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思想缺陷和实践陷阱批判*
魏传光
摘 要： 马克思曾指出，在主体形而上学的强势支配下，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制造出“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等道德神话，充满着“理念化”色彩、“抽象论”风格和“妥协性”态度。这其实也是“普世价值”的思想缺陷和实践危害。只要重新回到马克思道德理论的语境，把当年马克思对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批判，与今天对“普世价值”的批判进行同构性研究，“普世价值”内在的形式理念化、抽象人性论和实践消极性等缺陷就会暴露无遗。以此为基础，借鉴马克思道德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构实践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是对“普世价值”祛魅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道德理论 普世价值 思想缺陷 实践陷阱
近年来，有关“普世价值”的论调甚嚣尘上。它与指向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普遍性价值”完全不同，其实质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中出现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不过打着“超阶级性”和“价值普世性”的幌子而已。那么，如何对“普世价值”进行理论祛魅，打破其魅惑幻象，揭露其实践陷阱？马克思以宽广的视野、历史主义的态度多次批判普遍道德法则、永恒正义等观念，批驳所谓的“永恒真理”，揭发其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长期性、永久性做合法性辩护的企图，并且通过批判建构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马克思对普遍道德法则、永恒正义的批判可以为今天对“普世价值”的批判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只要重新回到马克思道德理论的语境，把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批判，与今天对“普世价值”的批判进行同构性研究，“普世价值”内在的形式理念化、抽象人性论和实践消极性等缺陷就会暴露无遗。借鉴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精神要义，是揭露“普世价值”思想缺陷和实践陷阱的有效路径。
一、“普世价值”的形式理念化批判
19世纪初期，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德国，各种意识形态激烈交锋。当时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满怀理想主义和一劳永逸的期待，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普遍价值和永恒正义，认为“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认为“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思想观念秉承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遵循的是意识的终极确定性，追求的是道德真理的超验形而上学，企图以最高真理和人类理性名义对现实秩序发挥思想规范的功能，充满形式理念化缺陷，必然是虚幻的。
“形式理念化”在西方思想世界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应该说，柏拉图是“理念诉求”先河的开创者。他试图通过“理念王国”拯救充满危机的混乱的现实世界。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从感性事物的共同特点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关于真理的知识，是对事物的一般性本质特征的把握。换句话说，对具体事物而言，理念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柏拉图看来，正义的理念具有真实性、完满性与理想性，是正义问题存在的根据或原因。因此，给人们提供基本的正义理念就可以解决现实的正义难题。同时也因此，日常的正义问题无关紧要，正义问题的关键在于确立正义理念，然后寻找正义代理人把正义理念转化成为制度安排，而不管正义理念能否被人们接受或理解。由此可见，“理念”在澄清和阐述政治和社会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成为控制政治结果的权威。通过理念可以对政治和社会中具体化的制度和政治形式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探究。
我国的大部分国有电力企业均具有较为庞大的机制，从而导致在开展组织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由于组织庞大而导致组织的管理精细化缺失问题，且许多企业均未能建立有效的高效管理体系。不同于其他工程类型，电力工程的质量问题将严重影响工程的安全性，甚至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国家和人民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3]。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许多施工企业由于缺乏高效的管理体系，导致部分施工人员的施工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的规范，导致工程内存在许多安全风险，影响了施工管理质量。
后来，康德、黑格尔甚至罗尔斯都不断为柏拉图做注脚。康德也是以形式理念化的普遍原理来反观、规约和审察现实世界的。比如，康德以绝对命令明示道德的基础既不能建立在人类的经验中，也不能奠基于功用的结果中，更不能遵从现实情境；否则，道德的普遍性和纯粹性就会丧失。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确提出：“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自由)这个理念通过道德律而启示出来了。”(3)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因此，道德律必须是纯粹形式的，道德生活是一场永恒的斗争。可惜的是，正如很多学者所批判的那样，它是“人的意念中一场革命”“通过心灵的转变来成为一个新人”(4) [德]康德：《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泰勒在此意义上批判康德对形式法则的吁求，指出“尽管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作出了一个决定性的回答，似乎总是有点儿像是在做着某件不可能的事情”(5) [加]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2-43页。 。康德也因此成为后来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导师，科恩称之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创造者”。形式理念化到黑格尔时期达到了巅峰。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建构了具有必然联系的、提供关于概念的现实结构的概念群，概念群在辩证运动中构成了范畴表，概念群和范畴表是描述现实的“绝对理念”。在黑格尔那里，假定知道了绝对理念之间的必然联系就知道了事物的必然结构，世界为精神所设计，而精神的本质是思维。费尔巴哈由此批判黑格尔犯了“主语和宾语颠倒”的错误，因为“而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语，思维是宾语”(6) [德]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洪谦译，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15页。 。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不知不觉已经开展两年了，通过开展“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联谊”等系列活动，从刚到皮山农场第一次见到“亲戚”的陌生，到现在情同一家人。通过结亲活动，结亲干部走进来，“亲戚”们走出去，使“亲戚”们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亲戚和“亲戚”越来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了。□
由此可见，“普世价值”借助“简单的要素”和“终极的抽象”，“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这些特性”(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作为一种抽象人性逻辑的存在，“普世价值”由于脱离物质基础来探究人的本性，缺乏现实的根基，所以只能说些“无望的兜圈子”的话。“普世价值”以抽象人性立基，必然把一些“普遍的价值”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的，把价值的东西理解为脱离社会经济的存在，甚至作为超世界的存在。这是一种典型的把抽象概念实体化的思维方式，借助抽象人性把“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实体化。人性抽象的结果必然忽视人性生成的现实基础，把实践活动也作出抽象的直观。而实际上，任何抽象人性论都只能是一种有着特定范围的划界，超出一定的界域就意味着解释力的丧失。对此，我们需要对“普世价值”保持足够的批判和警醒，不能用“普世价值”的抽象人性原则解释、指导和批判中国实践，更不能将“普世价值”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先验标准和指导我国社会发展的模板。而应相反，将人性抽象之后的各种“普世价值”置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我国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接受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检验、修正和完善，正所谓“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35)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 。
其实，“普世价值”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遍道德法则和永恒正义一样，都具有形式理念化的基本缺陷。通过马克思道德批判的思想逻辑，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总结“普世价值”形式理念化缺陷的基本表现。
首先，理论独断论的意识哲学。“普世价值”遵循的是意识哲学，而意识哲学把理念看作塑造现存世界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武器。如康德把人的物质动机规定为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3页。 ；而在黑格尔那里，范畴具有了血肉之躯，并且走向了现实，逻辑抽象概念变成真正的存在。意识哲学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获得重要更新和典型形态之后，成为西方世界抛出的“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表达方式，甚至成为巩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文化武器，“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青年马克思也曾建构过类似“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这种理念式的“意识哲学”，但自从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就不再如此了。
其次，“先验真理”的自我设定。“普世价值”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精神存在，并把它建立在一种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认为这种普遍人性可以提供一种绝对的、超越历史的判断标准。“普世价值”成为了“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一切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曾批判“先验观念”的所谓“普遍性”，认为它是“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这段批判也可以理解为对“普世价值”所谓的“先验真理”的精准批判。其实，根本没有“普世价值”所标榜的“先验真理”，现实和真正的人是“他自己的劳动成果”，“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
再次，权利遮蔽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与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大卫·李嘉图的国民经济学、杜林的“永恒道德”和黑格尔的理念体系一样，均强调普遍性和永恒性，也均具有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意识形态性，均是通过明确支持某些特定的经济关系具有永恒的合法性而营造一种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如同“国民经济学”“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 一样，“普世价值”由于强调普遍信念和“永恒真理”，不自觉地充当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思想武器。“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普世价值”必然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就像马尔库塞批判的那样，由于黑格尔的理念落脚于、实现在当下的“国家”中，所以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有范畴均终止于存在着的秩序之中。
之所以说“普世价值”具有虚幻性，根本原因在于形式理念背后蕴含的是现实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现实世界是人和对象活动的境域性生成，正是人和对象共同参与、相互设定和相互创造才形成了现实世界。由于“普世价值”并不是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去思考和审视问题，所以缺乏分析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所谓“普世价值”的唯物主义基础。对此，正如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核心理念所强调的那样，社会意识形态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特定的价值原则适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不可能有超越历史时代的价值原则，强调理念、逻辑、范畴占据思想的支配和统治地位，很容易使之沦落为一种意识形态。要对“普世价值”进行批判、清算和超越，首先要认识到“在逻辑与生存、知性与生命、理论与实践、静思与行动的关系中，后者具有本源性或本体性的优先地位，前者只有奠基于后者之上，才能获得其根基和合法性”(21)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
其实，“普世价值”与杜林等的“永恒真理”“永恒正义”一样，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侯惠勤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普世价值’本质上是政治信条和政治思潮，抽象人性论是其保护色。”(28) 侯惠勤：《再论“普世价值”的理论实质》，《光明日报》2017年5月19日。 “普世价值”抽象人性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批判。
等差数列通项公式的记忆显然不是问题，它的证明方法(叠加法)却很重要，需要学生通过分析，加深理解其内涵.由等差数列的定义，有an-an-1=d(常数)，通过叠加法，得(a2-a1)+(a3-a2)+…+(an-an-1)=(n-1)d，对这个式子，学生容易忽视n≥2，需要教师提醒证明的严密性，整理得an=a1+(n-1)d(n≥2)，又当n=1时，an=a1成立，所以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an=a1+(n-1)d成立.
二、“普世价值”的抽象人性论批判
由于长期受德国先验哲学规训，马克思特别痛恨抽象的先验哲学，因此，反对抽象思辨、专注现实问题以及追求实践风格成为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诉求。马克思多次用“道德奠基于经济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而所谓“永恒的”“终极的”道德教条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调之上的，抽象人性论的基本做法是简单地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个性、具体性等所谓偶性，剩下类似数子一样的最简单的要素。就像杜林所言，“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抽象人性论还把这种方法“提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抽象人性论道德观念展开过批判，提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继续了这种批判，认为杜林仅仅纠缠于从主观思维中抽象出来的所谓永恒人性原则，不考虑产生这些原则的物质根源，“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这种低级的抽象，只不过是德国哲学“绝对精神”的再次现身，身上刻着的还是“唯一”“永恒”“绝对”等德国思辨哲学的标签，“道德”成为直观观察加上先天预测后形成的一块神秘莫测的飞地。
2.4.2 试验方法II 采用含庆大霉素的SDA，抑制供试品中细菌的生长，对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计数重新进行方法适用性试验，试验操作同“2.4.1”。SDA在临用前加入庆大霉素，浓度分别为5000 U·L-1（SDAq1）、10 000 U·L-1 （SDAq2） 和 50 000 U·L-1（SDAq3）。另外使用SDARM，对菌液对照组进行菌落计数。结果见表3。
中国的发展之所以不能依赖于“普世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被构建的“普世价值”被尊崇为“超时空的准则”，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向人们许诺永恒和至善，缺乏生成性和境域性的实践论证。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实在毕竟不是价值，“事物总是历史具体的”，“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换而言之，运用理念充当最高价值实体，一定会遭到无情拒斥。“普世价值”运用形式理念百般装饰成高高在上的价值指南，胸怀对他国的现实和发展方向进行某种规范和确定的“抱负”，却遗忘了各国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国情环境不同这一事实。“普世价值”企图通过形式理念化摆脱历史和时间从而把握永恒的倾向，将理念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颠倒，具有将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变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与西方国家实现共振的“依附原子”的危险。因此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现实，解决中国发展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以充满矛盾的“问题”为起点，而不是用形式理念化的“普世价值”规约中国发展的实践，才能开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指导，实现对中国人民的现实关怀。
第一，忽视人性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简单地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抽象为永恒不变的人性，依靠“永恒人性”证明价值观念的普世性和永恒性。相反，马克思认为应该“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同样，应该用经济关系替代抽象人性作为人类生活的“普遍”和“一般”。由于“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所以要用当下、具体、历史来消解人性的恒久性和普遍性，完成对抽象人性论的解构。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所谓的“普遍的道德法则”“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展开激烈的批判，揭露了其形式理念化和抽象人性论的缺陷，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仅仅是为了“纠正”它的错误还是有更深层的目的呢？实际上，马克思道德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革命的科学发展。由于“永恒道德”等观念会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所以有必要先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强调：“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 这是马克思“革命的发生”的一般原理。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总体上“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但是由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因而资本主义的消亡还需要一个革命中介：阶级对抗和阶级意识。其中，阶级意识是“生成性”的，所以“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革命不能依靠虚假的理想主义来支撑。如果无产者对自身的处境和使命不能建立在现实性和科学性的认识之上，就不能产生真正持久的革命意识。因此工人阶级亟需“科学的分析，既有抽象的又有具体的，它们将使工人阶级成员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阶级力量何在、他们曾经是谁、他们又会变成怎样”(43) [加]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道德、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李义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4页。 。
第三，把抽象人性与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用人性的永恒性论证制度的永久合法性。“普世价值”把建立在抽象、同质、单一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制度设计作为普世性的制度建构，诸如人性恶假设设计出来的“分权制衡”制度、“经济人”假设设计出来的“自由主义”制度、“天赋人权”假设设计出来的“个人主义”制度等。抽象人性成为了“普世价值”的人性依据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形式。
除此之外，进行城市景观建设能够对城市环境工程建设实现优化，减少空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园林建设仅仅存在于一些高档的住宅区，并不对绿化工作本身予以重视。另外，废气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对空气造成严重的污染，汽车尾气的增加也使得温室效应的增加，这一切都是需要借助景观建设进行优化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自由与平等”的理念与现实社会的贫富分化形成鲜明反差之后，开始跳出理念和哲学的视野，转向从人们生活生产的经济关系中，反思启蒙理性通过理念建构人类社会的自我设定的思想传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形式理念化进行了批判，提出“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0-601页。 。与形式理念化的方式不同，马克思从人与人、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对此，恩格斯在1876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已经有清楚表述。他说：“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其中从经济方面说得很少。”(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页。 这里所说的“内部联系”主要是指理念联系，表现形式是通过“理念关联”分析社会问题，并认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并不存在具有普遍的可适用性或可以普遍运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道德法则和正义概念，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一种道德法则和正义概念是否可以运用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取决于从该社会的历史使命来看，那种道德法则和正义概念是否适应了现在的生产方式。
如何批判“普世价值”抽象人性论的内在缺陷呢？马克思道德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相对性的现象学描述”的批判方法。“普世价值”的话语是“人们想象他们社会生存状况的语词”，具有鲜明的抽象性，而“相对性的现象学描述”则是“现象生活的语言”，是具体的、情境的，抽象性的语言要受制于具体的、生活的语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详细说明“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页。 ，以及“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的事实。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列举“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天主教道德”“新教的道德”和“启蒙的道德”等并存的历史，以“切勿偷盗”的规范在偷盗动机消除的社会就不会存在举例，同时在“准备材料”中用“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柏林大学生”做比较等等“相对性的现象学描述”方法，非常有效地对“永恒道德”进行了批判，成功地解构了杜林的“永恒道德”“永恒正义”，捍卫了马克思最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即“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相对性的现象学描述”不是用一种抽象反对另外一种抽象，而是用具体的人，具体的国家、社会、民族这些“经验的填加料”去揭露抽象人性论的缺陷。借用“相对性的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可以把“普世价值”置于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社会情境去理解，用现实具体性、微观性、历史性批判抽象性、一般性的人性论调。
总而言之，通过对“普世价值”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把价值观念放置于具体、开放、动态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理解，自然就不存在“普世价值”和“永恒的法则”。对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不同阶级的“价值原则”要作相对性的分析，企图抽象、简单地设置一个永恒的价值规范，其做法是幼稚的，其结果是徒劳的。
三、“普世价值”的实践消极性批判
第二，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视为同质化的单一人性，从而否定具体历史条件下人性内在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必然性(31) 侯惠勤：《再论“普世价值”的理论实质》，《光明日报》2017年5月19日。 。杜林也坚持对人性的同质化理解，提出诸如“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等观点，认为人与人是平等的。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这种无时间性、同质化的“人的空场”，漂浮在现实历史之上，以抽象先验的自然法为基础建构道德。实际上，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
客观地讲，形式理念对于重构思想理论系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康德等人提出的诸如“平等”“分配的公正 ”“个体独立性”等观念也曾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然而形式理念化本身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形式理念观把历史上显现的所有社会现实归结为“人类理性”或“普遍理性”支配的结果，人类历史被当作观念的历史，而人不过是观念、理念、理性等为了自身发展而使用的工具，甚至幼稚地认为“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1页。 。正如萨特批评的那样，“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8)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也正因如此，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反叛形式理念化的时代，从叔本华、尼采开始，到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福柯等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批判形式理念化的“理性必然性”“缺乏烟火气”和“无人身理性”。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真正扭转形式理念化的思想家还属马克思。
两相比较，杜林、蒲鲁东等人则认为，道德领域存在一种凌驾于一切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普适性的永恒真理。按照数学的方法，只要在道德领域中找到终极、不变、具有“确定性”的真理，就可以像解答数学运算一样解决社会历史领域内的难题，让世界符合真理的要求，完成变革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样的道德观念会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热情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用尼尔森的话来说，就是诸如“永恒道德”之类的观念，“在用言辞的蒙蔽来替代针对工人处境及其前景的科学分析”(44) [加]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道德、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李义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4页。 ，会造成无产者失去解放的意识，因而必须给予批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容易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有那么多“反道德”的言论和在成熟时期对“道德的厌恶”了。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75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些“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36页。 ；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表达出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的“策略性”和“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恼，因为“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诉诸“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的理想，等等。
合理的水肥管理是保证玉米产量的重要因素。在滴灌高产栽培技术中，关键是将玉米施肥控制与灌溉技术相结合，达到高产效果。玉米的生长受水肥影响较大，但并不意味着盲目灌溉有利于玉米的生长。科学实施灌溉，把握玉米生长的临界水期和最大需水期，严格控制。除基本肥料外，玉米一般要加2-3倍肥料，在大喇叭期和灌浆期要注意施肥，另外在雌雄花分化中可以施肥，防止土壤缺失。对玉米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给予道德的这些消极表达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本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是从整体上看，主要是因为“普遍的道德法则”“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遮蔽了伦理关系背后的现实经济关系，回避了无产者所遭遇的现实苦难。而“马克思的(明确)目的，也就在于向世界(即作为正在发展壮大之积极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表明，它正在为什么而奋斗，而不是应该为什么而奋斗”(48) [美]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71页。 。同样，“普世价值”也充满着蒙蔽性，容易诱使人们放弃改造现实的勇气，丧失历史感和方向感。通过思想控制制造粉饰普世性、永恒性的“幻觉”，“普世价值”的实践消极性显而易见。
首先，“普世价值”自我定位为“一种未来观念的社会科学”，相信通过自上而下的个人介入或价值说服创造出人类解放的条件。这种通过理念建构的“普世价值”由于排除了赋予经验以内容的外部性和实践的主体性，无法在历史中实现自身，只能停留在同语反复的玄思中指责现实的矛盾，而无所作为地沾沾自喜。其结果只能带来维持人的异化，保持资本人格化和劳动非人化的状态，而不可能勇于提出真正实现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更不敢设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由于缺乏对统摄人类社会关系的动力机制的理论把握，“普世价值”不可能带来人类的解放，尤其是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无法产生唤醒和自我解放的作用。这与恩格斯批判杜林“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占支配地位，于是他就像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驮着无望地兜圈子”(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8页。 ，具有相同的意蕴。
其次，“普世价值”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的现实主义分析得出的结论，而是建立在“价值世界拥有它自己的永恒原则以及完全确定的基础主张”的观念之上。这样一来，由于“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必然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无序，“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当前中国的制度、道路和模式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经验，日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实践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跳出“普世价值”的固有解释框架，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植根于中国追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植根于中国梦的实现征途之中。
最后，“普世价值”蕴含着这样的内在观念：西方价值观念是“自然的”体系，而观念、思想、概念等才是人们的真正敌人。虽然它具有一种使理想性成为现实的追求，但它只是热衷于以“它应该如何存在”的方式去看待现实，认为通过诉诸永恒人性就可以把“普世价值”的道德劝导灌输给社会。这样一来，人们只需要沉溺于理念体系中研究社会规律，然后遵循社会规律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培养批判的意识和能力去反思现存世界。实事求是地讲，不少人把理论研究仅仅局限于认识论中，崇尚空谈，习惯于“纯学术”研究，热衷于“书斋里的革命”。这些学者并不关心真实的现实问题，而是以建构抽象的概念和提出时髦的口号为业，虽然学术成果颇丰，但应用价值有限。“普世价值”的危险性恰恰就在于它会使人们沉湎于对抽象价值原则的思考，而不关心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真问题和关键问题。相比之下，费孝通之所以能够建构出许多原创性理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善于发现中国社会的真实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一生中所思考的和对事物的看法，却是我靠扎扎实实的，一个个地方、一个个问题去研究，去落实而得出来”(51) 费孝通：《我的思路框架》，《群言》2004年第4期。 。
观察组产妇的服务及时性、服务态度、管理规范性、住院环境以及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等护理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改变世界”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是马克思道德理论的鲜明本色。如果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去遵循“普世价值”研究中国问题，要么是纸上谈兵，要么是天方夜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的声音”(5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因此要敢于直面“中国总问题”，特别是“中国具体历史方位中的首要问题”和“一定时期需要中国人着重加以关注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对“普世价值”的学徒心理和膜拜心态，建构充满实践性、政治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53) 魏传光：《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导向”：实质属性、生成空间与基本诉求》，《学术论坛》2016年第6期。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思想体系。
中图分类号： G912.6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771/j .cnki .35-1334/D .2019.04.009
作者魏传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广州 510632)。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分配正义的‘美好生活’实践逻辑研究”(18YJA710049)、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实观照研究”(2018GZMZYB08)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朱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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