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号论文,日本论文,称谓论文,中国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3-0062-06
按国际惯例和外交礼仪，一国之新政府只要在其领土内建立起实际控制的和有效的权力，他国一般都会本着“有效统治原则”表示承认，并“名从主人”按其法定国号称呼之。然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先是企图在中国北方维持满清统治；继而试图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君主立宪政体；在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承认中国新政府时，又不顾外交惯例及中国朝野反对，执意不用中国自定之“中华民国”国号，而蛮横地用“支那”或“支那国”蔑称之。“满洲国”成立前后，日本两次提出要“改称支那国为中华民国”；1941年又出现了“改称支那为中国的意见”。众所周知，民国期间中国政权曾几番易主，但民初所定之国号却为历届中央政府和各承认国政府所袭用，如日本这般强用一己决定的名称称呼中国并一再变换的情况殊为罕见。日本为何要将“支那”蔑称强加给中国呢？其一再改变对华称呼又是基于什么背景和用心呢？近年，日本有些学者对此表示了兴趣。[1]（序章）中国《人民日报》也在1999年发表文章对“支那”一词之源流作过简单介绍[2]。笔者认为此问题尚须深入论说。现据所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等史料，对以上问题及此间的中日交涉作一述评。
一
1913年春，美国政府数度公开表示将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盼列强一致行动。这使日本政府感到很大压力。4月9日，外相牧野伸显给驻英代理大使小池张造发出训令：在日前的议会会议上，上下两院屡有议员呼吁尽速承认中国，并有左右国家舆论之趋势。一旦美国承认，此“舆论当将更加激动。不正式恢复日中两国之邦交而长期处于不确定之状态”，日本国民“终究不能容忍”。故“政府有必要特别加以考虑，在适当时机尽快予以承认”。然而，承认时该如何称呼呢？再称“清国”显然不合适；而按外交惯例称“中华民国”，又深感违愿和担心。为此，山本内阁一面指令其驻美大使劝美缓行，同时又提出在中国“遵守以往根据条约和惯例所规定之国际义务……之情况下，愿各国尽可能同时承认中国政府”[3](p380)。此议虽得英、法、俄赞同，但遭美国拒绝。5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墨、古等国也随之宣布承认。
正当日本政府为承认及称呼问题为难时，牧野于6月21日收悉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5月19日所写密信——建议在公文中把以往之“清国”改称“支那”，并于23日向首相呈交《关于公文上支那国名决定之禀议件》，提出：“以往之邦语公文，在支那革命后仍袭用了‘清国’之称。承认新政府只是早晚而已。今有伊集院公使在所附来信中建议，且不论条约或国书等将来要用‘中华民国’之称，在帝国政府内及帝国与第三国之通常文书中，窃以为可相应决定今后一律以‘支那’取代以往之‘清国’。”“‘支那’或‘Chian’等词系源于‘秦’(Tsin)字。”[4]7月9日，山本内阁决定采用此议。两天后牧野电复伊集院称：“贵信所提建议阅悉。帝国政府决定，今后政府内及帝国与第三国之通常文书一律使用您提议之‘支那’称呼，至于在条约或者国书等公文中，将来理应用‘中华民国’称呼又当别论。”“同旨之件今日已通报在外各公使馆馆长。”[5]另外，牧野还在给其他阁僚及关东都督和军方首脑的密函中提出：“（中国）革命后，历来之邦语公文仍用‘清国’之称呼已不合时宜，承认新政府乃早晚之事。今有在北京伊集院公使提出建议：在欧美，无论（中国）各朝国号如何，均使用‘China’等地理性名称；而‘支那’之称我国也常使用。现应认可这一地理性名称（事实上，我递信省自清朝起已在发行于清国之邮票上印有‘支那’字样）。不管国号如何，今后称‘支那’应该无妨，建议予以采用等。现阁议决定：且不论条约国书中将来理应用‘中华民国’之称，在帝国政府内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止‘清国’而以‘支那’代之。”[5]（附件）
1913年10月6日，伊集院之继任者山座圆次郎向袁世凯递交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国书。但8日的日本政府官报则将此表述为：“本月6日承认了支那共和国”。[4]
关于伊集院为何要在卸任前提议改称“清国”为“支那”的问题，中日两国史学界以前很少述及。日本东大教授、著名民国史专家野泽丰甚至觉得日本学者似在故意回避此问题。野泽认为这“恐怕是伊集院接受不了中华民国这一中国新国号中的中华和民国两词”，因“他未能抛弃、反加深了对中国所怀之畏惧和蔑视交杂的心情”[1](p19-20)。笔者以为野泽此议很有见地。粗阅上述引文人们也许会认为，此议出笼并很快被日本政府采纳，是为了解决对华承认时的称呼问题。但实际上更反映了伊集院及日本统治者对辛亥革命及其诞生的中华民国所怀之失望、蔑视加恐惧的复杂心态。
伊集院1864年生于萨摩藩士家庭，学生时代就对中国特感“兴趣”。进外务省后曾任驻英、意等国领事。1901—1907年任天津领事和总领事时就力主对华尤其是对中国东北进行扩张，并与袁世凯过从甚密。他一直主张在华维持帝制或实行君主立宪，以保持日本的既有权益，尤其是“满蒙等地域之国脉”。他任驻华公使未久，袁即被清廷免职，这曾使他感到正在失去对清外交的可靠“命纲”，中国“正受美国美元外交祸害”，日本的“满蒙既得利益”将受侵害[1](P15)。而南北议和时英使朱尔曲事先未作通气而行调停，则使他愤慨之余认为袁已受英国等影响而欲疏远日本。1912年2月11日，他因悉清帝将退、共和政体将成事实而“感慨良多”，及见北京“市中毫无反应”，更叹“支那真乃不可思议之国”。失望之下，遂以“搞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作为个人还是公职人员均不欲继续该国之职”为理由请求辞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英美等使相继访袁祝贺，伊集院又以彼等“不与本官商量访袁已使本官陷于困境”，这将使中国人“怀易与之感，并给今后之制御带来不妙影响，作为外国公使实为失态。余断乎不欲为之，便有政府之命也不为之”，“若今本官再访袁将益损帝国威信”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向英国抗议并再次请辞。23日，他第三次致电内阁提出：改换公使“可改变袁及其周围之对我空气，若能讲究利用彼等之途则成绩必著”[1](p17-20)。延至美国承认后，日本政府感到让其留任将更难救日本外交于困境，遂以驻英代理大使山座继之。
伊集院和日本政府之所以赞同此议还因为其蔑视中国和中华民族。当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边“夷狄”受其册封的“华夷秩序”，虽已从1840年始、经中日甲午一战而崩溃，但“中国”或“中华”之词仍有“相对四夷——乃世上惟一具有领导地位之地”的含义。他们虽知道这只是“中国”一词的旧义，但“仍有讨厌此称呼之倾向”[6](p139)。据考证，用“支那”指称中国始于古代印度等国，系“秦”之朝名或“瓷器”之物名的译音。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期兰学兴起后，日本始有人从西语转译使用。至19世纪末，日本人以此指称中国与用“唐国”“清国”等尚无本质差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并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千百年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因胜利而陶醉，上街庆祝“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就有了战胜者对失败者的蔑意，并由中性词变为贬义词。伊集院等在受袁世凯及朱尔典冷遇后，不仅对袁失去信任，且对中国政局未来也深感失望，故对中国及中国人也越发反感和蔑视。更重要的是伊集院及日本政府认为：“支那”只是从西语音译的、对中国任何政府都可使用的“地理性名称”，故以此指称中华民国，意味着日本只承认“支那”地域上暂现的某个政权，而非“中华民国”政府。这样，如将来中国出现令日本满意的政权，则可按国际惯例称之；反之则仍可以“支那”蔑称之。如中国被分裂则更可随其所愿分别称呼。也许伊集院等人当时并无如此远虑，但此议确为“满洲国”出笼后日本改称南京政府为“中华民国”，以及大约十年后称汪伪政权为“中国”等留下了余地。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7](p106)。令伊集院及日本当局害怕的是，近邻中国成了“国民全体”拥有“主权”的“民国”，已引起并将继续引发日本帝制政权的动荡。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国内主张干涉的一派就曾提出：“清国新设之共和政体，果真不会与我帝国之国是——皇室中心主义发生冲突吗？”[8]1912年1月7日，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也提醒日本政府：“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甚大，实为可惧，试观今日我新闻界青年之辈种种议论，即可得知。”“吾人认为当局须对此种趋势有相当之认识方可。”日本陆军则更是认为：“如听任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那么日本帝国将为民主国欤？抑为君主国欤？此所谓天下成败之秋也。”[3](p376-377)直到1912年秋，伊集院及山座在同袁世凯及其内阁要员赵秉钧、梁如浩和副总统黎元洪、江苏都督程德全等的数次会谈中，仍表示“中国变为共和政体”，“将使万世一系之日本帝国蒙受某种影响”[9](p210)。他们批评袁对日本的对华态度尤其是满洲政策“尚抱误解者似仍颇多”，并指责其有远日本而亲美、德之意，且不顾袁所谓“虽国体变为共和制度，但政府方面仍以日本为前辙之师”，“美国实际上能在何种程度上助我尚不可知”，“我国当然不会疏远日本，还要进而加强亲密关系和两国国民之握手联合”的一再表白，赤裸裸地威吓说：“贵国以往依靠日本以外之强国，结果常带来对贵国之极大不利并危及东亚大局……昔年英法联军入侵贵国倚靠俄国，结果丧失乌苏里全境；近年与日交战依靠俄德法，结果不仅丧失旅大租借地，且失去青岛、广州湾，造成路权大割让。”“有实力保全贵国者惟有日本。”[9](p213-216)综上可见，害怕中国改变政体将引发其政局危机和疏远日本，正是伊集院们有意避开“中华”、特别是“民国”之词，并决定用“支那”称呼中华民国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的巨变也确是1912年底到次年初日本维护宪政运动及桂内阁垮台的诱因之一。
二
尽管日本内阁已议决在承认中华民国后，其内外公文在涉及中国时“理应使用中华民国”，但直到1930年底，日本在对华条约及给中国政府的公文中，“实际上仍使用了支那国或支那共和国之称呼”[10]。这一阁议不仅使“支那”蔑称在日本朝野公私的文件和书报中广泛使用，也引起了中方日益强烈、公开的抗议和抵制。
早在辛亥革命前，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就曾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要再用“支那”一词而改称“中国”，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1913年10月16日，中国驻日代理公使曾奉命拜访牧野，要求日本废止“支那共和国”称谓，改称“中华民国”，但被牧野以“已有此种先例，碍难适应支那政府希望”为理由拒绝[10]。尔后，中方在交涉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期间提出的抗议，也未获日本理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迟迟不予承认，并以宁、济等案逼蒋一再让步。随着美、英等相继与中国恢复关系正常化，日本政府害怕过于蛮横的干涉政策，会使其在对华外交上继续落后于欧美各国，并进一步激化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为此，首相田中于1929年5月向其驻宁领事发出了《国民政府正式承认问题》之密件，指令日使芳泽“须在参列孙文奉安大典前递交新帝陛下（指1926年登基的昭和天皇——引者）之委任状，以进一步明确我方与国民政府之正规关系”[11]。田中内阁垮台后成立的滨口内阁虽再次以主张“协调外交”的币原出任外相，并宣称要“刷新对华外交”，但也只是暂对其侵华野心稍加掩饰，并未改变其蔑华、甚至仇华的态度，其内外公文仍大多使用“支那国”等蔑称。因此，日政府当然无法缓和中国政府和舆论的谴责。
1930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il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2]19日，国民政府文书局长杨熙绩又在总理纪念周政治报告中提出强烈谴责：“私人交际尚应名从主人，况国交云。在满清政府时代，日本称之为大清帝国，今不称我大中华民国而称支那，吾殆满清政府之不若矣！假使吾人称彼为倭奴，于国际上之文书称彼为大倭奴国，我知日本必不承认。夫侮我不侮我在人，其甘心受侮与否则在我。倘日本再有如此无理之字样，我务当予以退还并严词诘责之。”[12]
中方的强烈态度引起了日本外交机关的注意和媒体的强辩。5月21日，日本驻南京领事上村专门将杨熙绩报告的有关部分电告了币原[13](p1041)。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竟刊文指责中方的照会和抗议是干涉其“语言文字的独立”、并以“‘支那’是转译西文称中国瓷器而得名”进行辩解。对此，中国《民国日报》、《武汉日报》即发表题为《日本外交之失态》的同名连载评论，进行义正词严的批驳。评论指出：日本在外交公文中称中国为“支那”是一种“不伦不类的称呼”，中国政府“有将来如再发现此种称呼即将来文退还之正式申告……实在是很合理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说是干涉他们语言文字的独立，这实在是一个无理的抗辩”。“我们不能不惊讶日本外交当局的对于国际礼节的失态和日本新闻界的失言，泱泱大国民风度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这种气量褊狭的故意的错误，不得不引为遗憾，我们实在有开启他们指示他们的必要”：“支那”二字是China的译音，而Zhina是“秦”的转音或由瓷器而得名。但中国历史悠久，物产繁多，无论朝代名还是物名均多得可令人“惊倒”，随便拿一个来称中国都是不正确、不可能的。中国人之所以确定国名为“中华民国”，是因为“中华”二字，既说明了我们种族的根源和历史，又说明了我们种族的特质和文化；而“民国”二字则既合“民为邦本”之意，又符“三民主义”之义，其“意义之精深远大，更不能以历史上残废名词的‘帝国’‘皇国’诸名词相提并论”。在孙中山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已19年的今天，日本当局仍在国际上称中国为“支那”，“不是表示他国际礼节的失检，就是表示他文化落后知识闭塞罢了”。“本来，日本的文字无所谓独立，且亦不能独立……假设日本文语真能独立起来，我们今天也不用费力气来指定日本外交文书上称呼失态与失仪了；因为他本不能独立，所以负了普及中国文化与日本有悠久的历史关系的中华国民，便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同种同文的日本国民和他们政府当局的疏忽、任他们遭受不明国际称呼及国际礼节的耻辱和讥笑而不加以指正”。“假使日本人竟毫无理性不肯改变他的态度，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有相当的报答的”。古时中国曾称日本为“倭国”，且日本也曾自称“大倭国”，直至文武皇（新罗）十年八月，“倭国自恶其名之不雅，改为‘日本’。”故中国“若以倭国称呼日本，实在是很有历史的根据的。”“虽然‘倭’字并不含有诬辱的性质，但揆之‘名从主人’的道理，我们对于日本人的厌听，表示十分的同情。但己所不欲勿施欲（与）人，自己既不愿意被人称做‘大倭帝国’，为什么偏以辗转译音的名字称谓别人的国家呢。公然书于国际公文上面，已属大失礼仪。又复强词夺理哓哓置辩，适足以充分的表演暴其狂妄夸大、扬己抑人的岛民根性。”文章最后呼吁：“我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当局，不要做一个‘支那’的外交当局，而要做一个大中华民国的外交当局。”[14]
此评论的非常规格立即引起了日方的特别关注。6月24日，即评论载完当天，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癸即将其剪下寄给币原，并指出：“其所论大体与5月19日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文书局长杨熙绩所作的关于日支关税协定的演说相同”[13](p1041)。日本第59届议会也在有关调查报告中指出：“最近中国官民对此称呼多次表示不满”，上述各报“发表同名评论同样是为了抨击支那之称呼”[10]。迫于外交上的巨大压力，币原遂在10月29日呈交滨口的《关于支那国号之称呼件》中提出：清朝覆没后，中国已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后虽政局多变，但国号始终未变。日本政府虽在1913年10月向中国新政府递交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国书，但“同年6月曾阁议决定：在帝国政府内及帝国与第三国之通常文书中，今后一律以支那取代以往之清国。承认上述新政府的官报文告也将此表述为支那共和国。此后，虽有上述条约国书等特例，实际上仍使用支那国或支那共和国之称。上述支那称呼一开始就不受中方欢迎，最近该国官民对此更有不满表示。我们认为，且不论其理由当否，我方均不必无视中方感情而墨守成规”。“即便支那政府眼下未要求改称，由我方主动在此时改变以往之用例也是适宜的”。该件还建议：决定改称后不应见诸报端；对中国和中国人之简称任由以后的习惯决定；择机修改以往法令中的“支那”旧称，但在非官方或半官方文件、书报中，“作为地理性名称记作支那当然无妨”[13](p1042-1044)。两天后，滨口通知币原：已阁议通过外务省之提案。11月1日深夜，币原向驻华公使馆及奉、汉、港总领事发出《对中国国名使用“中华民国”之训令》，并令转电所辖各领事馆[13](p1044-1045)。
三
此后，在日本的对华条约或公文里，虽已大多改称“中华民国”，但在其他公私文件及文章、口语中，仍普遍使用着“支那”一词。“中国事变”被叫做“支那事变”，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驻屯军”。日本在华的经济侵略机构，也大多名为“某支那某某会社”，如臭名昭著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等，中国人则被叫成“支那人”。这表明，尽管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大势和惯例在外交场合改变了对华称呼，但其长期培植起来的蔑华乃至仇华的国民心态，并未得到改变。日本政界更有不少人坚持使用“支那”蔑称。日本政友会议长松冈洋右就曾于1931年1月，攻击币原对英美外交碌碌无为，对俄华交涉软弱无能，并大骂其为“卖国奴”[15]。而松冈攻击币原对华“软弱”的口实之一，就是其主张改变对华称呼：“乍一看事情似乎很小”，但“抛弃日语而使用中华民国之称呼——这种态度和用心，已充分说明所谓币原外交是个什么东西。”[1](p22-23)
松冈的谬论很快引来了中国舆论的反击。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1931年1月28日《国际？报》（一字不清——引者）上，有一篇题为《日本议员口中之支那与中华民国》的社论对此作了抨击：“最近中国一再让步‘以求邻邦之谅解’，然代表日本民意的议员们还不满足于币原外交之‘慢性侵略’而加以攻击。以往中国民众即便对日本政府当局感到愤慨，但仍对日本国民寄予若干期望。但代表日本国民的议员这样做，就不能不使中国民众失望之余而生疑念：政友会议长松冈洋右在指责币原对华外交软弱的发言中，作为‘不可思议的奇例’举出的例证，竟是币原提出要改称‘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中国没有轻侮日本之意，日本却为何不肯承认中国政府、并强称中国为‘支那’呢！松冈氏这些话原为攻击币原而发，可说是区区小事。但其所表现的日本国民之态度，在期待中日接近的气氛中却是极其遗憾的。”[1](p23)
在伪“满洲国”成立特别是日本正式承认伪满后，日本在对华称呼问题上又翻出了新花样。1932年底，日本外务省在《关于改称支那国为中华民国之件》中提出：“鉴于支那名称系满洲国独立前总称中华民国疆域的地理性名称，故在称呼支那国时，有可能产生该称呼也包括满洲国之误解。尤因满洲国的独立，以往之支那国已分为两个国家。满洲国和中华民国已成全然不同的存在。我们因此认为，如将支那国改称中华民国，将有助于防止出现上述误解。”另外，由于在《清国在留帝国臣民取缔法》等“日本法令中，也有清国、支那国之名称，而今后这些法令仍应适用于满洲国，故如保留上述支那国等称呼，就会引起非常不利的结果——人们会认为支那国即中华民国，上述法令不适用于满洲国等等。所以，须在机会适当时将以往国内法令中之支那国名称，改正为满洲国或中华民国”。但“目前还不必急于作字句之改正”。首先，“有关支那之条约中所用支那国或中华民国等词乃双边条约内容，我方不能单方面改订。其次，有关支那之各约是否理应由满洲国继承，也要视条约之目的、性质再作认定”。因为“满洲国”虽在“建国宣言”中宣布，要按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继承并履行中华民国与各国所订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但又于半年后的《日满议定书》前言中明示：“满洲国只尊重中华民国所订之国际条约中，应能适用于满洲国之条款”。显然，上述理由中真正反映日本之用心的乃在“其次”，即是否要改正日本法令及双边条约中的“支那国”旧称，以及究竟将其改为“中华民国”还是“满洲国”，关键要看对日本及“满洲国”是否有利。由此可见，日本外务省此时再次提出要用“中华民国”来称呼中国，乃是特指“满洲国”以外的“中国”。因此非但不能认为日本已不再蔑视中国，反而反映了它急于把一手炮制的“满洲国”，作为和南京国民政府“全然不同的存在”从中国分离出来，并借以告示世人：“满洲国”已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再是“支那国”或此前的“中华民国”之一部分。
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日本政坛在对华称呼上仍时有争议。岩村成允在《关于日本、满洲、支那国号之研究》的小册子中指出：“近年，关于支那之名称，常在帝国议会等场所成为议题”[16]。1941年7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日本统治者为建立所谓“举国一致”的政体决定取消政党政治。至8月中旬所有政党均已解散。10月12日，成立了以第三次出任内阁首相的近卫为总裁、以“倡说臣道实践”为己任的皇权主义组织——大政翼赞会。该会成立后不久，就提出了“改支那而使用中国的意见”[17](p133)。当然，此处所谓的“中国”乃指汪伪政权，而非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这反映了其希望以此表示对一年半前推出的傀儡政权的“尊重”，并提高后者的国际地位。我们不难看到，在日本此后与汪伪政权的诸多条约、公文中，常有“日华某某协定”、“日华满某某”的标题和词句。这也表明大政翼赞会此议已被日本政府贯彻于外交实践中了。但总的说来，即使进入40年代后，日本各种民间或半官方文件、书报在提到中国时，仍大多延用“支那”称呼；少数使用“中华民国”称呼的则一般不用“支那”一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和作者的对华态度有关。顺便指出，我国有些文章在引用或翻译日文史料和著述时，常把原文中的“支那”随意译成“中国”，这不仅没有必要，且很可能因此模糊了作者的对华态度。
总之，从19世纪末起“支那”已成日本的对华蔑称。民初以降，更成为日本政府规定的公文用语，即使在其决定一律改称“中华民国”之后，日本社会仍继续使用着“支那”等蔑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于1946年6月“命令”日本不许再用“支那”之称，日本政府才于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以外务和文部两省次官名义，先后向各报社、出版社及大专院校校长，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称呼的正式文件：“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一词基本已被弃用，但日本社会至今仍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该词。其中有些老人或许是旧习难改（笔者在日访学期间，曾遇到几个年轻时到过中国东北、对中国并无恶意的老人，提到中国也是一口一个“支那”）；而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前年曾在香港对此大发谬论）类的反华狂人，则是以当年军国主义轻视、甚至仇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傲慢心态，及对昔日日本帝国称霸“大东亚”旧绩之怀恋，蓄意以此蔑称中国的。对此，我们尤须严正批驳，以正视听，以护国威。
【收稿日期】20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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