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美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1-0005-07
2009年以来，董学文等先生连续发表文章，对实践存在论美学进行批评和质疑，对此我们也作出了一些回应，从而在学界形成了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争。对这一论争，我们已进行了初步总结，并充分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①尽管在论争中对方并非完全立足于学术问题本身进行讨论，其间不乏政治化的指责和批判，但我们还是努力摆事实、讲道理，在学理层面上阐明我们的基本观点。总体来看，尽管这一论争围绕实践存在论美学展开，但却涉及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新反思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及其基本论题，对于推进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研究和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80年代的美学热，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基本流派，而实践美学就产生于美学论争之中。可以说，建国以来的两场美学论争奠定了之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四大派，即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美学，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美学，以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美学。在笔者看来，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语境，这四大派性质上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只是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于美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和主张。“文革”后，四大派或多或少都有发展，特别是通过学习、研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除了客观派以外，各派原有观点都发生了一些相互接近的变化，而李泽厚的客观社会派美学则发展为实践美学(虽然李泽厚先生本人一直到2004年才接受“实践美学”的提法)。由于种种原因，到80年代中后期，其他三派美学的影响有所减小，而实践美学则逐渐上升到主流派的地位。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学派之一，实践美学自产生以来，也一直处于与其他美学思想的论辩之中。尤其是90年代以来，美学界部分学者对实践美学从理论基础、思维框架、逻辑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走向后实践美学”、“实践美学终结论”等诸多理论主张。其中，最早的可能是刘晓波80年代末对李泽厚先生的挑战②；1993年陈炎先生发表了《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③一文，从批评李泽厚的“积淀说”入手，对实践美学进行了反思；1994年，杨春时先生发表《走向“后实践美学”》④一文，对实践美学提出了十点批评；其后，张弘、潘知常等先生也都从不同角度对实践美学提出批评。杨春时等先生还先后提出了建构“超越美学”、“存在美学”、“生命美学”等主张。客观来看，这些批评的确注意到了传统实践美学自身的理论局限，所提出的不少观点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与此同时，一些仍然基本赞同和维护实践美学的学者也开始反思实践美学的缺陷和局限，尝试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实践美学，探索实践美学在当代可能的突破之途。笔者也属于其中之一。
笔者对实践美学总体上始终是肯定的。对实践美学的创立人和主要代表李泽厚先生始终是极为敬佩的。我认为，李泽厚先生是当代中国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哲学家、美学家之一，他为实践美学创立了整个哲学框架，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思路，提出了一整套学术新范畴，并做了系统、深入、严密的逻辑论证和阐述。对李先生的学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接受和赞同的，并曾在与后实践美学论争时为李先生的观点辩护过。至今我并不认为实践美学已经过时或应该被取代甚至被抛弃，而是认为实践美学还需要发展，并也有发展空间。不过，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和思考，我也感到李先生的实践美学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而是在理论上、学术上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和局限，它最主要的局限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其哲学基础从一元论退到历史二元论的“两个本体论”。李先生从原先坚持的一元论“工具本体”的唯物史观，逐渐走向“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或“情本体”并列，甚至“情本体”高于“工具本体”的“两个本体论”，从而实际上疏离了唯物史观。⑤李先生注意到笔者的批评，并作了回应：
前不久，好像是你们上海有人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本来讲了工具本体，现在又讲了情本体，怎么有两个本体。责难我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也有人说，本体是最后的实在，你到底有几个本体？因我讲过，“心理本体”，“度”有本体性，这不又弄了两个本体出来？有四个本体了。其实，我讲得很清楚，归根到底，是历史本体，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向外，就是自然的人化，是工具—社会本体；另一个是向内，即内在自然的人化，那就是心理—情感的本体了，在这个本体中突出了“情感”。所以文化—心理结构又叫“情理结”。至于“度”，人靠“度”才能生存。……“度”具有人赖以生存生活的本体性。这三点其实说的是一个问题，也就是有关人类和个体生存延续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1]77
然而，这个回应似乎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就李先生一再强调的本体作为“最终实在”这一含义而言，历史本体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工具本体”，其他的诸如情感、心理等等都只是派生的，不能成为本体，即使一定要命名为“本体”，也只能是第二、第三本体，而不能与“工具本体”平起平坐、等量齐观，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向外”、“向内”分化成两个并列的本体。笔者并非有意要“责难”李先生违反了唯物史观，而只是客观地指出了一个事实而已。笔者愿意就此问题继续向李先生请教，希望能听到李先生进一步具体的阐述。
第二，没有完全超越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框架，而这恰恰是中国美学要真正取得重大突破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李泽厚先生早期在《论美感、美和艺术》(1956)中就明确说过：“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感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从美感开始，也就是从分析人类的美的认识的辩证法开始，就是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开始。”[2]2不过，李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后来有所改变，但他始终没有明确放弃或否认把美和美感置于认识论框架内的基本思路。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四大派虽然观点各异，但对于美学研究的对象这个基本问题实际上是一致的，即都把对“美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追问当做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换言之，四大派都把寻求美的本质作为研究美学的一种不言自明的预设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正是主客二分的单纯认识论的提问方式。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也不例外，他当时在回答“美是什么”的问题时给出了“美在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答案，这个回答并没有否认或取消“美是什么”这种主客二分的提问方式，在根本上仍然是认识论的思维框架，只是把朱光潜先生作为主体的个人换成了社会性的主体。这个主体与作为对象的客体(美)之间仍然是一种认识论的实体性关系。实际上，只要承认“美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也就肯定并预设了“美”是作为客体的实体存在，其回答，实质上仍是一种实体化的现成论回答。这种认识论思路在把“美”实体化、现成化的同时，很容易推出美感是对于这种现成的实体化的美的认识、感受和体验的观点。这并未能根本突破对美和美感作主客二分的思考和探讨。80年代的《美学四讲》虽然有所发展，但是这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提问方式仍然存在。
第三，对实践的看法失之狭隘，无法真正成为实践美学的理论根基。在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上，李先生认为实践就只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就只是指物质生产劳动，人的其他活动包括艺术和审美活动都不算实践。这就把实践理解得太狭隘了。据此，实践只是人作为工具性本体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改变自然，然后在物质实践过程中创造美的同时也感受到美。虽然他也强调通过实践，在人与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但他所理解的世界是客观、现成的，人作为主体也是现成的。因此，人和世界的关系是现成主体对现成客体的认识关系、改造关系，人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获得自由，然后进一步再认识、再改造，如此循环往复。审美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之中。但实际上，实践美学始终无法真正解决物质功利性的实践如何过渡到非功利性的审美的问题。李先生后来提出“心理本体”概念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由此却又陷入“两个本体”的困境。
应当指出，李先生的实践美学并不是实践美学的全部，实践美学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呈现出“派中有派”的复杂状况，不同学者在坚持实践概念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实践美学，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如刘纲纪、蒋孔阳等先生，就对实践美学形成了不同的理解。这些都构成了我对实践美学进行反思的起点。尤其是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理论对我产生了直接、重要的影响。尽管实践美学当前面临很多问题，但我相信实践美学远未终结。当然，如果坚持旧有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那么实践美学要取得突破性的新发展恐怕也是有困难的。那么，如何在坚持现有实践美学的实践哲学基础的同时，对其局限有所突破、有所改造、有所发展，就成为我们长期以来思考的重大问题。
这时，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存在论思想给予我们以重要启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并不是孤立地生存，而是“在世界中的存在”(In-der-Welz-sein)，也就是说，“此在本质上就包括：存在在世界之中。因而这种属于此在的对存在的领会就同样源始地关涉到对诸如‘世界’这样的东西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了。”[3]16“此在在世”、即此在(人)“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是存在论的基本命题。海德格尔首先强调这一命题从其“复合名词的造词法就表示它意指着一个统一的现象。这一首要的存在实情必须作为整体来看”[3]62，而非主客二分式的；其次，此在的“在之中”不是人(身体物)在“一个现成存在者‘之中’现成存在”，而是“意指此在的一种存在建构，它是一种生存论性质”，是此在“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所以“此在”与“世界”决非“现成共处”、“比肩并列”的两个现成的“存在者”[3]63-64。因此，此在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论机制。海德格尔正是通过这种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阐明了“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个命题的存在论意义，他所强调的是人与世界源初的不可分离性。人一产生，就离不开世界，人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人与世界，不是先分，然后再寻求合，而先就是合，没有对立。同时，世界只对人而言才有意义，人只能在世界中存在，人就在世界中，世界只是对人存在，离开了人，世界就不再作为世界而存在。这就意味着不存在现成的孤零零的绝对主体，也不存在现成的、和人截然对立的绝对客体。人与世界在源初存在论上就不能分开，确定无疑的存在就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生存的存在论分析包含着超越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模式的重要思想。但是，真正引导我们走向实践存在论的，并不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而是马克思的与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海德格尔仅仅是我们走向实践存在论的一个中介或过渡。在受到海德格尔初步启示后，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学习马克思著作，我们欣喜地发现，原来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就蕴含着存在论的维度，而从这一维度出发，有可能为实践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崭新的视域，这也就是我们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不像某些人所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直接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充当哲学基础。
“实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之一。在马克思著作中，有两点是十分清楚的：第一，马克思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将“实践”与“理论”作为对应、对立概念的传统，在这一框架中，实践被视作与理论(认识)相对的人的“做”(制作)、行为、行动、生活、活动等，即认识(理论)的应用和实现，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改变。第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对实践作广义的理解和应用。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看成实践概念最基本、最基础的含义，但他从来没有将实践的含义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是认为实践还包含了政治、伦理、宗教等人的现实活动，以及艺术、审美和科学研究等精神生产劳动。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4]1就是说，在源初意义上，人与世界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人不能须臾离开世界，只能在世界中存在，没有世界就没有人；同样，世界也离不开人，世界只对人有意义，没有人也无所谓世界；世界从来不是与人无关的、离开人而独立自在的、永恒不变的现成存在物，人也从来不是离开世界和他人的、固定不变的现成存在者，二者都是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存在和发展的。正是人的“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即实践，将人与世界建构成不可分割的一体，也构成了人在世界中的现实存在。所以，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概括，典型地体现出现代的存在论思想。更重要的在于，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存在论思想乃是以实践论为基础、通过实践而实现的，它不仅包含着“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存在论思想，而且进一步揭示出人最基本的在世方式是实践。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人们的这种现实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72,56。在此，实践作为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
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集中体现着以下思想：人存在着，但只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而存在着；世界存在着，但只是作为实践的对象才有意义。抛开实践，所谓自在的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的自明性被消解了，而实践作为存在的逻辑前提被确立起来，实践作为一切属人存在的现实前提也被确立起来。这一确立本质上是为存在论的诸问题进行奠基。在传统本体论中被视为自明的“存在”，从此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实践概念成为存在论的基本、核心的概念。这样，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存在论就紧紧地结合为一体了。在这里，实践是观念的本源，也是存在论诸问题的逻辑前提。因此，存在论思想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专利，而是内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之中。而且，由于马克思的存在论是以其实践观为基础的，从而从一开始就不仅早于而且高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对马克思实践概念存在论维度的发掘与思考，成为我们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本依据。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和我的几届学生的反复讨论，我们逐步形成了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
首先，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这时的实践是广义的人生实践，它不仅包括作为基础性实践的物质生产劳动，还包括各种精神生产活动，包括艺术和审美活动。
其次，审美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和人生实践之一。审美活动是人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因素，是人的一种高级的精神需要。它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由物质层次向精神层次的深度拓展，也是见证人之所以为人、人超越于动物、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重要存在方式之一。
第三，美学以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及其现实展开即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我们认为，不存在脱离具体审美关系、审美活动的、现成审美主体和现成的审美客体，审美主客体都是在具体的审美关系、审美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这就是说，在审美活动中，审美客体(美)与审美主体(美感)才同时现实地生成。因此，实践存在论美学就把审美活动(审美关系的现实展开)而不是美和美的本质作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逻辑起点。这是我们试图在美学研究对象上超越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具体尝试。
第四，以生成论的美学思想取代现成论的美学思想。我们认为，用主客二分的现成论的思考方式是无法解决美学基本问题的，美只能在具体现实的审美活动中动态地生成。这时，美学的思考方式就不再是问“美是什么”而是问“美何以存在”、“美如何生成”，从而展现出生成论的美学思想。
第五，审美是一种高级的人生境界。人在各种人生实践活动中、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会形成各种与世界的统一关系，这些关系着重体现在人对自身生存实践的觉解与对宇宙人生意义的体悟的不同程度、层次和水平上，从而会形成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而审美境界是其中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境界。它能在较大程度上超越个体眼前的功利性和有限性，达到相对自由的状态。
实践存在论美学从存在论的角度理解实践概念，将广义的人生实践作为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强调在实践活动中才具体地展开人及其整个世界。我们认为，这一思路对于突破现有实践美学的理论局限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一思路能够帮助我们在美学研究中超越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以主客二元对立为中心，在主体方面设定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在客体方面设定本质与现象、普遍与特殊的二元对立，并以这一套二元对立模式去解释丰富多彩的审美现象，这就必然造成一种本质主义的美学思路，从而把审美活动包括审美主客体从生生不息的生成之流中拔离出来，切断主体之为审美主体、客体之为审美客体的“事先情况”，即它们所处的人与现实世界的具体审美关系，同时也就切断了审美活动的存在论维度，即人生在世的生活活动或人生实践。这样，审美活动就被狭隘化为单纯的认识活动，即把美看做先在的、固定不变的审美客体，而美感则是现成的、同样固定不变的审美主体对美的反映和认识。针对这些问题，实践存在论美学试图立足于存在论的人生实践，全面超越上述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从而为当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其次，我们强调美学研究应当打破“现成论”的旧框架，建立“生成论”的新格局。前面已经提到，认识论美学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把“美”作为一个早已客观存在的对象来认识，预设了一个固定不变的“美”的现成存在；同样，它也预设了人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审美主体而现成存在，所以它把美学的主要任务确定为给“美”和“美感”下定义，从而总是追问“美”和“美感”是什么、“美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而从实践存在论出发，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美”和“美感”都不是现成存在、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形成和展开过程中、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这种生成论思路将会带来美学学科的新变革，由此，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基本问题、范畴系统、框架结构等问题，都有进一步反思、变革的必要和可能。
第三，在实践存在论美学看来，实践是人类的基本在世方式，艺术和审美活动也是人生实践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在世方式之一。人通过实践成为人，也通过实践得到了发展，其中就包括艺术和审美实践的作用在内。人类社会就是建立在包括艺术和审美活动在内的无限丰富的人生实践基础上的。人类文明通过实践活动得到建构和提升，作为人类文明标志之一的艺术和审美活动也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发展。反过来，艺术和审美活动也推进了人类实践整体的发展，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建设。而且，更重要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即实践的过程的观点，强调美学和审美活动必须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走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这对于改变美学局限于狭隘的理论和专家的学术圈子内的现状，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大众文化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有着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马克思的存在论视域的引入，使得实践存在论美学在坚持实践概念的核心地位的基础上，体现出现代美学的思想品格，也进一步凸显出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学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就产生于这一语境之中。应当说，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既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最初启发，更主要来自于对马克思的与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的认真学习和重新理解。它是我们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当代美学、尤其是实践美学进行长期思考、研究的结果。在研究过程中，很多理论观点都是在和我的多届多位学生共同学习、讨论中形成的。因此，实践存在论美学确确实实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立足于中国当代美学的独特语境，实践存在论美学在马克思的存在论这一新的理论视域中提出并思考了当前美学可能的突破之途，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美学、现代美学的多重学术上的追求。
首先，我们在研究中始终立足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坚持通过严格细致的文本分析展开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并自觉地将我们的解读放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根本的、伟大理论变革进程中，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性出发理解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因此，我们反对所谓“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反对将《巴黎手稿》与马克思之后的著作对立起来的做法。在我们看来，《手稿》中已经体现出马克思实践论思想的存在论维度，而正是这一点不仅与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相一致，更能成为今天美学建设的有力支撑。它使我们有可能突破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教条化、工具化、机械化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实践存在论美学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为基础，从其存在论维度出发提出并思考美学问题，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追求。
其次，在当前发掘和研讨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无疑可以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理论启示。前面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实践美学提出了很多批评，平心而论，其中一些批评不乏合理之处，实际上也暴露出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及其实践概念理解上的片面化、狭隘化倾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就产生在这一特定语境之中，它认真思考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充分重视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提出的挑战，力图应对这些批评和质疑，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当代美学的突破之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充分重视实践美学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也充分注意到了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批判的合理内核，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思考。在这一点上，实践存在论美学体现出对这一独特的中国语境的尊重。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未来中国美学发展所必须面对和尊重的独特语境。
同时，在理论建构中，我们努力尝试将理论思考与中国传统美学相互参照、融通。如实践存在论美学关于审美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的观点，关于审美境界是一种高级的人生境界的观点，尽管都是从实践概念出发进行论述，但这些思考都具有深层次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背景。正是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希望凸显出实践存在论美学作为当代中国美学的独特的思想品格，也希望它能接续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在审美中体现出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成为中国美学传统与现代对话的一个有益探索，从而为中西美学的交流、互动和融通以及美学理论的中国化提供某些新的可能。当然，这方面目前还只是初步探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在我们看来，未来中国美学的发展，应当立足于中国美学的整体发展之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体现出中国当代的特定语境，提出并思考中国独特的美学问题。实践存在论美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当然还远远不够。
第三，实践存在论美学曾经受到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思想的某些启发，对此我们并不否认。而恰恰是这一点，促使我们从存在论的视域出发，重新学习和解读了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及其他著作，使我们得以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存在论的维度，只不过在我们文艺学、美学界之前的研究和阅读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在这种重新学习中我们也很高兴地发现，其实中国哲学界走在了我们前面，对马克思著作、包括后期著作中客观地存在着存在论思想，哲学界的多数学者实际上有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而且他们把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看做马克思哲学革命主要标志。这对实践存在论美学客观上构成了极大的支持。而且，通过这一存在论的解读，恰恰能够把马克思放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整体发展之中来审视，也能够进一步凸显马克思思想的现代意义，凸显西方传统哲学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开创性地位。在这样一个学术语境中，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就我们主观想法而言，也有追求现代美学的思想品格的意图。它的关于审美生成论的思想，关于实践活动逻辑在先的思想，都体现出美学的某种现代指向。而这一切，又都是在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存在论维度的基础上获得的。
毋庸讳言，目前实践存在论美学还远未成熟，更谈不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一些基本思想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贯彻到底，还包含着很大的思考空间和可能，也还可能会有许多改进和变化。因此我们一直在强调，目前只是“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而且这个“走向”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无止境的。就此而言，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进行中的、未完成的。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学界的批评和指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当前学界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争虽然并未完全立足于学术问题本身，有的有政治化批评的味道。但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马克思美学思想和实践存在论美学毕竟不无促进之处。
在论争中，我们重新认真学习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也更加坚定了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信心。我们相信，实践存在论美学所体现出的现代存在论基础及其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自觉，有可能成为促进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和建设的有益尝试之一。李先生的实践美学在今天仍然具有进一步开掘的理论潜力。那种无视实践美学的自我突破与创新，简单宣告实践美学整体上已经“过时”或“终结”的观点是不合适的、武断的；同样，固守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教条化、僵化的理解，拒绝与当代学术思想进行沟通与对话的做法，看起来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只会使马克思主义美学脱离现实语境，并最终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引入死胡同。据此，笔者认为，那种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主要观点缺乏基本了解却加以粗暴的、有时是政治化的指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也无济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
实际上，两年来的论争也充分表明，在当前中国美学界，坚执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仍然占有很大的市场，那种在学术论争中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也屡见不鲜。当然，这些并不是学界的主流。对于中国美学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国内许多学者也都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好几种不同思路、观点的美学理论教材；前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叶朗先生所著的《美学原理》。这种多元发展的态势对于中国美学建设来说实在是一种非常好的局面。就是实践美学自身也可以有、事实上也已经有多元发展的趋向，比如，邓晓芒先生、张玉能先生各自提出的“新实践美学”就体现了这一点。我相信中国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注释：
①“我们依然真诚地欢迎并期待严肃的、真正学术的而非政治化的批评，然而，对于本文和我们此前几篇反批评文章所涉及到的有关议题，如果看不到董先生像样的新的批评意见，我们就不准备继续回答了。”朱立元、栗永清《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②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陈炎《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学术月刊》1993年第5期。
④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⑤详见拙文《试析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两个本体论》，《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此处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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