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主论文,江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江南地主对朱元璋政权的冷漠
元朝统一江南后，忽必烈为了巩固其政权，曾多方面推行“汉化”政策，以利于元政府长 治久安的统治。尤其是对居住在苏、松、杭、嘉、湖地区的江南大族，更采取了异乎寻常的 “宽疏”政策，对他们充分利用、保护。元朝对江南地主的笼络政策，概括来说，就是“轻 刑、薄赋”。《草木子》卷3上：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 ，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1](P47)
这里所说的“轻刑”，是对江南地主的特权不加干涉，相反还予以保护。后人所谓的“法 网疏阔”，正是元朝在江南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至于“薄赋”，则是指元朝对江南地区所 征收的赋税，较之宋朝尤轻。
正由于元朝对江南地主采取了上述的政策，使得江南望族得以保存，出现“豪家势族，与 此辈（元官）互交结，恣并吞，奸民附丽”的局面。[2]（卷1，P300）同时也使这一地区的风俗 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3]（卷4，《汪先生墓 铭》）当时江南的士人，不仅已“辫发短衣”，效仿蒙古人的“语言容饰，以附于上”，“ 冀速获仕进”[4]（卷22，《俞先生墓表》），以投靠蒙古贵族。
事实说明：元朝对江南地区的政策相当成功。正如朱元璋所说：“元本胡人，起自沙漠， 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元）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 治翕然可观。”[5]（卷15，P211）
及至元末，江南地区成为割据群雄的主要战场，百年来这一地区的“轻刑薄赋、兵革罕用 ”的安定局面已不复存在。江南地主对这一变化是不满意的，他们自然留恋元初，希望恢复 那时“法网疏阔”的太平景象。但这已成为不可能。是时苏松一带已为张士诚所占据。于是 这 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则改为支持张士诚政权。
张士诚系泰州人，贩盐为业。他占据苏松地区后，对江南人士极尽拉拢。正如金华著名学 者胡翰所言：“元之始乱，张士诚据苏州。恐众不附，大结人心，引士类为己用。”[6]（卷 9，《韩复阳墓碣》）景泰时学者程敏政亦称：“后张氏（士诚）开阍姑苏，招贤礼士。时士多 为之用，先生（指王逢）独高蹈远引，不污一命。”[7]（程敏政：《〈梧溪诗集〉后序》）于 是，不论参加他的政权与否，并不强制，更不治罪，因此博得避乱江南的元官及江南地主的 拥护。张士诚也继续执行元朝对江南地主的“宽疏”政策，一方面尽量在江南地区避免战祸 ，维持安定的局面。同时也在本地区开发水利，便利吴民。1364年，派军民10万人浚通常熟 白茆港，即是一例。处于吴境的江南地主，他们一方面拥护张士诚保境安民，避免战祸的战 略措施，另方面则更希望有人能出面影响张士诚，促其降元反正。浦江人戴良，当1358年朱 元璋攻克金华时，本已投奔朱的政权，并与宋濂、叶仪等人一起，成为他的幕府策士。但不 久戴良却弃朱“避地吴中”，投靠了张士诚。戴的好友王逢，也在张的政权下任谋士，后来 张 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即接受王逢的建议，“北降于元以拒明”。戴、王二人在江南是有影响的 人物，他们这时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朱元璋初下金华、建德时，虽然对许元、胡翰、戴良等十几人极尽拉拢，但他们或则公开 表示不赞成朱的政策，或则消极怠事，无心仕途。朱元璋下金华后，原欲选宁越（金华）七县 富人子弟宿卫，号称御中军。这本是表面上笼络江南地主，而暗中起牵制、削弱地主势力的 一 种措施。胡翰对此不以为然。他说：“金华人多业儒，鲜习兵，籍之，徒糜饷耳。”朱元璋 只得将此命令撤销[8]（卷285，P7310）邓愈随朱元璋在徽州及金华一带进军。一次，朱元 璋问江南父老：邓愈修城，“百姓怨乎”？儒士唐仲实、姚琏回答：“颇怨”。朱元璋只好 命 令停止。[2]（卷1，P282）苏伯衡系金华著名学者，朱元璋在浙东时，李善长劝授苏以官，而 苏伯衡却“力辞归”。[8]（卷285，P7310）此外如范祖干、叶仪等人，虽已蒙朱元璋授为咨 议，“深加礼貌”，但得到的却是“以亲老辞归”，及“以老病辞”的回答。[8]（卷282，P 7223，7224）因此，在朱、张对峙中，江南地主宁可拥张而不站在朱一边，引起了朱元璋的 异常反感。洪武初年，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 天子，此邦（指吴地）呼为老头儿。”[9]（卷1，P52）江南地主对朱元璋政权，反映相当冷淡 。
由此可见，朱元璋在1358年进兵浙东期间，除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等先后投靠朱元 璋外，有相当一部分浙东及江南地主却抱着相反的态度，消极抵抗。这是朱元璋和江南地主 斗争的第一阶段。
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尽管江南群雄次第被消灭，但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的反映仍然 冷漠不合作。朱元璋基于他们在前一阶段的种种表现：或怀念元朝，企图蒙古贵族卷土重来 ；或协助张士诚镇守吴中，与朱元璋顽抗到底，因此对他们进行打击不遗余力。朱元璋打击 江 南地主的出发点，是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10]（卷1，《皇帝 手书》）在“猛”的前提下，诸如迁徙江南富民，江南重赋，或利用清除“胡党”、“蓝党 ”、“空印案”、“郭桓案”之机，以“通党”为名，藉机对江南地主（包括相当多的江南 官吏）进行打击。甚至连起于东南，“负重名”的元老如刘基、宋濂等人也不放过，或则过 早致仕，或是以“通党”被流放，忧郁而亡。谈迁《国榷》说：当时因被朱元璋镇压而“死 徙遍天下，一空印，一盗粮（即郭桓案），祸至溢矣”。[2]（卷8，P653）可以认为，洪武统治 的31年，是江南地主与朱元璋斗争的第二阶段。他们对待朱明政权的冷漠、格格不入的态度 ，换来的是朱元璋的坚决镇压，横加打击。江南地主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以至读书人不愿 做官，不敢做官，甚至家里有人喜爱念书，也怕州县官知道，只好让他们“反督耕于田亩” 。[9]（卷2，P176）。
江南地主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怀念元朝，或是希望能出现一个新君，以便能一旦改 变对他们的政策，获得新的生机。这是江南地主在受压不获喘息的时刻，所日日盼望的。果 然，朱元璋的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二、“靖难之役”与江南地主的失势
江南地主当建文帝继位后，感到有了希望。他们希望建文的一些改革，能对他们有利。事 实果真如此。
建文即位后，即改革文官制度，“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 ……罢左右都御史，设都御史一人，副佥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 ，正二品。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11]（卷1，P33）旋即重用出身于江南 的文官，特别侧重于资历并非显赫的少壮派，让他们掌握实权。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朱 元璋也曾主张：“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以提高文官的地位。但遭到久历沙场的诸勋 臣的反对，只好作罢。[12]（卷129，《闲中今古录摘抄》）。事实上朱元璋也是一贯轻视文 臣，特别是对江南的士人特别忌恨，除个别之外，一直在进行残酷镇压。
齐秦、黄子澄、方孝孺都出身于江南，年纪较轻，官职不高。建文首先让齐、黄二人主持 朝政，赋予极大权力，这与洪武时期的重武轻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方孝孺，非常值 得注意。他系浙江宁海人，宋濂的学生，其父方克勤又因“空印案”被朱元璋杀死。他怀恋 元朝在江南的官吏“皆忠厚洁廉，宽于用法”，而对“元亡未久（指洪武时）而遗风旧习与之 俱变”的现象表示不安。尤其是对朱元璋对待当时的“浙（江）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蔓连大家（江南地主）多坐死”的局面，[13]（卷22，《林君墓表》；《采苓子郑处士 墓碣》；《贞义处士郑君墓表》）更感到非变不行。因此建文当政的四年，确实是江南士人 希 图锐意改革的时期。这从永乐初年，见到建文朝文官的各种建议凡一千多通，也说明当时以 齐、黄、方为首的少壮文官，要求改革的气氛是多么强烈。改革，除“削藩”外，自然是能 尽量改变朱元璋对江南的高压政策。
洪武、建文这种鲜明的对比，连东邻朝鲜的君臣都看得非常清楚。建文元年(1399)，朝鲜 国王对他的臣下说：“（朱元璋）疑忌英雄及功臣，指为蓝党、胡党，皆杀之，无乃不可乎！ ”朝鲜官员李舒、赵庸等也说：“天下之事，不任以贤，身亲听断，君行臣职，甚非设官分 职 之义也。”[14]（卷1，P572）到了建文时期，文官居上，明朝派至朝鲜的使臣，大多为“温 雅风流”儒士，彬彬有礼，“清不近货，唯求诗卷”，博得朝鲜君臣的称赞。这与尔后永乐 在位时，大多派中官出使东邻，“骚亦最甚”，[15](P13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建文时重用文臣，为江南士人平反；又反对朱元璋时的“刑用重典”，主张“小大之狱， 务从宽减”[8]（卷93，2285-2286；卷94，P2320）[2]（卷11，P793），是博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支持的。
其次，建文政权一反洪武时的江南（苏松）重赋政策，于建文二年二月颁发“均江浙赋”的 诏书。据《建文书法拟》记载，认为“田赋不均，民不得而治”，尤其是“江浙赋独重”的 状况非常不合理；不让苏松人官任户部尤欠允当，所以诏令废除。这项改革，针对性非常明 显：建议出自苏松人，当然也得到江南地主的赞赏。
但是，建文政权得不到武将的支持，特别得不到原朱元璋代表的淮西地主集团的支持，是 难以维持长久的。建文的文官政府的依靠力量毕竟脆弱，所用亲信又是一些限于空谈而对军 事一无所长的儒士，因之改革亦随政权的很快垮台而失败。
江南地主的梦幻消失了。但维持四年的建文政权，却深深铭刻在江南士人的心中。他们虽 然在永乐以后受到了较之洪武时期毫无逊色的镇压，但仍时刻怀念这一昙花一现的建文改革 。 在江南文人的笔下，建文时期永远是他们难以忘怀的太平景象。顾起元《客座赘语》：
（江南）父老言建文四年(1399—1402)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 之，治化几于三代。一时（江南）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 ，有得遗钞于地，置于屋檐而去者。
长洲人祝允明《野纪》：
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庚辰（按：指建文二年，1400年）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 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圯高洁地，直不取也。
类似的例子及野史逸闻非常之多。如果不是建文改革得到江南士人的拥护，这些记载是难 以出现的。
三、永乐即位后的江南形势
江南地主阶级经过“靖难”事件后，实力大大削弱了，但永乐称帝后的江南形势仍然异常 复杂。
一方面，江南各处的义师纷纷起事，仍然与燕军顽抗，四处骚扰。这些义师不仅限于苏松 地区，即使是安徽及江西地区，也都反映异常强烈。当时义师以江西庐陵（吉安）县及常州武 进县两地影响最大。据王崇武先生所引《姜氏秘史》五中谈到，建文四年(1402)六月，建文 帝曾派刑部侍郎金□□及常州人朱进并往江西等处征兵。旋因失败，遂被南昌左卫百户缚送 至 京。同年八月，“江西庐陵县民有啸聚劫掠”者，这些人应当就是上面提到的义师。尤其 是黄子澄及练子宁都是江西人，两人同为建文帝的心腹，建文帝临危时到江西征召义师 是很自然的。至于当时“武进等县强贼马阿保等”及武进“县民李德懋等作乱”，当然也是 属于这类义师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燕师未至南京前，建文帝已令苏州知 府姚善“密结镇、常、嘉、松四郡守，练民兵为备”。[15](P88、87)[8]（卷142，P4043）
在另一方面，由于燕师渡江后进军迅速，江南地区一些民人，也揭竿而起，纷纷响应燕师 。据吴宽《匏翁家藏集》所载，吴江人吴璠说：“壬午（建文四年）之岁，文皇帝（永乐）旄 钺渡江，天下同日响应。乡人争持锄犁，四出剽掠，以杀人为嬉，而尽江尤甚。然特乘之以 报（江南地主）私怨而已。里有戚、吴二氏，既焚死盗手殆尽。时吾兄方壮，长田赋（为粮长） ，恐不能自保。”[16]（卷71，《止庵吴府君墓表》）这也反映出当时江南地区的局势异常混 乱。永乐一即位，曾于是年七月，“擢上海县民周小二为巡检，赐彩币二表里，钞百锭，蠲 其徭赋三年，旌其操舟从上渡江功也。”[17]（卷10，P162）。这也说明燕师南下渡江，是曾 得到一些江南民人的支持。尽管这些人的身份不太清楚，但与土著世袭的江南地主是绝对不 同的。
此外，由于燕师进入江南，大肆搜捕建文党羽，造成“军士纵横郡邑中”，[18]（卷3，P10 9）使江南民人不堪其扰，纷纷远离家乡，出外潜逃。嘉兴人高逊志，元末即侨寓于此，“好 学问，为文深纯典雅，成一家言”，“建文时，为太常少卿兼学士……为会试考官。靖难后 遁去，不知所之。”[19]（卷4）。另外则有一部分人为免于迫害，“不得已畏死逃聚（江西） 山林者”；还有一部分军民流移到附近的海岛中躲避。当时有陈义甫、叶得义等军民，曾逃 至浙江平湖一带海岛安身。事过两年，明政府尚派百户李诚前往招谕。不久陈义甫等来归， 永乐曾“嘉劳之”。但叶得义等人则仍迟疑不为所动。[17]（卷12上，P209；卷32，P566）至 于逃避海外及朝鲜的，亦不在少数。建文四年九月，“使臣有还自东南夷者，言诸番夷多遁 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17]（卷12上，P209）又据朝鲜《李朝实录》载 ，永乐元年二月初八日，明政府曾通过朝鲜使臣黄俨：“建文手里多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 去别处的。有些走在你（指朝鲜）那里，你对他们说知道，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 ”[20]（上编卷2，P184）
以上事例都说明，永乐称帝后的江南地区并不平静，各种矛盾仍然异常尖锐复杂。
四、永乐时期继续打击江南地主
面对着江南不安宁的局面，永乐即位后除对建文“左班文臣”继续镇压外，仍然继续推行 朱元璋时对江南地主的打击政策。
永乐刚一即位，即对建文的党羽无情镇压，残酷打击。像对谋刺他而未遂的景清的家族， “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的情况，[8]（卷141，P4027）决非个别现象 。即对各地义师，也不例外。
但在坚决镇压的同时，也采用了招抚的办法，以期缓和矛盾。如对江西庐陵的义师，就曾 于建文四年八月派行人许子谟前去招抚，并谕令：“近建文信任非人，改更成法，致兵祸连 岁，军需百费皆出于民……致有潜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于不得已也。……其即各复原业 ，永为太平之民。”[17]（卷11，P183-184）
对于沿海民人与海外交通者，永乐则亦采取朱元璋“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严加禁止。 他在即位诏中谈到：“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 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9]（卷4，P347）这里所说的“近年以来”，很明显是指建文时期。 这也从反面证明建文时期的海外贸易是较之洪武时期发达的。后来建文帝危亡之际，他的亲 信黄子澄要到海上求援，自然也和当时形势有关，而并非一句空话。
永乐二年正月，朱棣继续颁布“禁民下海”的命令。当时福建濒海居民，经常“私载海船 ，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明政府“遂下令禁民间海船”私出活动。并规定“原有海船 者 悉改为平头船”，俾“所在有司，防其出入”。[7]（卷27，P498）下令禁造海船，以海船改 为平头船，本身就是一种阻碍海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粗暴措施，是闭关自守的具体反映。朱棣 “一遵洪武事例”的做法，系出于政治原因，以便继续对江南地主进行打击。
既然永乐对待海外贸易的政策系采取封闭态度，那么应当如何看待“郑和下西洋”的问题？ 事 实上，如果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就不难看出：
1.永乐帝是以庞大的国家海上贸易舰队以代替元末东南沿海从事私人海上贸易的地主。这 些地主历来即是朱明政权的反对派。因此“下西洋”本身，正是朱棣打击东南沿海地主从事 海外贸易政策的体现。
2.郑和下西洋还有着重要的政治目的，即朱棣除了对海外诸国备加笼络希望得到政治支持 外，也是想借机派人至海外诸国铲除因国内政治斗争而流窜到海外的地主豪强的残余力量。 这与永乐初年被郑和胁迫归国的，如陈祖义、梁道明等人的情况，颇为类似。（注：万历时人王士性：《广志绎》卷1谓：“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和）太监下西洋，赍银 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盖乘元人所藏。而元时不备边，故其充溢至此。”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案《续文献通考》卷30，《国用一》，引明人王圻的话说：“ 正统时天下岁征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出数共一百余万两，自正德后出多入少，国用尽不 支矣。”是郑和下西洋所用，约占明初五六年之岁出。）
据马欢《瀛涯胜览》所载：“昔洪武年间（一作洪武二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 指旧港），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至永乐五年(1407)， 朝廷差太监郑和等统领西洋大
宝船到此处……被太监郑和生擒陈祖义等回朝伏诛。”又 据《东西洋考》卷3所载：“永乐初年，三佛齐竟为爪哇所破，废为旧港。是时（广东）南海 豪民梁道明窜泊兹土，众推为酋，闽广流移从者数千人。”永乐先派指挥孙铉往其地，“遇 其子及二奴，挟与俱来。”后来又派南海人行人谭胜受，“令偕其二奴赍敕往招（梁）道明， 遂从入朝。”可见陈、梁等人，都是明初逃亡海外的沿海豪民地主，只不过陈祖义更加顽固 而已。
至于当时所传的建文帝逃窜海外之说，虽无多少根据，但亦决非永乐的神经过敏。元末以 来东南沿海地主的存在及部分流亡海外这一客观事实，使得他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当然，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意义，应是不容置疑的，但其出使的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此同时， 朱棣仍然继续推行“迁富民”的政策，以排除异己。如长洲人翁姓地主及其妻徐氏，原在太 祖时已迁徙至南京，后在“永乐间从驾再徙，久而还乡，故今又为吴县人”。[16]（卷72， 《耕隐翁墓表》）又据《匏翁家藏集》所载，“自国初……谪发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实京师（ 南 京）。至永乐间，复多从驾北迁。当是时，苏人以富庶被谪发者，盖数倍于他郡。”[16]（卷 42，《伊氏重修族谱序》）当时不仅迁者以“吴产为多”，甚至岭南一带的大地主，也在迁 徙之列。如明中叶海盐县丞邝观政，“其先为岭南高要著姓，永乐初以畿内（指北京一带） 兵荒多隙地，诏徙四方民实之，府君之父福亦在焉。故为河间任丘人。”[16]（卷74，《明 故迪功郎海盐县丞邝府君墓表》）当时“徙浙江、南直隶富民三千户实京师”的人，在朱棣 看来，都是一些反对明王朝的基本力量，也是建文政权的有力支柱，因而打击不遗余力。后 来由于这些人“逃亡者众”，加之明政府以后政令的不断变化，于是一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 家乡。[21]（卷358，P6416）
苏松重赋也是朱棣继朱元璋之后打击江南地主的一项措施，（注：关于明代苏松等地区的重赋问题及其原因，详见拙作：《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造成这一带民人非死即亡。 所谓重赋是与元朝在江南地区的赋轻比较而言。明中叶时叶盛在其《水东日记》卷4曾引述 景泰时长洲民杨芳之说，其言曰：
长洲民杨芳，景泰中尝以十事上巡抚邹都御史，其“均税额”以为：“……元耶律楚材定 天下田税，上田亩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亩三升、五升、 三合、五合。苏、松后因籍没，依私租额起税，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苏（州）在元， 粮三十六万，张（士诚）氏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
据《明史·周忱传》载：“初，太祖平吴，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 罪没入田产，皆谓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苏赋比他府独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 石 ，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8]（卷153，P4212-4213）周忱于宣德时任 江南巡抚，他认为当时“惟独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原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 ”，为什么呢？“盖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 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22]（卷27，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 书》）苏松逃民实际上还是因为受歧视迫害及重赋造成的，因此逃亡久而不归。
此外，明政府还利用其它手法，打击江南地主，从永乐时直至宣德时期，一直持续不辍。 永乐九年，黄岩县民尚有诉“豪民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稿与众聚观，书中有干犯 语，请赴法司治之”。宣德初年，南畿、浙江巡抚熊概、叶春等，打击苏、松、嘉、湖地主 不遗余力，“一时被（抄）没者凡数十家”，“一时豪民，翦除殆尽。”[17]（卷119，P1509- 1510）[9]（卷6，P410-411）[16]（卷58，《徐南溪传》）海盐大地主平康，平日“暴横甚”， “御史捕之，遁去。会赦还，益聚党八百余人，（熊）概捕诛之。”[8]（卷159，P4330）常熟 大地主有曹善诚、徐洪、虞宗蛮三家，是元末以来最负盛名的。其中虞家占地极广，“支塘 之 东南有地名贺舍、花桥、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贺舍之名，是因为虞家有喜事，“特筑 舍以居贺者”，故名；花桥是虞家的花园；鹿皮弄是因“杀鹿以食，积皮于其地，弄以此得 名”。其弄旁还有勒血沟，因为“每日杀牲以充馔，血从沟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 ”。像虞家这样盛极一时的大地主，后来经过明初特别是熊概在吴时的多次打击，“一时富 家略尽，（虞）宗蛮盖其一也。”[23]（卷3，P46-47）
永乐时还有一种情况值得一提：当永乐即位后，吏部曾追论“靖难”起兵时，凡“南人官 北地不即归附（永乐）者，当编戍”。[8]（卷147，P4124）
此事虽因黄淮之谏而止，但仍表明朱棣政权对南北之地域观念是异常敏感的，南人、北人 的界限在明初仍然泾渭分明。（注：靖难后期，山东民人对朱棣也有过支持，故他的孙子明宣宗说过“山东之民，祖宗之民 也”的话。[21]（卷16，P438）。
五、永乐扶植北方地主
朱棣即位之后，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于永乐十九年正月迁都北京。此后，朱棣政权逐步 培养北方地主，赐给一些皇室、功臣、勋贵、太监大量庄田，使北方地主集团日益壮大发展 。他的统治集团成员，大致可分为三股势力：
一类是原燕王时的文臣武将，特别是跟随他多年的燕山卫的军官。在这部分武将中，又可 分为三类：一部分是原来元朝的将领，后来投降明朝，像他手下的大将张玉，即是其中的代 表。张玉之子张辅后封英国公，死于“土木之变”。他的子孙一直“尊宠为勋臣冠”。[8]（ 卷145，P4082；卷154，P4224）另一部分是蒙古族的军官，如火真、吴成等人。火真初名火 里火真，洪武时归附，隶燕山中护卫千户。“靖难”时勇敢善战，屡立奇功。后又随朱棣出 兵塞外，战死。清平侯吴成，初名买驴，辽阳人。洪武二十一年“挈家归附”。初为永平旗 总旗，“靖难”时“率众内附”，屡立功。[24]（卷107，P2394-2395）还有安顺侯薛贵，旧 名脱火赤，顺天昌平人，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脱欢之弟，“为人有胆气，太宗皇帝靖内难， 贵以舍人从征战有功，累升都指挥使”。[24]（卷64，P1504）他们都应属这类人物代表。第 三部分即原来跟随朱元璋起义、后又随同他转战南北的武将。他们大多是安徽凤阳一带的人 ，如朱能（怀远人）、丘福（凤阳）、谭渊（清流）、陈亨（寿州）等。这些人在洪武时期已久居北 方 ，是燕山护卫的宿将，在“靖难”中又屡立奇功，是日后落籍北方之地主中的代表人物。其 中如襄阳伯李浚，安徽和州人，少即跟随朱棣，任职燕山左卫千户。“靖难”初期，李即“ 招募蓟州、永平勇壮数千人来附”，屡立大功。亦属此中人物。[17]（卷48，P731）此外，就 是北方籍出身的原燕王府中的人物。由于参加“靖难”而发迹，属于北方“始终效顺”朱棣 的心腹，也是北方地主集团的一部分。现据《明实录》的个别记载，试举数例，列表如下：
不难看出，这几部分人都不会与江南地主有任何关系，他们是新兴的北方地主集团的骨干 。
这里还可以当时参与消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对江南地主大肆屠杀的锦衣卫都指挥佥 事纪纲为例。纪纲系山东临邑人。朱棣起兵“靖难”时，纪纲“叩马请自效”。建文失败后 ，他备受朱棣宠信，“亲之若肺腑。”[8]（卷307，P7876）他不仅是镇压建文朝臣的刽子手 ，也是霸占民田、大肆扩充自己庄田的代表人物。据《罪惟录》传30载：纪纲得势后不久， 即“夺民人贵等第舍、庄田十七所”，实开北方显贵夺民人田地之先声。
第二类是北方的勋贵。自永乐迁都后，不论是皇帝的后妃，或是新招的驸马，他们大都是 北方人，更多的是北直隶人。这些人获得勋位后，不论是向皇帝乞请，或是圣上的钦赐，大 多毫不例外地获得大量土地。然后再依其特权，兼并或靠别人投献，攫取更多的土地。这些 人 原来都出身贫贱，土地不多。但一旦成为显贵，搜括土地财物则不遗余力。像仁宗张皇后， 北直隶永城人，出身贫寒；万历慈圣太后之父武清侯李清，原来是泥瓦匠等。英宗时，太皇 太后张氏（即仁宗张皇后）在给他的长兄彭城伯张昶、三兄都督张升信中说得好：“吾起于寒 微，叨蒙国恩，荣及祖宗，显受褒宠。诸兄嗣膺重爵厚禄，合门贵富，与功臣等，此皆列圣 天地之赐也。”[25]（卷15，P107）这是出身北方的勋贵，成为北方地主集团成员的很好说明 。出身寒微的北方人，一旦跻身皇室，就会“合门贵福，与功臣等”，当然也会得到“列圣 天地之赐”。
第三类则是皇帝宠信的太监。自朱棣即位后，除第一代太监郑和、侯显等外，迁都北京后 的大太监，除刘瑾系陕西人外，大多是北直隶人。像王振、曹吉祥、张永、冯保、魏忠贤等 ，无一例外。他们或则利用皇庄的名义，霸占了北方大量土地；或是利用钦赐、乞请的办法 ， 获得大量钦赐庄田。于是太监庄田也大量出现，使得北方地主集团的实力更加扩大。
谈迁说：“地有南北，人亦因之。……此矛彼盾，大抵议论政事，俱视相臣为特移。”[2] （卷79，P4913）谈迁道出了明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南人、北人之争，这颇有见地。但谈迁却不 敢明言指出，“此矛彼盾”的真正原因在于明朝皇帝信任太监，有意扶植北方地主，造成南 人、北人的不和。吴晗先生曾指出：“从宋到明，东南地区的经济情况逐步改变。……通过 考试加入官僚集团的南人，不能不代表本地区新兴的地主阶级和以地主阶级为中心的对外贸 易集团的利益，要求变革一些不符合他们利益的规章制度，建立保护他们利益的新制度、新 办法”，又说：“明代虽然从南方起事，统一北方，但是朱元璋从政治上考虑，有意识地扶 植北方出身的官僚，到明成祖迁北京，情况改变，北人在政治上就越发吃得开了。”[26](P 71，P70)有明一代的史实，正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明史·王翱传》谓：“帝（指永乐）时欲 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翱（盐山人）由是益多引北人。”后来武宗时的奄党头目焦芳 ，亦河南泌阳人，他“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 南人不可为相图》进（刘）瑾”，[8]（卷306，P7836）造成太监及其党羽专政一切的局面。
明代北方地主集团就是在永乐以后的历代皇帝的扶植下扩大并发展的。他们凭借政治特权 ，获得了大量庄田，并操纵官店、官盐等私利，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继续对江南地主实行 镇压与打击。宣德时江南巡抚熊概就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明中叶以后，江南地主似乎销声匿 迹，但他们与北方地主的矛盾，却始终反映在明廷内部的一些政策中，几与明王朝相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