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教会与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界论文,教会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秘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秘密社会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的整体性社会变迁有较大的关系。清中叶以来社会人口的持续增长，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无业游民的大量涌现等固然是导致秘密社会兴盛的主要因素，但其与外国势力的入侵也有较大的关系。就政治权力而言，西方侵略者通过条约制度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以及在更广大的乡村腹地建立教会，分割了清政府对社会的管辖权力，损害了它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威望，影响了它对社会的调控职能，也成为近代中国秘密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学术界从这方面入手分析秘密社会的论著不多，仅限于对个别地区、个别结社的研究（注：有关论述，可参考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庄民生：《论旧上海青帮流氓大亨集团的形成》，《上海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胡训珉：《旧上海帮会的恶性膨胀及其原因》，《探索与争鸣》1994年10月；郭绪应：《旧上海青帮大亨崛起之因》，见蔡少卿主编：《中国秘密社会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85页。）。本文拟对此作一分析，不当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利用船坚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西方列强纷纷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以及各种租借地。各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江、杭州、苏州、沙市、福州、重庆12个城市，设立了30个租界，涉及英、法、美、德、日、俄、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9个国家[1]（前言）。
租界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租界当局享有普遍的市政权、一定的立法权和相当的军事权，其对租界内的一切行政事务有独断之权，可以宣布戒严、武装镇压市民反抗、禁止行人出入租界，可将任何中国人“驱逐出境”，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垧。它既是进步活动的中心，又是罪恶的渊薮。近代中国的一些城市，如上海、汉口、天津等地，青红帮的势力引人注目。其原因固然与开埠后这些城市快速发展所吸纳的庞大游民队伍有关，这些庞大的游民为这些地区帮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租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为通商口岸城市帮会的崛起提供了以下几个便利条件：
（一）从空间布局来看，租界的建立，使一些城市原有相对完整的控制系统发生分裂，形成多个控制系统。而在各控制系统的交叉边缘地带，由于多种体制的并存及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各个管辖区间存在若干大大小小“三不管”的“真空地带”，给帮会组织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核心地带建立了中国最大的租界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且将中国管辖区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即南市和闸北，使整个上海犬牙交错，支离破碎，形成一个“三界四方”的奇异社会[1]（前言）。在天津，自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列强先后设置了九个租界[1](p.113)。在汉口，自英国1861年设立租界至20世纪初年，已设有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1](pp.188～192)。这些租界各自为政，自成一体。
租界因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特点和同华界并立的体制，它们相互独立，相互冲突，没有统一的控制中心，导致在各个管辖区间产生若干大大小小“三不管”的“真空地带”。这种边界交叉地带，由于多种体制的并存及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对帮会势力的态度不一，或擒或纵，导致一些帮会分子长期活动在边界线上，此拿彼串，易于得手，给帮会组织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帮会分子之啸聚于此，不仅是因为有如蜂窝排列的茶楼、酒肆、烟馆、赌台等理想作案场所，更因为这里比较安全，帮会流氓可以充分利用三界武装力量不能越界行事所形成的界区缝隙，从事各种犯罪活动。
在这方面，上海的情况最为典型。近代早期，上海帮会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带就是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带：洋泾浜沿岸、郑家木桥、十六铺等。仔细分析这些地带，不难发现，它们恰恰就是上海“三界四方”交界的地段，如洋泾浜就是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界线。郑家木桥是横跨洋泾浜上连接英法租界的八座桥之一，由于桥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桥北，桥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进入桥南的法租界捕人，所以，一河之隔，形同两国。因而，这里的流氓犯罪现象比较严重，“郑家木桥的小瘪三”也很有名，上海流氓“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就是从这里发迹起家。十六铺是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地段，这里也是上海帮会孳生发育的一个主要场所，上海帮会中有名的帮会组织如大八股党、小八股党、十姐妹等都是在这一带聚集壮大的，上海滩上另一有名的流氓大亨黄金荣也是从这里发迹的。
另外，早期英美租界的分界线苏州河两岸，沪西法租界、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交会处等都是上海有名的腐化区和上海帮会的诞生地。在这些“三不管”的交叉地带，由于社会控制薄弱，卖淫嫖娼、聚赌抽头、走私贩毒、拐卖人口等各种非法经营较为猖獗，各种社会不良分子如游民乞丐、扒手流氓等也不断向这里汇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治安混乱。帮会势力利用了当政者之间的界隔与摩擦，大肆控制或经营各种地下经济，发展势力。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通商口岸租界的设立，造成了上海华界及多国租界犬牙交错的空间布局，给上海帮会的兴起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二）各租界出于治安管理及搜刮财富的需要，对从事职业性犯罪的帮会组织提供保护，直接导致租界内帮会组织的膨胀。帮会与租界的勾结是双方共同利益所促成的。从租界当局来看，殖民者利用帮会出于以下几种目的：
第一，维护租界公共安全的需要。
租界是少数外国侵略者对多数华人进行统治的飞地。由于种种原因，租界在设立后的几十年中，人口飞速增长，面积不断扩张，各种盗窃、绑票等犯罪活动层出不穷，治安问题显得尤为严重。而作为统治者所雇佣的外籍巡捕囿于语言障碍，且对中国民情、社会风俗不甚了解，对下层社会各种活动更是一无所知，因此，要承担起维护租界公共安全的职能，他们必须设法网罗谙熟下层社会黑幕的各种帮会势力，采取“以黑治黑”的战略，对各种犯罪分子和组织进行整合与控制。在这方面，青帮大亨黄金荣的发迹就是租界这种政策的一个直接结果。实际上，租界当局利用帮会以维护治安，效果明显，最后导致租界内巡捕大都有帮会身份或有帮会背景。我们从黄金荣在上海军警界的门生名单中可管窥这一情况。在一大长串的名单中，有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政治部主任程子卿，探目陈三林、丁永昌；有英捕房的督察长陆连奎，探长尚武、冯志明，探目冯坚、马德荣等[2](p.62)。从帮会这个角度来看，为租界当局效劳，尽管自己一些不利于侵略者统治的行为受到了约束，但他们得到的东西更多。由于有租界当局的庇护和纵容，他们各种活动的安全系数增大，而且他们还利用自己掌握治安管理的大权，大肆扩张势力，向上结交军阀、政客、资本家等，这些人为了某种目的也想利用在租界内有特殊地位的帮会；向下对底层社会的流氓地痞既打又拉，实行控制，为其所用，而这些流氓地痞也想投靠具有这种双重身份的帮会分子，为其犯罪活动提供便利。
第二，利用帮会这种组织对租界内的各种地下经济——烟、赌、娼等进行控制和管理，为租界当局提供各种经费，也满足侵略者个人经济利益和各种欲望。
包括烟、赌、娼在内的各种地下经济，一般为各国统治者所禁止，正因如此，从事这种经济活动风险大，但因缺少市场竞争，利润较高，而往往成为帮会组织乐于经营和非法控制的行当。对于租界当权者来说，租界公共管理机构需要一定的经费来维持，因此，为了对利润丰厚的烟、赌、娼等各种地下经济征收高额执照捐税，租界当局一方面又要顾及自己的名声，不能直接出面管理这些地下经济部门；另一方面又要对这些经济部门进行严格控制，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这样，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他们需要与帮会势力合作，纵容和支持帮会流氓等黑社会势力从事于种种图财害命的罪恶活动，结果导致了租界内的鸦片贩卖、人口掠卖、卖淫嫖娼、军火走私等非法生意不断滋生膨胀。
在上海，据《旧上海的烟赌娼》记载：“在上海法租界初创时期，仅向赌场征收捐税就占工董局总收入的三分之二。”[3](p.248)1865年预算收入103000两，其中48000是烟、赌、娼营业执照的收入[4](p.154)。据1912至1921年的海关报告说：1915年，上海法租界领照做鸦片买卖的土行共224家[5](p.185～186)。臭名昭著的三鑫贸易公司是由青帮大亨黄金荣创办的，它垄断了当时上海的鸦片贩运，得到了租界殖民当局的大力支持。《字林西报》于1923年8月曾载文披露其内幕，称公司成员“有中国武人、警官、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土，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司，每盎司该机关收费一元，每箱二千八百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五十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1944年这个官、商、匪、洋合营的公司资本额高达1000万银元，黑利一年达500至600万银元[6]。上海租界的赌博情况也很严重。民国时期，帮会在租界内所开的赌台，大的总是通宵达旦，输赢甚巨，抽头及盈余所得，成千上万，使许多流氓得以过豪华生活。上海法租界还别出心裁设有跑狗场和回力球场。仅从跑狗场1931-1934年的账面看，盈利便达120万银元[7](p.87)。1937年上海沦陷后，随着日军控制上海和占领租界，上海赌场有了更大发展。首先是沪西愚园路一带警权转移于日伪手中，成为流氓、汉奸、赌客的活动地域，赌场林立，受到日伪的包庇[7](pp.108～109)。上海帮会分子除经营烟、赌、娼外，还勾结外国人口贩子，利用租界警察职务之便，大肆进行国际人口贩卖。如专贩男孩的后台是身为青红两帮的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他当过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2](p.30)。
在天津，烟馆、饭馆、旅馆、妓院、赌场、戏园以及贩毒、走私、绑架、拐卖、杀人越贷之类的营生，几乎成了青帮分子的“专利”事业。这些行业最初集中在城厢内外繁华地区，后来向租界发展，青帮分子也就跟着进了租界[8](p.348)。如英租界的赛马场、意租界的回力球场、日租界的同文俱乐部都是有名的赌场。妓院主要集中在日租界、法租界的劝业场及英租界的小白楼一带，其数量也相当惊人。据1936年的粗略统计，日租界有妓院二百多户，在册妓女一千多名；南市有妓院三百多户，妓女四千多名。走私贩毒，在租界里畅通无阻，受到警察头目的“关照”，从中收取重贿。日租界最为突出，其售卖海洛因的所谓洋行，多达一百六十多家[1](pp.133～134)。这些行当大都由帮会操纵和经营，如袁克文、张逊之、厉大森、陈友发、袁文会等，都是托庇于租界的青帮头子。他们盘踞在英、法租界内，专门结交租界当局官员，倚势弄权，擅作威福，广收门徒，进行各种罪恶活动，如贩卖烟土、敲诈勒索之类[8](p.351)。
在武汉，租界也是藏污纳垢之地。特别是法、日租界，一些洋行或烟贩子以租界为化外之地，运销烟土，非常猖獗。租界内的鸦片馆日夜吞云吐雾，喝雉呼颅，妓院比比皆是。在这些行当中，自然离不开帮会的主持和操纵。1928至1929年间，红帮头目周汉卿勾结法租界巡捕房中文秘书兼翻译尉迟巨卿，在协隆里面的巴黎街的一栋红房子里聚赌。只要花现洋5元买得门票便可以入进，每日购票入场的赌徒约有500人左右，仅门票便有2500块银元收入，聚赌抽头的收入达3000元以上，由赌场和法国租界巡捕房四六分成，以后周汉卿又在法租界其他地方再摆赌场[9](pp.215～218)。
由于有帝国主义的租界庇护，租界内的地下经济发展迅猛，它一方面满足了租界的财政需求，满足了殖民者的各种欲望；另一方面，经营和控制这些地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利润直接滋养了帮会势力。民国年间的青红帮，不论其组织规模、所敛取的物资财富，还是其社会地位，在中国帮会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一直接原因就是侵略者利用、包庇帮会的结果。如果说，租界设立之初，帮会利用各种体制并存的空隙在华界与租界交接处的三不管地带得到滋长蔓延，这是在租界的体制之外；那么租界利用帮会维护治安、经营或控制地下经济为自己榨取不义之财，使帮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完全是在租界的体制之内，它已成为租界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租界等反动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包庇帮会犯罪，给近代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毒化了社会风气。一篇由国民党情报人员呈报的关于上海青红帮活动情况的报告曾指出：
“流氓首领，亦身为国府高级参议。虽然今日其所表于外者，固有慷慨好义之行济贫扶弱之为，但今日上海之黑暗罪恶如今日者，实为彼等一手造成。社会不崇，扬其微德而没有重咎，天下之昧于理者，莫甚于斯矣。且彼等流氓，毫无知识，藉其党翼之众，于租界势力之包庇之下，驱使门徒，从事社会秩序之破坏，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数十年来，上海人民受其蹂躏之甚，无异于军阀政客压迫也！彼等恶劣成性，岂能善化？对于民族国家，更无认识！”[10](p.98)
二
1844年《黄埔条约》的签订，揭开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新篇章；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更使西方传教士如洪水般地涌入中国腹地，传教士“连镳接轸而来”，通都大邑，繁盛乡镇，以至偏僻山区，“无不一处不有教士之踪迹”[11]。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西方传教士在其政府及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其传教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就天主教而言，到1870年，大约有了250名欧洲神甫。15年后，又上升到488名，而到1900年达到了886名，已有几千座教堂、学校和慈善机关星罗棋布地点缀在中国各地，拥有70余万天主教徒”[12](p.596)。新教在19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中也发展很快。清政府被迫对外开放的几年中，中国有189名新教传教士，到1905年则上升到3445名。在1877年新教徒仅能在内地三个省立下脚跟，到1890年几乎已经遍布中国各省。十年以后，新教布道站的数目约有五百个，而分站的总数达数千之多。到1900年，受过洗礼的中国新教徒总计约有十万人[12](pp.597、600)。
西方传教士在其政府及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来华传教，建立教堂，发展教徒，掠夺土地，通过各种手段，如建立学校、兴办慈善事业来扩大影响，特别是其干涉中国内政、司法，控制地方事务，包揽词讼，袒护教徒，极力将“治外法权”扩张到中国教民身上，对中国政治及社会影响巨大。在教会势力的庇护下，一些地痞流氓在某些传教士的唆使下，为了横行乡里，逃避罪责，以入教为护符。“于是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13](p.13)。如果说租界是西方列强在通商口岸建立的侵略中国的大本营，那么，教会则是深入到中国腹地广大乡村的前沿阵地，它与租界一起，构成了一个侵略中国的网络体系。使传统中国官—绅—民的社会组织体系发生了裂变，生长出西方列强的公使—教士—教民的社会组织体系，不断解构宗法一体化的传统乡村社会，并通过其外在经济职能和政治职能，楔入乡村社会更广泛的领域，直接削弱了地方官绅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
首先，由于教会强大势力的存在，它为乡村秘密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庇护。
秘密社会作为政府与社会的异端，其与基督教会有着共同的境遇。一些秘密社会的成员，当其行迹暴露或起事失败后而遭到地方当局的搜捕时，一旦入教，则如同化外，再也不受地方官绅约束。因此，从史料上来看，晚清的秘密社会，如山东八卦会、浙江洋枪会及直鲁地区的白莲教，都有一些教徒皈依了西方基督教，以寻求教会特权的庇护。
19世纪70年代，曾在直隶东南地区进行过传教活动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记录说，过去十年中已将5000-6000名白莲教徒皈依了基督教[14](pp.118～119)。美国公理会驻天津总站牧师明恩溥本人于1872年在天津传教施医时也招纳了运河沿岸第齐村的中央门人士为教徒，同年他在陵县12个乡村中吸收了49名皈依者，“其中大多数是原宗教教门成员”[15](p.530)。1886年公理会传教士博恒理指出，在华北地区活动的八卦教的不少教徒皈依了基督教。他的同事明恩溥也证实，在这些皈依者中有一些是与八卦教有联系的读书人[16]。
从秘密社会成员加入西方教会的动机来看，大部分是出于寻求教会势力的保护，特别是在其起事失败而遭到官府的剿捕时。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吴长泰，就是因他“素信八卦教，名声四播，为官府所闻饬差逮捕，未为所获”，为逃避官府追缉乃赴天津邀美公理会天津总站的山嘉立来德州第七屯传教后加入[17](p.184)。咸丰年间，梨园屯有一个姓王的庄稼人因参加白莲教起义失败，官府要搜捕，他为了逃避官府的迫害，托人去求小芦教堂。神甫梁宗明（法国人）收留他入教。他入教后，官兵就不敢再捕捉他了。后来在梨园屯又传教，越传越多。到光绪二十六年，全村有教民二十多家，也多半是姓王的”[18](p.22)。据教会方面的资料，在鲁西白莲教1861-1863年起义失败后，有不少的离卦教组织成员皈依了基督教，路遥先生对此有所论述[17](pp.182～185)。1882年鲁南白莲教的一次小规模起义引起了一场遍及全省的镇压狂潮。这时，有位文人想起了各种条约中保证对基督教加以保护的条款。圣言会的报告说：“这使他心生一计：成为基督教徒以逃避作为秘密教派成员所面临的迫害。当他把这个主意告诉其他也处在险境中的人时，他的话就像野火般迅速传播开来。不久，属于秘密教派的数以千计的成员开始为了自己和家庭而要求加入天主教。”[14](pp.91～96)
秘密社会成员皈依西方教会，不限于教门组织。1876年，作为“纸人剪辫”的会党肇事者，在被清官府抓获时，“必供出自教堂，意以为事涉外洋，地方官不便深究，而外洋教士只图招徕之广，不徨考其身家，此辈窜名籍中，借为护符”[19](p.13)。
应当指出的是，秘密社会的成员加入西方教会，既有寻求政治庇护，也有出自宗教信仰的，这两种目的都有。如“山东即墨县乡村里，长期有金丹教流传。同治初年，金丹教首领赵克礼、赵克亨兄弟被捕下狱，金丹教徒牵连很多……赵克礼被释放后，无意中走进福音堂，很感兴趣，学了一年就受洗了，并携带大批教会宣传品回到即墨。赵克礼联合各地金丹教首领一百多人联名写信，暗中送往烟台，请美国传教士郭显德牧师来即墨传教。几百名金丹教徒受洗，入了耶稣教会”[15](pp.108～109)
总之，不论是出于哪种原因，入教后的秘密社会成员都从教会中找到了新的归宿。这一点，反映了秘密社会这个群体淡薄的政治意识以及以生存为最高目标的生活原则。
其次，地方官绅与教会经常性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为乡村秘密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晚清传教士在华的各种侵略活动触犯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对掌握乡村社会实际领导权的绅士来说，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受到的侵害和威胁更大，且他们在文化观念方面也与传教士存在着较大差异和冲突。乡绅是乡村社会的一支重要统治力量，掌握着乡村社会的一定资源，享有崇高的威望。尽管他们时时不忘本阶级的利益，对危及其阶级利益的包括秘密社会在内的各种农民起事怀有强烈的仇恨，但在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之间，特别是当教会通过教民势力的扩张危及到其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时，他们能保持比较冷静与现实的态度。作为外国教会侵略的最大受害者，在一定的时间内，乡绅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斗争中来。一些谙熟地方民情并与地方绅士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基层官员对绅士的反教态度也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样，为了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重建自己在乡村的权威，这些地方官绅会宽容秘密社会的一些日常活动，放松对其管制，设法利用其参与反教会斗争，对教会势力进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官绅不但不对秘密社会进行严厉镇压，还与其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如大足教案就有绅士、团练、会党、群众进行联合反教。哥老会首余栋臣能领导大规模的反洋教起义，显然与蒋赞成、邹紫庭等一批乡绅的支持有关[20](pp.349～372)。在皖南教案、霍山教案中，也出现绅士、会党、民众共同联合打教的局面[20](pp.197～209)。
地方官绅对秘密社会的宽待与纵容，还在教案的处理中得到反映。如长江教案、大足教案等诸多教案中，地方士绅对教案的肇事者，如余栋臣等，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而不像他们一贯的态度，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和血腥屠杀。光绪帝对地方官查拿1891年长江教案的哥老会分子时的这种宽容态度就深感痛恨：
近来江南、湖北等处教案迭出，皆由土匪造言惑众，希图趁机抢劫。前经明降谕旨，令该督迅速严拿惩办，迄今两月之久，仅芜湖、武穴两处正法四名。此外丹阳、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处匪首各犯悉无一获。总由各该地方官因案闹教，意存漠视，于查办访缉，毫不认真。既经疏忽于前，又复推迟于后，而于奸徒之得计，外人之借口，漠不关心。此等玩延恶习，深堪痛恨。”[21]
从秘密社会的角度来看，虽然晚清一部分秘密社会的成员加入西方教会以求庇护，但大部分还是参加到社会各阶层的反教运动中来。如广西上林县龙华会教首朱谱明，又名“牛八”，号召“攻打夷匪”[22]。福建斋教“与教民积有夙嫌”，“聚集多人，顿成巨案”[23]。19世纪90年代反教会斗争的高潮，就是在教门和会党卷入之后形成的。这一高潮的重要标志，是1891年热河金丹道的武装起义，它给中外反对势力以沉重打击。
从儒家正统的观念来看，秘密结社和西方基督教会都是政府和社会的异端。但是，在文化观念上，秘密结社更接近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毕竟它是生活在这个文化圈中。儒道的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这在维护秘密结社组织纪律的帮规教戒中充分体现出来，如天地会的“三十六誓”、哥老会的“十条十款”中都有这样的内容。会党在反教时也打出很多“灭洋仇教”、“平夷”、“龙一定要战胜洋人的上帝”等旗号，反映出其仇洋排外的卫道意识。与哥老会联系密切的湖南绅士贺金声发布的《劝各国教士文》中曾言：“我中国士民，沾濡孔孟之教已久，虽未必人人身体力行，要皆愿窃其流风余韵为重。”[24]由于秘密社会抱有这种儒家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方官绅的诱导下，会与地方的政治精英一起，开展反教斗争。事实上，近代中国几百起的教案，有很多就是秘密社会发动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外来势力的侵入下，传统中国宗法一体化的控制格局发生了裂变，致使封建社会控制下的秘密社会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缝隙，这是西方外来势力提供给近代中国秘密社会的一个新环境，这是我们分析晚清秘密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收稿日期】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