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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语文教材，最敏感的作家往往是鲁迅，鲁迅作品少选几篇甚至会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同样不可绕过的一位大家——胡适，语文教材却几乎都绕过了。在我所接触的国内通行高中教材中大概只有苏教版教材选过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 教材要着眼于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再造。今天的中学生为什么要读胡适，中学语文教材为什么要选胡适的文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胡适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不读胡适，就很难完整地了解现代文化的脉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读胡适，其实也是理解鲁迅的一个重要参照。 从“文化”和“史”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序幕可以说是胡适拉开的。1917年发轫的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化结构全面更新的肇始，在这场壮丽奇伟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既是首举义旗、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又是登坛点将、呼风唤雨的新领袖，在这场运动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设计师和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杰出代表。他尝试开启一个学术文化的新时代，从而导致了那个时代全套的信仰、价值、观念、标准、规范、通则以及技术上的改变”（《胡适传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范式的革新也顺着语文形式、意识观念形式、思想学术形式、思维模式的重建水到渠成。廖仲恺先生1919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 胡适的具体研究成果和实践还起到了学术示范和文化引领作用。在许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者：胡适的《决斗》（翻译小说）是登载在《新青年》上最早的一篇白话文学作品；他的《终身大事》是中国第一个白话独幕剧本，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山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白话学术论著；《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白话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也可说是唯一一部白话文学史；《〈红楼梦〉考证》提出的“自叙传”说一扫笼罩了《红楼梦》一百五十多年的迷雾，开辟了《红楼梦》科学研究的崭新天地，为中国现代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胡适1915年6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是我国新式标点符号第一篇系统完整的科学论文，1919年11月胡适首倡并联名马裕藻、朱希祖等北大教授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这份议案成为我国第一部政府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1923年颁布的由胡适主持制订的我国小学及初级中学的《国语课程纲要》，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以教育法则的形式确定了语文课程的性质、教学目的任务、教材体系、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及阶段教学要求，使国语课程趋于成熟，对以后的语文课程设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余英时曾断定，胡适在中国文化学术坫坛的出现以及他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革命，可以与西洋文明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相提并论。他在胡适诞辰120周年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还重申：“我的结论是：他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 二、胡适的白话文干净、易学 从写作教学的角度来说，学鲁迅难，学胡适易。胡适是提倡白话文的旗手，更是身体力行者。胡适能用白话文把复杂的问题讲明白，比如《说儒》这样的学术文章，别人写出来可能极难懂，但胡适写出来就很容易看明白，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梁实秋在写文章上是很自负的，独独对胡适的文章很是佩服，在他看来，能用那样轻松的白话文，把道理说得那样清楚，是不容易的，几乎可说并世没有第二人。”（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胡适的许多文化评论可以说是议论文的典范，例如《新思潮的意义》，论点鲜明，结构清晰，逻辑严谨。它的语言没有丝毫的由文言转为白话的晦涩，而是晓畅漂亮的白话。胡适的驳论文章，如《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等，说理严密，分寸恰切，语气中肯。这对于初学议论文写作的中学生来说，是较合适的教材。 胡适先生能清楚明白地写文论事，源于他思想的明晰和透彻。胡适先生去世后，陶希圣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中说：“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明白清楚是作文的第一要义。现今中小学作文中“云遮雾罩”、套话连篇、不知所云的现象很严重，的确需要在教学中倡导一种清晰明了的文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是学生学习模仿的最好范例。 另外，胡适的白话文是有文化的、有内涵的白话文，这从他文章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可以看出来，例如《我们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等。从胡适的文章我们更可以明了，白话文不是极端意义上的“大白话”。好的白话是有意蕴的，写好白话文是要有文化底蕴的。这对习惯于网络阅读和写作的中学生来说也是一种语言的示范：通俗易懂的语言也可以是典雅晓畅的。 三、胡适的渐进改良思想适合当代中国的整体文化和政治生态 胡适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他反对彻底地革命，主张一点一点地积累，一点一点地改进，逐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使国家走上正道。无论是从早期的提倡“好人政府”，还是后来的“人权论战”，到最后的对“自由中国”的努力，我们都能感受到胡适先生的努力是为了使执政者变得更好，使社会变得更文明；从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胡适先生的历史使命、政治良知、负责任的选择态度和言论精神。这种态度贯穿先生的一生，他从未放弃自己对国家建言的责任和渐进改良的信念，从未放弃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和自己切实的努力。在他的文章和实践中人们看不到绝望，他传递的是正能量。 这种思想如果说在革命时代是“反动的”，那么在和平的改革时代则是值得珍视的。如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积极的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汲取胡适改良主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可以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启发，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心平气和地对待某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 胡适先生的作品，更容易矫正今天一些人的偏激情绪和极端选择，引导人们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对学生是很好的引导，多读胡适作品，这种理性精神、平和态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语文教学不光是学知识，还要以文化人。读鲁迅也好，读胡适也好，都是一个“化”人的过程。 四、胡适的作品及人格为现代人提供多种精神资源 读一点胡适，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风貌，也有助于我们汲取多元的精神营养。语文教材中，几乎每一册都有鲁迅的作品，从小说、散文到杂文，可以说，鲁迅的思维、爱憎、情趣等等，早已通过教材深深地植入了几代人的知识和心理结构之中，成为我们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但是，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个与鲁迅同等重要的人物。 鲁迅的永不妥协的坚韧的战斗精神是有目共睹的，胡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同于鲁迅的“壕堑战”，胡适不管是与北洋政府还是与国民党的冲突都是面对面的，既不躲闪也不退让。早在1923年当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时，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在《“胡适先生到底怎样？”》中表示：“我是不跑的……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针对国民党不循法制，任意压制人权，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写道：“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文人’‘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 在胡适看来，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真理。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 仔细翻检胡适的文章和言论，让人觉得许多都是现在我们正在倡导和努力追求的。读胡适的文字无法不让我们冲破重重偏见，从心底发出：胡适的骨头是硬的，胡适的精神是自由独立的，胡适的态度是平和理性的，胡适的思想是现代的。此外，胡适的人格风范也常为人称道。 胡适一生除了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做过驻美大使，以及后来在台湾当过“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之外，再也没有做过任何官，即使是“总统”“行政院院长”，胡适也不为之所动。驻美期间他奔赴国难，4年中他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他“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之所以如此，他说“实系为国家节省外汇”。他还将政府特拨的两万美金宣传费全数退回，他认为自己的演讲活动就是“最好的宣传”，而宣传正是他的职责，不需政府另外花钱。 1949年以后，胡适流亡海外，在纽约做寓公，经济相当拮据。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说：“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中国，有他那种‘本钱’而肯这样生活的，能有几人？” 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在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提携江泽涵、罗尔纲、沈从文、吴健雄、吴晗、汪静之的事早已被传为佳话。 胡适因反对学生罢课而不被当时的学生理解。周作人曾以老朋友的身份写信规劝：“鄙意对于国家、社会、学生诸方面，我们现在可以不说或少管……朋旧凋丧，青年无理解，还不如专门讲学、论学。”胡适在回信中说：“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读之令人长叹。 胡适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开头引用了佛书里鹦鹉洒水救火的神话。胡适就是那只振翮洒水的鹦鹉，“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胡适以他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爱戴。胡适1962年去世，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执绋。“从离南港两公里外开始，几乎是家家燃香，户户路祭……”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形成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不知中国有几位文化人曾享有如此哀荣？ 五、语文教材要让学生学做合格公民 胡适先生一生坦坦荡荡，清清白白，主张以平实的态度，公开地说负责任的话，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文人的写作姿态，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公民写作”。他在“人权论战”中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堪称“公民写作”的典范。阅读胡适先生的文章，学习这样的写作风格，能从他身上汲取另一种精神营养，并能了解到胡适那个时代的很多历史细节，对于学生人格的完善和思想的成熟，有很大的益处。 现代公民，其内涵主要在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而胡适，则以自己的人生把这两个方面都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争自由，争权利，没有人能够收买他；他为国家，为同胞，无怨无悔。 20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被正式写入宪法，执政党也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样的政治发展目标，需要我们这代人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打下一个良好的根基。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一定是一个“公民意识”发达的社会，正如胡适在参观了列宁生平展览之后所说：“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如果我们不能培养一代又一代“公民意识”完备的现代公民，如果不能培育全社会健康的公民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永远不会到来。胡适的作品，可以说是很好的公民教材。 在当今文化和价值多元的时代，教材选编有必要超越历史成见，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胡适，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积累的尊重。唐德刚教授评价胡适：“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的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胡适杂忆》） 胡适无论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上，还是在政治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在五四一代文化先驱中，胡适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语文教材的编写，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开放、回归的过程。我们已从以政治代语文的历史走到了现在，走到了不单有鲁迅也有梁实秋、林语堂的今天。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在这个更加包容、多元的时代，胡适先生会走进语文教材，和青少年一起探讨文章的作法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