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究◆
演化经济学视角的产融协调发展研究
佘运九 严力群
【摘 要】 演化经济学研究复杂经济系统中知识的动态变化引致的经济增长过程。经济系统中的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两者间存在着协同互动的演化关系，体现在金融业和实体产业之间的关系上，就是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形成良性协调的正向反馈关系。本文通过对二战后美英德日的产融发展历程的分析，从一个较长期的视角来发现产融关系动态变化带来的经验教训。并在对产融协同演化的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要抓住新技术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会，建立有利于支持创新发展的产融协调机制。
【关 键 词】 演化经济学；制度和技术；协同演化；产融协调
产业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反过来又支持和促进产业的发展。但这种正向循环的关系并不总是自然实现的，金融业和实体产业的发展之间，也可能存在不相协调的情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金融业发展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而导致经济剧烈调整的典型例子。产业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互动影响和各种结合模式。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快速孕育兴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正在深入推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间的动态转换与互动关系正演化出新的特点。演化经济学以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强调通过对复杂经济系统中知识、创新和动态过程的研究，来解释及推演真实世界的运行，这为认识现实经济体系中产融关系的动态协调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制度和技术协同演化的一个理论描述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看，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存在着各种互动关系（Jacobs，Mazzucato，2016）。个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由个体行为简单加总得出结论。同样，总体也不能通过还原和分解而推导个体的运作情况。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事物分解开来进行过程解析的方法，并不适于复杂性系统中个体的互动描述，现实往往更为复杂和多样化(caballero，2010）。如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及其创新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没有将其纳入分析的框架之中。演化经济学中的协同演化理论是对复杂性系统运行的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技术、制度和偏好共同演化所导致的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黄凯南等，2014）。协同演化意味着经济体系中存在着持续的非均衡过程，均衡是暂时的，不均衡或者说动态的变化是常态。因此，经济系统需要协调（Freeman，Louca，2002）。演化经济学中的协调涉及到整体、部分和个体三个不同层级间和层级内部复杂的反馈关系和相互协调行为，构成了一个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Dopfer et.al.，2004）。制度和技术的协同演化是这个复杂系统中动态协调的一种重要关系。
近年，公司不断扩大产能布局，先后在华北、华东、西北等区域扩建了生产基地，目前产能在国内企业中位居前列。公司销售服务网络不断完善，销售布局涵盖全国所有省市。公司受邀参与的全国性省市级专题学术讲座近100场，为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生态格网结构”工程技术及产品在全国近千项工程中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制度和技术的协同演化都是以知识的动态变化为基础的。演化经济学旨在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扩散及结构变化（贾根良，2015），而“新奇”是指知识的产生、模仿和创新都产生新知识。演化经济学对知识、创新和动态过程的描述，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简单、静态、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有区别，其强调多样性、动态化、非线性和路径依赖，更加趋近于真实世界。实际上，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在关注着知识生产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omer（1990），Ha and Howitt（2006），Aghion（2008）等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都认为，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创新驱动；Glider（2013）认为，企业家掌握的知识以及企业家分享知识、利用知识的自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Stiglitz（2017）从知识和学习的视角阐述企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方法，把增加知识看成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OECD（2016）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在美、中、英、日、韩等主要经济体均被视为基本准则。中国学者近年来对知识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多有论述，如袁富华（2016）指出转型经济中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实现增长跨越的关键，基于知识过程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白俊红等（2017）对研发要素流动伴随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其有助于推动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的结论；赵光南（2018）认为未来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产业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在对中国近年来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解决失衡的关键还是坚持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贾根良（2018）把以生产和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可见，基于知识驱动的经济理论可能成为沟通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桥梁，正显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从知识动态变化的角度，技术可以看成是人类活动中创造的物质生产知识的集合，包括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产品等方面的知识；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协调联合操作的知识，是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社会技术（Nelson et.al.,2001）。技术和制度互为因果的演化过程，描述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知识创生、扩散和积累的一般性规律，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对于技术和制度的互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许涛（2018）认为，“突破性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革命和市场容量的扩大是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两大推动力量”；杨虎涛、李思思（2018）在比较“汉江奇迹”和“马来困局”的基础上，指出产业活动中制造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是韩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王俊、王树春（2018）认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本质上是技术—制度互动结构非稳态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优化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关系，形成技术与制度互动的高水平稳态；周小亮、李婷（2018）利用协同演化理论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金融制度的变革是技术创新最核心、最关键的“撬动点”，应采用“技术+产业+资本”的模式，支持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应用地积累指数法(Igeo)评价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时，除考虑了当地环境背景值、人为活动之外，还考虑到岩石自然成岩作用对当地背景值所带来的变动影响。因此，应用该方法评价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时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可以作为评价工业活动(如矿业开采选冶等)产生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的定量指标[10]。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正在转向以知识和创新驱动的新阶段。按照演化经济学两种“机会窗口”的描述，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第一种机会窗口”正在失去，也即大规模投资确定性产业的发展路径正在逐渐关闭。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面向全球高端领域的全方位竞争，未来的产业发展将更加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正在开启“智能化社会”进程。智能社会的消费、产品和服务都将与工业化社会产生显著的不同，当前虽然能由已有的发展看出未来的部分端倪，但更多的演进方向则是不确定、不可预知的，所有国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后发国家如果能摆脱旧技术经济范式的“锁定”，快速接纳和采用新的技术体系，就能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这就是“第二种机会窗口”。
表1 产融协调的四种基本类型
二、协同演化下的产融关系
在具有复杂性的社会经济系统中，金融业和实体产业之间要形成良性发展关系就必然存在协调问题。从一个长时间段的动态演化角度，产业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都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贯穿其中的是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学习、应用和扩散的效应，由此将产生四种基本的组合类型（表1），每种类型都具有不同的协调特征和相应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需求。当然，现实经济体系的演化是复杂的，这四种类型的边界往往会存在着交叉或重合。但这并不妨碍以这四种类型为基础的分析。
表1中，Ⅰ是低水平陷阱型，无论是产业还是金融业都不发达，非洲大陆曾经的一些以农业或初级产品生产为主、长期发展停滞的经济体就属于此类型。Ⅰ类型走上增长轨道的关键是制度创新，在好的制度下可以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
Ⅱ是金融抑制型。表现为金融竞争和利率等的管制，金融体系不能完全满足实体产业的资金需求。温和的金融抑制可能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如德国的金融和房地产业一直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金融业收益率不高但稳定，避免了企业家精神、产业资本和人才“脱实向虚”，也为中小企业相对便利地获取融资提供了较好环境（李稻葵等，2015）。实际上，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现象，金融发展不足，但我国经济仍保持了快速增长。这种状况在2008年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
上述四种产融关系类型中，最为常见的是Ⅱ和Ⅲ型。不同产融关系的形成，与一定时期内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密切相关。
Ⅳ是高水平均衡型，产业和金融发展程度都较高且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当然这是一种理想情况，现实中产业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都是不断动态变化的。在一个产融均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持续地创新，保持全球经济竞争力。
Ⅲ是过度金融型，如美国去工业化政策对经济增长、就业和创新已经造成了不良后果（Bonvillian and Weiss，2015），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过快增长，杠杆率迅速上升，金融产品复杂性增加，金融体内循环明显，存在对实体经济利润的“掠夺”，也因此，金融危机对其经济的冲击较为剧烈，破坏性较大。
（一）技术变迁与产融协调
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与金融业的演进过程，具有清晰的、受技术变革所影响的周期互动特征，并产生不同的主导金融模式。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地的英国，发展出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投资银行的推动与风险投资的活跃，并发展出世界最大、最发达的证券市场。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和日本的主银行制度，也都支撑了其不同阶段工业化的成功推进。进入21世纪后，世界正面临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浪潮，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则出现了经济金融化日趋加深的态势，作为知识创造和积累的核心产业制造业“空心化”，金融业通过复杂的产品在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倒手”以实现“利润”，一些传统制造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也纷纷进入金融业。2008年以来，在反思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各主要发达国家都纷纷加强对金融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并重新审视制造业的作用，提出“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力争顺应技术变革潮流，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这表明产融关系的演进正进入新的阶段。在微观企业层面，典型的如美国GE公司，一度曾为了迎合股东价值要求涉足金融业务，并逐渐成为其主要利润来源。虽然在2015年实施了“去金融化”策略，但由于其一段时期内忽视甚至放弃了长期以来积累的专业和创新优势，在数字时代被代表经济发展方向的苹果、谷歌等新兴公司超越，正面临艰难的转型（Foroohar，2016；Nakada，2017）。表3对二战以来英美德日产融关系的演进进行了比较。
嘉庆十二年（1807年）二月，军机处将安徽寿州3人中毒身亡一案交初彭龄处理，该案屡次翻案，难以结案，经初彭龄核查，该案涉嫌官场腐败，长洲知府周锷、知县赵堂、万承纪被革职［38］。本月初彭龄查办休宁县棚民盗租山场聚众杀人案。经属员细心劝说，棚民自愿拆棚回籍。八月，皇帝在谕旨里向其他大臣告诫“总以颜检为戒，以初彭龄为法，必能永承恩眷，为大员者，非一清字所能概括，勉思整饬吏治为要，姑息二字，切须痛改勉之”［39］。初彭龄的正面效应再次被提升。九月被授予二等议叙。
层次结构模型首先是要将决策目标、决策准则、影响的因素，以及决策对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层层分级，一般分为三个层次，即最高层次(主要影响因素)、中间层次(是对各主要影响因素的分解)和最低层次(是对中间层次因素的分解)，然后做出高中低各层级因素的层次结构分析框图，其中：最高层是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该指标的设置强调结构的严谨性，它是决策目标、重点问题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最低层是指决策时的备选方案。 中间层是指考虑的因素、决策的准则。对于相邻的两层，称高层为目标层，低层为因素层。
2.创新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技术转化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创造，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在历史上面临着同样的技术机会，但只有少数国家抓住了机会，一跃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占据着创新的引领地位。一些国家跟随领先者的步伐，引进、学习领先者的制度和技术，也实现了经济追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但更多的国家则因为落后的制度、封闭的文化等原因，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高生产率“绝缘”。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是否有效地发挥了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是一个重要标志。新技术知识的扩散、流动，大量创新活动的出现，在一个激励有效的市场环境中更易出现。所谓激励有效，就是能够让经济主体基于自身价值判断愿意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在个体获取满意收益的同时，知识的外溢将让整个社会获益。
1.产业变迁是新技术知识大规模应用的自然结果。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和服务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过程。突破性技术的出现，如蒸汽机的使用、电力的推广，再到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都是在延伸人类的体力和智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增强人类可以想象、但仅凭自身难以企及的能力，帮助人类大步地突破时空距离限制，以更便捷、更舒适的方式交流和生活，创造人类自由发展、自我实现的更大空间和更好条件。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将继续为人类社会带来突破性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在创造人类美好生活和繁荣的世界方面继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推动力量。历史证明，人类不断增长、衍生的需求永远是一切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技术进步则不断创造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更有利条件。人类社会因此在各种悲观的预言中永续向前。技术转为实际的满足和服务人类需求的能力，需要经过相应的方式和方法来实现创造性转化，这就是“创新”或“新奇的产生”。
3.建立资本投入到创业创新活动之中的有效途径。资本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增值，创业创新需要资本，因此，两者的结合具有必然性。金融资本投入到创业创新活动中，首要的是做到有利可图。同样，投入实体的企业家也需要有足够的利益刺激，才具有创业创新的动力。有效的激励就是要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合作共赢、共同成长的结果，也即达到“协调”状态。
where Qfis the output fiow of the hydraulic pump;Dpis the displacementofthepump;nisthespeedofthemotor-pumpgroup;Cipis the comprehensive leakage coefficient of the hydraulic pump;Plis the load pressure of the hydraulic system.
（二）产融协调的层级特征
2.从中观层面上，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创业创新活动的支持不足。2018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银行贷款仍占70%左右，直接融资占比约为24%。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转向创新型经济。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中，银行贷款存在回避风险、注重担保、顺周期操作等现象，不适用于创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轻资产、高风险、现金流不稳定等特征。我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存在一定的关系。经济体系中的创业创新活动需要发展直接融资渠道，特别是股权风险投资等的支持。
表2 产融互动协调的层级及具体方式
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产融协调发展比较分析
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表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面临着重大的技术革命机遇时，通过知识创造或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会越来越重要。发展创新型经济离不开金融资本的作用。这个作用过程体现在以下层层递进的协同互动关系中。
表3 二战以来英美德日产融关系的演进比较
四、对我国产融协调发展的分析
产业与金融的协同演化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及各层级内部的互动而演变，互动是知识的获取、扩散与创造的演化过程。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其实质也是知识的创造、使用和扩散过程，带来新产业、新业态与新的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
（一）新技术革命开启“机会之窗”
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于技术知识与制度知识的协同增长。其基本逻辑为：经济增长来自于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来自于学习，主要包括模仿和自主创新两种学习类型。学习将带来制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增长。而技术和制度是协同演化的，它们之间协同演化的关系将决定经济是持续增长、上下波动还是停滞与衰退。首先，当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协调增长时，经济体系表现出一个持续增长的特征。因为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新生产方法或新技术产品的广泛使用，需要新制度配合推进，形成对新制度知识的需求，否则就会影响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同时，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反过来会对新技术产生进一步的需求，影响技术的选择，形成路径依赖或锁定等影响到组织的知识水平和竞争能力（Arthur，2015；Pelikan，2003）。从新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过程看，新技术知识的增加和使用既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上的学习和创造，也必然对现有制度中不适应的部分提出变革的要求。在这个互动中，技术和制度在不断地适应及协同演化，共同推进一国经济走向强大。其次，当技术与制度的演化不协调时，就会发生经济的大幅波动，或者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前者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就是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没有考虑到经济体系中复杂的技术和制度的协同关系，最终导致了波及全球的经济大幅震荡。在Perez(2002)所说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中，新技术革命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周期性的危机与繁荣的交替，其实质则可以看作为技术和制度在演化中的强制性协调过程。至于后者，部分拉美和非洲大陆国家长期处于低速发展甚至经济衰退之中，或者是由于技术和制度的增长的不平衡，或者是技术与制度均没有有效增长，如处于高度封闭的社会环境、政治不稳定等，都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技术落后，长期处于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形态，知识增长的停滞带来了经济停滞。
（二）2008年以来中国产融关系的特征性事实
1.从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与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关系密切，新的动力尚需生成。2008～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M2增速均下降到与GDP增速相差不大的水平，表明靠投资和货币增发刺激经济的增长方式面临转变，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动力。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之比看，最高2016年曾经达到8.35%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占比最高，2017、2018年受降杆杠、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等政策影响，这一比率已经降到8%以下。同时，我国经济体系中的总体债务水平也从较高的水平开始下降，政策取向正由降杠杆转变为稳杠杆。金融业的增加值来自于服务实体产业的收入，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会加重实体产业的利息负担，因此，杠杠率的降低对于增强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增加宏观经济的回旋余地是有助益的，反映了产融关系的动态协调过程。
根据协同演化理论，上述的产融“协调”发展将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的协同互动中产生（表2）。首先，在宏观层面是制度和技术的协调，创造一个以知识和创新为核心动力的经济增长环境，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宏观上的产融协调的关键是形成金融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有效机制，主要包括：产业政策，即运用财税、金融、法律等手段来引导新兴产业和业态的发展，政府通过加强基础教育和鼓励研发等创新政策参与到产业和金融的协调之中。同时，主导金融模式、金融货币政策、债务环境等则构成实体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上述制度的关键是要通过改变产业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来影响资本在金融业和实体产业之间的流动，驱动金融业的创新以实体经济需要、以有实体资产支撑作为基础。其次，在中观层次，主要是金融结构与产业融资需求相匹配。不同产业、产业内的不同企业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是不同的，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要求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相结合，形成多样化、异质性的融资机构和工具。再次，在微观层面，产融协调关系体现为产融结合的具体方式，即金融资本如何进入实体企业，才能保证二者都能最有效实现各自利益，主要包括银行借贷、发行证券、留存资金运用等，也包括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间谋求的产融结合、寻求知识协同效应的具体行为。同时，这三个层级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的，不同层级之间通过信息和知识的流动相互影响。如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宏观的制度体系不仅决定产业发展模式和金融体制，也影响到企业的具体投资行为、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等，而金融体系为适应产业发展的变化，也会进行适应性的、动态化的调整与变革。
3.从微观层面上，金融企业利润水平持续高于实体企业，不利于实体产业的投资增长。根据沪深上市公司年报，2016年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为1.52万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之比高达55%。2017年，上市公司利润贡献过于依赖金融业的局面仍然延续，金融上市企业以其占全部上市公司约16%的营业收入，却占据了将近50%的净利润，上市公司前10家盈利大户9家是金融类公司。截至2018年三季度，前10大净利润上市公司中，除“两桶油”外，依然全部是金融类上市公司。上市金融类公司利润率占比过高，从另一个侧面反衬了实体企业投资利润率过低的现实。
从上述事实看，中国现阶段的产融协调兼有金融抑制型（Ⅱ）和过度金融型（Ⅲ）的特征。一方面，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业产值和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宏观杠杆率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不足，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普惠性需要进一步增强。产融的不协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反映到经济过程之中，其一是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金融业收入过高，以及资本在财富分配中的地位，是财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皮凯蒂（2013）发现，无论财富来源于继承还是创业，一旦财富越过了某个规模门槛，就会以极高的速度增长，而不论财富的拥有者是否还在继续工作。显然，这种财富的增长主要不是来自于生产性活动，而更多的是资本分配机制作用的结果。财富差距过大将通过影响社会公平与效率、脱离生产的食利阶层增加以及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等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二是加大金融经济体系的风险。产融发展不协调可以通过“资产荒”表现出来，其实质是对实体产业的投资没有“赚钱效应”。在我国一段时期内出现的“影子银行”类创新、金融资本过多地进入具有较高收益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项目等领域，都加剧了经济体系中的结构问题和风险。2018年以来，我国采取的促进民营、小微企业发展的措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等，都瞄准了实体企业的降本增效，同时带动消费扩大内需，是缓解产融不协调的有效举措。
（三）建立产融协调发展机制
在以知识和创新为驱动的新经济环境中，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径将更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管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模式还是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金融模式，都面临更好地适应新产业发展和新市场需求对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形成有利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协调发展的机制。
1.经济增长新动力的生发机制。在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过程中，产融的协调发展需要建立在知识增加的基础之上。抓住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开启的“机会之窗”，就是通过知识增加从而获得赶超发展的机会。实体制造产业是知识积累和创新的聚集地，新的制造业产品是众多知识交流融合和创新的结晶。人类历史上历次产业革命的经验表明，核心国家的经济强大都必然伴随着适应当时新技术特征的制造产业的强大，也必然产生一些标志性的、具有新组织形态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当时新主导产业中的龙头企业，而这来自于大量中小企业得以培植的“沃土”，来自于其背后企业家精神的“涌现”。产融的协调发展意味着金融系统能够有力地促进这些企业中的一些优秀代表脱颖而出。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具有主导型特征的金融模式和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金融机构体系也得到发展，并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楷模。在创新型经济中，新的代表知识增长方向的大企业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也是经济新动力生成发展的过程，是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要求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协调发展的反映。
从较低含量废液中回收硫酸，可采用溶剂萃取法、离子交换法、电渗析法、扩散渗析法等技术［8-9］，但综合考虑回收后所产硫酸浓度、回收过程生产成本、生产作业控制系统等，其较为可行的技术为均相阴膜扩散渗析技术。初步试验表明，与传统工艺相比，扩散渗析从铜冶炼废酸中回收硫酸具有能耗低、酸回收率高、酸产品浓度高的特点，且其硫酸直收率达90%以上，可有效截留废酸中主要杂质。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8](P1613-1615)
2.资本市场与银行信贷的协调。从功能上看，资本市场更侧重于市场投票机制，通过证券价格的评价、控制权的争夺及信息透明化等来保证企业治理的良性发展，但资本市场运行中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投机盛行、浮躁情绪影响产业资本投资等；而银行借贷行为看重对企业的信息收集和跟踪监管，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约束企业，如果企业违约，银行的贷款收回威胁及诉讼等会影响到企业的声誉和资本市场上股票的价格，对企业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因此，要发挥股权和债权合约的不同功能和作用，形成对企业内部人体系和外部人体系结合的有效市场化约束，在协调发展中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从创新经济发展的角度，在中国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情况下，加大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支持力度、促进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建设是现实选择。
3.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协调。在现代经济中，包容性增长强调要支持环境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和“三农”、贫困人口等弱势领域和弱势群体，这实际上既有公共功能，也有商业功能。与之对应的就是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需要共同发挥作用。从政策性金融方面，服务弱势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弱势领域融资的政策性支持如政策性担保、贴息、政府引导型基金成立等，都具有公共利益方面的性质。而商业金融则从市场化的角度保证真正有投资项目且有能力的个体得到融资支持，从而形成造血功能。因此，在创造包容性增长的经济体系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协调，是实现不同功能互补的需要。新技术革命为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更多的融合渠道和条件。
4.推动服务实体产业发展的金融创新。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是智能化革命及由此带动的新产品、新组织、新商业模式的兴起，带动大规模的“制造+服务”的各种新型业态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升级。与此对应，金融企业正拓展私募股权、风险基金、“互联网+”产业链金融、投贷联动等新型产融结合方式，来满足新的产业集群、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实现产融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新型金融机构、工具和产品中，一些创新是现有监管架构无法覆盖的，这就要求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寻求平衡。金融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是否适应实体产业的需要，是否对创新型经济发展形成有效的支持与推动。因此，金融创新应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保障资本流向实体经济中具有活力的方向、流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的真实需求。金融政策制度要充分发挥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各自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在按功能进行统一监管的基础上，促进多样化的金融企业在不同领域各自发挥作用，实现协同互补。
第一支曲子吹完，归于静穆，只剩风声。在四小姐的期盼之中，箫声再起。箫声将她的身形凝固成塑像，她已完全融入箫音。这一回，在乐音深处，她见到梦中的雪景。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疏影横斜，暗香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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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HE Yun-jiu YAN Li-qun
Abstrac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tudies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caused by the dynamic change of knowledge in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Knowledge in economic system includes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al knowledge.There is a synergistic and interactive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dustry and real industry.It is to form a positive feedback relationship at the macro,meso and micro level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Britain,Germany and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we can also fin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brought by the dynamic change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relations from a longer-term perspective.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nalysis of the co-evolu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China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new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establish a co-ordinating mechanism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to effectively support knowledge growth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ic system under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driven by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Institution and technology;Co-evolution;Industrial and financial coordination
【作者简介】 佘运九，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金融等；严力群，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企业管理等。
（责任编辑：杨艳军）
标签：演化经济学论文; 制度和技术论文; 协同演化论文; 产融协调论文;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论文;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