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假如’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第5期《读书》上有李泽厚先生的一篇《思想史的意义》，其中论到“‘假如’史学”的意义。所谓“‘假如’史学”就是近年来史学界一直在讨论的“假设历史”问题（历史学界又称此为“反事实假设”，而逻辑学界称此为“反事实条件句”，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则称为“反事实思维”）。史学界的这场讨论原本是由李先生引起的。他在与刘再复先生合作出版的《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一书中有这样一个反事实条件句“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种说法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也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有人仅在方法论上支持），于是展开讨论，不仅讨论这样一类的具体命题能否成立，而且从方法论上讨论反事实条件句在历史研究中能否成立，双方的分歧很大，看不出有取得一致的迹象来。李先生现在也论起“‘假如’史学”的意义来，显然是对这场讨论做出的回应。请看他怎样说：
“‘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荦荦大者……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李先生所说的“‘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具体到中国近代历史，革命虽然是主题，但并不存在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它还有另外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在历史研究中就可以假设革命以外的发展道路，否则就陷入历史宿命论。李先生在此没有具体说可以假设的另外的道路是什么道路，但联系他在《告别革命》一书中的言论，可以知道他所说的非宿命论的“假如”，就是“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个命题。
于是问题又回到李先生提出的这个反事实条件句能不能成立上来了。李先生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这个条件句的前件命题“中国当年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是有“历史可能性”作根据的，所以整个条件句可以成立。而反对者却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没有走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所以命题不能成立。史学界将近10年的“假设历史”的讨论，其核心就是在讨论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命题有没有“历史根据”。
对此，我不能不遗憾地说，这个“核心”问题的讨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哲学界、逻辑学界、心理学界、语言学界对反事实条件句的讨论比历史学界的时间要长得多、内容要广泛得多、分析要深入得多，但未曾讨论过前件的反事实假设是否有“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的问题。为什么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前件的反事实假设已经说明是假设的了，已经说明它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未曾发生过，甚至是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发生的了，还讨论它是否有“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做什么？它就是一个假设的条件嘛。那么这种反事实条件句所要讨论的是什么呢？它要讨论的是整个复合命题能否成立，这就需要讨论其前件和后件的关系，要看前件是否满足后件所要求的条件（明确条件或蕴涵条件），满足了就成立，不满足就不成立。请看几个例句：
例1、昨天如果我带报纸了，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这个命题的前件是有可能性的，因为带一张报纸是很可能的，可是整个命题却不能成立，因为我们从经验知道报纸不能遮雨，前件未满足后件的要求。将这个命题改一下：
例2、昨天如果我带雨伞了，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从经验我们知道，雨伞能够遮雨，所以命题能够成立，至于前件命题有没有“可能性”作根据我们不予考虑，即使事实上“我”在昨天根本就找不到一把雨伞，命题也可以成立。
例3、1957年7月罗稷南当面请教毛泽东：“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想了一下说：“如果他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注：陈焜：《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书摘》2002年第12期，原载《老照片》第24辑，山东画报社2002年版。）
这个条件句的前件“如果他（鲁迅）还活着”，并没有“可能性”作根据，而且从这个前件命题也不能推出后件命题——“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后件命题是根据鲁迅生前的表现——对统治当局的态度是“冷嘲热讽和横眉冷对”——推测出来的。罗稷南和毛泽东在问答中虽然都没有提及鲁迅生前的表现，但他们所说的“鲁迅”已蕴涵“冷嘲热讽、横眉冷对的鲁迅”的意思，罗稷南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问：“那个冷嘲热讽、横眉冷对的鲁迅如果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知道他问的是这样一个鲁迅，所以回答说“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上面3个反事实条件句能否成立与前件命题有没有“可能性”无关，而只与前件是否满足后件所要求的条件有关。按照这个原则，我们来讨论一下李泽厚先生的命题能否成立：
“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对于这个命题，不需要讨论前件有没有历史可能性作根据，即不需要讨论中国当年有没有“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而需要讨论命题的前件与后件的关系，需要讨论为什么“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就会“好得多”，而不是“坏得多”。按照李泽厚先生所说，历史发展有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像宿命论所认为的只有一条道路，那么李先生的命题“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就是宿命论了，因为他反复说的只是“会好得多”这一种可能性，却从来没有说到另一种可能性——会坏得多。可是根据我们对清末民初历史的了解，我们认为坏的可能性大于好的可能性，因为：在清末清廷搞过君主立宪，结果弄出一个极腐败极无能的皇族内阁，使它倒了台。到民国初年，还有人认为搞君主立宪好，于是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结果中国改良主义的鼻祖之一梁启超带头反对，策动蔡锷起兵讨袁，捍卫共和，“洪宪帝制”仅存在了83天。康有为未从“洪宪帝制”的失败中接受教训，反而认为让清帝搞君主立宪（康有为称为“虚君共和”）会成功，于是勾结“辫帅”张勋，拥立清逊帝溥仪复辟，结果12天就失败了。率先起兵讨伐张勋的竟是北洋系的段祺瑞，他因此得到“再造共和”的美誉。从清末到民初，搞过三次君主立宪都失败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命短，这充分证明君主立宪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了。李泽厚先生置这些史实于不顾，一定要说搞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会好得多”，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李先生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论证，可是那些论证没有任何说服力。例如，他说：“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混战。”（注：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这是在假设清政府不被推翻的条件下，设想清政府能够担负起现代化和救亡的使命，以此来证明让清政府搞立宪“会好得多”。可是这样一种证明的方法恰恰违反了逻辑学家所设的一条禁规——不能用假设来证明反事实条件句的成立，所以这种证明是无效的。对于李先生假设的这番道理，我们只要表示一句“不相信”就可以了，因为李先生没有为我们提供清政府确实能领导中国人民搞现代化和救亡的历史根据，而仅仅是推想它能够这样做；而仅凭推想，不同的人就可以做出不同的推想。譬如我们可以推想：清政府如果不被推翻，它可能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而加紧出卖权益和依附外国侵略者，它可能接受比“二十一条”更为严酷的条件而甘当日本的傀儡；而根据溥仪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成立伪满洲国的事实，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如果1911年不发生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推翻而让它继续统治下去，到日本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时，它很快就会投降了。我们的这个推想和李先生的推想完全不同，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以假设来互相辩论，那是说不清楚的。
反事实命题不能用假设来证明，而只能用已知事实（或定理）来证明。前引的例3，毛泽东是根据鲁迅生前的表现——冷嘲热讽——来推想1957年“可能有的”鲁迅的表现，所以命题的后件“他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只是这个历史事实的根据蕴涵在前件命题中。毛泽东还有一个著名的反事实命题：“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0页。）这个反事实命题（“如果……也将……”）的后件是根据“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事实而推论出来的。上面两例毛泽东的反事实命题，我们不一定都赞成命题的内容，但赞成他的方法即用已知的事实来证明后件命题，而不是用假设来证明后件命题。用毛泽东的证明方法来检验李泽厚的“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的命题，那应该怎样来证明它呢？应该用清政府未被推翻以前的表现来证明，即找出清政府搞君主立宪、搞现代化、搞救亡的实际成绩来，根据这些“实际成绩”，再推论出“如果不推翻清政府，它会搞好君主立宪、搞好现代化、搞好救亡，中国会好得多”。如果有这样的论证逻辑，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可以据之进行推论的“实际成绩”，对此李先生也是很清楚的，他不是也说“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吗？由“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的事实，怎么还能推出它搞现代化和救亡的可能性呢？又怎么能根据这种可能性来否定推翻它的历史合理性呢？如果李先生的逻辑可以成立，那就不仅会把清末民初的历史搞乱，还会把当代中国搞乱，因为所有的犯罪分子都会有恃无恐地去做恶，而法院却不能判那些罪大恶极者死刑，如果判他们死刑，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个巨贪，我是杀人狂，但不能判我死刑，因为我将来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好事，立新功！我们能赞成这种逻辑吗？
总之，反事实条件句不需要证明其前件有成立的根据，而需要证明其前件是否满足了后件所需要的条件；在证明的过程中，不能用假设来证明，而必须用已知的事实来证明。换言之，反事实命题可以用“假如……就会……”的方式来表达，却不能用“假如”来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假如’史学”，而只有实证史学。
最后要说明一点：本文仅讨论了“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样的反事实条件句应该怎样进行论证，指出它不需要证明其前件是否有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作根据，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讨论“中国当年有可能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这样的命题，这样的命题当然可以讨论，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它必须以另外的方式提出来，并且它不能被置于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