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高等教育的品质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品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1）02-0015-04
1996年，欧洲大学校长会议（KPE ）公布了《制度化评估：质量战略》报告；1998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发表了《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把发展高等教育的重心放到提高办学质量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入，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高等教育质量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以培养目标、通识教育和教学改革等三个方面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品质作具体讨论。
一
改变传统的大学培养目标，是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一个前提条件。大学的培养目标是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对于人才的看法。“洪堡式大学”培养的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专家，“威斯康辛式大学”培养的是各种实用性人才。解放前，我国一些大学坚持区分“学”和“术”，潘光旦先生就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只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要做“士”——承担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学的培养目标比较笼统和单一，缺少个性，缺少层次和专业特征。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用一种格式化的方式培养人，就必然导致千人一面的结果。比如清华大学，学校条件在国内是一流的，生源也是一流的，学生都具有比较高的潜质和个人成就动机。但通过对毕业生的追踪调查，人们发现，在传统体制下，经过四年的培养，清华的毕业生和普通工科院校的毕业生相比没有太大的区别。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清华和其他普通工科院校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是同一的。是和社会需求、学生的成就需求与发展潜力相脱节的。这说明传统的体制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高等教育的培养效率是很低的。而目前清华大学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正是基于对这种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现代大学强调培养目标的类型特征、专业特征、层级特征、校型差异和地区差异。在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专业目录修订的基础上，教育部又组织了全国1000多所高校同步修订1999年的教学计划。经过修订的教学计划已经打破过去对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简单而笼统的规定，开始体现出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比如，复旦大学作为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综合性大学，提出要通过通才教育、素质教育和个性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华南师范大学则突出师范性的特点，强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学科教学所需要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今后的努力方向。
事实上，现代高等教育在制定培养目标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在制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时就应当积极体现社会的需求。在今天，社会的复杂性不断增强，这就要求人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很宽的专业知识面。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强调人才培养的宽平台、宽口径，强调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成长，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其次，我们认为培养目标的制定还受到学校特色和学校传统的影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是不同的。比如，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有百年历史的综合性大学，由于南京大学有重视科学、重视学术研究的传统，所以它就十分重视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而南开大学则培养了像周恩来这样的一代伟人，它十分重视对学生做人方面的影响，强调学问与做人的统一。
二
现代高等教育强调确立一种个性化、多元化的培养目标，为的是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现在看来，一个人仅仅拥有一些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复合型人才需要的是一种综合素质。物理学家劳厄认为，素质就是把所学的知识忘光后剩下的东西，就是人的思维能力。大学生素质的培养不能仅仅依赖于专业教育，专业教育只能造就专家，一个真正和谐发展的人必须同时接受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人文教育方兴未艾。人文教育在港台地区和国外被称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大陆被称为“文化素质教育”。这种教育源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或称“自由教育”），它是教育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大学中的具体表现，是为了有别于工匠式的专业教育提出来的，反对的是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长期以来，许多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能否实现“既培养学生成为专业人员，又培养其成为有教养的人这样一种双重目标”？能否不仅使人学会“做事”（to do），而且使人学会“做人”（to be）？通识教育就是对此所作的回应，它所承担的使命包括：补缺、纠偏，摆脱狭隘与浅薄；整合、贯通，由知识的统摄渐臻智慧的领悟；超越功利，超越“小我”，弘扬新的人文精神[1]。通识教育将在培养全人的理想引导下，通过更为多样化的实践方式来达到全人教育的目的[2][3]。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通识教育不同于通才教育。通识的要义在于强调“识”与“通”，即见识与智慧的通性，强调人的智慧及其对人类文化的“统摄”。通才教育则强调知识的广博性，它可以将人们导向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就其教育的价值形态而言，通才教育要实现的主要是工具性价值，通识教育则看重教育的内在价值，其希望达到的教育目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目的。两者虽一字之差，但其出发点与归宿是不一样的。第二，在通识教育中，应当整合科学文化与人文化。一般来说，科学文化价值观较为尊重事实、依从客观、以理性的力量和认识的方式达到把握世界的目的；人文文化价值观则较为尊重生命、崇尚文化、以精神的力量和情意的方式达到把握世界的目的。但是，科学文化也属于人类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并且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文化。说到底，科学文化也好，人文文化也罢，就其“人为的”和“为人的”本质精神而言，它们在人尤其在人格中是不可能真正“分裂”的。因此，在通识教育中更应当在整合的意义上使它们保持互为融合的关系。
进一步说，研究高深学问是大学存在的根据，它区别于基础教育，就在于它是以进行专业训练和养成专业素质为旨归的。但在今天，知识、学科和专业的概念正受到挑战，传统的专业界限正在被打破，对于专业的理解更为灵活，因此，专业教育正在向通识教育回归。另一方面，在大学教育中，是否存在独立的通识教育，换言之，离开了专业教育的通识教育是否可能？
由此可见，现代通识教育的实现途径必定是多样化的。通识教育所要传达的是一种精神性、氛围性的文化，因此就必须有一些中介来帮助它实现这种文化传递。现在很多学校主要是用课程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说，在一定历史阶段，开设一些通识课程来进行通识教育也还有一定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这种课程既包括显性课程也包括隐性课程，由大量的人文讲座和文化论坛所形成的一种氛围文化就是进行通识教育的一种隐性课程。我们认为，不能把上大学只看成是为了毕业取得文凭，而应把它看成一个年轻人在他生命最重要的时期所获得的一段经历，而这种经历又一定是由很多刺激性的令人向往的高峰体验所构成的。这种体验可能需要通过接触那些人品学品兼备的人物和一些特殊的氛围来获得。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激起体验的知识可能被忘却，但它对年轻人心灵的开启和灵魂的震撼却会作为一种经验永远保存下来。从发展趋势来看，显性课程的比重将不断下降，通识教育的课程结构将趋于精简和合理化。比如，现在港台地区的通识课程一般集中为三类课，包括文明史课程、理性思维课程和问题课程，这比起原先开设许多繁杂无章的课程的教育效果要来的好得多。当然，开设文化的群集课程，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教师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学校应当开出不同特色的通识课程。比如师范院校的通识教育就应该更偏重于进行师范精神的教育。与这种运用课程进行通识教育不同，现在美国的大学开始倾向于德国人的看法：参加研究工作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由于现代通识教育关心的并非知识，而是一种思维的方法。当学生注视着教授们探索新知识时，就可以领悟一些新颖的思想方法。因此，美国大学开始重视通过学生选修的专业去进行通识教育。“叫一个想当物理学家的学生花费时间去学习西方文化遗产，可能会很不耐烦。假如叫他以物理学为学习中心，讨论物理学在历史上的影响，物理学对社会产生的结果以及物理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之类的科目，他就会注意了。一个学生只要认识非专业学科与专业学科的关系，他会热心钻研的。”[4]这种通识教育的思路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发表的《重建本科生教育》的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5]。 笔者认为这样两种开展通识教育的思路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愈加开放的现代高等教育中，应该尝试多样化的思路，倘若如此，高等教育必将从中受益。
三
现在看来，提升高等教育品质的关键在于进行教学改革。教学改革的起点是培养目标，中心是课程和教法，核心是创新精神的培养。由于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的封闭和落后，再加之知识经济的日益迫近，我们今天教学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
就课程而言，目前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仍然十分陈旧，严重滞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我国著名的白鳍豚专家周开亚教授就认为，现在生物系开设的课程和他40年前读大学时候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既然生物科学已经发展到可以从分子水平来解释动物结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在教学中再回到肌肉和骨骼的水平来演历人类生物科学发展的全过程。当科学研究已经找到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和表达模式的时候，如果在现场教学中仍然坚持使用一种低水平的解释模式和表达模式，显然既不能带动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又迫使学生负担许多过时的知识，造成学生的知识超载。这是我国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新的一轮教学改革要求出版一批能反映最新学科成就的教科书，必要时甚至可以采用国外的原版教科书。其次，目前我国高校的课程结构严重老化，学科分化过细，过分强调课程的专业化，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说到教学改革首先就需要调整课程结构，而调整的重心则在于重组课程和精简课时。我国高等教育因袭了工业时代强调学科分化的弊端，从而导致专业壁垒森严、学科界限明晰、课程叠加和重复现象突出，学生课时负担过重。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综合的时代，各种学科知识需要在人的生存经验面前接受考验，从而以生存性知识为核心来整合各种知识；同时，当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从而要求在高校教学中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实行宽口径教学。正因为如此，所以学科重组势在必行。适当地重组课程，建立一种群集课程，无疑有助于提高教育效率、整合教育因素、促进教育创新。但是以学科重组为主题的教学改革事实上却步履维艰，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究其原因，第一，教师的知识结构老化陈旧，无法适应新的综合课程，而精简课时就需要教师重新制定教学大纲，甚至一些教师可能因此而没有课上。第二，学科和专业壁垒森严，各个学科之间、教研室之间鉴于以往形成的门户之见，很难进行沟通和交流，更不必说在开设的群集课程中展开合作了。总之，当改革冲击到教师自身利益和习惯势力时，改革总是有一定难度的。除了课程以外，目前对我国高校的教学起着制约作用的还包括教学方法上的严重滞后。我国高校的教学长期以来存在着方法单一、手段陈旧的问题。几十年来，教师在课堂上坚持的主要还是讲稿加粉笔的传统授课形式，极少有教师愿意采用一些现代教育技术来加强现场教学的效果。在手段陈旧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高校的教学主要还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授，教师仍旧把教学视为一种可控制的过程。现代高等教育的教学越来越强调思维方法的培养，而不是对传统专业知识的掌握。现代高校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确立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主动的、双向的、探索的、研讨的过程中成为学习的主人，从而提高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而这种基于学习方式的转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调实践对于学习的价值和意义。“经合组织”提出，在知识经济中边干边学是最重要的。博伊尔在其重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的方案中，认为通过教研人员和学生共同参与研究活动能有效地促进教学，所以，他把这种“以研究为本”的合作性学习、团队学习作为改革本科教育的第一个有效途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创始人罗杰斯也认为，“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最有效途径，是教学、研究与关注真实世界问题的结合[6]。同时， 这种合作也为实现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思路。现在，有些教师不愿意从事本科教学，把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看成相互对立的东西，认为教学和科研是可以彼此独立的两个领域，这实际上是对学术的一种偏狭的理解，现在，人们越来越体会到，一方面教学是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而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教学和科研又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教学和科研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两者之间的渗透性和互动性特征将得到充分凸显。
教学改革的宗旨是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这也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现代转型的依据所在。同时，一个开放的高等教育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由于传统体制和落后的文化因素的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处于一种封闭保守的状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创造性的培养。这其中包括单一的人才规格和培养模式、不合理的课程结构、呆板的知识传授方式和落后的教学理念、被应试主义主导的考核和评价方式以及僵化的教学管理模式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学生无法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广阔的知识背景支撑以及思维上的灵活性。比如，应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在我国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应试不仅是基础教育的问题，而且也在高等教育中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应试教育说到底强调的是专业化知识的重要性而忽视思想方法的培养，强调的是知识的唯一性而实际上扼杀了一种创造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是与工业化相匹配的教育观。创造是知识经济的主题，因此，有必要突破工业主义的干扰来培养这种创造性，但是，工业化还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努力实现的现实过程，这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所以，在当前我们提倡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更多地是从教育所具有的超越性特征来说的，在我看来，它也应该有一个地域差异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培养创新性人才既然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课题，那么，在当前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就应当充分凸显这一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人的创造力是由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人格、动机和环境等六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Sternberg,1991）。目前的大学教学常常过分地强调智力和知识的作用。而所谓的智力又偏重于认识的能力和记忆的能力，却不太强调培养学生对认识活动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不太注重学生认知策略的养成；至于知识，则更注重灌输陈述性的知识、原理性的知识，却不太关心学生的完整知识结构的形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形成独特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同时必须兼顾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激发学生进行不断创造的动机。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意志培养，对于创新精神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营造一种安全自由的互动情境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这几个因素同时在教学中得到整合，才可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品质的人才。
收稿日期：2001-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