南平、永安、建阳。(65)
福建各地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并不同时，沿海城市远远快于内地城市。由于有华侨的投资，20世纪20年代闽南沿海的电力工业、交通运输和市政建设早已起步，内地城市还是寂静无声。日本的侵华战争使福建原本就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受到极大破坏和停滞，但另一方面，抗战也为内地城市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大量移民进入内地城市，为其注入了活力，促使内地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政府主导下，闽西北的城市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永安“及至抗战军兴，本县成为一省之省会。于是无论商业、工业、交通、金融均扶摇直上”。(66)“内地的城市数世纪以来渡着恬静的生活。抗战以来内地的山城，一个个醒起来了。因为工业、文化、经济、政治中心的内移，使旧式人口稀少的山城，慢慢地挟上新潮的外衣，便如雨后春笋般，发达起来”。(67)时人还指出了变化较大的内地几个城市，分别是永安、南平、建瓯、建阳、浦城、沙县、三元、连城、长汀。(68)在战时特定环境下，内地城市的近代工业开始崛起并有所发展，运输通讯产业兴起，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初步繁荣，城市建设展开，都构成了内地城市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也为解放以后闽西北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福建内地城市的发展更多意义上是沿海城市受到战时影响的替代效应，这种发展具有暂时性、突变性，一旦战争结束，沿海城市的优势仍然存在，它们从战时创伤恢复过来后，很快又走在前面。抗战结束后，1945年10月，省会迁回福州，机关、学校、人员等也随之大规模回迁，福建的经济重心重新回到沿海城市。内地城市渐趋沉寂，发展滞后于沿海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有学者综合了近年来有关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方面内迁的研究成果，指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来看，因外族入侵而不得已的内迁，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化重心、布局与发展方向的调整变动”，内迁促进了后方社会的变化，“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历史的进步”。(69)这个论断虽然主要是针对内迁西南地区而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沿海省份内迁本省内地的影响。沿海省份得开放风气之先，在其口岸城市首先开始现代化的转型，但由于这种现代化辐射力有限，造成本省内地和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极大。抗战直接改变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格局，在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向。抗战的内迁促进了这些原本落后地区的发展，城市现代化也从此迈开了步伐。这种在战争状态下的非正常迁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省现代化布局和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促进了省域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福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注释：
①关于内迁的著作有：苏智良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红著：《抗战中内迁西南的知识分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德础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凌安谷等编著：《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有关抗日战争的著作都会用一定的篇幅涉及内迁的问题，如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萧一平、郭德宏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平生著：《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等编：《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黄立人著：《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忻平著：《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梁家贵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涂文学，邓正兵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又据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1994-2006年发表的标题中含有“抗战内迁”主题词的文章约有百余篇。这些论著详细叙述了国民政府、工业企业、高等院校、金融机构、文化团体、社会大众等向内地大迁移的历史事实，对其影响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
②《福建民报》1938年4月21日第4版。
③《福建民报》1938年4月28日第4版。
④《福建民报》1938年4月30日第4版。
⑤《福建民报》1938年5月1日第4版。
⑥福建省档案馆编：《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42—43页。
⑦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1944年12月，第2、17、21页。
⑧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1944年12月，第2—17页。
⑨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1944年12月，第21—31页。
⑩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1944年12月，第17—21页。
(11)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永安县经济调查》，1940年12月，第34页。
(12)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福建十年——福建省银行十周年纪念刊》，1945年，第332页。
(13)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福建十年——福建省银行十周年纪念刊》，1945年，第327页。
(14)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4页。
(15)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2页。
(16)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1页。
(17)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福建十年——福建省银行十周年纪念刊》，1945年，第326页。
(18)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永安县经济调查》，1940年12月，第34页。
(19)福建省政府编：《重订福建省单行法规汇编》，1939年，第509页。
(20)“福建省建设厅、福建省地方干部训练团等关于琯头电灯厂迁移三元与福建公训服务社合资办电气厂的公函、代电、营业章程”，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36—10—1528—02。
(21)“漳州电厂关于电厂移迁移机器及龙岩电厂组建开工、电费收缴等函、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06—83。
(22)福建省经济研究室编：《福建省永安县经济调查》，1940年，第34—35页。
(23)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24)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45页。
(25)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400页。
(26)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27)卢世钤：《解放前南平工业概况》，《南平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4月，第18—21页。
(28)罗肇前著：《福建近代产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
(29)福建省政府统计室编：《各县市最近简要统计》，1946年11月，第91—99页。
(30)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9页。
(31)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8页。
(32)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页。
(33)张根福著：《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5页。
(34)魏育适：《福建省贸易公司在南平》，《南平文史资料》第6辑,1985年12月，第49—50页。
(35)邱文生主编；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36)邱文生主编；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37)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38)刘海峰、庄明水著：《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页。
(39)张根福著：《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2页。
(40)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41)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42)金云铭：《回忆抗战时期的协和大学》，《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
(43)金云铭：《回忆抗战时期的协和大学》，《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
(44)云天：《追记内迁邵武时的协和大学》，《邵武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5年1月，第77—79页。
(45)金云铭：《回忆抗战时期的协和大学》，《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
(46)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建国出版社1941年版，第67页。
(47)福建省政府编：《重订福建省单行法规汇编》，1939年，第264页。
(48)福建省政府编：《重订福建省单行法规汇编》，1939年，第264—267页。
(49)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84—485页。
(50)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51)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57页。
(52)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4—465页。
(53)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54)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6页。
(55)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永安县经济调查》，1940年12月，第36页。
(56)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2页。
(57)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75—476页。
(58)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建国出版社1941年版，第67页。
(59)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编：《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1945年，第13页。
(60)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建国出版社1941年版，第68—69页。
(61)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第22页。
(62)罗肇前著：《福建近代产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
(63)潘河汾：《南平大事记(二)》，《南平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4月，第41页。
(64)陈兴荣、郑林宽：《邵武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6年7月，第23—24页。
(65)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建国出版社1941年版，第62页。
(66)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永安县经济调查》，1940年12月，第34页。
(67)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建国出版社1941年版，第67页。
(68)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建国出版社1941年版，第67—70页。
(69)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