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应急信息是否有利于分析师的预测？_或有事项论文

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有利于分析师预测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析师论文,信息披露论文,事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5)10～0096～10

       一、引言

       随着金融工具广泛使用和营销方式的创新，市场风险加剧了上市公司交易或事项的不确定性程度，导致或有事项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中。或有事项的存在会导致上市公司履行现实的偿还义务和预期的偿还责任，对上市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深远影响，促使财务报告必须要完整地披露或有事项信息，使上市公司信息使用者获悉这一情况。那么，这种不确定事项，即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会对上市公司信息使用者产生何种影响呢?

       分析师作为上市公司信息的重要使用者，会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和深入剖析，为缓解会计信息不对称，在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信息传递角色。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是分析师进行预测的重要信息来源(Schipper，1991)，或有事项信息的披露，促使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增多，从而为分析师预测提供了更多的依据，有助于分析师进行预测。同时，或有事项的处理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可以被管理层用来进行盈余管理(Barth等，2001)，管理层可以选择性地披露或有事项，这些情况的存在显著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加剧了会计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上市公司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根据Zhang(2006)的研究，信息不确定性和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分析师预测，增加预测分歧度，降低预测精确度。那么，或有事项信息的披露究竟会对分析师这一会计信息的专业使用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2003～201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年报披露的未决诉讼或仲裁、债务担保、产品质量保证(包括产品安全保证)、承诺、亏损合同、重组义务、环境污染整治等作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内容，采用Java爬虫技术，在年报PDF中抓取出上述词条，并经过手工核对，以词条出现次数作为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频数，考察或有事项信息披露频数多少对分析师跟踪数量、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和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频数越多，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得越详细，分析师跟踪的数量越多，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分歧度越大。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详细与否对非明星分析师的盈余预测精确度没有影响，但可以提高明星分析师的盈余预测精确度。

       二、文献综述

       1.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文献综述

       国外对或有事项的研究起步较早，或有事项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整治(Aerts等，2008)、未决诉讼或仲裁(Desir等，2010)、产品质量保证金(Cohen等，2008)等。利益相关者对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有着不同的要求(Aharony & Dotan，2004)，或有事项本身的属性以及严重程度也要求公司客观披露其或有事项(Gleason & Mills，2002)。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后果，尤其是或有负债，或有负债披露会降低企业权益成本(Esty，1998)、降低企业价值(Gleason & Mills，2002)、导致风险溢价(Bachmon & Vickrey，1997)、被管理层用来进行盈余管理(Barth等，2001)和影响审计意见类型(Koprowski等，2010)等。

       国内对或有事项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或有事项信息的披露；二是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杨金观(1999)发现，或有事项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中，涉及的金额巨大，危害企业的持续经营和长期稳定发展。且或有事项在报表附注中的披露内容不充分、时间不及时、金额不准确(傅征，2000)，严重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主要集中在债务担保和未决诉讼。王申等(2005)以上市公司债务担保公告为研究对象，发现债务担保公告公布后的第二天累积异常报酬率显著为负，研究表明，市场对债务担保事项表现出明显的负面反应。特别是以往存在逾期债务担保的上市公司市场的负面反应更显著、更迅速(王克敏、罗艳梅，2006)。姚胜琦等(2006)以上市公司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公告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市场对未决诉讼做出了及时的负面反应，且市场的负面反应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变得更加显著。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原因和后果，特别是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后的市场反应，证明了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有用性，但上述文献都没有涉及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跟踪数量和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分歧度和盈余预测的精确度。鉴于上述文献对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和分析师之间研究匮乏的现状，本文将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频数角度展开研究，研究其对分析师跟踪数量和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

       2.分析师跟踪数量和预测行为文献综述

       Bhushan(1989)认为，分析师跟踪数量由分析师预测供给和需求曲线交点决定。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减少了分析师对私有信息的获取，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成本，导致分析师预测供给曲线右移，在需求曲线既定的情况下，导致交点向右下方移动，从而增加了分析师跟踪数量。Brown等(1987)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精确度是信息质量的增函数，当信息集质量一定时，公有的信息质量越高，分析师预测分歧度越小；当信息集整体质量得到提高，也会降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Byard & Shaw(2003)研究进一步证实，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不但可以提高分析师公有信息的精确度，而且也可以提高其私有信息的精确度，从而提高其整体预测的精确度。此外，业绩预告(Williams，1996)、管理层讨论与分析(Barron等，1998)、上市公司召开的新闻发布会(Bowen等，2002)等部分信息披露都能显著提高分析师预测精确度，减少分析师预测分歧度。

       我国学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分析师跟踪数量和预测行为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胡奕明等(2003)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不但关注企业经营活动的财务数据，而且对或有事项、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等会计报表附注信息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具有较强的准确性和价值相关性，市场对分析师预测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吴东辉、薛祖云，2005)。随后，方军雄(2007)研究表明，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度越高，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越好，但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的关系未得到证实。白晓宇(2009)以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核结果和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分别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指标，进一步证实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政策越透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越小，预测精确度越高。同时，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信息(马晨等，2013)、社会责任信息(陈露兰、王昱升，2014)、业绩预告信息(王玉涛、王彦超，2012)等都会对分析师预测行为产生影响。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尤其是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会降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提高其预测精确度，极大地丰富了信息披露与分析师预测行为方面的文献。然而，上述文献鲜有涉及中度不确定事项，即或有事项信息的披露对分析师跟踪数量、预测分歧度和预测精确度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随着分析师个人解读信息能力的强弱不同是否会发生改变。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分析师跟踪数量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以下简称新准则)，新准则在或有事项概念和确认条件上与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基本一致，特别是合理计量并披露重大不确定事项和信息方面的要求更加规范。新准则大大改善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环境，提升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分析师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Chen等，2010)，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开信息是分析师进行盈余预测的重要信息来源(Schipper，1991)，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越充分、越完整、越及时、越准确，意味着分析师进行预测时可以利用更多的公有信息，如果公有信息是分析师预测的主要信息来源，那么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会增加公有信息集，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信息风险。因此，本文可以合理预期，上市公司或有事项信息的公开披露会影响分析师预测行为，增加分析师跟踪数量。此外，基于分析师预测成本考虑，公开披露的信息比私有信息具有成本优势，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越多，分析师可以在保持预测数量和质量一定程度的前提下，减少对私有信息的获取，降低盈余预测成本，从而导致分析师跟踪数量增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增加了分析师跟踪数量。

       2.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分析师预测行为

       (1)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或有事项是否发生取决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新准则按照不确定性大小、是否能够可靠计量，把或有事项分为预计负债、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如果该义务很有可能且能够可靠计量，则在表内确认为预计负债；如果该义务只是有可能或不能可靠计量，则无需确认为负债，但必须要求对外披露；如果该义务只是极小可能，则既不需要确认也不需要披露。本文所说的或有事项是指第二种情况，即不确定性程度比较高或不能可靠计量在表外附注进行披露的或有事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营风险的产生，或有事项作为特殊的不确定事项，已经越来越多地存在于企业经营活动中，并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或有事项对企业潜在影响有多大?企业因此而承担的风险有多少?这些都必须通过财务报告予以反映并向外披露，使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获得及时、充分、有用的信息。

       分析师预测是基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上市公司披露的或有事项信息的不确定程度和披露形式，必然会对分析师预测行为产生影响。Hodder等(2008)考察了信息复杂程度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越复杂，分析师预测误差和分歧度越大；Hirst等(1999)以业绩预告信息披露的精度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业绩预告精度越低、形式越模糊，分析师预测分歧度越大。信息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分析师预测，增加其预测误差和分歧(Zhang，2006)，不确定性是分析师预测分歧的增函数(Barron等，1998)。对于表外附注披露的或有负债或或有资产，其不确定性程度比较高，依赖于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其披露的信息较复杂、较模糊，不确定性程度也比较高，可能会导致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增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增加了分析师预测分歧度。

       (2)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对于同一市场信息，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往往有着不同的信息解读能力(Kim等，1990)。因此，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的影响取决于分析师对或有事项信息的解读能力。当分析师对或有事项信息吸收、加工、处理越好时，其预测的精确度越高。

       明星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比其他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更准确(Stickel，1992)，与其他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不大可能随大流(Brown & Chen，1991)。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研究也表明，明星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度均比其他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准确度高，市场对明星分析师盈余预测报告修正的反应更加强烈(李丽青，2012)，明星分析师向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公司特质信息(伊志宏、江轩宇，2013)。在我国，明星分析师是由机构投资者评选出来的，要想获得精明机构投资者的青睐，明星分析师必须具备很强的综合能力，提供独到的有价值信息。因此，明星分析师比非明星分析师有更好地挖掘公司特征信息的能力和动机，也具有更强的信息解读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相对于非明星分析师，明星分析师能够利用或有事项信息提高其预测精确度。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本文或有事项频数来自于年报PDF中抓取并手工核对获取，分析师跟踪数量、预测分歧度及其预测精确度持股等相关数据来自RESSET数据库，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股票收益、分析师评级等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的研究期间选定为2003～2013年，在研究区间内，剔除分析师姓名、预测内容缺失以及金融业公司的样本，最终保留2483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师预测数据22322条，这些预测数据共涉及17916个年度—公司样本。由于具体研究内容的不同，各部分实证过程中使用的样本数量将略有差异。

       2.变量的定义和模型设置

       (1)分析师跟踪数量(COUNT)。分析师跟踪数量(COUNT)表示财务报告披露至当年末这段时间内证券分析师给出的预测信息的累计次数。本文按照分析师预测的起止年度，将每条预测分别算入两类计数变量，即基期年度跟踪数量(COUNT_B)和预测期年度(COUNT_F)的跟踪数量。为了检验假设

，构建了如下模型：

      

       根据假设

，本文预计

显著为正，CONT是从年报中抓取相应的词频数，主要包括未决诉讼或仲裁、债务担保、产品质量保证(含产品安全保证)、承诺、亏损合同、重组义务、环境污染整治等，以此考察上市公司对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情况。

       (2)分析师预测的分歧度(DIVE)。本文把分析师意见不一致性表述为分析师预测分歧(DIVE)。在对其可操作化过程中，进一步细分为：分析师预测的绝对分歧度(DIVE_ABS)和分析师预测的相对分歧度(DIVE_REL)。本文分别考察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绝对分歧度和相对分歧度的影响。为了检验假设

，构建了如下模型：

      

       根据假设

，不确定性较高的或有事项在表外附注中披露，其信息披露较模糊、较复杂，可能会增加分析师预测分歧。因此，本文预计CONT前的系数

显著为正。

       (3)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ACCY)。只要分析师入选过《新财富》分析师排行榜，则认定其为明星分析师(STAR)，否则为非明星分析师(NSTAR)。由此，本文将全部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ACCY_ALL)进一步划分为明星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ACCY_STAR)、非明星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ACCY_NSTAR)。为了检验假设

，构建了如下模型：

      

       根据假设

，不确定事项信息披露一方面将提高明星分析师预测精确度；而另一方面对非明星分析师预测精确度无显著相关性。因此，本文可以预测，明星分析师模型CONT的回归系数显著相关，而非明星和全部分析师模型CONT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相关性。

       (4)控制变量。本文在实证模型中还设置了如下相关变量：①SIZE，上市公司的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②LEV，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比总资产表示；③ROE，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计算方法是净利润比净资产；④SOE，如果实际控制人是国有性质则取1，否则取0；⑤TOBINO，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上市公司带来现金流量资本的成本；⑥BM，上市公司的市账比，衡量公司的成长性；⑦RET，考虑该股票当年红利情况下证券年度收益率；⑧AVLO，上市公司避亏动机；⑨REST，上市公司是否发生财务重述，该变量是通过逐一辨认年报重述公告是否涉及财务内容而获得。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因素(IND)和年度因素(YEAR)的影响。

       3.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报告了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或有事项信息披露词条数(CONT)的标准差为507.783，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和400，说明不同的企业在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差异很大。COUNT_B和COUNT_F的均值在30～50之间，但是，其极值差距也很大，表明不同的企业受到分析师的关注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别。SOE的均值为0.56，说明样本中56％的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符合上市公司的现实情况。TOBINQ的标准差为12361.170，可见各公司的发展潜力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他控制变量的分布也较为合理。

       4.相关系数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CONT与分析师跟踪数量COUNT_B和COUNT_F均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司有关或有事项的不确定性信息披露越充分，跟踪的分析师人次数越多。与此同时，CONT与分歧度和预测精确度同样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证券分析师市场在运用或有事项信息过程中出现了分化。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的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

       五、实证结果分析和讨论

       1.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跟踪数量的影响

       表3中PANEL_A报告了基于预测年度的分析师跟踪数量检验结果，而PANEL_B报告了基于基期年度的分析师跟踪数量的检验结果。

      

       由表3可知，CON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对于“预测年度跟踪数量(COUNT_F)”而言，CONT的系数为0.158，且t=9.62；当因变量为“基期年度跟踪数量(COUNT_B)”时，CONT的系数为0.207，且t=9.02。可见，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数量对分析师跟踪数量的影响在信息披露当期(基期年度)更为明显，这说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跟踪数量的影响呈现微弱的时间影响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分析师的预测时间长度局限于当年，所以，或有事项信息披露详尽程度对当年的影响更为突出。

       2.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分歧度的影响

       如果分析师预测是基于共同的信息和理解能力，那么或有事项信息披露会使这些共同信息更好地体现在分析师的预测结果中，降低预测分歧度，则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反之，如果分析师的预测过程只能部分运用该部分的不确定信息，那么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情况将使私有信息融入股价的程度下降，提高预测结果的同步性，则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表4列示了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分歧程度影响的实证结果。

      

       由表4可知，无论是从分析师预测的相对分歧还是绝对分歧来看，CON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1％水平显著。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分歧情况也会随着上市公司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3.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的影响

       证券分析行业优劣程度是一个黑匣子，其辨识过程可以由社会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系统评价。明星分析师称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分析师能力的替代变量。由此，本文希望发现，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在运用或有事项信息方面是否存在区别?进一步了解或有事项信息是否能够帮助明星分析师提高其预测精确度?

      

       由表5可知，在全样本下，分析师预测精确度指标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指标CONT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结果并不显著，表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详细程度不会显著影响分析师预测精确度。在“明星分析师”和“非明星分析师”两个子样本中，CONT的回归系数出现了差别，其中，明星分析师的预测精确度和CONT显著正相关，而非明星分析师的预测精确度和CONT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见，假设

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究其原因，可能由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较为成熟的明星分析师能够洞察或有事项信息中蕴含的特有信息，找寻相关的价值判识依据，进而提高对相关公司证券价值波动的预测精确度；另一方面，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对其他非明星分析师来说虽然也具有一定的信号传递作用，容易成为他们发现热点并进行跟踪的动机，但是，由于信息的解读能力和信息的分析能力问题，未必能够有助于他们做出正确判断。因此，表5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盈利预测准确性方面，明星分析师相比其他非明星分析师具有信息判识的优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认知或有事项信息中传递的预测信息，从而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

       4.稳健性检验

       除了上述检验外，本文选取或有事项中的未决诉讼和承诺出现的频数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其测试结果与上文的研究结论一致①。之所以选择未决诉讼和承诺进行稳健性测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未决诉讼和承诺抓取中的频数比较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通过人工查看抓取的资料，发现未决诉讼和承诺披露的信息真实性最高，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六、研究结论和建议

       1.研究结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上市公司信息如何进行披露，如何有效地为信息使用者服务，是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焦点问题。本文在信息需求和信息供给等理论分析的前提下，以2003～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分析师跟踪数量、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和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得越多越详细，分析师跟踪数量越多，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越大，上市公司或有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与明星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显著正相关，与非明星分析师的预测精确度无显著相关性。

       2.建议

       通过本文研究，可以提出以下建议：首先，监管部门要强化对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监管，规划或有事项信息披露规范。可以按照不确定性程度分类进行披露，并集中披露于报表附注某个固定项目中，一方面，易于信息使用者获取或有事项信息，避免目前或有事项信息零散地存在于报表附注中，不利于信息使用者发现和解读；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上市公司对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可操控性。其次，上市公司要真实准确地披露或有事项信息。或有事项中的未决诉讼、仲裁和债务担保往往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巨额损失，甚至会导致上市公司经营失败。坏消息的上市公司往往会比好消息的上市公司进行更多的可操控性披露，针对上市公司不利的或有事项信息，上市公司极有可能违反监管部门的规定，少披露或不披露相关信息，导致分析师无法进行准确判断，从而降低预测质量。再次，投资者在利用社会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解读报告时，要谨慎地选择解读对象，尽可能利用依附于大机构的分析师和明星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报告，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保护自身权益。最后，分析师要加强培训，提升其专业判断能力和解读能力。分析师利用或有事项信息进行预测时，更多地依赖其专业判断能力和解读能力，当专业判断能力和解读能力能胜任时，分析师就能进行合理、准确的预测，更好地为投资者服务，维护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

       注释：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附检验结果，若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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