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内部冲突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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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明冲突论》(1993年)。最近,他又在《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11—12月号)一书中,重申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冲突在今后世界中将取代政治、经济冲突,成为国际事务的核心,而非西方文化,特别是儒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抗将“主导未来的全球政治”。他断言,“人类历史上最持久而且最暴戾的冲突,皆因文化歧异而生”(参见台湾《中国时报》1993年6月22—25日)。

亨廷顿的这种文明冲突论,夸大不同文化差异的影响,为了粉饰大国霸权主义而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批评。人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方面,也涉及到西方文化和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的相互关系。对于各种文明的内在冲突,即文化发展的共同性问题,却没有加以注意。这一论题,虽为亨廷顿所不愿涉及,但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却至关重要,不可忽视。因为,不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既有其不同的传统和差异,更有其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内在发展规律。在一个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上,文化传统差异的影响远没有人类面临的未来挑战那么重要。这就是,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的冲突远远超出语言文字、历史传统、生活习俗等等造成的地域的、民族文化的差异。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宗教和新兴的宗教,中国有中国的伦理传统和迷信群体。在现代世界上,不同文化交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远不及科学思想和神秘主义之间普遍对立和冲突的重要和深刻。在每一种文明的内部,都贯穿着理智和野蛮、理性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尖锐矛盾。

近些年来,以宣传各种神异信仰为内容的读物在我国颇为流行,甚至畅通无阻。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切思考。从日本奥姆真理教、北美和西欧人民圣殿教的惨剧,到国内种种非法宗教迷信群体的作为,对社会精神生活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不亚于毒品走私和犯罪。据极不完全的统计,1994年2月,仅北京的一些书店和书摊上,充满迷信内容的读物就达225种之多,其中,大学和科技出版社及省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占1/3以上(参见《伪科学曝光》,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第36页)。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文化倒退的现象”(同上书第25页)。

为什么建国初期几近绝迹的迷信读物会如此泛滥成灾?为什么趋向宗教的浪头滚滚而来?从深层文化心理上看,我们缺少近现代科学文化的传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一些人对巨大的社会变革缺乏科学的认识,感到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祈求某种神灵的保佑;另方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深藏着许多超自然的迷信思想,可以作为习惯的心理凭藉。可见,解决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的信仰问题,最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使科学思想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意识之中,引导人们向前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场文化心理的真正革命,是几千年传统文化定势的深刻转型和伟大创新。唯有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实现这种文化转型,才可能带来中华文化的全面振兴。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存在着种种迷信观念,本来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某些党政领导干部,一些知识分子也参与或支持各种迷信活动。问题更在于,有人将现代科学革命和传统文化的复旧混为一谈;甚至将古代文化中的神秘主义视为国宝,盲目地加以颂扬。因此,科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的知识文化界,不能不在破除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的启蒙事业中,担当起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一个民族想要走在现代文明的前列,一刻也不能没有科学思想的武装。确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出发点和源泉;确认自然界的规律是不以任何精神力量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一切科学思维的前提和核心。在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中,贯穿着前提是否成立的问题,而不断追问前提的真假,正是科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科学和迷信的分界。这种科学思想、科学思维方式虽然离不开从古代文化中吸取其精华,但必须在同传统迷信观念的长期反复斗争中,才能逐渐得到锻炼和发展。

中国的现实是,科学思想在民族文化意识中十分薄弱,难以抵挡根深蒂固的神异迷信观念的侵扰。当今的反科学、新迷信浪潮充满了经济内容,挂起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招牌。这种新迷信思潮公开、半公开地举起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的旗帜,严重冲击着人们本来就很淡漠的科学信念。一些根本不懂科学的人,也办起了什么“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的“研究院(所)”;相当数量的粗俗巫师、算命先生,摆摊设点,招摇过市;许多荒唐的所谓宗教理论读物大量印行,为迷信思潮推波助澜,人们深受其害,如此等等。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人最得意的护身符竟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在文明社会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中,神异信仰和宗教远较科学出现得早。然而,人类社会在最近几百年内创造的财富,远较过去一切历史时代多得多。究其原因,全赖于近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现代科学的飞速前进,使社会财富惊人地增长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精神面貌。在未来的世纪里,各种文化传统的特征和影响肯定不会消失。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变得愈来愈小。可以预言的是,无论人们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还是生活习俗,都将随着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大为改观。总的趋势是科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各种对超自然神迹的崇拜、传统宗教信仰的影响将越来越缩小。文明进展的这种历史进步趋势,终究不可逆转。

六十多年前,罗素在《宗教与科学》(1935年)一书中,相当正确地揭示了宗教与科学冲突的原因(参见该书商务印书馆版第一章)。他的弱点是,认为两者可以调和。然而,事实上,宗教对科学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八十年代初,罗马天主教会虽然宣布为伽利略平反,但是,教皇仍然坚称,科学不应过问宇宙存在的本身,“因为那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务。”(参见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第110页)宗教总想限制科学的发展,而它所依靠的主要手段,就是竭力宣扬神秘主义。可见,直到今天为止,科学理性和神秘信仰的冲突,远未因为科学的胜利而得以结束。宗教和科学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

三十年多年前,波普指出,在一场浩劫之后,只要图书馆没有被毁坏,重建文明是不困难的。这是因为,科学是人类的脊梁。借用这个论点,我们可以问,在进入廿一世纪的世界上,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设若没有科学,传统将如何得以延续?一个没有科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现代藏书的图书馆,陈列室里尽管可以摆满了各种古董和圣像,却没有可以足供人们迎接未来挑战的精神财富。所以,唯有用现代科学思想重新铸造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才可能在未来世界上发挥较大的影响。然而,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建设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比实现经济的繁荣,还要困难得多。因为,图书馆的建筑物破旧了可以拆迁重建,而要改变人们对传统神象的崇拜和信仰,改变文化心理的习惯倾向,就更费时日了。

《国际歌》说得好,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人类怎样才能做到自己救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既不能靠神灵的保佑,也不能靠祖宗阴德的庇护,唯有靠自己的努力创造。把我们的理想、信念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坚实基础之上,人类才会拥有光辉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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