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工业化建设与现代工人的塑造——以“王秀珍思想”讨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工人论文,思想论文,建国初期论文,王秀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15)05-0056-04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其中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同时制定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人阶级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建设的任务。然而刚从旧社会走过来不久的工人一时还不能适应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其中工人中普遍出现的劳动纪律松弛现象，影响了工业建设。为此，1953至1954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巩固劳动纪律教育运动。其中，以天津市委及《天津日报》关于“王秀珍思想”的讨论最具代表性。该讨论作为巩固劳动纪律教育的成功典范，称作“天津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取得很好的成效。基于对劳动观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为当今使广大职工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爱岗敬业，共筑中国梦。 一、“王秀珍思想”讨论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伊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民主改革运动及政治学习运动，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提高工人的经济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工人的生老病死伤残有了保障，并大力提高生活福利。以天津为例，到1953年，工人宿舍盖了5万多间，有100多万人享受劳保待遇。全市建立227个托儿所和66个保健站，专做女工和工人家属的妇幼保健工作[1]44。工会开办工人文化宫，工厂建立工人俱乐部，全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有3万5千多人参加了剧团、曲艺组等文娱活动，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变[1]35，工人产生了一种感恩与报恩的心理，劳动热情高涨，“劳动起来浑身都是劲”[1]6。 在国家进入工业化建设的时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生产计划完成情况关系到企业生产计划乃至国家计划的完成。同时工业化建设需要掌握精密化生产仪器设备，对产品质量要求严格，要求工人规范操作。因此，需要一支有觉悟、有技能、有纪律的工人队伍。 然而，与工业化建设要求有差距的是工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显得薄弱，其中工人中普遍出现的劳动纪律松弛的状况比较突出。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人队伍还没有适应工业化建设的要求。一是中国的工业在长期的战争坏境中缓慢发展，没有形成规模化，工人缺乏系统的训练，缺乏良好地操作规程意识，缺乏组织纪律性，自由、散漫。二是，旧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大批青年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加入到工人队伍中，带来了许多自由散漫的习气。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小生产者及其他阶级的成员，不断地涌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小生产者的传统习气——自由散漫、狭隘自私、行会思想都会自然地给予工人阶级以强烈的影响”[2]。有的工人是把工厂当作临时的“避难所”或旅店，经常由这家工厂跳到那家工厂，白天在国营工厂怠工、打瞌睡，夜间到私营工厂去加班干活。有的原本是农民，秋收时就想回家去收庄稼。有些青年工人工龄短，没有组织纪律性，“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劳动的习惯，没有经过劳动生活的锻炼，喜好玩耍，到处游荡，以致不能聚精会神地进行生产。”有些青年工人对自己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不安心工作，“有的去铲地、打鱼、种瓜；有的去买卖东西。他们旷工做这些事只是因为比在工厂挣工资收入多”[3]。王秀珍所在的恒大烟草厂去梗部第六组共有12个女工，有6个是解放后进厂的，这些新工人过去多是农民或家庭妇女，平时劳动纪律不好，工作中缺乏团结互助精神，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在车间里吵嘴骂街。有的人一生气，索性到厕所里耗时间[4]。 三是，一些老工人产生盲目骄傲和享乐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人身份地位的反差，加上生活水平提高，产生了懒散行为。王秀珍说：“劳保条例不是让工人享受的吗？歇一天是一天，什么计划不计划的。解放前，工人有病不敢歇工，如今政府照顾咱，我心里不痛快，还不该松松心，喘喘气[5]”天津国营第六棉纺织厂李志苹说：“解放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生活也大大改善啦。在以前，工人受苦受罪，被人瞧不起，现在还不该自由自由，享受享受吗？！”[6] 工人中还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以为民主就可以不要纪律、不要管理。有些工人常常以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为借口，不服从领导，不好好干活，或者不服从调动[1]25。19岁的穆祥琴认为：解放前，什么都得听人家老板的，没喘过顺溜气。解放了，工人好容易翻了身，共产党也叫大伙讲自由，讲民主，那咱们还不应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吗[1]21。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中凸显的劳动热情，大多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和自发感受，而非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信念。对于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刚刚走出饥饿的工人来说，对境遇改善的认识是肤浅的，思想觉悟还不能置于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的高度。出于朴素感情的劳动热情不能持久。加之初启的计划生产本身存在不成熟，如加班加点的现象严重，使工人疲惫不堪；计划管理不周，停工待料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工人精神涣散[7]。 二、工人劳动纪律存在的问题 建国初期，工人劳动纪律松弛现象主要表现在：有些职工任意请假旷工，不遵守工作时间、迟到早退、工作不认真、不遵守操作和安全卫生规程：不服从指挥调度，不爱护机器设备和公共财产[8]。 1.任意请假旷工。有些工人到医院不是看病，而是为请假，说他们头痛等。如果经过多次检查都没有发现任何病症，就用转科的办法达到请假的目的。国营天津某棉纺织厂验布工李志苹嫌上夜班白天睡不好、吃不好，每次轮到他上夜班的前两天，他就去请病假。有时候，医生不给开请假条，就对医生说瞎话，假说病很厉害，腰疼、胃口疼，又是神经疼，医生只好给开请假条[6]。上班迟到的情况更为普遍。到了应该开始工作的时候，慢慢吞吞地换衣服、找工具，不到下班的时候，就提前洗手，在门口等着了。有的女工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务事上，由此而影响生产。譬如有人随便请假歇班，在家里洗衣服、做家务。 2.工作中无组织无纪律。一是有的工人在生产中不服从行政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管理和指挥，不服从工作调动。他们以为：解放了我愿在哪里干就得上哪里干，要求调到哪里，就得调到哪里，要是不能如愿，就不高兴，消极怠工。一些工人说：“我是领导阶级，谁也管不着”，“解放了，工人不能再叫管着了，都是领导阶级，你干什么管我！讲民主，什么事都得听工人的”。[1]23-25二是不遵守操作规程。有的工人不爱惜机器设备和工具，规定这样做，他偏不这样做，结果把产品做成了废品；有时还不遵守操作规程把机器弄坏了。 3.为获取奖金，弄虚作假。为了争红旗、夺锦旗、多拿工资、多得奖金，假报产量，如在纺织厂，把别人织的布算在自己账上；有的工人把产品送检时，发现自己出了废品，偷偷做了好的来顶数；有的工人做活时打埋伏，预先多留下来，等送检时发现有了废品，要求检验人员临时通融调换。作弊的工人骗取奖金后，就给检验员送礼酬谢[1]32。 4.计划观念淡薄弱，贪图享乐。例如，在工人王秀珍身上有突出表现，“自己生活不发愁了，就对计划完成完不成一点也不关心，想旷工就旷工。我包烟，心顺了就包他两千几，心不顺包一千三、一千四就算了。我常想：过去为了吃饭，不干活不行，一天累到晚，累的我腰酸胳膊痛，现在生活不发愁了，我还那么玩命干嘛？”其爱人是青年团员，“经常给我讲政治，我听不入耳，就跟他吵嘴。”我心里想：“听听戏多美，讲些大道理顶什么用”。[5]全国范围内企业工厂工人中旷工、迟到早退、违反操作规程事故频发，影响到一些企业不能正常生产，产品质量低、废品多、事故多。王秀珍所在的烟厂，从1953年1月到4月统计，因工人缺勤在生产上造成的损失每月达9.3亿多万元(旧币)[4]。1953年5、6两个月，天津机械制配厂发生大小责任事故24件。在全国范围内，据中央五个工业部1953年10个月的统计，因事故停工达230多万个工作日[9]。 为了转变劳动纪律松弛的状况，建立一支适应计划经济建设的职工队伍，1953年5月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巩固劳动纪律的工作。”[10]自此，各级党委、政府、企业开始整顿劳动纪律。 三、“王秀珍思想”的讨论 面对工厂里频发的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企业部门领导显得无力。有些行政管理干部怕工人给自己扣“官僚主义”的帽子，不敢管理。认为，严格执行纪律，就是“资本主义管理思想”、“军阀作风”和“命令主义”，对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不敢制止。在天津烟厂，工人一吵起来，有些车间委员躲得远远的，工长也不敢对吵架的工人进行批评教育。第一车间工会副主席张振东说：“看见工人劳动纪律不好，也想管，但不知道怎么办好。”甚至有些企业的工会和青年团干部为这些工人进行辩解，片面地指责企业劳保福利的缺点，认为这样就是“保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站稳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其结果自然是助长了工人中的错误行为，劳动纪律更加松懈。 此时，《天津日报》收到王秀珍的来信——我认识了经常违犯劳动纪律，信中细数自己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表示希望大家帮助她分析批评。《天津日报》认为非常有讨论价值，于1953年6月3日以《我认识了违反劳动纪律的错误》为题，发表了王秀珍的信。之后，不少工厂广播了这份来信，并发动工人展开讨论。一个多月，《天津日报》共发表40封来信件，来信的有劳动模范、工人、技术人员、医务人员，以及党政和工会领导干部。在媒体的引导下，形成一种舆论氛围。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和工会的配合下，加强了对工人的教育，并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表扬一贯遵守劳动纪律和有进步有转变的同志，同时又加强了考勤工作”。由于这些劳动措施，劳动纪律逐渐加强了[1]64。在讨论中，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首先是由先进工人以亲身经历进行解放前后对比，引发“落后”工人的感激之心。忆苦思甜后，工人们开始反省自己，“我竟然把劳保费看成是让自己玩乐的津贴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没有良心的事啊。”[1]4-5在进行情感动员后，党组织进行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前景描述与集体主义观念的塑造。在党的引导之下，工人群众认识到了奋斗目标和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王秀珍说：“我过去为嘛犯了那么大的错儿呢？我过去认识不清，看不见工人阶级的前途。大伙说我光往后比，不往前看，眼光太短，这种批评是很对的。过去是我总觉得一个工人，不像过去那样挨饿受冻，有吃有穿，也就到了头了，应该乐呵乐呵了。我们努力生产，使国家早日工业化了，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可惜我过去不爱学习，这些道理一点也不懂”[11]。 工人开始对工业化建设有了新的认识，既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又与自身利益紧密相连。“现在咱们做活，不只是挣钱、养家，更重要的是建设咱们的祖国，准备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1]4-5“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头，我们工人阶级的前途还远大得很。我们离社会主义还有一大段路，我们怎么能现在就停住脚步不想努力干活了呢。”[1]12工人们纷纷表示要担负起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责任。“我一个人劳动纪律不好，尽惦念着玩，不管计划完成不完成，如果大家都这样，还谈什么国家工业化呢？我们生产还没有到顶，生活还需要继续改善，国家工业化的责任担负在我们工人阶级身上，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光荣的。”[1]9 工人的思想问题解决后，自觉地投入到工作中，消极怠工转化为积极劳动，出勤率显著提高，产量和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天津私营恒源纱厂6月份出勤率提高95%[12]。华北纺织管理局第一医院门诊病人大大减少。过去由于请假等问题引起的纠纷，每天至少有十几件要找到院长去解决，但是，在最近一个月来，这种事情一件也没有了。”[1]61王秀珍每天的产量由一千几百包提高到两千包以上。 四、“天津经验”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王秀珍思想”讨论，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工人存在的小生产者思想进行批评的运动，也是第一次开展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树立自觉的和集体主义的劳动态度的教育运动。这场讨论表明了党形成了教育和改造工人落后思想的基本思路，也是党对小生产者的一次成功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具有现代劳动观念的工人开始产生。历史证明，成长起来的现代工人队伍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强大力量，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015年“五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号召以“以劳动托起中国梦”，为我们指明了构筑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当前，如何真正将实现中国梦落实到每个人的劳动上，成为现实问题。由“王秀珍思想”讨论创造的天津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思路。 一是，正面的宣传教育与引导是必需的。在讨论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彻底翻身解放，怀有感激之情的工人对于工业化的认识是缺乏理解的。今天，广大民众对于国家重大战略的调整往往一时不能理解，甚至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适当的正面的教育与引导显得刻不容缓。 二是，这种教育应以集体主义观念为核心，让人们认识到中国梦的价值在于个人劳动与国家发展间的紧密关系。劳动所托起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托起了每个人的幸福未来。在理想与梦想中把劳动变为一种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 三是，这种引导不空泛讲大道理，而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方法。最初面对劳动纪律问题，天津各企业工会主要采取“经常性的政治课”，“大道理讲的多一些，工人不易接受。”[1]67-68王秀珍所在的烟厂只有很少几个工人断续地听过政治课，即使听了也听不懂，没有解决多少思想问题。女工王春英说：“政治课我听了不少，内容可记不得了。”有些工人一到学习时间就请假，很少听课，收效甚微。而《天津日报》以一封信引发热烈讨论，通过舆论导向，引导工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天津经验”的现实意义在于反驳了社会上流行的“宣教无用论”，提供了一种以集体主义为内容和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方法的思想教育经验。这对于如何具体落实以劳动托起中国梦，提供了一种经过历史检验的、值得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