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争力排名的下降看中国经济竞争力所面临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力论文,所面临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从1986 年开始创立并逐步改进一组评价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原则、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以及数据指标，并开始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和排序。到2000年，占世界GDP总产出95%以上、 包括了所有OECD国家在内的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该项国际竞争力测评，而分别由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 ）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GCR）》和《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WCY ）》也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界了解本国、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参考。
一、中国的竞争力排位在2000年继续下降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在2000年4月公布了《2000 年世界竞争力年鉴》，在参评的47个国家中，中国的综合排名从1999年的第29位下降为第31位，这是自中国竞争力排名在1998年获得第24位的最好名次以来的连续两年下降。在IMD竞争力评价体系的8个大类（国内经济状况、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290项指标中（其中含统计数据等硬指标179个和问卷调查的软指标111个），中国的国内经济状况、经济国际化程度、 政府作用和影响、企业管理水平、科学技术的投入和产出、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源等5个类别的相对排名均有较大幅度下滑。
世界经济论坛在2000年9月6日公开发布了《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参评的59个国家中，根据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长期竞争力的经济成长竞争力指数（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中国由1999年的第32位下滑到第41位，是自1998年获得第28位排名以来的连续两年下滑；
根据反映经济的微观竞争力位势或当前竞争力指标（CurrentCompetitiveness Index ， 又称为微观竞争力指数， MicroeconomicCompetitiveness Index），中国的排名由1999年的第49 位上升到第44位（中国历年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位次情况见表1）。
中国经济成长竞争力排名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报告中大幅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指标体系的重大调整。世界经济论坛从1998年报告开始，邀请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竞争问题研究大师、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参与问卷设计和结果分析，在1998年的年度报告中引入了微观竞争力的指标，在2000年的报告中对于竞争力指标构成作了改进和调整，将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分为经济成长竞争力和当前竞争力。为了反映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测度经济成长性的指标构成中，加大了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力比重，引入了一个反映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能力与创业难易程度的“经济创造力指标”（economic creativity index）。 由于科技创新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世界经济论坛将其列为与以国民储蓄和投资为基础的金融因素、以反映经济竞争性和开放程度的国际化指数同等重要地位（其权重各为三分之一）。在影响中国的经济成长竞争力三个主要要素中，以反映居民储蓄率和国民投资率为主的金融指标一直相对较好且相对稳定，过去三年排名分别为18、19、20位；反映国内市场开放、竞争程度的经济开放程度指标过去三年排名相对落后并约有下降，分别为45、52、54。由于中国在新增加的经济创造力指标上排名较差，为48位，所以导致中国竞争力排名从1998年的第28位、1999年的第32位大幅度下滑到2000年的第41位。
按照这种调整后的指标，2000年的竞争力排名与1999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变动，那些在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状况上有好的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国家，其竞争力排位有大幅度的上升。美国取代了连续8 年保持竞争力排名第一的新加坡而排名第一，新加坡排名第二。卢森堡、荷兰、爱尔兰、芬兰分别列3—6位，与过去的排名相比分别提前了4、5、5、5位，德国、以色列排位从25、28上升为15、19。转型国家中的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的名次都有较大攀升（最多的排名向前提12位、最少的前提6位）。相反，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排名，分别由去年的3、4位， 下降到8、11位，下降的位次分别为5、7位，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4、22 位下降到21、29位。中国的位次更由1999年的第32位下降到第41位，在所有排名国家中，属下降位次最大的国家之一（墨西哥、秘鲁均下降了12位）。由于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其它两个主要领域（金融条件和国际化程度）都没有突发性的改变，所以这些位次的变化主要可以归结为指标构成的调整，反映了在国家竞争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的今天，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创造能力严重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和竞争力。
表1 中国历史国际竞争力排名及与印度的比较
中国历年的国际竞争力排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经济成长竞争力(长期) 34
36
29
28
32
41
WEF年报 微观竞争力(当前) 42
49
44
参与排名国家数48
49
53
53
58
59
IMD报告 长期竞争力34
26
27
24
29
31
参与排名国家数48
45
46
46
47
47
印度在相应年度的排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长期竞争力39
45
45
50
52
49
WEF年报 微观竞争力
44
42
37
IMD报告 长期竞争力39
38
41
41
39
43
资料来源：IMD和WEF1995年—2000年间的年度竞争力报告。
二、从竞争力排名下滑看中国经济竞争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在吸收经济学、商业研究等方面的最新理论分析进展和经验研究成果基础上，不断地修改研究方法和改进评价指标，这一方面使该项研究对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更切合全球经济竞争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情况，在另一方面对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状况的历年变化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从近年来竞争力报告提供的分析框架和部分结论，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探求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途径。下面我们主要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分析中国经济竞争力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国经济的微观竞争力落后于宏观竞争力
自1998年，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报告中引入了迈克尔·波特教授所设计的微观竞争力指标（也就是当前竞争力指标），主要根据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调查问卷对企业运行的商业环境和企业在运作管理和经营战略上的成熟程度的判断，比较分析国家和地区间的微观竞争力基础，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推出微观竞争力指标的理论基础在于，企业是创造国民财富的主体，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最终由企业的生产率决定。国民财富的增长，归根结底依靠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企业生产率、即经济的微观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商业环境和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与经营战略的成熟程度两个方面。其中，商业环境包括要素投入的质量、需求条件、相关的支撑产业、公司竞争环境等四个方面的48项指标；衡量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和经营战略的成熟程度的指标包括公司的竞争策略、人力资源建设、研究开发、从国外获得技术许可等15项指标。根据微观竞争力指标，中国经济的微观经济竞争力在1998、1999、2000年的排名分别为41、49、44，而同期中国经济按成长竞争力排名分别为28、32、41，微观竞争力显著落后于经济成长竞争力（即宏观竞争力）。同处于发展中大国的印度，虽然其同期的宏观竞争力均落后于中国（排名分别为50、52、49），但其经济的微观竞争力排名却比中国好（分别为44、42、37）。
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微观竞争力落后的原因，反映出企业运行的商业环境排名较差（过三年排名分别为40、50、45，印度相应为42、43、37），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方面比较落后（因特网接入、国际电话费用、商业信息的获取排名在53名以外），要素投入的质量，包括人力资源、科技水平等方面也同竞争力强的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与1998年相比，中国的商业环境在1999年有较大的改进（反映在2000年的报告中）。但是，在企业的运作管理和战略的成熟程度方面，中国的排名却从去年的第31名下降为第38名，这表明中国企业的内部运作和管理不能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中国经济“宏观层面较好、微观层面较差”的说法，其实也是中国的微观竞争力落后于经济成长竞争力的另外一种表现。从经济微观竞争力的角度上分析，这是由于中国的企业，主要是本土企业的管理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多年来工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单位GDP的能耗、单位GDP所产生的污染物等项指标都排名最末）。国民经济增加值部分许多是由外资投资所推动的。加强企业的管理水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水平的长期而紧迫的任务。而体制创新是管理创新的基础。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企业必须转变竞争的方式，即由国家的比较优势（低成本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决定的公司竞争优势转向提高生产率开发、差异化更强的产品和工艺，这要求企业在企业目标、运作方式、战略选择上都必须进行调整。中国的企业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样，除了在管理水平上有待提高以外，还必须改变在经营策略上存在的机会主义色彩。过去它们主要依靠迅速抓住由于政府放宽管制、优惠政策以及外资企业所提供的OEM生产合同等机会获得回报，在管理水平， 特别是在企业的经营战略上还难以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企业相比。要在一个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中变得更有竞争力，企业必须在市场营销、物流后勤的保障以及服务方面扩充自己的实力。企业只有建立在可持续的竞争策略基础上才能建构其独特优势和技能，发展独特的客户基础，达到必要的生产率水平和创新能力，以支持员工的高工资和高利润，从而带来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相对于中国现实的制度基础和宏观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的微观竞争力未能达到它应有的水平，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同时，在现有微观竞争力的基础上，中国潜在的人均GDP水平应该高于现实的水平。
2.国家创新体系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对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率水平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已经初现端倪，所以世界经济论坛的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强调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创造力对于经济成长竞争力的影响。在新的指标体系中，中国竞争力排名大幅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创造力的指标较差，这实际反映出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缺陷。
经济创造力的指标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反映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技术指标（technology index）”，另一部分是反映新企业创业难易程度的“创业指标（startup index）”。 在这一指标体系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指标由自主创新能力和从国外获得技术的能力确定。由于从经济的角度看，决定一个国家生产率水平的是它所采用的最新技术和创新，而与技术和创新的来源无关。所以中国虽然自主创新和技术的自立方面比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都强，印度、巴西的企业在有意识地通过技术专利许可的方式从国外获取技术方面比中国企业好，故其技术指标排名均在中国之前。
世界经济论坛1999年的竞争力报告，结合美国竞争力委员会1999年发表的《对美国经济繁荣的新挑战： 来自创新指数的发现》，对56 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政府在非军事领域内的研究开发投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素质、科研机构的质量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四个方面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上游创新因子（upstreaminnovationfactor），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下游创新因子（downstream innovation factor）用申请专利的数量来衡量，它反映了将技术商业化的能力和水平。中国的上游创新能力较强而下游创新能力较弱，所以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相对落后，排在巴西和印度之后。 表2给出了中国的创新能力在1999年的相对排位与其它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除了技术创新能力，一国的经济创造力还与将新的技术用于创造财富的创业活动有关。创业环境主要包括新企业设立所面临的行政和法规上的困难、获得创业资本的机会以及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报告所设立的创业指标刻画了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难易程度。中国的创业指数排名不但比巴西、印度差，而且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转型国家都差，这表明我国目前缺乏对中小型企业创业的有力支持，这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一个较薄弱的环节。
表2 中国的创新能力排位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比较（1999年）
创新因子 上游创新因子 下游创新因子 微观竞争力指标
中国大陆45 25
48 49
台湾地区17 14
20 19
香港SAR 23 35
22 21
巴西 32 41
30 35
印度 37 26
37 42
韩国 25 21
26 28
日本
8
3
10 14
注:参与排名的国家共58个.
资料来源：Porter,M. E.( 1999) innovation capacity andprosperity:the next competitiveness challenge, 《The GlobalCompetitiveness Report 1999》,pp54—65。Portr,M.E.Stern,S.(1999) The New Challenge to America's Prosperity: Findingsfrom the Innovation Index,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Washington,D.C.
我国虽然拥有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和较强的上游创新能力，但经济创造力却相对落后，这主要反映出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还没有完成面向市场经济的战略性重构。目前存在的科技研究与生产脱节、基础研究上有较强的实力但却缺少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渠道、缺乏对于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能直接用于创造财富的所谓中间技术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确立。这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3.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其它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过去10年加快，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推进了全球竞争的舞台，许多国家在推进国内的经济改革和转型的同时，逐步推进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其经济竞争力迅速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提出严峻挑战。这些国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东欧的转型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其发展阶段与中国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
匈牙利、捷克、波兰、 斯洛伐克等转型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5年有较大的提高，从90年代中期排名在中国之后迅速赶上和超过中国，这反映出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逐步完成，它们在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水平上所具有的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
虽然印度经济的灵活程度和国际化程度相对于中国较差，但印度正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内市场逐步对外开放，与企业竞争力密切相关的商业环境正迅速改善，新兴企业创业的环境较好，民营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国际化的历史和意识比较强，这反映在其微观竞争力排名、经济创造力排名均在中国之前。近年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更使企业家的创造力得到释放，为印度企业提供了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并积极创造竞争优势的机会，为印度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增长奠定了微观基础。
由于转型的国家，特别印度、巴西等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状况等方面与中国高度同构，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国际竞争力消长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国际竞争力评价所反映的是在全球化经济进程中，各国经济的微观主体的竞争力和宏观环境质量的相对位势。宏观经济政策、中观的商业运行环境和微观的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共同决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并最终决定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重大的改革，现在已经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并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是，要在开放的格局下改善企业的微观竞争机制，并改进企业的商业运行环境和管理水平。针对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变化，我们应该通过下列措施提高中国的经济成长竞争力和当前竞争力。
1.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外部约束，迫使企业改进经营效率。
3.转变政府职能，在包括电信、电力、油气、铁路、航空等战略性和基础性产业建立政企分开的新体系，逐步确立由相关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相对独立的监管主体所组成的新的监管体系，在促使企业通过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确保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
4.通过深化信息与通信行业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国民经济的信息化，为企业提供优良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并鼓励企业在充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5.加速重构国家创新体系，使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有机结合，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探索建立新的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体系，以确保超经济的国家目标的实现。
6.加大金融体系的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拓宽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7.中国的企业必须立足于市场竞争，制定和改进竞争战略，从单纯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和国内的初级产品市场转向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于更广泛的国际消费者。同时，通过独特的品牌和服务以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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