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亚洲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穷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36(2010)01-0086-07
作为世界第一大洲，亚洲一方面聚集了全球60％以上的外汇储备，同时承担了全球近50％的经济总量，而另一方面却容纳着世界上近2/3的贫困人口。虽然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在近20年来在缓解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其中发展中地区的贫困率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4％下降到2006年的19％，但贫困率的降低仅仅是发生在少数几个地区，亚洲贫困人口仍有33亿，占全球贫困人口的75％，并且收入差距正在不断加大，这距离“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似乎还有较大的差距。
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缓解贫困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力量来源，然而相关经验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各不相同，即使增长速度相似的国家，在贫困缓解上的成效也存在较大差异；[1]同时，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也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穷人可能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2]而本文通过引入Hyun H Son的类贫困增长率[3]来对亚洲若干代表性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状况是否具备有利于穷人的特征进行分析，试图从数量的角度来审视以及比较亚洲国家近年来在处理增长与缓解贫困方面的绩效表现。
一、模型设定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考察进行贫困分析时常用的几个概念，如贫困测量指标、洛仑兹曲线，以及基尼系数，然后通过分析有利于穷人的增长(PPG)的判定指标——类减贫增长率来研究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以及不平等的关系。
(一)洛仑兹曲线以及基尼系数
本文的贫困以及收入不均等测度都是基于洛仑兹曲线，该曲线方程可以表示为：L=L(p)，其中L为收入的累积比例，p表示人口的累积比例，L(p)表示p％的人口所拥有的L％的收入。
(二)加性可分解贫困指标
我们用z表示贫困线，x表示个体收入并且x是收入分配函数F(x)的随机变量，其中收入分配函数F(x)表示收入水平低于x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若假设个体收入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为f(x)，则：
当然，用贫困发生率来度量社会贫困程度是远不够的，由于其假设贫困线以下的所有贫困人口所遭受的贫困程度是一样的，因此它并没有考虑到贫困群体所遭受的贫困强度或者贫困深度，因此我们定义收入水平为x的个人所遭受的贫困程度为：
其中f(x)为收入分布的密度函数，θ即为加性可分解贫困指标的一般形式。
(三)FGT贫困指标
本文所采用的个人贫困指标，即P(z，x)，为Foster、Greer & Thorbecke在1984年所提出的一系列贫困度量指标[5]，其一般形式为：
也叫做人头率(headcount ratio)，表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贫困深度，也叫做贫困缺口率(poverty gap ratio)，反映贫困人口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相对距离；贫困强度(severity of poverty index)，相当于贫困缺口率的平方，因此反映越为贫困的群体在该指标中所占的权重越重，换言之，贫困强度侧重考察贫困人口中的不均等状况。[6]三个指标联用，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及其变动情况。
表示为总贫困弹性，表示平均收入每上涨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社会贫困程度变化的百分比数。而
表示减贫的收入不均等效应，ζ描述的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收入不均等状况的改变如何影响社会贫困程度变化。如果伴随着增长所发生的收入不均等变化能够减轻(或加深)社会贫困程度，则这种经济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或不利于穷人的)。换言之，如果某种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则总贫困弹性必然大于贫困的增长弹性，即δ＞η，反之亦然。
本文采用“类减贫增长率”②γ*，来判断某一个经济运行过程的实际增长率是否为有利于穷人的。γ*为一种特殊增长率，其基本思想为，在经济增长不影响现行收入差距的前提下(我们且称之为“增长的分配中性”)，与实际增长率γ具备相同减贫效果的一种增长率。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比较类贫困增长率γ*与实际经济增长γ的大小，从而判断具体经济运行过程的优劣程度。根据Son的观点[3]，减贫的实际速率为γδ，即平均收入增长率×总贫困弹性。如果增长具备分配中性特征，则根据基本思想，由增长率γ*所引起的那部分贫困变动百分比ηγ*，应该等同于γδ。因此，根据Son“类减贫增长率”[3]可以表示为：
γ*=(δ/η)γ=φγ (14)
其中，φ=δ/η为亲贫困指数(pro-poor index)[8]。当γ*＞γ(即φ＞1，也即δ＞η)，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从而经济增长的减贫效率被加强，换言之，在减贫效率既定的前提下，实际增长率低于类贫困增长率，故该种经济增长为有利于穷人的，反之亦然。若0＜γ*＜γ，则虽然在该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同时该社会中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即穷人从该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程度是等于或者低于富人以及中产阶层，因此，我们把不利于穷人的增长(γ*＜γ)过程中的0＜γ*＜γ情形称为渗漏过程。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在增长过程中，严重的收入不均等对减贫工作的负面效应超过了增长对减贫的正面效应，致使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贫困人口不减反增，故在减贫成效既定的前提下，具有分配中性的增长率只能为负，即γ*＜0，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贫困化增长”。比如在绿色革命开展不久，较为贫困或者实力较弱的农场主由于无法立即更新种植技术，致使相应的产出反而因为这次绿色革命而出现暂时性的下降，不过这种状态会在长期内由于新技术的不断普及而逐渐改善。[3]
若在经济发生衰退(γ＜0)时，贫困人口不增反降，即γ*＜0，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衰退；相反，如果贫困人口在经济衰退过程中不断增加，但他们在衰退期间收入损失的比率低于中产或富人阶层，即γ＜γ*＜0，我们称这种情形为有利于穷人的衰退。另外，如果γ*＜γ＜0，即发生经济衰退时，贫困人口数量仍然不断攀升，并且他们在衰退期间收入损失的比率高于当期的中产或富人阶层，我们称这种情形为不利于穷人的衰退。因此，我们可以将以上分析内容总结如下：
1.当经济处于增长过程中，即γ＞0，按φ大小可将经济增长过程分为以下几类（如表1所示）。
2.而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即γ＜0，按φ大小也可将经济衰退过程分为以下几类（如表1所示）。
因此，通过比较γ*与γ的大小，我们就可以判断经济运行过程中贫困群体的收益情况，若某种经济运行过程被判断为“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类型，则说明该增长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状态的变化是利于减贫的，换言之，通过分析γ*，我们能够判断某种经济运行过程的公平程度。另外，通过上述两个表格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减贫成效是γ*的一个递增函数，即γ*越大，经济越表现出有利于穷人的倾向，故经济工作中的减贫成效越为显著，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分析γ*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减贫工作是否成功，而非γ[3]。
二、数据及模型估计
考虑到本文分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使用类贫困增长率来判断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是否具备亲贫困特点并进行区域比较分析，因此在该文中，我们不再将估算各国各期的洛仑兹曲线作为经验分析的一部分，而是直接使用世界银行POVCALNET的相关估算结果(各国各期的洛仑兹曲线)来分析相应各国各期的贫困指数以及相应的类贫困增长率。关于贫困线的确定，我们在该文中采用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根据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测算方法，世界银行将过去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调整为(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人每天1.35美元，即每人每月38美元。
(一)FGT贫困指数的确定
在POVCALNET，洛伦兹曲线的估算结果有两种选择，一是GQ模型，另一是β模型。从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GQ模型比β模型简单，即便如此，由于前者对某些国家在某些年份的收入分布拟合效果不甚理想，因此，本文在选择洛仑兹曲线的估算模型方面，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蒙古国采用β模型，而中国、菲律宾和越南采用GQ模型。首先，对于GQ模型：
三、实证分析及主要结论
该文经验分析结果见附录。表A1-A7分别给出中国、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蒙古国在各期内的类贫困增长率以及相应时段的经济增长过程是否具备亲贫困特征的判断。在表A1中，中国在1990-2005年间的经济增长过程，总体上来看，并不总是有利于穷人的，这个特征的转变实际上可以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各个时期内的政策重心选择。我国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做出了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两者关系，由同等重要，转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即次要地位。因此在此期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向资本所有者倾斜，故1992-2002年间的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亲富特征并不难理解。而发展到十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中文件提出了许多新的精神，其中一项便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相应地表现为经济增长过程开始显露出“亲贫”特征。
表A2，表A4以及表A6则分别给出菲律宾、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在各期内的类贫困增长率。这3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即在所关注的亚洲国家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这3个东亚国家均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危机爆发之前，由图表对比可得，除菲律宾以外，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过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亲富特征。而在危机爆发之后，这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穷人群体的生活境况更为窘迫。在短短的数月间，印度尼西亚有80万人失业，而泰国和菲律宾的失业人口更达百万，很显然，穷人群体，相对于富人以及中产阶层，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更为脆弱。但是，意料之外的是，只有泰国在整个衰退过程中表现出不利于穷人的特征，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衰退则具备亲贫特征。分析其原因，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是，泰国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点，其应对措施似乎更为消极被动，尤其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穷人群体和易损群体)的保护方面，泰国既没有(韩国的)社会失业保险，也没有及时建立起公共救助系统从而对失业人口以及贫困线以下的群体施以最低生活补助。相反，如果政府能够未雨绸缪，事先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社会安全网系统，则可以提高易受损群体在经济危机等突发事件中的免疫力。
表A5给出印度自1987年以来的类贫困增长率，可以看出，印度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的减贫效果并不理想，尤其在第一阶段(1987-1993)期间，增长过程甚至出现了贫困化增长。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角度分析，印度在近年来服务业超常规发展，而制造业发展却严重滞后。另外，尽管服务业发展比较快，但是其主要吸纳的是少数具有较高劳动技能和技术水平以及专业知识的中产以及高收入阶层，而制造业的萎缩早已无法满足一般蓝领(低收入阶层)的就业需要。在这样的就业结构背景之下，经济增长则表现为一种有利于少数人就业的增长，而这些少数人由于拥有较高的资金以及知识资本，因此其收入报酬相当可观，故往往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另外，从印度政府的增长政策导向来看，政府在该阶段不仅减少了原来的转移支付，还默许部分公共服务部门逐步私有化，结果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流向私人部门，而公立的医院、教育等服务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种政策导向无疑致使穷人和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境况雪上加霜。
越南的经济增长过程可分为两阶段：1992-1998的有利于穷人增长阶段和1998-2006的不利于穷人增长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在前一阶段，以贫困强度口径计算的类贫困增长率高于按贫困深度口径计算的类贫困增长率，这意味着，该阶段的增长过程不仅是有利于穷人的，而且还是有利于极穷群体(穷人中的穷人)。这大概可以归功于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越南在20世纪80年代末所推行的农业改革(doi moi)，其不仅包括集体农场的瓦解，分田到户的实施，还包括政府后来对商品、服务价格限制的取消、通胀的控制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等等。在第二阶段(1998-2006)期间，越南的增长表现出渗漏特征，即经济增长的好处自发地从富人、中产阶层向贫困群体渗透，穷人仍然可以(只是以间接的方式)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即所谓的“水涨船高”。虽然从技术角度来判断，越南在该期间的增长仍然属于亲富增长，但是从数量角度观察，三个时期内的类贫困增长率(尤其是按贫困深度口径计算的类贫困增长率)并不显著低于相应的实际均收增长率，故我们称这三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为弱亲富增长。在所关注的亚洲国家中，越南在处理增长与减贫关系方面，效果是显著的。从表A7可以看出，蒙古国经济状况由于1990年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及2001年连续雪灾以及口蹄疫情的爆发先后两次陷入大衰退，而在如此巨大的经济波动面前，蒙古国政府在处理减贫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正如巴特尔的分析，蒙古国的贫困问题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产生的，而过渡时期的长短完全与政府实施的政策有关，贫困问题随着过渡时期的拉长而进一步加剧，其明显的表现是农牧民进入不了市场，故易损人群——低收入阶层——在此次衰退过程中的境况日益窘迫。[12]尽管蒙古国政府在1994年提出“国家扶贫纲要”欲将贫困人数减少15％，但由于连续的经济衰退，致使贫困加剧。因此，蒙古国的减贫失败，可总结为是由转型过程中经济衰退、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则和近10年来蒙古国政府的不稳定而造成的。
四、结语
基于增长是否有利于穷人，利用有效的类贫困增长率模型并结合权威数据来审度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在近年来的减贫绩效，无疑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尽管所关注的亚洲国家在近年来经济增长状况总体上稳中有升，这也为亚洲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实证研究揭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亚洲国家经济增长过程总体上并不是有利于穷人的。今后，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如何使穷人分享更多的增长成果，从而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将全球极端贫困和饥饿人口在2015年前减少一半——则是各国政府应该着力思考、联合应对的重要问题。正如亚行副行长林登所指出的那样，亚太地区仍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在基层实现实质性的进展，所有各方必须形成一个更加强大和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否则，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我们对若干亚洲国家是否是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分析主要是选择了一些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1990-2006年)出现了不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也是阶段性的(如中国及越南等在此之前都出现过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并且出现不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政策、产业结构、外部冲击及体制转型等)，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是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我们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市场经济体制与是否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是有内在联系的。市场经济体制越成熟的国家更有利于PPG，这是因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无论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还是在再分配领域都比较稳定(不会像非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出现较大的波动)，再加上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政府行为会保证经济增长有利于PPG。因此，深化市场化改革是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的共同任务。
注释：
①具体推导过程可参见林伯强(2003)。
②原文为“Poverty Equivalent Growth Rate”，若直译即贫困等同增长率，在这里我们直观地将其译为“类减贫增长率”。
③具体推导过程参考林伯强(2003)。
④具体推导过程参考胡兵(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