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愈来愈多。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为例，阐明对话的积极意义和应有的态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凸现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在一直发生变化。从曾经的辩证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存论、生活世界观等等名目繁多的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已经是多姿多彩。这种种不同的新的形象的呈现，提示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作一种阐释系统，一种对于马克思文本的阐释系统。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阐释系统而已，除此之外可以有其他种种不同的阐释系统。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探索新的阐释系统的努力，直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启示意义，就在于提供了种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阐释系统。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肯定，几已成为共识。一些学者认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如长期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陈学明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强调：“如果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度耕耘，很难想象今天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地将会是何等的荒凉！”[1] 按照陈学明的观点，迄今为止，我们不是过高地强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是强调得还不够。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还在于，它始终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做出的一种回应。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存在主义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所谓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回应。而且，这种回应更多地是一种积极的响应。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某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基地上走向马克思的文本的，这就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双重的挑战—回应的场域。例如，我们可以说，萨特走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存在主义挑战的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用存在主义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内在关联往往被视作其“原罪”，那么，90年代之后，学术界广泛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不同流派进行对话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对话成为人云亦云的潮流，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显学”。用陈学明的话来说，认真研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探索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和圆融会通来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正确途径。[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但“身体力行”地用现代西方的一些哲学流派之“长”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短”，或者说从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吸收优秀的东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聚精会神和尽心竭力地揭示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为他们的这种“取长补短”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共同进行了终结和消解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斗争，因此二者首先是盟友的关系，尽管由于阶级基础和理论立场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者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但在理论内容、形态和特征等方面又有着诸多共同之处，因此二者是同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比其他所有的现代西方哲学都更加坚决和彻底，因此它在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也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这种超越是整体性的超越，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根本区别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新哲学。
西方哲学学科的努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学科的学者要求重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通常的提法是：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的前提下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赵修义、童世骏在1994出版的著述中，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代性。[3]4 他们从马克思对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的论述出发，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哲学不但在时间上处于同一个历史时代，而且面临着时代向哲学提出的同样的问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问题的角度，对问题的解答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不同，但不能不看到，二者往往总结着相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反映着同一时代的思维形式的特点，概括着相同时代的历史经验，从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体现着时代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时代性。
从1995年起，刘放桐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① 其中主要的有如下几点：第一，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并非简单地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由进步转向反动，而是对西方哲学发展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它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第二，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哲学思维方式上具有重要的共同之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原则区别，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又超越西方现代哲学。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作过否定性的评价，但他们的求实态度使他们后来实际上改变了这种态度；简单否定并非马克思主义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态度。第四，正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混同起来导致了修正主义等右的倾向一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绝对对立起来也导致教条主义等左的倾向，后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在其指导下的革命的发展同样会产生严重的损害。第五，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善于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是非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应当自觉地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为宗旨。
赵修义、童世骏提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代性，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意义。刘放桐也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无疑是西方哲学发展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它开辟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崭新的方向。然而，同一时期出现的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使近代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的一些片面性，使西方哲学发展较能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形势。既然如此，那么“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是简单对立的关系，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某些类似之处。肯定这一点不仅不会混淆二者的界限，反而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伟大意义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真实关系，以便更好地吸取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经验教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刘放桐还特别阐述了马克思哲学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它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虽有共同之处，但由于二者的社会阶级基础根本不同，在理论形态上也必有原则性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根本上超越了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全部西方传统哲学，也克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也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同样避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社会阶级基础，使它完全符合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和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因阶级偏见无法摆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马克思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研究的改造结合起来，避免了西方现代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时普遍存在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倾向；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4]
张世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诸多现代哲学派别都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产生的，都是这同一个时代的产儿，都具有上述反形而上学性和抽象性、主张具体性和现实性的特征。可以说，时代决定了它们是天生的盟友。但是两者在这方面所走的道路又是大不相同的，其中最根本的一个不同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仍然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这一旧的窠臼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变革的时代，因此，“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哲学既需要继续学习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又需要避免这种哲学所带来的形而上学抽象性；既需要学习西方现代哲学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又不能采取西方现代哲学那种只停留在说明世界而不注重以革命方法改造世界的旧观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终于在各种西方现代哲学派别纷至沓来之际选择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主体性原则，又反对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因而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精神，更进而主张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张世英认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其他各种哲学纷呈于中国当时思想界的局面中独占鳌头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批评说，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只重认识（知），不重情、意；只重生产；不重生活；讲主—客关系而又不讲主体性。就其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方面来说，主要的问题在于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划清界线、着力批判对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坚持”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生命力。必须把关注的重点由“坚持”转换为“发展”。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发展的途径之一，正是在于联系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友，吸取它们的优秀思想成果[5]。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思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阐发。在此过程中，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对话，成为最富有争议的论题之一。
黄楠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一种西方哲学，但它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开辟了一条与其余的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道路，可谓泾渭分明，平行发展，呈现出若干本质上的不同之处。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离不开社会主义运动，它是在西欧工人社会主义运动中诞生的，诞生之后或者是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或者是作为分析与解决革命与建设实践问题的方法起作用。这就是它的实践性、战斗性、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而现代西方哲学是学院哲学，是哲学家的哲学，是高高在上、远离社会实践的哲学。当然有的哲学家也很关注社会实践、重视社会发展，有的哲学也对社会实践产生了实际作用，但其主流仍然是忽视甚至否定实践性、战斗性，尤其是不公开宣称其阶级性，甚至标榜超阶级性。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力求使自己成为科学，它当然有思辨性、论证性，但也强调哲学的实践基础、实证性、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而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唯心主义。第三，与以上两点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群众性、人民性、易于通俗化；而现代西方哲学完全是精英哲学，远离人民大众，很难通俗化。
黄楠森比较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长处和短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长处是坚持了实践性、科学性和群众性，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短处是忽视部门哲学的研究和发展，除了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美学、军事哲学、人生哲学外，其他丰富多彩的具体领域诸如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生物哲学等等，甚至对已有所论及的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等都缺乏专门研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显得单调贫乏，空洞抽象。由于部门哲学研究的薄弱，一个充分现代化的、更加完整和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亦即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形态，难以形成。现代西方哲学的长处和短处正好相反。因此，在黄楠森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互补，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指导的前提下，把现代西方哲学各派改造成为各种科学的部门哲学，从而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哲学家族。
黄楠森回顾最近2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互补已经颇为明显。作为改革开放前奏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完全是由国内原因引发的，与现代西方哲学没有直接联系，但后来的哲学讨论则绝大多数与现代西方哲学有关。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实现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影响和西方哲学的影响从整体上说是积极的、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注意到，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把某一种西方哲学加以马克思主义化或中国化并以之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确切点说，取代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例如以实践哲学、人学、系统哲学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黄楠森的看法，即使这些哲学是科学的，也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们最多是各属一种科学的部门哲学。部门哲学与世界观（关于整个世界的哲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正如一般与个别、整体与局部不能互相取代一样[6]。
孙伯鍨注意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迭起、争奇斗趣，形成一片虚假繁荣景象，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顿觉风光不再，自惭形秽，忙不迭地要与之接轨，追赶这股时代潮流。于是，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被塞进了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流行用语，而不问这些用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原则是否相容和保持一致。他批评说，撤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质的差异和原则界限，把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的概念和话语不加批判地用作包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语汇，这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弘扬其批判精神，而是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质并使之融合到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中去[7]。
孙伯鍨的担忧不无道理。所谓的比较对话，在实际的行文中，往往变为运用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话语来阐释马克思。基本的套路是这样的：首先，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个概念是怎样理解的；其次，某个现代西方哲学家对这个概念是如何解说的；最后，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解说，对马克思的概念做出新的阐释。这样，马克思就成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或者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尽管这种阐释的初衷是阐明马克思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克思变成了这些后来者的学生。因为似乎是由于他们，马克思的真实形象才得以展现。因此，尽管这样的比较研究很有启发性，但往往使得马克思面目全非，带给人们很多困惑：究竟什么是马克思的思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孙伯鍨看来，从思想源流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所秉承的决不是同一条思想路线。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流派纷呈，但本质上都是康德哲学的继续和余波。从康德哲学到新康德主义，再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目前最当红的后现代哲学，其研究的视域、思考的出发点和方法论特质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大多数流派集中探讨的仍然是康德以来的伦理学课题，说它们实现了从单纯认识论向存在论（生存论）的转变，是完全不确切的。真正实现从近代认识论哲学向存在论哲学历史性转变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从参与哲学活动时起，就把理论研究的视线集中倾注在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上，进而研究使工人阶级备受压迫和剥削的现实社会条件和历史起因。如果说传统旧哲学从来都是把认识论（包括逻辑学）、伦理学以及宗教学当作自己的固有疆域，那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则一开始就把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问题当作哲学的首要课题。而且，现代西方哲学秉承康德哲学的传统，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运用过辩证思维。
孙伯鍨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它的开放性和历史性特点，是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开拓、丰富和发展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它的本质特征和固有性质，不能淡化模糊甚至撤除它的基本立场和党性原则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接轨”甚至合流。
吴晓明在致力于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过程中认识到，通达此种阐明的路径乃是广义的对话，亦即经由文本解读，以及经由同当代生活、当代哲学之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所构成的视域，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呈现出来。他特别提及与当代西方哲学（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反叛者和批判者）的对话。[8]
就哲学而言，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根本不止于近代哲学，不止于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因此也根本不止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二者之一，或二者之和，二者之任何一种比例之和）；众多退化的理解往往是由于未能真正把握此点并使之得到实际贯彻而形成的。不消说，在辞令上要承认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以至于这种承认在大多数场合甚至成为避开根本问题的借口或远离实质内容的代号了。针对这种状况，吴晓明主张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对话，而且这种广泛而批判性的对话应当迫切地深入于存在论的根基处，以便使一种寻根究底的阐释能够通达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敞开状态。在这样的对话中，首要之事乃是使全部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边界再度明确起来。马克思第一次决定性地开启过这个区域，而当代的一些最卓越的思想家亦曾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开拓路径以求通达。在这种新一轮边界的刻画和意义的阐释过程中，不能置当代思想家的努力和功绩于不顾。诚然，目前为止的对话主要在于形成问题，并且主要是在否定的方面起揭示作用。举例来说，尼采对“意识本身的异化”这样一种“最终最彻底的异化”（伽达默尔语）之批判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阐释来说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形而上学世界之再历尼采的重锤一事对马克思已然先期成就的哲学洞识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当尼采击碎全部形而上学且在其最极端的对立面中重返形而上学之际，马克思哲学由此再度敞开的意义指向何方？
吴晓明认为，这些问题使我们触到当代存在论之最有意义的中心。例如，虽然海德格尔（还有伽达默尔）在颇有卓识地提示马克思哲学的意义的同时仍然完全错估了这种哲学的根本性质，但其基础存在论的制订和开展却确凿无疑地提示了超越近代性阐释的可能性，在这种阐释的可能性中根本地要求着终止形而上学的种种倒退，并令此等倒退成为哲学上的丑闻。这样说决不意味着要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置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而只是提示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意义首先在于避开危险，亦即避开使阐释重归形而上学的危险。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发将不可避免地与海德格尔形成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形成的远不是结论，而是某种视域的开启：它使在形而上学语境内被全然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
欧洋指出，目前我国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不尽合理的现象，仅仅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来考虑对话问题，尽管都有一定的历史缘由和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相当的片面性。哲学研究应立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高度来考虑现有各分支哲学的对话问题，使之能够真正超越各具体学科的局限和狭隘眼界，促进各分支哲学的沟通与融合，建构起既有传统根基又有当代内涵、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从这样的高度上，也许我们能够提高开展对话的自觉性和有效性。
真正的对话，应当是以问题来引发、激起和带动的。所有真正的哲学都应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在对于当代人类在生活生存中的难题与困惑、生产实践的多重价值、科学技术的正负效应、人文命运的前途忧患、活动方式的合理化规范、社会发展空间及其阈限等的深度哲学关注与前提性追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可以找到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也能在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中相互沟通，彼此借鉴，从而不仅促进自身的发展，也能为人类哲学思维的整体发展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9]
马克思文本的基本视域
无论怎样的比较研究，最后必须阐明，马克思主义可以为当代世界的澄明提供怎样的视域。所谓视域，不是完成了的、现成的答案，而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一些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的概念框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批判的立场。
在马克思开始理论思考的最初，就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做出当代的自我阐明”。[10]418 马克思一生中有很多著述都冠有“批判”二字。批判的态度和精神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姿态。随着情势的不同，批判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是批判的立场是自始至终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每一步都是通过理论批判取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批判概括地说，属于现代性的批判，其高瞻远瞩直到20世纪90年代，依然让当代法国哲学大师德里达敬仰和神往：“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11]122 他认为只要这种批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就可以结出硕果。美国哲学家格拉斯·凯尔纳也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他毫不隐晦地说：“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仍然是当代进步的或激进的政治学的一部分。”[12]35
批评性意味着想象力。辩证法不是肯定，而是否定。否定就是对“他者”的想象，对异质空间的想象。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将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恩格斯晚年致朱·卡内帕的一封信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但丁曾说过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的答复是：“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730—731
第二，总体性的视野
20世纪以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总体性视作马克思方法的基本品质，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总体性受到彻底的质疑。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立足于普遍性的价值尺度，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镇压的图谋，它为总体性的暴力提供了法律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构筑其合法性的。在利奥塔看来，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支配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不同的语言游戏具有不同的规则，如科学与艺术就是不可通约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的特点，无法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都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企图，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怀疑便是“去合法化”。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做出裁决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14]66。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认为，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分裂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那么，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在今天究竟该如何认识？我们认为，总体性是无法摆脱的。总体性的视野就是宏观的视野。从微观的、局部性的、个别的问题来看，马克思的一些论断可能不复有效，马克思的一些预测可能过时，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是无法超越的。在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他自己所开拓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块荒地。用詹姆逊的话来说，精神分析的、神话批评的、符号学之类的阐释方法的权威在于和破碎生活中的某种局部法则相一致，与复杂的文化上层建筑的某个亚系统相和谐，与之比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它容纳那些敌对的、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15]4
詹姆逊对后现代理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分析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意味着距离感，特别是从“外部”展开思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青年黑格尔派离开现实空谈思想的错误，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6]66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产，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思想、观念、意识都是人们物质生产的结果。“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6]72 语言也是从人们的物质生产中发展而来的。任何意识都是对现实关系的表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意识的独立性发展源自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社会，意识之所以出现于独立王国中，根本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的原子式个人主义特征，由此使得意识以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就是这种思想的最高表现。立足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评，马克思对他的唯物主义新历史观做了一个简要的阐述：“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6]92
第三，内在的思想张力。
马克思的学说是哲学，但和德国古典哲学有根本性的区别，是科学，但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当我们说马克思的学说既是哲学也是科学，实际上也就表明，马克思的学说存在着内在的思想张力。这一点往往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的很多理解都只抓住了张力的一方，或者把它往“纯哲学”上拉，或者把它往“实证科学”上靠；或者强调它的科学主义性质，或者强调它的人文主义向度，或者强调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或者强调马克思是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家；或者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和伟大性，以至于把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立起来，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批判者与被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把它与当代西方哲学对立起来，结果使得马克思在哲学上发动革命变革的意义和真实内容隐而不见。事实上，整个马克思理论都包含着某种思想要素或双重旨趣之间的张力。正是由于内在的思想张力，马克思才具备了对现代性难题的深刻洞察力和重大批判意义。例如，马克思哲学既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的基础，又体现出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性。正如他自己所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7]128
这就要求我们，不要单义地理解马克思的语汇，不要停留于某个论断，要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而且，还应当承认，马克思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思想家，在其一生的理论思考中，也有过犹疑和困惑，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握他提出的问题，把他所思考的问题继续思考下去。而且，应区分开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在自己所处时代思考的问题；二是当代生活中凸显的问题。无论二者间的关联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马克思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也只能是提供一种参照。马克思提出了问题，不等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问题。马克思提供的思路，也不能算做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路。何况，即使是马克思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当它在今天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中再度呈现时，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新问题了。
在提出新问题、思考新问题的过程中，应当努力提供新的概念框架。新的问题的提出，自然要求新的概念框架。依据德勒兹在《关于一千个平台的谈话》中的观点，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概念。一个系统便是一整套概念。当概念与状况而非本质相关联时，便是开放系统。但是，概念不是现成的，不是预先存在的，它有待发明和创造。哲学有着与艺术或科学同样多的发明或创造。创造必要的概念一直是哲学的任务。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概念也并不是应时的泛泛而谈。没有概念也可以思想，但是一旦有了概念，便确实有了哲学。概念充满了批判的、政治的和自由的力量。概念有时要用新词来表示，有时要用赋予特殊含义的普通词来表示。在《关于哲学》中，德勒兹又提出，哲学不具有感染力，也不更富于凝思性或反省性；哲学在本质上是创造的，甚而是革命的，因为哲学不断地创造新的概念。唯一的条件是，新的概念要具有必要性，也要具有奇特性。在新的概念回答了真正的问题时，它便具有了这两个特性。概念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阻止思想成为一种单纯的观点，一种见解，一种议论，一种闲话。[18]37,155
面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如果没有新的独特的概念框架，即使看到了新的问题，也不可能具有新的问题意识，而只能是一种意见，一种想法而已。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创造了一些观念，重新诠释了一些概念，从而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也不断出现新的现象，对这些新的现象，既有的理论概念和框架的阐释效应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始终不断地提出新的概念框架，以及时有力地阐释现实生活。
收稿日期：2006—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CZX001）。
注释：
① 刘放桐：《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论刚）》，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8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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