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时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废弃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体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法国近代史研究中，中央集权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相关论著蔚为大观，但是专门针对革命时期集权问题的研究则明显不足，这或许与制度史的研究范式有关。19世纪初以来，中央集权便被纳入文明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宏观分析框架，这被视为瓦解特权、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实现身份平等的主要推动力，而革命只是该体制不断强化与完善的一个阶段，并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断裂或转折，因此研究价值也就不那么突出。这种范式的影响很广。自由派史家据此来论证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强调革命是新的社会与国家成型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篇章。①保王派借此颂扬绝对君主制的历史功绩，贬低革命的贡献，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延续了路易十四的未竟事业。②20世纪的制度史研究遵循了类似理路。泽勒、杜歇等学者将绝对主义与中央集权等同视之。③奥利弗-马丁甚至强调集权的过程始于圣路易时代。④莫尼耶、安托万等人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⑤孚雷、贝克等则从政治文化角度阐述了类似看法。⑥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揭示了中央集权对现代政治文化的积极意义，有其合理之处，但在不同程度上模糊了革命阶段的特殊性，往往简单地认为革命只不过从旧制度继承了一套已较为完善的集权体制，忽视了革命过程中行政权力与行政体制经历的复杂变化。 本文将集权视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之所以选取这样的角度，是因为革命毕竟是比较特殊的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具体行政职能方面的分工既不明确又时常变动。在此期间，集权体制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不断强化、不断完善的过程。相反，这个过程极为曲折复杂。最初实行的是推动分权的政策，并借此摧毁了过去的一切制度，包括行政集权，在经历了两年的分权后，才开始逐步恢复集权。本文剖析集权制度废弃与重建的原因，并阐释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原则与中央集权的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 一、“有头无臂”体制及其成因 国民制宪议会主要通过三部法令，对旧制度行政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1789年12月14日法令设立市府，并详细规定了市镇官员的选举原则，界定了市镇权力。12月22日法令将全国划分为85个省，确立省、区、市三级行政单位，每级行政单位均设行政议会、政府与检察官，并规定了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纳税标准。1790年1月8日颁布《国民议会关于行政部门组建的说明》，界定了行政组织的基本原则。⑦根据上述法令，新的地方行政体制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强调地方自治。首先，市镇享有极宽泛的权力，有权分摊和征收税款、领导国民卫队、维持地方秩序、召集军队、宣布戒严等。而省府的权力很小，无权征税，只能负责摊税以及一般的公共事务。其次，市府相对自由，只需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一般监督，而省府必须接受严格的行政监管。⑧第二，中央政府不干涉地方行政。1789年12月22日法令规定，在省行政部门和最高行政权力之间不设任何居间权威。⑨所谓“居间权威”指类似旧制度的督办官。这意味着中央将不向地方派出任何官员，而地方事务则完全由民选官员组成的政府负责。因此，新旧体制之间最显著的区别表现在，1789年之前，地方官员都由中央下派，1789年后则全由地方选举产生。⑩19世纪史家米什莱把1789年改革创立的体制称为“有头无臂”的制度。(11) 这套体制在学界备受指责，被认为是革命初年行政无序且缺乏效率的根源所在。(12)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制宪议会对地方采取放任态度，必有其弊端，不仅法令执行不力，而且地方政府时常挑战上级部门的权威。不过，制宪议会并非看不到这些问题。议会代表弗朗西就曾警告过，行政无序可能会导致又一场革命：“历史证明，一场革命能重生帝国，但是第二场革命则会毁灭整个国家。”(13)另一位代表沃布朗也强调了树立中央行政权威、建立强政府的紧迫性。在他看来，这不仅能解决行政无序，更有助于维持社会的整合： 对公共事务的最严重威胁就是行政缺乏统一性；关键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们还不曾有这样的政府，如果行政官员不会尊重冠以法律之名的行政命令，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政府；如果民众组织不断干涉政府的行为，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政府。没有法律的独裁，就不会有政府。没有政府，这个两千五百万人的社会就无法延续下去。(14) 尽管如此，议会也没有放弃分权的立场。当时，尽管危机频仍，骚乱不断，地方抗命不遵的情况屡屡发生，但议会并未下派专员予以直接干涉。据统计，有关下派特派员的讨论，前后仅有六次，每次都引起与会代表的争执，最终居间权威没有重建。(15)不仅如此，随着革命局势的不断恶化，中央职权非但没有扩大，权力非但没有趋于集中，议会反而不断把救国措施和革命法令委托给地方市府，中央政府被逐步架空，分权趋势愈发明显。 根据1791年1月27日法令，只有市府有权审核过往人员的通行证，并负责监控流动人口。地方国民卫队的士兵或军官若发现某人的通行证有问题，有权将此人扣留审问，无需上报。(16)该法令将事权重心放在基层政府，完全绕开了省府与中央政府的监管。立法议会期间，最典型的放权措施莫过于1792年7月11日颁布的《祖国在危急中》。该法令不仅授权地方行政议会进入永久会期，彻底废除制宪会议对会期的严格限制，而且采取了一种明确绕开中央政府、诉诸民众的方式来救国。细检法令全文，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项条款涉及中央政府理应承担的职责，相反地方政府却可以在不得到中央政府授权的前提下，为本地国民卫队配备武器弹药。(17)该法令落实后，地方市镇实际成了一个个小型武装共和国，取代了国王的中央政府，成为救国的主要力量，中央权力彻底让位于地方权力。(18) 根据传统解释，革命时期的集权本质上是一种应对革命危机而采取的临时手段。(19)综上所述，这个看法有待商榷。革命初年的情况表明，形势越危急，议会越依赖平民，权力下放的倾向越明显。本文认为，导致议会固守分权的原因有观念、政治与制度三方面。 在观念上来说，这主要受反对中央派官、争取地方自由思潮的影响。这股思潮的源头可追溯到路易十四统治末年。(20)在圣西蒙公爵、费奈隆主教、博埃维里耶公爵等一批自由派贵族看来，督办官体制本质上是一种以国王一人之需求取代社会需求的不公正制度。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更能有效反映公共利益的行政制度。于是，要求取缔督办官、设立地方议会，逐渐成为众多开明思想家的共同呼声。在这方面，重农学派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们不仅创立了“集体行政管理模式”，(21)还塑造了一种以财产为基础的新政治身份。(22)财政总监杜尔阁在《论市镇管理》中较为完整地概述了这种全新的行政模式。(23)此种自由行政的思想在一场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外省议会改革中逐步得到落实。(24)另外，由于受到旧制度末年对行政集权批判的影响，督办官成为众矢之的。(25)史家埃玛纽埃里统计了1700份陈情书，发现约有17％的陈情书直接或间接地批评督办官体制。(26)特鲁瓦地区的陈情书要求全面彻底地废除督办官体制。(27)马德莱娜-图尔南教区的陈情书认为由督办官负责行政，于国家而言是一项开销极大的事情，于百姓则是一种让人不安的制度。(2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勒费弗尔认为，路易十六的臣民所希望的与其说是掌握中央政权，不如说是争取地方自治。(29)1789年改革实现了近一个世纪的诉求，满足了对地方民主和地方自由的呼吁。正如时人所言，此项改革“一举废除专制最可怕的代理人”，而国家由此获得新生。(30) 对改革最直接的影响来自1789年夏天爆发的市镇革命。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在一周内便传遍全国。各地民众纷纷仿效，攻占城堡，烧毁地契，推翻旧政府。这场自发的平民革命无疑从根本上捣毁了旧制度的根基，地方行政全面瘫痪。卡昂、苏瓦松、亚眠等地的督办官纷纷弃官出逃。(31)于是，民众自发组建了临时政府与国民卫队。7月13日，巴黎选举人在市政厅集会，成立常设委员会，并决定组建一支国民卫队。(32)热窝当和弗朗什-孔泰等地区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3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宪议会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代表米拉波认为法国应仿效美国，让地方民众自己来决定“组建市镇的一切细节问题……而我们不能命令他们”。尽管不少代表认为此举有联邦化的危险，但议会最后还是采纳了米拉波的建议。(34)正如当时一份陈情书所言，如果议会废除这些民众自发组建的政府，那么必将会有一场暴动。(35)所以，地方分权体制实际上是对平民革命和市镇革命的认可。 在制度方面，制宪议会的代表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依旧认为国王是国民的代表，是国家统一的凝聚力，所以他们保留了国王，并赋予他一定的实权。但是同时他们又认为必须终结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为此就把曾经为国王垄断的行政权完全委托给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以实现行政权的“碎化”。(36)所以，实行权力下放，本身就表达了议会对行政集权的警惕。在讨论省区划分时，制宪议会代表布硕提议省的数量越少越好，这是因为： 在所有地方，政府都可比作饿狼，贪得无厌，不断吞食一切，如果你们想要在它周围安放75条或是85条小狗，看管它，那么这些狗就会被它吃掉；但是，相反，如果你们放出了32条守门犬，它就会害怕，就会退缩，羊群就得救了。(37) 中央是“饿狼”，民众为“羊群”，地方政府权力越大，越能让“饿狼”害怕，“羊群”也就越安全。可见，地方政府在承担日常行政事务的同时，也扮演着钳制中央权力的角色。根据相关法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向议会请示地方政务问题，事先无需征求中央各部部长的意见。另外，制宪议会曾设法令委员会，本希望解决法令执行不及时或执行不力的问题，但不久该委员会成了受理地方问责中央政府官员的机构。制宪议会不仅听之任之，而且对那些对抗上级权威的地方市镇也甚少追究。(38) 事实上，这套分权体制也符合1789年的革命需要。反对绝对王权，废除特权，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与经济自由，这是第三等级的共同心愿。而在这一目标下，有产者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并未显现。对前者来说，经济自由无疑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对平民而言，这让他们不但有机会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也可以摆脱长期遭人诟病的行会制度。而政治平等的吸引力更加无法抗拒，根据1789年12月22日法令规定，法国不再有等级差别，政治权利只与财产有关，与出身无关。而在当时人的观念里，财产被视为个人能力的体现，只要有能力，人人都可以致富。可见，经济自由与政治权利平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为有产者和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构设了一幅未来世界的蓝图。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一道组成反对特权和绝对王权的政治同盟。1789年夏天的市镇革命实际上也表明有产者只有依靠平民的力量，才能粉碎旧制度，并维持对绝对王权所取得的胜利。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废黜督办官，抵制“居间权威”的恢复，实行较为彻底的权力下放，既是对呼吁地方自由的回应，也是扩大政治参与、实现政治民主的表现，是对民众利益与平民革命的认可。当时，第三等级内部的分裂尚不明显，共同的政治诉求使有产者和平民携手对抗旧制度的行政集权。这便是这套“有头无臂”的体制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这决定了在革命初年，集权实际上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像罗伯斯庇尔或比约-瓦伦这些后来力主集权的革命者即使意识到行政权极端碎化的问题，也没有提议重建中央集权制度。(39) 二、行政权威的恢复与革命政府的建立 尽管1789年体制满足了革命初年的社会政治需求，但体制的内在张力却不容忽视，问题的根源在于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制宪议会仍把国王视为国家的化身与国民的代表，但事实上国王已经无法代表这个国家，因为国家早已按照新的原则实现了彻底的再造。这些原则写进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也体现在纳税选举体制。国家也不再是国王的私产，它的存在乃是因为它肩负保障平等的公民得以享受公民权利的使命。国王尽管理论上是全国最高行政长官，有权任命六部部长，但实际上他无法控制行政体制，因为除了部长、军事长官和大使以外，所有官员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尽管国王被称为“国家的第一位公务员”，但与整套行政体制格格不入，因为他是唯一一位世袭的、不需要对委托人负责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务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观念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观念是陈旧的，而国家与社会已经经历了重生与再造。观念与现实的发展不能步调一致，这是行政改革不彻底的主要原因之一。进一步完善体制，清除旧制度的残留，势所难免。从这方面来看，1792年8月10日推翻君主制的革命不仅不是偶然的，而且也势必推动新一轮的行政改革。(40) 8月10日革命当晚，议会便着手改组中央政府。韦尼奥代表特别委员会提交法案，提议废除国王的行政权，并以新的方式重组政府，“因为这届政府已经失去了国民的信任。”(41)议会最后决定，新政府——即临时政府的各部长不再采用任命制，而是由议会通过高声唱票的方式，从非议会代表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这一方式改变了行政权的性质。临时政府理论上是一个接受议会领导，并同议会中的多数派保持一致的议会制政府。(42) 此次改组清除了行政权的世袭色彩，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通力合作奠定了基础。正如议会代表康蓬所言：“既然我们已经有一个爱国政府，那么就应该完全信任它，议会也应当把行政权力交还政府。”这份提案得到众多代表的支持。(43)8月15日，立法议会规定，由六名部长领导的临时政府履行全部行政职权。(44) 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权威迅速得到了恢复，不仅人数和规模都有了明显扩大，(45)而且逐步掌握了实权，能独立任免所有行政官员，可以制订行政工作细则，独立控制行政部门的开销。(46)另外，议会对政府的行政经费使用也放宽了监管。(47)更重要的是，革命初年那种松散无序的行政秩序很快得到了纠正。1789—1792年间，仅有15个市府、6个区府因抗命而遭到中央的惩处。(48)而在8月10日革命后不到六周的时间里，总计有92个市府、22个区府和9个省府的官员被临时政府撤职。(49) 恢复行政秩序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还需要建立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改变此前涣散的行政局面。重建“居间权威”是另一项关键举措。同样也是在8月10日革命当晚，议会一改之前犹豫不决的态度，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决定向境内四大驻军分别派出三名特派员： 国民议会派往军队的几名专员手持立法议会在这一天颁布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声明和主要法令的副本；议会派遣特派员赶赴不同军队，授命他们将这些文件传告军队，同时也将这一事件的详情细节、议会和国王的情况一并通告军队……(50) 时局的恶化是议会决意委派特派员的直接原因。当时，普奥联军正步步逼近，而国内乱党蠢蠢欲动，王党分子乘势宣扬保王言论，试图混淆视听，大肆渲染8月10日革命的血腥残暴。(51)所以，维持军队忠诚，使其免受谣言误导，事关国家的存亡。正如特派员安托内尔所言，特派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告知”，因为“国内那些不幸的公民皆被谣言误导”。(52) 但事实上，下派特派员并不只是一项应急措施。8月10日之后的议会讨论中，不少代表纷纷提议要建立永久性的专员体制，监督法令的执行，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塔里安建议议会向各省派出常驻专员，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监管。(53)在《制宪委员会关于新社会公约草案的原则与动机》这份报告中，孔多塞也认为应当在全国所有地区派驻专员。这些专员不是对地方负责，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负责监督地方政务。(54)在《行政体制》这份报告中，内政部长罗兰明确指出设立特派员体制的目的： 一些省府擅自解释法律，要不就对他们自己辖区的事情不闻不问。近期发生的全民革命(1792年8月10日革命——引者注)，当然对推翻暴政是有必要的，但是也推动了一种无序的倾向，在人们心目中，那种无序的倾向会毁坏我们全部的社会联系……(此举)针对的就是他们不爱国的行为(指中央政府撤销地方行政官员的行为——引者注)，针对的就是他们对已公布的法律的厌恶，以及他们延迟公布国民议会的法令，此举乃是为了唤醒爱国热情与公民的勇气。(55) 罗兰丝毫不掩饰对1789年体制的不满。在他看来，这套制度是畸形的，因为中央政府与省府这两个机构之间几乎完全隔绝，毫无联系。地方自行其是，毫无法纪，中央对地方又无力监管。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居间权威”。鉴于此，罗兰提议向每个省任命一名“国家专员”，由他们全面监督地方政府，定期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56) 上述材料表明，委派特派员、重建“居间权威”是行政体制整体改革计划的一部分。特派员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手段，旨在强化对地方行政的监管，这必然与强调自治的权力下放原则无法兼容。(5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标志着地方分权体制的结束。另外，8月10日革命后力主集权制的不是山岳派而是吉伦特派。这说明，集权统治决非山岳派独有的政治手段。 政府的改组与特派员体制的确立，为共和二年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个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 首先，通过强化特派员的权力，对地方一切抗命行为予以严惩，确保特派员在地方享有绝对权威。1792年8月10日法令规定，特派员可以解除地方文武官员的职权。在1792年9月2日的一份提案中，德拉克罗瓦建议将反对临时政府与特派员命令的人视同叛徒，予以严惩。(58)1793年，国民公会接连颁布数道法令，要求地方当局必须严格执行特派员命令(5月16日法令)，并规定这些命令具有临时法令的权威，唯有国民公会有权撤销(7月17日法令)，反对特派员命令的人将处以十年监禁(8月16日法令)。(59) 与此同时，确立中央(国民公会与救国委员会)对特派员的绝对控制。特派员本身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群体。闭会之前，国民公会总共下派了436名特派员，执行900多次任务。(60)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不同，对各自肩负的政治使命也有各自的理解。这使得革命法令在不同地区的执行情况截然不同。这种变幻无常的状态一度导致局面混乱，专擅弄权或政治观念的偏激时常导致事态平息的地方再起风波。历经多次改革，政府才得以确立对特派员的控制。罗兰在1792年9月14日下达给各省府的通函中规定，特派员一旦越权，其权威当即失效，地方政府可将其扣押，并通报临时政府或议会。(61)随后，救国委员会组建通讯局，负责审阅所有特派员的往来公文，并授权监察委员会负责发放外派经费，规定特派员须将每日开支清单上报财政委员会，以供核查。(62)1793年5月7日，救国委员会颁布《工作、监控和通讯简章》，初步明确了特派员的职权，令其只负责执行救国委员会授予的任务。(63)1793年12月14日颁布的《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有关革命临时政府法令》确立了革命政府的基本框架，严禁一切更改法令、曲解法令和敷衍了事的行为，违者处以五年监禁。(64) 《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有关革命临时政府法令》明确了革命政府的性质，并勾勒了集权体制的基本框架。该法令规定，在新宪法落实之前，法国将一直处于革命政府阶段。所以，革命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临时体制，其使命是通过采取非常手段，建立一个适宜执行新宪法的和平环境。(65)另外，革命政府也必是一种集权统治。根据该法令，国民公会和两大委员会(救国委员会与治安委员会)代表最高权力，省府权力被削弱，地方事务则由区府和市府接管。地方政府必须每隔十天向两大委员会汇报工作，并且要严格接受特派员和国家专员的监督。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完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政府的全面监管，由此彻底终结了1789年以来的地方分权。 其次，特派员负责执行革命法令。这类法令数量庞大，从性质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为应对外敌而采取的全面征兵等措施，其二是为了对付未宣誓教士、反叛贵族、疑犯等国内敌人而采取限制人权、暂停法治等极端手段。(66)所以，特派员的主要任务是执行经济领域的统制措施与政治上的恐怖主义。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共和国必须为自己的存续而战斗，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使得一切非常措施具有合理性。特派员体制、经济统制与恐怖统治互为依存，互相支撑，共同促成中央集权的巩固。 经济统制本质上是一种战时的国家主义措施，即向社会强制征用一切可征用的资源。为满足军队的需要，包括生活必需品在内的各类资源必须归国家统一调配，包括矿场、冶金场、造纸工场在内的一切企业都要为国家服务。(67)1793年7月26日法令强迫商人申报存货，并为此设立了核查存货的反囤积专员。1793年5月4日救国委员会颁布限价令，9月23日针对所有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料下达了全面限价令和最高工资价格，为落实这些措施，设立了物资供给委员会，负责制定生活必需品的价目表。(68) 欲落实限价令，必须有威权政府作为保障。唯有如此，才能压制投机倒把之风，克服民众消极怠工的情绪。因此，恐怖统治就不仅仅是应对贵族阴谋论的惩罚行动与自卫反应相结合的产物，更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目的是强迫整个民族服从政府，克服一切独立于公益之外的私人利益。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只能有一个意志，无论它是共和国或是王政的，倘若是共和国的，必须要有共和国内阁、共和派议员与共和派政府。(69)藏匿钱财、囤积商货、逃避限价、拒收指券，或有武器而不愿上报等行为，都是将私利凌驾于公益之上的表现。这类人均有可能被列入恐怖惩处的名单之列。(70)恐怖统治由此成为经济统制和集权体制的有力支柱。 革命政府肩负了救国的使命，革命法令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关系到最终能否恢复和平，施行宪政。那么，先前普遍存在的法令执行不力、地方行政活动缺乏监管这两大问题就必须得到根除。对此，《关于革命政府的宣言》这份文件作了如下阐述： 法律是革命的法律，但是执行法律的机构却不是革命的……公共灾难的根源在于法律执行方面的软弱，在于行政缺乏管理，在于国家意志的不坚决，在于影响政府的风气易变……当下，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不能确立宪法统治……这会使那些攻击自由的行为大行其道，因为缺少用以镇压他们的必要的暴力……如果政府的结构不符合革命的要求，那么革命法律也无法得到执行。(71) 可见，在革命政府时期，行政权的运作也必须符合革命的要求，即革命法令必须迅速且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执行。(72)救国委员会在1793年12月4日颁布了《关于落实霜月二十四日法令致外省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在收到法令后24小时内必须予以公布，三天内必须执行。(73)该文件还强调政体犹如“身体”，而“多头”的体制必是“怪物”，因此必须确保唯一的权威核心，结束地方政府擅自行动、令出多门的现象。为了保证法令能得到严格执行，国民公会创办了《共和国法令通报》，刊印所有关系公共利益且必须统一执行的法令，发送地方政府，并明确规定了不同法律的送达期限。 废除君主制后，权力下放的制度失去了存在价值。革命任务的迫切凸显了统治的价值与法令执行的重要性，这本质上就要求政府收拢权力。不过，集权体制的确立既缓慢又艰难。中央政府的改组与特派员体制的确立是这一过程的起点，而《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有关革命临时政府法令》最终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离心倾向，一度对中央构成严重威胁的地方联邦主义得以清除。历经此番改革，革命的中央集权体制得以稳固确立。(74) 三、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延续 综上，应对革命危机必须采取威权手段，这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必要性，也是外部条件。但仅有外因是不够的，因为危机早已存在，而议会迟迟没有采取威权手段，对地方依旧放任不管。唯有当废除王权之后，分权制才失去存在意义，建立强政府才不会遇到阻力。这是建立集权的可行性条件。所以，革命时期中央集权的重建是从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启动的，这个过程与革命政府的组建与完善基本同步。 如果集权只是革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临时采取的威权措施，那么应该在革命危机解除后被废除。但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随着局势的逐步缓和，中央集权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强化。更重要的是，热月政变后，特派员等集权措施得以进一步制度化。这说明，中央集权不只是一种战时的需要，而且战争与革命危机也只是推动集权化的部分原因。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和二年的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民族战争，也是一场阶级战争。平民延续了反贵族的斗争，并将他们的怒火投向唯利是图或投靠敌营的富人头上。无论在经济问题上，还是在政治诉求方面，无套裤汉不可能不与领导革命政府的山岳派发生冲突。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意味着，中央集权逐渐脱离了革命政府框架，成为维护掌权的山岳派统治的工具。 在无套裤汉看来，战时的限价与经济统制远不只是为了满足国防之需，更多的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与政治需求。无套裤汉成分十分复杂，有靠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利润为生的手工业者和店主，也有靠工资为生的帮工和短工。尽管这些人在政治态度上有明显差异，但是一般而言都敌视新生的资本主义。手工业者担心沦为无产者，而帮工则素来厌恶囤积商人。(75)所以，对无套裤汉来说，经济统制具有某种社会革命的意义。这是依靠传统法规和国家力量对抗步步逼近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取得的胜利。巴黎公社特派员摩莫罗在外巡地方之时，向民众传播《土地法》一书。谢尔省的激进教士佩蒂冉主张土地公有制。里昂市府官员朗热提出了完整的粮食国营计划。(76)这些倾向显然同救国委员会的初衷背道而驰。后者始终坚持，推行经济统制只是为了保卫革命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即便带有一定社会民主倾向的山岳派也始终是自由经济理论的信徒，绝不愿意侵犯私有财产。所以，无论是推行限价令，还是落实最高工资限制令，山岳派都表现得十分勉强。这更容易激化他们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方面，民众与革命政府的分歧也日趋严重。自攻占巴士底狱以来，平民为革命提供了决定性的援助。无套裤汉也曾意识到，在战时情况下，必须建立一个集权政府。革命政府的组建也借助了他们的力量。巴黎公社的成员一度是特派员队伍的重要来源。但是，平民的政治诉求与集权原则之间有根本矛盾。他们不信任代议制，不断要求监督所有当选的代表，并认为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声称他们不仅有权罢免不合格的代表，而且议会颁布的所有法令须经全民公投，方才有效。这种直接民主的倾向明显同强调服从与权威的集权政府背道而驰。(77)在上文所引的那份《行政体制》报告中，罗兰已经透露了这一层意思，他尽管没有否认民众自发救国的价值，但明确强调服从政府更为重要。所以，当政府强化中央集权、执行法律的时候，势必令那些有极端自由倾向的平民领袖心生不满。 上述情况表明，革命政府尽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制度设计，但由于其内部充斥着无法调和的经济与政治矛盾，在实际运作中困难重重。在革命初年的斗争中，这些矛盾并未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在对抗王权与特权的革命中，政治平等与经济自由的共同要求暂时掩盖了第三等级的内在张力。(78)在废除君主制之后，由于行将闭会的立法议会只不过是个过渡议会，没有足够的权威发号施令，而且革命政府的组建也依靠了巴黎公社的支持，所以山岳派与无套裤汉的关系还不至于破裂。但是，对山岳派而言，这种合作基本上是迫于局势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手段。共和二年持续不断的政治冲突本质上就是第三等级的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革命集权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为满足国防之需，而日益成为统治的工具。这一转折集中表现在风月与芽月危机。 为挽救恶化的经济形势，救国委员会于1794年初出台了一系列表面看来利于贫苦民众的措施，其中包括著名的风月法令。(79)法令规定，没收所有危害共和国的疑犯的地产，用来救济贫困的爱国者。马迪厄认为，风月法令反映出救国委员会有实现社会平等与经济平等的倾向。(80)这不符合事实。首先，风月法令中没有任何一条内容涉及如何贯彻执行。而且，当时这类疑犯有30多万人，很难想象国民公会有足够的人手和时间进行全面的清查，更何况很多疑犯本身就没有地产，“贫困”一词又没有明确的界定。(81)所以，可以认为风月法令其实没有可执行性。事实上，救国委员会的真实目的只不过是安抚民众。 但在平民眼里，这部法令的意义重大。科德利埃派和埃贝尔派都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向民众妥协，如果他们继续对国民公会施压，就会将革命再一次推向高潮。埃贝尔在他主编的《杜歇老爹报》上呼吁维持民众运动的势头，并公布了一份实现财产平等的激进纲领，要求国民公会“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要向老年人和残疾人发放救济，要迅速组织国民教育以圆满完成你们的事业”。他们鼓动民众起义，政治宣传中夹杂着反对富人和反对商人的言论。埃贝尔在最后一期《杜歇老爹报》上警告民众：“只要后退一步，共和国就完了。”索布尔认为，这对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理想的温和派而言是致命的威胁。(82)结果，革命政府把包括埃贝尔在内的平民领袖送上了断头台。 在革命历史上，风月与芽月危机具有转折意义。这是自1789年以来革命政府首次剿灭平民运动。正如史家伊格内所言，安抚民众并利用无套裤汉对付吉伦特派是一回事，但是要让救国委员会听命于无套裤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83)风月和芽月事件后，救国委员会接连颁布几项法令：芽月七日解散革命军，芽月十二日撤销各部部长，并取缔反囤积专员，热月三日逮捕布硕特，并对省、区、市议会和警察局进行全面换选，里昂等地的平民组织也遭到了全面的清洗。至此，平民的力量已无法再对政府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政府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更为强化，恐怖统治也日渐严苛。牧月二十二日法令简化了革命法庭审讯的程序，规定被告不得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救国委员会无需事先通知国民公会，便可对议会代表提起公诉。(84) 当时，共和国在战场上已基本稳操胜券，民众对贵族阴谋的恐惧也正在消退。这说明，革命政府的集权统治已然不再是御敌卫国。因为如果它还只是个国防政府，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使用这样的措施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另外，芽月危机后，在革命政府颁布的各项社会经济措施中，社会民主的色彩大为削减。比如根据救国委员会颁布的花月济贫法，疑犯的土地将招标拍卖，而不是无偿转让。这无疑有利于有产者，而不利于贫民。上述情况说明，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已经变成了巩固那些作为革命专政化身的少数人的政权。(85)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热月政变是风月与芽月危机的延续，因为这两次事件本质相同，都是通过集权的方式捍卫统治。(86)这也是为何热月党人抨击的对象是恐怖统治，而不是革命政府的集权体制。 热月政变后，共和二年果月十一日，国民公会代表塔里安在发言中区分了恐怖统治和革命政府两个概念。塔里安认为，恐怖统治实际上是罗伯斯庇尔的个人发明，目的是巩固他的独裁统治，是一种有意识地利用恐惧，培植恐惧，并将恐惧根植在人的内心深处的统治方式。而革命政府则是国民公会为渡过危机而采取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是通过强化法律的威严而实行的集权统治。塔里安很明显是在为革命集权统治辩护。(87)他的发言也预示着，中央集权体制将不会随着山岳派一同覆灭。 对热月党人而言，继续集权统治，既是局势所需，更是维持有产者统治的必要手段。经历了共和二年的动荡，热月党人已清楚地认识到，财产是社会秩序的保证，无套裤汉是无序与骚乱的根源。(88)邓格拉在共和三年获月五日的发言中提出：“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是处于社会秩序中，而无产者统治的国家则是处于自然秩序中。”(89)共和四年葡月二日的《法国报》上一段文字清楚地反映了有产者阶级意识的觉醒：“五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的一项原则就是社会本应由有产者构成，如果再让无套裤汉统治法国，必然会点燃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战争，而最具破坏性的，最漫长的战争就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90)所以，强有力的政府与中央集权是确保秩序与稳定的基础。 基于此，热月政府不仅恢复了经济自由，重新确立了纳税选举制，也保留了特派员体制。共和三年宪法通过以后，国民公会在闭幕前公布了葡月五日法令，规定在公会解散后，特派员的权力依旧有效，并以政府专员的身份继续工作，直到督政府做出最后的决定。(91)这部法令意味着中央集权将脱离革命政府这一临时制度框架，成为恢复和平后的基本行政原则。 集权也是督政府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宗旨之一。在当时的讨论中，论者无不以1789年体制作为反例，尝试将行政权威、法律执行与公民自由一并融合进一套新的制度框架中。新体制的设计者意识到，若要解决“统治问题”，就得建立一套与1789年体制截然不同的制度，因为在代表加尼尔看来，这套制度“只有协商能力，毫无行动能力，是一套糟糕的制度。”(92)代表卢韦认为行政能力是确保国家统一的关键，这与前文所引沃布朗的看法颇为接近。卢韦说道：“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应该是所有地方都在同一部计划、同样的法律之下接受管理，服从于同一个机构。”(93)代表多努强调，自由意味着要服从法律无可争议的权威，专员确保法律的落实和执行，因此这种“人为干涉法律”的行为并不侵犯自由的原则。他强调专员就是政府的“手”与“眼”： 统治应无处不在，统治应能看清一切，迅速获悉一切，能准确知晓一切；可以说，统治应出现在共和国领土的每个角落；你们不能拒绝政府外派专员……因为，准确地说，如果没有专员，就无法实现我们所希望的这一切。(94) 夏普塔尔是1800年雨月法令的起草者，他的发言十分准确地传达了时人对强大政府和强大行政权的渴望： 一套良好的行政体制应展现力量、正义与执行力。这也是本法令(指1800年雨月法令——引者注)草案包含的内容。执行力体现在能够确保不折不扣地贯彻政府的法律与法令……执行法令要一竿子插到底，从部长直至被治理的百姓，不容中断；要能把政府的法律与法令以电流的速度传到社会组织的基层去。(95)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强化。首先，在1795年8月22日颁布的共和三年宪法中，与集权制相关的条款占了三分之二，区这一级行政单位被撤销，市镇的权力大为缩减，尤其是大城市的市镇机构完全失去了自治权力。其次，行政权威的等级制得到了进一步明确。上级行政部门对下级行政部门享有绝对权威，可撤销后者的决议，也有权对下级官员实行停职或撤职。在整套行政体制中，督政府享有最高权威，并向省府与市府各派专员一人，督促法律的执行，监督地方的行政事务。(96)此外，督政府也向地方各级司法部门、税务部门、军队、警务处等机构派驻专员。四年间，各类专员总计有两万五千人之多。他们由中央任命，是正式的政府职员，领取俸禄，有统一的服饰。专员有权废除地方法规，撤换地方官员。(97)由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员每年都要进行换选，专员有利于秩序的稳定。另外，督政府可以直接出面干涉任何一级行政部门的事务。这套体制显然比共和二年革命政府更为集权。 雾月政变后，执政府于1800年2月17日颁布了共和八年雨月法令。此次改革的关键在于取缔地方选举。此后，各级地方官员均由中央政府委派，只有人数不足五千居民的市镇的市长由省长委任。各级地方议会虽然保留下来，但徒有形式而无实权。雨月法令设立了权力更大的省长。省长由第一执政任命，是唯一有权负责地方行政事务的官员。省区议会和大议会不仅无权反对省长的决定，而且也无权涉足行政事务，只负责捐税、摊税和公共建设。自旧制度外省议会改革以来的地方“集体行政管理模式”为省长体制所终结，后者构成了拿破仑威权政府体制的核心要件。 根据奥拉尔整理的材料，地方舆论对初创的省长制度的反应比较积极，批评也主要针对某些任职者，不是针对体制本身。(98)“可统治性”这个新词的出现就透露了当时人对政治集权的渴求。(99)19世纪上半叶频繁的政治动荡仅仅更换了职位上的就任者，而没有根本改变地方行政体制的架构。历经复辟时期思想的论辩，自由的哲学融进了一套中央集权的框架中。与自由相伴的是对统一的要求，而不是对特权和地方主义的呼吁。从共和二年革命措施中脱胎而来的省长制度变成了联系公民与中央权威的稳定中介。 中央集权的国家建设始于旧制度，但是绝对君王并未完成这一事业，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容许地方特权的存在，路易十四就从未废除过任何一个外省三级会议。这些地方特权本身就对集权构成了诸多的限制。近期研究表明，朗格多克、勃艮第这些大型外省三级会议在18世纪的地方行政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政治角色，不仅承揽了大部分地方政务，而且有效抵御了中央权力的直接干涉与介入。(100)实际上，全面消除地方差异与地方特权从来就不是旧制度行政改革的目标。财政总监拉韦尔蒂领导的市镇改革是唯一一次统一行政的尝试，却遭到地方的普遍反对，以失败告终。绝对君主制之所以无法根除地方差异，根源在于迥异的地方制度的本质就是特权与团体主义，这是社会结构的基础。行政统一一旦完成，必会危及整个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本身就是对统一的否定。所以，这是绝对王权无法解决的矛盾。 1789年的改革废除了旧制度的地方特权与地方差异，实现了地方行政体制的统一，同时也瓦解了行政集权，实行了较为彻底的权力下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要推翻旧制度，只有依靠平民。只有让平民切实觉得从此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他们才愿意放弃悠久的地方特权，支持国家的统一。(101)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和地方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02)所以，不能将1789年的地方分权仅仅看作一种过渡阶段，它实则是革命时期法国实现中央集权的必要阶段。但是，统一的代价却是国家力量遭到了削弱。在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必须保留民众这个同盟军，以抗衡王权，挽救危难中的国家。(10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权的废除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转折点。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特派员体制旋即创立，行政权也得到了全面改革。在历经三年行政失序之后，国家与政府的权威开始恢复，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法兰西第一帝国。一个建立在统一地方行政体制基础上的现代中央集权逐步确立。共和二年的山岳派专政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一段插曲。革命政府的建立依靠了平民，最终却成为制服平民的集权工具。芽月与风月危机清除了共和国的创立者，保证了统治的稳定。至共和三年牧月起义失败后，平民无力挑战政府权威，最终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热月政变仅仅结束了山岳派专政，但是革命政府的非常措施依旧有效，矛头既针对拥护旧制度的顽固派教士和贵族，还包括激进民主派和平民。这些情况都表明，当政府权力在不断强化的同时，其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却在不断削弱。集权体制逐步摆脱革命政府的框架，而成为一种国家治理与统治的常规手段。 附识：承蒙三位匿名评审专家、吕一民教授及学友汤晓燕、杨磊提出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基佐即持这种看法，参见Pierre Rosanvallon,Le Moment Guizot,Paris:Gallimard,1985.空论派代表人物科拉尔的观点见Prosper Brugière Barante,ed.,La Vie Politique de M.Royer-Collard:Ses Discours et Ses
,Paris:Didier,1861.自由派贵族也有类似看法，其代表作品如Pierre-
Lemontey,Essai sur l'établissement Monarchique de Louis XIV,et sur les Altérations qu'il éprouva pendant la Vie de Ce Prince,Paris:Deterville,1818.整体学术背景参见Stanley Mellon,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A Study of Historians in the French Resto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②如见
-Dominique de Reynaud Montlosier,De la Monarchie
,depuis son
tablissement jusqu'à Nos Jours; ou Recherches sur les Anciennes Institutions
jusqu'à la Déclaration d' Empire,avec un Supplément sur le Gouvernement de Buonaparte et sur le Retour de la Maison de Bourbon,Paris:H.Nicolle,1814. ③Gaston Zeller,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
siècle,Paris:PUF,1948; Roger Doucet,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
siècle,Paris:A.et J.Picard,1948. ④
Olivier-Martin,L'Absolutisme
,Paris:Ed.Loysel,1988. ⑤Roland Mousnier,“Centralisation et Décentralisation,”
siècle,tome 39,1987,pp.101-111; Michel Antoine,Le Conseil du Roi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V,Genève:Droz,2010. ⑥
Furet,“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Furet and Mona Ozouf,eds.,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Arthur Goldhammer,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548-559; Keith 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⑦三部法令分别参见J.B.Duvergier,ed.,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tome 1,Paris:A.Guyot et Scribe,1834,pp.63-71,73-78; 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1789 à 1 799),tome 11,Paris:P.Dupont,1880,p.203.1789年12月22日法令第一条将全国划分为75—85个省。1790年2月26日法令最终确定为83个省。 (J.B.Duvergier,ed.,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tome 1，pp.102-110) ⑧关于这一区别，参见Jean-Marie Becet,“Tutelle ou Hiérarchie,” in Révolution et Décentralisation:le Système d'Administratif
et les Principes Révolutionnaires de 1789,actes du colloque de
,14-15 décembre 1989,sous la direction de Jacques Moreau et Michel Verpeaux,Paris:Economica,1992,pp.239-248. ⑨1789年12月22日法令第三部分第九条，见J.B.Duvergier,ed.,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tome 1,p.77. ⑩Albert Métin,La Révolution et l'Autonomie Locale,Toulouse:Société Provinciale d'
dition,1905,p.19. (11)Jules Michelet,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tome 2,Paris:Chamerot,1847,p.160. (12)学界对1789年体制的批评参见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杨人楩译注，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88页；A.Cobban,“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G.Braziller,1968,pp.113-131; Clive H.Church,Revolution and Red Tape: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Jacques Godechot,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Paris:PUF,1951; D.M.G.Sutherland,France 1789-1815: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London:Fontana,1985. (13)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ere série(1789 à 1799) ,tome 42,Paris:P.Dupont,1893,pp.416-420. (14)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ome 11,Paris:H.Plon,1862,p.428. (15)1790年8月底南锡屠杀(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1789 à 1799)，tome 18,Paris:P.Dupont,1884,p.433)；1791年6月22日埃梅里提出外派专员，安定军心(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 799),tome 27,Paris:P.Dupont,1887,p.452)；1791年11月2日东北边界告急，讨论外派专员(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1789 à 1799),tome 34,Paris:P.Dupont,1890,pp.594-595)；1792年2月5日立法议会往努瓦永派出专员4人(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1789 à 1799),tome 38,Paris:P.Dupont,1892,p.459)；1792年7月4日塔尔迪沃提议外派专员，视察边界(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tome 46,Paris:P.Dupont,1895,p.109)；1792年7月18日塔尔迪沃再次提议外派专员(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46,pp.603-605)。相关分析另见Auguste Girardot,Des Administrations Départementales
lectives et Collectives:France,Belgique,Italie,1790—an Ⅷ,Paris:Guillaumin,1857,p.60. (16)关于这项措施的讨论，参见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tome 37,Paris:P.Dupont,1891,pp.691-694; tome 38,pp.14-27,38-45,61-64. (17)J.B.Duvergier,ed.,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tome 4,Paris:A.Guyot et Scribe,1834,p.246. (18)P.L.
,Chronique de Cinquante Jours:du 20 Juin au
1792,Paris:L'Imprimerie de Lachevardière,1832,p.181. (19)如见Michel Biard,“Quelle ‘centralisation jacobine’?” in Révolution
:une Histoire toujours Vivante,sous la direction de Michel Biard,préface de Michel Vovelle,Paris:Tallandier,2009,pp.53-63. (20)关于这股思潮的源起，参见George Tréca,Les Doctrines et les Réformes de Droit Public en Réaction contre l'Absolutisme de Louis XIV dans l'Entourage du Duc de Bourgogne,Paris:L.Larose et L.Tenin,1909; H.Rothkrug,The Opposition to Louis XIV: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21)Jacques Necker,Mémoire de M.Necker au Roi sur l'Etablissement des Administrations Provinciales,[s.n.],1781. (22)Gérard Sautel,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depuis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Administration,Justice,Finances,Paris:Dalloz,1985,p.90; Patrice Gueniffey,Le Nombre et la Raison:la Révolution
et les
lections,Paris:E.H.E.S.S,1993,p.313. (23)Dupont de Nemours,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rédigé pour Turgoten 1775,in Oeuvres Posthumes de M.Turgot,ou Mémoire de M.Turgot,Lausane:[s.n.],1787,pp.5-98. (24)Pierre Renouvin,Les Assemblées Provinciales de 1787:Origines,Développement,Résultats,Paris:A.Picard,1921. (25)有关旧制度督办官体制的终结，参见Alain Cohen,Les Intendants au Coeur de la Crise de l'Ancien Régime:Les Généralités d'
,Bourges,Caen,Dijon,Limoges,Moulin,Orléans,Poitiers,Rennes,Riom,Rouen et Tours,2 tomes,Presses Académiques Franeophones,2012. (26)
-Xavier Emmanuelli,Un Mythe de l'Absolutisme Bourbonien:l'Intendance,du Milieu du XVIIème Siècle à la fin du XVIIlème Siècle:France,Espagne,Amérique,avant-propos du Doyen Georges Livet,Aix-en-Provence:Publications Université de Provence,1981,pp.7-9. (27)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6,Paris:P.Dupont,1879,p.93. (28)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tome 4,Paris:P.Dupont,1879,p.636. (29)参见Georges Lefebvre,“Introduction,”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Oeuvres Complètes,édition définitiv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J.P.Mayer,tome 2,Paris:Gallimard,1952，pp.9-30.另见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顾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82页。 (30)Adrien Duquesnoy,Journal d'Adrien Duquesnoy député du Tiers Etat de Bar-le-Duc,sur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3 mai 1789-3 avril 1790,tome 1,Paris:A.Picard,1894,p.152; Georges
,“Les Proems des Six Intendants Jugés par le 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 in Jacques Phytilis,ed.,Questions administratives dans la France du
siècle,Paris:PUF,1965,pp.207-214.另见安省总检察官里波在本省第一届行政议会上的发言。(Thomas Ribout,De l'Influence que doit avoir la Nouvelle Forme d'Administration sur le Département de l'Ain,Bourg:L.H.Goyon,1790,部分引文可参见Philibert Le Duc,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Ain,tome 1,Bourg-en-Bresse:F.Martin-Bottier,1879,pp.260-263) (31)Félix Mourlot,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les Débuts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a Généralité de Caen,1787-1790,Paris:E,Cornély & Cie,1911,pp.328-330; Pierre Vida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e Département des Pyrénées-Orientales,d'après les Documents Inédits de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Communales et Particulières (1789-1800),tome 1,Perpignan:l'Indépendant,1885,pp.57-62. (32)Claude Fauchet and Jacques de Flesselles,Formation de la Milice Parisienne et
du Comité Permanent établi par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ce Matin,13 juillet 1789,Paris,1789. (33)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ome 2,Paris:H.Plon,1859,p.231; 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tome 9,Paris:P.Dupont,1877,p.139;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ome 2,p.65; Annie Gay,“Dole et le Bouillonnement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2),” Cahiers dolois,no.8,1989(Dole sous la Révolution),pp.19-20. (34)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8,Paris:P.Dupont,1875,pp.261-266. (35)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ome 2,p.182. (36)Edith Bernardin,Jean-Marie Roland et le Ministète de l'Intérieur(1792-1793),Paris:Société des
tudes Robespierristes,1964,p.388. (37)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10,Paris:P.Dupont,1878,pp.455-459.布硕所谓“75条或85条小狗”，这是影射1789年12月22日法令有关省数量的规定。 (38)Michel Biard,Les Lilliputiens de la Centralisation:des Intendants aux Préfets,les Hésitations d'un Modèle
,Seyssel:Champ Vallon,2007,p.185；关于法令委员会的研究，参见Sin Blima-Barru Martine,Le Comité des Décrets,Procès-Verbaux et Archives; Mise en Perspective d'un Savoir Administratif (1789-1795),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Clément Martin,Université de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2013.在1792年7月之前，因违抗上级命令受到惩罚的市镇仅有12个，参见
Gauthier,“Les Relations entre le Pouvoir Central et les Administrations Locales sous la Monarchic Constitutionnelle (1789-1792),” in Michel Pertué,ed.,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de la France,actes du colloque d'Orléans,30 septembre,
et 2 octobre 1993,Orléan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Orléans,1998,pp.301-303. (39)Auguste Girardot,Des Administrations Départementales
lectives et Collectives:France,Belgique,Italie,1790-an Ⅷ,pp.113-114. (40)8月10日革命后，立法议会没有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只是规定政体问题由国民公会来决定。所以，在国民公会召开前君主制的存废实际上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下文涉及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但国民公会不可能宣布恢复君主制，因为保留君王等于否定了8月10日革命，而没有这场革命，实际上也不会有国民公会，更不会有共和国。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路易十六必然有罪，不然共和国就是有罪，参见Antoine de Baecque,Glory and Terror:Seven Deaths under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Charlotte Mandell,New York:Routledge,2001,p.91. (41)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tome 47,Paris:P.Dupont,1896,pp.647-648.临时政府各部部长的选举法令参见J.B.Duvergier,ed.,Collection Complete des Lois,tome 4,pp.343-344. (42)Stéphane Caporal,“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et Représentation,” in Le Concept de Représentation dans la Pensée Politique,sous le haut patronage de Christian Poncelet,Raymond Forni,Aix-en-Provenc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Aix-Marseille,2003,pp.227-251; Boris Mirkine-Guetzévitch,Le Parlementarisrne sous la Convention Nationale,Paris:Impr.Barnéoud,1936; Samuel Marlot,Le Gouvernement en 1793:la Mainmise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sur la République,mémoire pour le
d'études approfondies de Sociologie du droit,sous la direction de Frédéric Bluche,Université Panthéon Assas(Paris II),2000.需要指出，实际上，布里索、孔多塞等人早已提出了类似的方案。瓦伦事件后，布里索在他主编的《法兰西爱国者报》(Le Patriote Francais)上呼吁通过选举，组建政府(Le Patriote Francais,No.686)。他强调选举彰显理性的原则，“自由的人民必是理性的人，必然反对偶像崇拜。”(Le Patriote Francais,No.513)孔多塞也有类似的建议，他认为这能使国民政府既独立于立法机构，又与地方初选议会保持联系。(Condorcet,“Lettre d'un Jeune Mécanicien aux Auteurs du Républicain 16 juillet 1791,” in Oeuvres de Condorcet,tome 12,Paris:Firmin didot fréres,1847,p.243)由此可见，8月10日的改组绝非偶然。有关这段思想史，参见Laurence Cornu,Une Autre République:1791,l'Occasion et le Destin d'Une Initiative Républicaine,préface de Mona Ozouf,Paris:Harmattan,2004. (43)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tome 49,Paris:P.Dupont,1896,pp.78-79. (44)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48,Paris:P.Dupont,1896,pp.165-166. (45)此前，由于不信任中央政府，议会对政府规模限制很多。8月10日革命前，六部职员仅有667人。而在8月10日革命后，职员人数增加了一倍，约为1250人。参见Clive H.church,Revolution and Red Tape: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cracy 1770-1850,p.326,note 21; p.333,note 105; p.337,note 33; pp.340-341,note 58. (46)Clive H.Church,Revolution and Red Tape: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cracy 1770-1850,pp.78,336,note 23. (47)根据内阁部长罗兰在1793年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1792年8—9月间，仅内政部的开销就高达29690769里弗。见Tableau des Dépenses Ordonnées par J.-M.Roland,Ministre de l'Intérieur,depuis le 10
1792，jusqu'au dernier Décembre suivant,Paris:imp.Nationale du Louvre,1793.而在1792年4月，尽管当时战事已十分吃紧，但立法议会还是经过了一番激烈漫长的讨论后，才同意给外交部下拨六百万经费。见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tome 44,Paris:P.Dupont,1894,pp.430-435. (48)
Gauthier,“Les Relations entre le Pouvoir Central et les Administrations Locales sous la Monarchie Constitutionnelle(1789-1792),” p.303. (49)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 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48,tome 49. (50)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47,pp.649-660.四大驻军指北方军、中部军、莱茵河军和南方军。 (51)至1792年，大约72％的军官擅离职守，加入流亡者队伍。参见Howard Brown,War,Revolution,and the Bureaucratzc State:Politics and Army Administration in France,1791-1799,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34.散播谣言的例子参见Xavier Maeght,“Deux Journaux du Département du Nord en 1792,”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46e Année,No.216 (Avril-Juin 1974),pp.216-234. (52)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tome 48,p.113. (53)Edith Bernardin,Jean-Marie Roland et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1792-1793),pp.400-401. (54)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58,Paris:P.Dupont,1900,pp.583-596. (55)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tome 52,Paris:P.Dupont,1897,p.106. (56)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56,Paris:P.Dupont,1899,p.693. (57)Roland Debbasch,Le Principe Révolutionnaire d'Unité et d'Indivisibilité de la République:Essai d'Histoire Politique,Paris:Economica,1988,p.222; Serge Regourd,“Décentralisation et Démocratie,” in Révolution et Décentralisation:le Système d'Adrninistrati f
et les Principes Revolutionnaires de 1789,pp.215-236. (58)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49,pp.209-210. (59)分别参见Paul Mautouchet,L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10
1792-4 Brumaire an IV),Paris:
.Cornély et cie,1912,pp.181-182,186. (60)Michel Biard,Missionnaires de la République:les Représentants du Peuple en Mission,1793-1795,Paris:CTHS,2002,p.171. (61)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49,p.647. (62)Alphonse Aulard,ed.,Recueil des Act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tome 3,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890,p.133.这个措施沿袭立法议会。1792年8月17日，立法议会成了通讯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特派员与军官的信函。参见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1789 à 1799),tome 48,p.304.其他两部法令参见Alphonse Aulard,Recueil des Act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tome 3,pp.158-159; Paul Mautouchet,L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10
1792-4 Brumaire an IV),p.178.关于议厅监察委员会的研究，参见Alain-Gérard Cohen,Le Comité des Inspecteurs de la Salle:une Institution Originale au Servic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1792-1795,Paris:L'Harmattan,2011. (63)Alphonse Aulard,ed.,Recueil des Act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tome 4,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891,pp.23-43. (64)Colin Jones,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London:Longman,1988,pp.86-87.《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有关革命临时政府法令》全文参见Paul Mautouchet,L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10
1792-4 Brumaire an IV),pp.233-243. (65)Georges Lefebvre,L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II),tours professé à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Sèvres,1946-1947,Paris: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1947,p.3.比约-瓦伦用“普通政府”与“临时政府”这对概念表达了类似的区分，参见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ome 18,Paris:H.Plon,1860,pp.590-591. (66)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338页；Georges Lefebvre,L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p.3. (67)参见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403—412页。 (68)参见Albert Mathiez,“La Dictature économique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la Révolution et les Subsistances),” Annales Révolutionnaires,tome 15,No.6(Novembre-Décembre,1923),pp.457-481.有关特派员执行经济统制的研究，参见Michel Biard,“Contrainte ou Liberté économique? Les Représentants du Peuple en Mission et le Ravitaillement de Paris en l'an III,”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No.339(Janvier/Mars 2005),pp.35—53.物资委员会材料参见Pierre Caron,eds.,Commission des Subsistances de l'an II:Procès-Verbaux et Actes,2 tomes,Paris:E.Leroux,1925. (69)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319页。 (70)M.J.Mavidal and M.E.Laurent,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première série (1789 à 1799) ,tome 49,pp.17,56; J.B.Duvergier,ed.,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tome 4,p.367. (71)Saint-Just,“Rapport fait au nom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par le Citoyen Saint-Just sur la Nécessité de Déclarer le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la France Révolutionnaire jusqu'à la Paix,” in Paul Mautouchet,L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10
1792-4 Brumaire an IV),pp.196-200. (72)Lucien Jaume,Le Discours Jacobin et la Démocratie,Paris:Fayard,1989,pp.108-156. (73)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aux Départements,portant Instructions pour l'Application du Décret du 14 Frimaire,” in Alphonse Aulard,ed.,Recueil des Acr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tome 9,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895,pp.169-172. (74)“中央集权”属于革命以来出现的新词。该词收入在《法兰西学院辞典》附录的“革命以来使用的新词”(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tome 2,Paris:J.J.Smits,1798,p.767)，意思是权力垄断在少数人手里。 (75)参见Albert Soboul,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 II),Paris:Librairie Clavreuil,1958. (76)Albert Mathiez,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Paris:Payot,1927,pp.72-94; Anatoli Ado,Paysans en Révolution:Terre,Pouvoir et Jacquerie(1789-1794),Paris: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1996,pp.333-334;关于这位教士的研究，参见P.
,“Le Curé Petitjean:Soulèvement Communiste à épineuil en 1792,”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u Chef,tome 31,1918-1919,pp.241-269;
-Joseph l'Ange,Moyens Simples et Faciles de Fixer l'Abondance et le Juste Prix du Pain,présentés à MM.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 Commune de Lyon,Lyon:Impr.de L.Cutty,1792. (77)Keith Baker,“Sovereignty,” in
Furet and Mona Ozouf,eds.,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pp.854-855. (78)Patrice Higonnet,Sister Republics: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and American Republican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25. (79)参见Robert Schnerb,“L'Application des Décrets de Vent
se dans le District de Thiers (Département du Puy-de-D
m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6e Année,No.31 (Janvier-Février 1929),pp.24-33;“Le Club des Jacobins de Thiers et 1'Application des Lois de Vent
s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6e Année,No.33 (Mai-Juin 1929),pp.287-288;“Les Lois de Vent
se et leur Application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Puy-de-D
m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lle Année,No.65 (Septembre-Octobre 1934),pp.403-434. (80)Albert Mathiez,“La Terreur Instrument de la Politique Sociale des Robespierristes:Les Décrets de Vent
se sue le Séquestre des Biens des Suspects et leur Application,” in Girondins et Montagnards,Paris:Firmin-Didot,1930,pp.109-138. (81)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416页。 (82)转引自索布尔：《法国革命史》，马胜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94—295页。 (83)Patrice Higonnet,Sister Republics: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and American Republicanism,p.255. (84)关于牧月法令，参见H.Calvet,“Une Interprétation Nouvelle de la Loi de Prairial,”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22e Année,No.120 (Octobre-Décembre 1950),pp.305-319; Georges Lefebvre,“Sur la Loi de Prairial an II,”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23e Année,No.123 (Juillet-Septembre 1951),pp.225-256; Lefebvre,“A Propos de la Loi du 22 Prairial,”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24e Année,No.127 (Juillet-
1952),pp.253-255. (85)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427、424页。 (86)Georges Lefebvre,The Thermidorians and the Directory:Two Pha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 Robert Baldick,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64,p.3. (87)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ome 21,Paris:H.Plon,1861,pp.612-615.参见Keith Baker,“Introduction,” in Keith Baker,ed.,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vol.IV,The Terror,Oxford:Pergamon,1994,pp.xiv-xv. (88)参见张弛、吕一民：《法国革命时期的财产观念、政治权利与资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 (89)La Constitution de l'an III,ou,L'Ordre Républicain,actes du colloque de Dijon,3 et 4 octobre 1996,textes réunis par Jean Bart,Dijon:Universitaires de Dijon,1998,p.88. (90)Jena-Marc Schiappa,“Les Conceptions de la Propriété darts le Discours Politique en l'an IV,” in Geneviève Koubi,Propriété & Révolution,actes du Colloque de Toulouse,12-14 octobre 1989,Paris:CNRS,1990,p.53. (91)Alphonse Aulard,ed.,Recueil des Acr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tome 28,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51,pp.387-388. (92)转引自Michel Biard,Les Lilliputiens de la Centralisation:des Intendants aux Préfers,les Hésitations,d'un Modèle
,p.268. (93)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ome 25,Paris:H.Plon,1862,p.326. (94)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ome 25,pp.324-325. (95)Journal de Paris,No.149,29 Pluvi
se,VIII année de la République,Paris:Impr.du Journal de Paris,p.659.部分引文参见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上卷，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9页。 (96)J.B.Duvergier,ed.,Collection Complete des Lois,tome 8,Paris:A.Guyot et Scribe,1835,p.289.派往省府的专员称为“中央专员”(commissaires centraux)或是“大专员”(commissaires généraux)。外派省府与市府的两类专员有一定区别，参见Alfred Blanche,Dictionnaire Général d'Administration:Contenant la Définition de tousles Mots de la Langue Administrative,Paris:Paul Dupont,1849,pp.330-331. (97)Jacques Godechot,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pp.409,411,416; Michel Biard,Les Lilliputiens de la Centralisation:des Intendants aux Préfers,les Hésitations d'un Modèle
,p.245; Bernard Gainot,“Proposition pour Une
Prosopographique sur les Commissaire Centraux du Directoire,” in Michel Pertué,ed.,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Orléan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Orléans,2003,pp.91-104; Pierre Deyon,L'état face au Pouvoir Local:un Autre Regard sur l'Histoire,Paris:Editions locales de France,1996,p.127. (98)Alphonse Aulard,ed.,L'état de la France en l'an VIII et en l'an IX:avec une Liste des Prefers et des Sous-Préfers au début du Consular,Paris:Au siège de la Société,1897. (99)转引自皮埃尔·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高振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11页。 (100)参见Marie-Laure Legay,Les états Provinciaux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l'état Moderne: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Genève:Droz,2001; Julian Swarm,Provincial Power and Absolute Monarchy:The Estates General of Burgundy,1661-17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William Beik,“The Absolutism of Louis XIV as Social Collaboration,” Past and Present,vol.188,no.1 (Aug.2005),pp.195-224; Fanny Cosandey and Robert Descimon,L'Absolutisme en France:Histoire et Historiographie,Paris:Seuil,2002. (101)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160页；Michel Pertué,“Les Représentants du Pouvoir Exécutif dans les Départements sous la Révolution
,” in Jean-Pierre Allinne,Renaud Carrier,eds.,Préfet et Développement Local,Paris:Dalloz,2002,pp.43 56. (1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注①。 (103)Yann Fauchois,“Centralization,” in Francois Furet and Mona Ozouf,eds.,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p.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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