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问题因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因果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同社会转型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依据这一认识，文章从国外学者对社会结构变动与社会问题之间因果联系的分析入手，概括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分析了这些特点对产生社会问题的影响；并指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总体特征、基本类型和大体走势。
一般说来，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我国从70年代末开始社会转型，至今已有16个年头。这期间，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高，综合国力获得了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在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这同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具有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基于这种联系的重要性，本文将着眼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问题的因果性分析，并把研究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国外社会问题研究者视野中的社会结构变动；中国社会转型的若干特点；这些特点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产生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总体特征、基本类型和大体走势。
一
研究社会问题可以从不同层面、采取不同视角进行。美国社会学家M·S·温伯格把社会问题的研究归纳为五种透视法〔1〕， 另一位社会学家J·朱里安则归纳为六种〔2〕。归纳起来，这些透视法对社会结构变动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联系持如下看法：
1.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运动着的系统，它的各方面都受着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的协调和控制。如果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结构合理、运转正常，社会就组织严密、结合有序，各部分的关系和谐，处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但事实上，社会经常陷入某种解组和失范状态。
2.产生社会解组和失范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及其结构的急剧变迁。美国社会学家W·奥格本的解释是，社会变迁中的技术变化总是领先， 社会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的变化速度则滞后，这就形成了社会文化的脱节，或称之为“文化惰距”〔3〕。 当这种脱节或惰距影响到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时，就成为社会问题。
3.社会解组或失范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最重要根源。 美国社会学家J·李林和P·K·哈特认为，社会问题是发生在社会变迁时所产生的社会失调，一切社会问题都与文化或社会失调有关。
4.既然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那么，解决社会问题最有效办法是尽快重建社会规范和秩序，达到新的社会平衡。
毋庸赘言，任何社会问题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观察它的角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是多维的，任何单一的观察角度都存在局限性。但是，以社会结构变动为自变量、以社会问题为应变量的观察视角，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社会问题存在的基点在于它的社会性，而社会的本质就其存在的方式来说，在于它的结构性和变动性。这里，如果不是孤立地看待社会问题，而是将具体的社会问题与其产生的基础性社会条件联系起来，对于从整体上认识当前处于急剧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中国社会转型期会出现众多的社会问题，这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有以下六个特点。
1.社会转型的起点低。第一，经济落后，国民的物质生活匮乏。改革之初的70年代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 约为发达国家的1/30～1/40；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而发达国家则低于20%；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提供的谷物，中国养活3人，英国可养活126人，美国则可养活465人；炼钢工人的人均产量，中国为938吨，日本则为9318吨〔4〕。 在中国居民中尤其是农村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达不到温饱水平。第二，人口文化素质低。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中国文盲人数为2.3亿，文盲率为23.67%〔5〕， 而同期日本的文盲率为0.3%。25岁以上成人受教育年限，中国为5年，美国为12.4年。25岁以上人口每百人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的人数，中国为1人，美国为31.9人〔6〕。第三，自然环境和生态基础比较薄弱。中国是个大陆型国家，山地面积大，气候条件复杂，资源的总量和地理分布不甚理想，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面临很大困难。
2.旧有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人口结构。建国后因人口政策的失误，到1989年，中国人口便达到11亿，明显超过中国资源的合理承载能力。现在，中国人口继续以每年净增1500万以上的速度膨胀，进入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幅度最高、增长最快的人口倍增期，同时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这种人口状况对资源、人口、生态、就业、交通、住房、老人赡养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第二，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经济体制上，过去的主要弊病是严重僵化，缺乏活力。具体表现在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活动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国家，企业基本无权；经济活动的调节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排斥商品和市场的作用；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企业和个人的利益，缺乏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形成吃大锅饭的格局；在经济组织关系上，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条块分割。另外，在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还表现为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生产力布局和东、西部区经济不平衡，科技教育落后所造成的人力资源短缺同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平衡。第三，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这方面的矛盾主要包括：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官僚主义严重，民主和法制建设迟缓，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层及合理流动的发育不足等等。
3.传统文化和心理同现代社会的要求存在明显反差。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千年历史积淀起来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其精华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其中强调集体、义务和献身的观念及对和谐、平衡的追求等合理内核，至今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的糟粕更对现代化掣肘，只有通过某种带根本性的改造，才能同现代社会相适应。同时，在几十年计划经济模式中形成的以平均主义、“大锅饭”为代表的习惯心理，也或隐或现地阻碍社会的现代转型。
4.社会结构转型急剧推进。建国以来，尽管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严重的失误：或是离开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如“文化大革命”；或是不顾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结果适得其反，如“大跃进”；把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质量的效率原则，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十余年来的改革实践，实际上是针对经济落后、效率低下这个症结，把社会结构的转型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方向，在内外各种因素的挤压下急剧地推进。
5.社会结构转型在一个对外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建国后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的建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进行的。由于不能有效利用国外的技术、资金、市场、资源和管理经验，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事实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只有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经济，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一个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的过程。
6.社会结构转型强调坚持中国特色。这里所指的中国特色，既包括中国特有的资源、人口、环境、经济、历史、文化条件，更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这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只能借鉴，不能模仿，具有很强的独创性。
三
因果联系是事物之间最普遍的一种联系〔7〕， 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必然性。但是，自然和社会过程并不完全服从于机械决定论的因果律，而是“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8〕。这是因为“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 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9 〕。但是，这里所谓的“抽”，只能在观念中进行。任何现象都存在于普遍的联系之中，由于这种联系不仅仅服从于因果律，因此，因果分析即使再详尽也无法在严格的意义上穷尽普遍联系。所以，原因和结果不是一一对应地联系在一起，事物的进程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必然性和或然性、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统一。
与上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点相联系，就使以下一些情况成了产生众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
1.新结构新规范取代旧结构旧规范这一整个过程，造成社会问题的多层面发生。任何一个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社会，其社会结构都具有某种内在的和谐性，即使是一个已经被证明明显不合理的社会也是如此，否则其相对稳定就无法维持。而社会转型则不同，社会转型是从对现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规范的批判开始，继而废除不合理的结构和规范，最后用一种合理的结构和规范取代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不合理结构规范的合法性迅速丧失，现存的全部结构和规范的权威性也同时受到严重冲击。这时，原有的秩序结构出现某种程度的“解组”，包括传统规范丧失、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多元化、社会中心控制力量减弱；另一方面，由于新结构的建立比旧结构瓦解需要更多的必要条件，便不能在旧结构瓦解后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有一个相对迟缓的滞后期。〔10〕同时，新的规范得到普遍认可也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过程。这一切势必造成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非和谐性和由此而产生的相当程度的社会混乱。正如美国社会学家F·R·斯卡皮蒂所说：“当社会制度的某一特殊方面未能使所有集团及其每个成员都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标准所确立的社会目标时，社会混乱就发生了。”〔11〕K ·默顿则进一步指出：“在混乱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由于人们还未能达到自己社会地位的需求，……而是由于他们的地位未能正确地组合在一个合理地紧密结合的社会制度之中。”〔12〕因此，从社会问题研究的角度看，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社会问题多发的时空区间。这里，以改革以来各种形式的经济违法犯罪率急剧上升为例。为了打破整个社会缺乏活力的局面，改革伊始，便从观念和体制两方面，由过去那种忽视劳动者自身利益的“无私奉献”，转向承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鼓励劳动者通过劳动或其他正当合法的手段致富。但是，在社会成员对自身经济利益的渴求日渐勃发的情况下，社会还不能提供完整的合法性标准，不能为社会全体成员合法致富提供公平的机遇，也不能对不正当或非法活动进行有效的惩戒；同时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也远未成熟到用合法性来自觉规范自己全部行为的水平，于是，权力阶层的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经营阶层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社会下层的谋财害命、诈骗抢劫等经济违法犯罪现象就难以避免了。
2.对整个社会刚性控制的松动和弱化。这里所说的刚性控制，包括由人际互动的刚性秩序结构、传统的亲缘关系、宗法关系、文化传统和行政司法等构成的总的社会控制系统。在社会转型前，由于社会刚性控制的存在，社会结构性矛盾尽管尖锐，往往并不能直接显现出来，只能以潜在社会张力的形式存在，具体表现为社会系统的内在紧张状态、内含的巨大结构性压力、种种社会冲动力量。〔13〕在社会转型中，由于结构弹性的出现，各种传统关系的弱化，社会中心集中作用的减弱，以及经济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社会结构性矛盾积聚起来的潜在张力得以释放，并日渐表面化、经常化，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问题是个老问题，过去由于户籍管理严格、用工制度刻板和生产不计效益，过剩人口大都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固定在农村生产队和城市的工厂、机关中，不会形成大规模流动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改革以来，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兴起而来的用工制度灵活等因素，产生了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如农民工进城一浪高过一浪，这就产生了严重的交通、外来人口犯罪等一系列问题。又例如，过去的许多企业因机制问题而效益很差，但在包干的计划体制下，企业没有感受到危机，一旦改革把企业推向市场，失去国家大包干的保护伞，许多国有企业便产生了大幅度亏损这样的生存危机问题。
3.社会发展的动态失衡是社会问题得以产生和加剧的重要因素。社会发展动态失衡是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急剧推进的直接后果，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经济增长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失衡。中国经济落后，改革以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这势必造成不可再生性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也势必造成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得在人口、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本来就处于困境的中国面临更大的挑战。第二，效率优先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失衡。只有有效率的社会才是有希望的社会。但片面追求效率，又往往使社会的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群体在经济收入和其他方面出现急剧的分化：发达地区可以大修阴宅，贫困地区却生计艰难；暴发户的宠物可以身价逾万，失学儿童为几十元的学费却不得不向社会一次又一次求援。这种过度的或带有某些畸形的分化本身就是社会问题，同时它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如为脱贫暴富的欲念所驱使，抛开人间一切法律和规范，铤而走险，由此导致恶性经济犯罪的急剧上升等。
4.对外开放使一些丑恶现象在中国出现和蔓延。对外开放是发展经济、使社会结构实现现代转型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对外开放又使境外的一些丑恶东西，如吸毒贩毒、嫖娼卖淫、黑社会组织、武装犯罪等成为中国产生类似问题的国际诱因。同时，国外富裕阶层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态度，也有强烈的示范和刺激作用，国内“大款”以其为标准与平民之间消费的差距迅速拉大，同时也会引发人才外流、偷渡移民等问题。
5.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道路的方针，使决策的难度增加，决策失误的风险增大。中国国情的复杂首先表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或不平衡。在社会结构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各社会中心还能依靠常规进行决策和管理；在社会转型期，决策和管理的难度大得多，决策、管理失误的可能性也大得多。而一旦出现较大的失误，就会引发某些社会问题。例如80年代末抢购风的形成，就与在时机并不成熟时作出闯价格关的决策直接相关。
6.社会问题的认识主体对社会问题的认定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众所周知，任何一组社会事实本身构不成社会问题，社会事实只有在人们即认识主体关注的基础上作出否定性的价值评判后，才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这表明社会问题不是一个纯客观的社会现象，而是同认识、评估、解释者个人素质、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和个人认同的道德规范存在密切的关系，是主客体的统一。改革以来，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大量新文化因子的刺激，使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主观认识有了不同的立场、视角和评价标准。例如，改革以前人们习惯于物价稳定（几十年固定不动）、职业稳定（无失业现象）、社会稳定（低社会流动率），非如此就是问题，而现在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社会过于稳定不仅不是好事，反而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社会停滞问题。因社会问题认识主体分化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主观认定的多元化，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改革以来，由于人们在经济收入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文化素质、行政权力、生活方式上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使得对同一类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评价往往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对超豪华消费，有人认为纯属“大款”的私事，其他人无权说三道四，而且这种消费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有人则认为且不说豪华消费的钱相当一部分来路不正，而且这种消费本身也是在浪费资源、败坏风气，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14〕
四
由于以上一些原因，使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转型期社会问题是社会实现现代化所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或代价。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转型一旦起动，如果因为惧怕转型中和转型后的种种问题而人为地使社会转型停顿下来，整个社会就会因为新、旧两套机制长期并存而陷入绵绵无期的“阵痛”，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泛滥成灾。所以，中国社会转型没有退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转型期社会问题不可避免，但不等于说无能为力。任何社会问题都有自身的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能缓解乃至消除某些社会问题，并将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那么，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总体特征和基本类型是怎样的呢？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尚未走出历史和传统因素消极面的阴影。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不能不受到历史因素的强烈影响，转型期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大都可以找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历史不利或消极因素的渊源。例如，经济领域的贫困问题，政治领域的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宗法观念、等级思想、男尊女卑、多子多福、崇尚迷信等等。
第二，存在明显的阶段性。转型期的社会问题除一部分是由基础性的社会条件引起的，即同转型基本无关外，相当一部分是由社会转型过程的各种不平衡性引起的。因此，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只有社会转型基本完成，社会问题的发生率才会明显回落。这一切，如同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的那样，虽然“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15〕。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社会结构完成现代性转变以后，社会问题的发生率也会高于转型前的社会。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存在多元价值取向的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控制方面较少采用严厉的直接控制手段，较多采用富有弹性的间接控制方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定量的社会问题，又是现代社会保持自身活力的一种机制——通过从反面引起人们的警觉的方式，宣泄社会不合理性，防止其在结构深层淤积。
第三，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社会问题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其起因是众多的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还表现为社会问题互为因果，以致互相转化。如由人口问题所引发的就业问题、无业人员犯罪问题、独生子女问题、老龄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在社会转型中，由于每个人、每种观念、每个更大的社会单元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确定同社会其他部分的互动模式，各种利益都在因缺乏统一的规范而显得乱哄哄的氛围中冲撞，使得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因果链更为复杂，更加具有流动性。同时，社会转型是一个逐渐走向开放的过程，对于社会问题，政府、专家、传播媒体都不再回避和掩饰，而是公开承认和报道，使其变得公开和透明。因此，社会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以至“传染”的功能也很明显。
第四，具有值得高度警惕的严重性。这里所说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指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数量和性质，可以说，当前许多社会问题已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另一方面指的是这些社会问题发生的时机。一般来说，社会在转型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社会各方面，包括对社会问题的控制和治理能力明显“弱化”；二是转型的发展趋势存在着许多可能性。由于这两个特点的存在，假若出现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社会问题（如社会腐败、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高的失业率和待业率、粮食严重歉收等问题），而且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就会使社会转型搁浅，甚至出现大的动乱。社会问题类似一些不算大的拦路石，若出现在慢车道上，改革之车只会剧烈地颠簸；若出现在快车道上，则可能造成颠覆，出现车毁人亡的惨剧。因此，对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大的全局性社会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
第五，具有较多观念文化冲突的痕迹。在社会转型中，旧有文化价值观的动摇和减弱，外部的由转型而来的文化因子的产生、导入、传播，使“人们的行动比社会稳定时期更有可能背离他们文化的价值标准”〔16〕。这会使得这一时期社会问题有较多观念文化冲突的痕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观念文化冲突本身引发的社会问题，如试婚、代沟、自愿不育者增多等问题；二是由不同文化价值观对同一社会现象评价时产生分歧，如对巨奖销售、第二职业、回扣、安乐死、离婚率上升等。
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基础性与基本结构性社会问题。这类问题是由基础社会条件或基本的社会结构的缺陷所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与这类社会问题的产生关系不大，至少不是主要原因。这类问题包括：人口、贫穷、城乡二元结构、文盲及文化落后、缺少民主传统、法制观念淡薄等等问题。
第二，变迁性社会问题。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功能障碍、关系失调、整合错位是这类社会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这类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社会转型有直接联系。这类社会问题包括：滥用资源、环境污染、区域发展不平衡、国有资产流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配不公、失业及社会保障等问题。
第三，偏差行为型社会问题。这是从个人或群体行为方面所作的分类。这类社会问题通常都与社会转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类社会问题包括：青少年辍学、以权谋私、经济犯罪、自杀、赌博、卖淫嫖娼、吸毒等问题。
其实，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主要是由基础性社会条件或基本社会结构引起的，一类则与社会转型直接相关。其中，后者带有较多的过程的性质，即它主要是由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将随社会转型的完成而失去其存在条件。前一类社会问题则带有根本的性质。这里所说的根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其产生带有根本的性质，即社会基础条件的落后和社会基本结构的缺陷是其存在的基础，而这些落后的基础和基本缺陷的克服或改善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另一层含义是这些社会问题是基本的社会问题，它们的存在，引发和激化了大量其他社会问题，例如，由贫穷、落后以及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包括从买卖婚烟、溺杀女婴到滥用职权等等，可以说屡见不鲜。因此，从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上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社会转型，又是为了尽快改变僵化的社会结构，尽快改变历史造成的落后状态，尽快消灭这类带根本性社会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带根本性社会问题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消灭它也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期。同时，为解决根本性社会问题所付出的成本——社会转型及转型性社会问题，使得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明显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转型如果太快又容易翻车。因此，指导好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门深奥的科学和需要高超技巧的艺术：确定长远目标，必须兼顾在现实中的操作；发展经济，必须兼顾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坚持效率优先，必须兼顾社会公平；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必须建构防范其越轨的种种设施，……不一而足。
总之，找出了中国转型期产生众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总体特征和基本类型，就为我们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坚信，中国完全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地实现社会转型，从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注释：
〔1〕参见〔美〕M·S·温伯格《解决社会问题——五种透视方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Josepl Julian William Kornblum:social problens,Prestice Hall Inc.Englewond Cliffs,New Jersey.
〔3〕参见〔美〕W·奥格本著《社会变迁》，纽约，许布希书店，1923年，第200～237页。
〔4〕中国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第12～13页。
〔5〕中国人口情报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8），第317页、第366页。
〔6〕中国社会调查所：《国情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37～340页。
〔7〕结构联系、功能联系、时空联系、层次联系、 系统联系等，则是事物的非因果联系形式。参见李明华《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8〕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1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
〔10〕对新社会结构建立的相对迟缓性的分析，参见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
〔11〕F·R·斯卡皮蒂：《美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2〕罗伯特·K·默顿：《当代社会问题》，纽约， 哈考特·希雷斯·约瓦诺维奇有限公司，1991年，第823页。
〔13〕有关社会张力的分析，参见陆学艺主编《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512页。
〔14〕参见丁水木《转型期社会问题》，载《社会学》1993年第1 期。
〔15〕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页、第4页。
〔16〕F·R·斯卡皮蒂：《美国社会问题》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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