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方式与国民收入层级匹配：基于我国人口红利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收入论文,层级论文,红利论文,背景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民收入迅速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速超过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10年的29038元，增长了76倍。我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得益于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的正面效应。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促进劳动力数量增加产生的人口红利和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294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①。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我国从中等偏下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发展的目标。但是，在这一进程中，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生率的下降和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将由长期的过剩逐渐变为短缺。因此，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也将逐渐减少，最终可能会转变为人口负债，这将是国民收入提升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困境。面对这一困境，要提升国民收入层级，教育的积极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这里在对已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就近20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教育发展与国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和适应性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思考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怎样的教育发展方式才能在我国从中等偏下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发展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教育与收入关系研究的文献回顾
教育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现象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亚当·斯密最早把人的经验、知识和能力视为国民财富的主要内容和生产要素，认为“社会上一切人们学到的有用的才能是和机器、工具生产资料一样的财富”[1]。斯特鲁米林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中，最早采用统计方法和数量语言专题阐述了教育的经济意义，计量出前苏联20年代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27%。舒尔茨认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都是生产投入要素，同样可以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并带来收益，并估算出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2]。明瑟把教育和经验看作促进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并对个人增加一年的教育或经验所带来的边际回报率进行计算，提出了著名的明瑟收益率计算方法[3]。科马洛夫在《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的经济问题》中，以教育年限劳动简化法计算了1960-1975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丹尼森在分析经济增长因素时也指出了教育在劳动质量和传播知识上的双重作用，计算出1929-1982年美国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7%[4]。韩宗礼以劳动生产率为简化系数计算了1964-1982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35.21%，其中1964-1987年为34.06%，1982-1987年为10.26%。焦秀才以劳动者的培养成本为劳动简化系数计算了1982-1987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25.09%[5]。谭永生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估算了我国1978-2003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5.72%[6]。李实、李文彬运用明瑟收入函数，对1988年城镇17981名职工的收入与其教育年限、工作经验进行回归分析，估算出个人每增加1年教育可以使收入提高3.8%；诸建芳、王伯庆等采用明瑟收入函数估算出我国基础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1.8%，专业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3%[7]。陈晓宇、闵维方将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等不同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估算出各级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分别为：初中3.59%，高中4.19%，中专6.76%，大专4.67%以及本科6.58%[8]。蔡增正采用明瑟收入模型建立劳动者受教育时间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运用142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统计数据，估算了1980年正规教育投资在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社会回报率，分别是18%、22%和9%[9]。赖德胜、孙百才等运用跨国数据验证了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的“倒U”假说，认为教育具有提高“配置能力”的作用，教育扩展能够通过“扩张效应”与“抑制效应”来影响整个人口的收入分配状况[10]。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教育在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但鲜有结合一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红利因素研究教育对国民收入影响的成果。
二、教育发展与国民收入提升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我国教育发展对国民收入的促进作用，特提出两大基本假设：第一，教育投入的增加和教育规模的扩大与国民收入层级的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第二，我国教育发展能适应国民收入提升的需求。基于这两个基本假设，研究选取了教育发展和国民收入两个维度的统计指标作为样本。教育发展统计指标包括三项：教育投入总额、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学或在校学生数。教育投入总额包括各种教育经费，如财政性教育经费、学杂费、社会团体和个人出资、捐赠等。教育投入总额从根本上决定教育发展程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是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安排教育经费数量，是教育投入中的主体部分。在学或在校学生数体现教育发展规模，是教育发展情况的具体体现。国民收入统计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总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1-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济信息网等。
(一)1990-2010年我国教育发展和国民收入变化情况
1990年以来，我国教育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迅速，教育经费总额、财政性教育经费、各级各类在校生人数、较高学历层次人口数等反映教育发展的指标与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反映国民收入的指标都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20年来，全国教育经费总额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速分别为18.88%和18.15%，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也年均分别增长了10.10%和17.93%；随着总体教育投入和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高(见图一、表1)。
随着教育投入持续增加，教育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在学或在校的研究生、普通本专科学生、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普通高中和初中学生人数迅速上升(见表2)。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较高学历层次人口数快速增长，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从1994年的41.83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83.09万人，具有大学学历和高中学历的人口数分别从1994年的1863万人、9169万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11963.7万人、18798.6万人；不识字人口数从1994年的17324.3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5465.7万人[11]。以上数据表明，20年来我国教育和国民收入各项指标都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二)教育发展与国民收入提升的相关性
为更准确考察教育发展与国民收入间的相关关系，考虑到各年度人数不等，因此将教育发展规模衡量指标确立为每10万人中的各级各类在学或在校生人数。从表1、表2可以看出，20年来我国教育发展和国民收入各项指标都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教育投入和教育发展规模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到底怎样呢？可以计算各自的相关系数对其进行矩阵相关性分析检验。通过表3(见下页)可以发现，近20年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等国民收入指标与人均教育经费总额、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每10万人中各级各类在学或在校学生数等教育投入和教育规模指标的相关系数，都达到了非常显著的程度。除每10万人中小学在校生数与国民收入指标成负相关关系外，其余都呈正相关关系，且大多相关系数都高达0.9以上。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教育经费总额的相关系数甚至高达0.998。
为了更精确解释这些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确定每一个国民收入指标变量的方差可以被教育发展各项指标变量的方差解释的程度，在此可以计算决定系数。决定系数越大，表明两个变量间共享的特征越多，一个变量可以更多地解释另一个变量表示出来的信息。决定系数的计算方法是相关系数的平方，表达式为
。比如，人均教育经费总额与人均国民总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998，那么其决定系数就是0.996。这意味着人均国民总收入方差的99.6%可以被人均教育经费总额的方差所解释，即变量人均国民总收入99.6%的信息可以被变量人均教育经费总额所解释。通过同样的方法计算，可以发现，人均国民总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教育经费总额、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每10万人中在学研究生数、每10万人中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和每10万人中中职教育在校生数之间各自的决定系数多数均在0.9以上，最低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每10万人中研究生在学学生数和每10万人中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之间的决定系数分别是0.899和0.887。这表明国民收入各项指标的变动情况有90%以上的信息可以由与它们相对应的教育投入各项指标的变动情况所解释，至少有88.7%以上的信息可以由与之相对应的教育发展规模指标的变动情况所解释。以上相关系数和决定系数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教育发展与国民收入提升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教育投入持续增加和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对国民收入层级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基本假设1得以验证。
图二 1991-2010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总额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关系
(三)教育发展适应国民收入提升的回归分析
为了更深入剖析和理解教育投入增长和教育规模扩大与国民收入提升之间的适应性，揭示教育发展指标变化引起国民收入指标变化的程度及其规律性，可以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由于反映教育投入指标变量的两个因子全国教育经费总额和财政性教育经费之间，反映国民收入指标变量的三个因子人均国民总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都存在非常强的相关关系，研究随机选取全国教育经费总额因子代表教育投入指标变量，人均国民总收入因子代表国民收入指标变量进行分析。经SPSS16.0软件对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教育经费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二者间的线性回归拟合图(见图二)。根据回归结果和拟合图显示，1991-2010年我国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之间呈线性正相关关系，且二者间的拟合度很高，这表明我国教育投入能适应国民收入提升的需要。
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表示教育发展规模的每10万人中在学研究生数、本专科在校学生数、普通中职在校生数和普通中学在校生数等指标变量重新组合成新的综合指标(由于每10万人中普通小学生数与国民收入间呈负相关关系，计算时未包含在内)进行分析。通过SPSS16.0软件采用因子得分的系数矩阵得到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每10万人中在学研究生数为0.271、本专科在校生数0.273、普通中职在校生数为0.267、普通中学在校生数为0.241，分析得出我国教育发展规模综合指标模型为：
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16.0软件对国民收入和教育发展规模作回归分析，得到二者之间的拟合图(见图三)和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从图三和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1990-2010年我国教育发展规模与国民收入提升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教育发展规模指标与国民收入指标间的拟合度也非常高，这表明我国教育发展规模能适应国民收入提升的需要。近20年来教育投入和教育发展规模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回归分析和拟合图表明，我国教育的持续发展能适应国民收入提升的需要，基本假设2得以验证。
图三 1990-2010年我国教育发展规模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关系
三、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背景下的教育发展方式
以上分析显示近20年我国教育发展和国民收入提升显著相关，说明长期的教育投入和教育发展规模相适应并促进了国民收入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变动较大，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迅速提升与人口红利的关系应引起重视。人口红利由David E.等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12]。此后，David E.,Bloom和David Canning等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13]。国内较早认识和研究人口红利的有蔡昉、王德文、于学军、陈友华等学者。综合已有研究，人口红利可以被定义为，国家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较大、少年(0～14岁)和老龄(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较小，出现劳动参与率较高、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优势，由这一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储蓄增加即为人口红利。国民经济发展中由于人口因素获取红利的这段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但是，红利往往与债务相对应，在人口红利期经济社会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可能会变成人口负债。
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产生的人口红利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有证据显示，在1870-1913年间，欧洲和北美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47%，其中绝大部分(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产生的人口红利；20世纪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东亚各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紧密相关，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人均GDP年均6.1%的增长率，其中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贡献率为1.5～2.0个百分点，“东亚奇迹”的1/3可归功于“人口红利”[14]。我国人口红利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影响已被研究者们所关注。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改革期间我国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15]。蔡昉的研究显示：1978-1998年我国年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1982-200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总抚养比重，即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6.8%[16]。陈友华证明，1978-2006年我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17]。王金营等认为，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经济增长将提高1.06%，过去30年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18]。这些研究结论说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产生的人口红利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都发挥过积极作用。
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新的转变，老龄人口比重的逐渐增加可能会导致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从而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李善同等的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03年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6%，分阶段看这种贡献率在逐步下降，由1978-1985年的12.9%下降到1990-2003年的4.5%(李善同等，2005)。蔡昉认为，价格便宜的充裕劳动力产生的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将在5-10年后结束，从而会减缓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19]。世行专家吉米内兹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但这种“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消失[20]。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1982-2000年期间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观，但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人口红利的作用开始降低，2013-2015年前后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使长期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21]。更有预测研究显示，在1970-2010年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人口年龄结构不再朝着具有生产性的方向变化。到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可能会停止增长，全国范围将不断出现民工荒现象和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趋势，这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蔡昉，2010)。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为2.23亿，占16.60%；15～59岁人口为9.40亿，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可以看出，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低出生率使我国0～14岁人口基数变小而且比重大幅下降，这将影响到今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速度。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99亿，已超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总量达9.98亿峰值的预测(蔡昉，2010)。老龄人口比重增长较快，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0%)[22]，近10年老龄人口比重增速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任何时期。以上预测研究和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可能已提前达到峰值，老龄人口比重的迅速上升将提高抚养负担比重，长期享受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产生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少。面对老龄化和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困境，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升速度将受到影响，大力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通过教育提升人口素质、充分发掘各年龄层次的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有效缓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23]。因此，在我国从中等偏下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发展进程中，国家应更加注重发展教育并转变教育发展方式。
第一，继续增加教育投入，提升国民整体素养，缓解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与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教育投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回报率最高[24]。但是，我国教育投入总量不足，而且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往的教育投入偏向发达地区和城镇，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不同地区间教育投入的差异直接影响着这些地区间居民收入的不均衡。因此，国家和政府应在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加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教育公平政策，引导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发展滞后地区、城镇向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对口扶持，扩大西部滞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受教育范围。我国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人口比例较大，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可以增加居民人力资本积累，提升整体国民素养，对缓解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升国民收入层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扩大教育规模，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为人才结构优势，满足提升国民收入的人才数量和结构需求。《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到2020年国家人才发展主要指标要达到人才资源总量18025万人、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43人年、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28%、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20%、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15%、人才贡献率35%(这些指标在2008年分别为11385万人、24.8人年、24.4%、9.2%、10.75%和18.9%)[25]。这些数据表明，现在我国人才的拥有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量还有较大差距。缩小这些差距需要更大教育发展规模与之相适应。因此，扩大各级教育发展规模、平衡专业发展结构、提升国民受教育层次，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人才结构优势，这样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层级提升的更多人才需求。
第三，转变教育思想，提高教育质量，满足人口红利减少情况下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进一步提升的优质人才需求。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我国各级教育质量有待提高，“钱学森之问”就反映了我国的教育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的现状。教育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但教育质量的滑坡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成为束缚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的瓶颈。提高教育质量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教育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6]。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有赖于更高的学校教育质量作保障。因此，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全社会必须转变教育思想，认真思考和探索有效的教育发展方式，切实提高教育质量，适应人口红利逐渐减少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质人才需要，才能加速我国从中等偏下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发展的进程。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教育发展对国民收入层级提升的影响》。
①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低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76-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56-11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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