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评《文学原理》的治学方法与创新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靠什么论文,形态论文,当代论文,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文学理论在经历了复苏反思、引进趋新和观念重估的前期酝酿以后，已经形成原理更新、总体变革的良好蓄势。我们所久久期盼的理论突破和理论创造的自觉，我们所向往的学术超越和理论原创，我们所致力的从学理体系上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的准确把握，正一步步浮出水面。这样的学术感知在读了北京大学董学文、张永刚的新著《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之后，可以得到充分的确证。
在学理建设的意义上，这部《文学原理》的“原理性”与“系统形态性”贡献，主要来源于作者持论的学术方法，及其由这种治学方法带来的理论创新价值。透过全书的论证逻辑，我们不难感受到它这样几种可贵的学理品格：
一是以学理定位聚焦“元问题”与“问题元”。文学理论研究首先要面对一个“研究什么”的问题。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成立，因为文学原理毫无疑问应该研究“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可实际情况并非那样简单。因为文学是一种复杂的语言艺术审美现象，又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精神文化现象，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内涵，并且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错综交织又相互影响。因而文学原理的学科定位可以是本体论的，也可以是认识论的；可以是美学的、文化学的，也可以是社会学的、精神现象学的；可以是文学化的，也可以是艺术学化的。我们看到，有许多文学理论教科书越编越厚、越写越多，一些文学理论著述越来越冗杂，派生的东西越来越多，以至于使学科蕴含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甚至出现把文学理论“社会学化”、“美学化”、“文化学化”、“符号学化”等聚焦错位倾向，就在于研究者学理定位不准、学科枝蔓太多，持论“水分”太重，最终导致失了对文学基本理论的沉思和把握能力，反倒把本该研究的“原理”问题轻轻放过了。
《文学原理》则不同，它采用“回到原理”的本体论方法，实现了以“元问题”带动“问题元”的学理定位，以保持文学原理的纯粹性和本位性。因而，这部著作与常见的文学原理著述和大学中文系文学理论教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始终贯彻了“让原理位归原理”的理论初衷，把文学原理的“元问题”定位在“五个W”上，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样”、“文学有什么用”，以此衍生出全书总体框架的五个“问题元”：文学的本体与形态、文学的客体与对象、文学的主体与创造、文学的文本与解读、文学的价值与影响等，最后再以“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文学原理特殊的构成机制予以方法论的概括与总结。这样的文学原理，注重的是文学自身的道理与规律，瞩目的是文学原理的整体创新和理论之间的有机性、关联性与逻辑承递性，得到的是有关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在理论原创上的准确定位，以及文学基本理论在体系的严整与缜密、理论观念的自律与张力上达成的辩证统一。由于作者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依靠理论本身的逻辑和思辨过程来形成理论的周延性和理论的活性，使该书一方面可以给被弄得冗杂不堪的文学原理“消肿”、“减肥”、“缩水”，让文学基本理论更加纯粹、更加集中，也更为到位和深入，另一方面也让有意留下的理论“空场”去激发读者的思维空间，以融容其他学说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结果，作者笔下的文学原理不仅紧紧抓住了文学的“元问题”，也有了贴近原理本体的、有序衔接又融贯整体的“问题元”，完成了从本体到客体，从客体到主体，从主体到文本，再从文本到价值、由价值到方法的理论本原建构。
二是以创新精神区分“照着说”与“接着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真理的执着追寻，在于这种追寻中的创新与超越。可时下有些文学理论研究在充盈而紊乱、深厚而沉重的中外文论遗产和新说面前缺乏超越和原创的魄力，因而常常造成对理论问题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自己说”而是“别人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这样就使得文学理论研究在相当范围内的陈旧、重复、老套、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成果的“穿靴戴帽”，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文学原理》则不同，它不是亦步亦趋地在前人限定的理论模式中拌动沉重的翅膀，而敢于和善于在学理思辨的前沿舒展理论思维的利剑，以“接着说”的勇气和“自己说”、“说自己”的求实精神向老套和陈腐宣战，充分体现自己的理论个性和治学主体性。从概念、范畴到观念、思想，从理论体系到子系统延伸，都力求表达个我的见解，发出自己的理论声音。譬如，在“文学的价值与影响”一章中，传统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一般都是从“文学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娱乐作用”上论及文学的功能和价值，而《文学原理》则首先从“生成与实现”、“结构与功能”、“自律与他律”三个方面论证文学价值的生成规律，然后从“人间情怀”和“精神向度”的二维向度上，揭示文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内涵，给人以切中肯綮又耳目一新之感。为了使理论成为理论自身的东西，在吸纳前人的理论成果方面，作者采取了不通过他人的话来建立什么观点的论述方法，而是尽量用自己的理论语言来表达。即使引用某个思想家的话，也是把它有机地嵌入到自己的原理体系中来，做到不重复、不累赘，避免原文的大段引用和对他人观点的辗转抄袭，而将有些引文的详细内容或相关意见放在每章后面的注释中加以解决，这样，读者可以在正文之外看到更宽阔的理论层面和更丰富的资料线索。作者采用了消化式吸收而不是“照单全收”式引录，为学术研究的“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提供了可能，有效避免子原理类著作中常见的理论因袭和简单认同。
三是以科学态度处理“往深刻说”与“往花哨说”。理论研究“往花哨说”容易，“往深刻说”难；同时理论研究又忌讳“往花哨说”，而崇尚“往深刻说”。然而，要把基本原理“说深刻”，不仅需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追求真理的韧性精神，还要有深厚的理论学养和良好的思辨能力。《文学原理》在理论的厚重和思辨的深邃性方面，把当前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看到，作为一部全方位更新学理、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开拓之作，书中没有新奇名词的狂轰乱炸，没有“新瓶装旧酒”式的故弄玄虚，没有浮滑矫饰的话语游戏，而是入乎其内地构建自己的理论范畴，鞭辟入里地探寻一个个理论命题，又探幽触微地辨析元问题与子系统之间的学理联系，让自然朴实的言说方式中富含思维谨严的学术新见和理性思考，在明白晓畅的话语表达里潜藏着逻辑思辨的深沉寓意，其虑周而思密、文洁而体清，处处透露着睿智的学术魅力，这在众声喧哗却又花哨失度的当代学界，是非常难得的。
为使《文学原理》“往深刻说”，作者坚持了这样几种科学态度：首先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它促使作者一方面用共时的眼光将文学看成一个整体，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考察其本体与形态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又用历时的眼光将这种考察放到历史的生长过程中，通过文学观念、概念的演变来获得印证；并且，理论逻辑的演绎不是简单地把所谓规律从外部注入文学本身，而是从文学现象本身找出这些规律并在理论思维中加以阐发。其次是知性与理性相一致的态度——知性是理性的基本材料，理性是知性的延伸发展，而这个延伸过程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的方式，而不是把理论理解为客观具体的文学“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结果。再者是保持一种不断反思的科学态度——作者善于在不断吸纳和比较中博采众长，独立思考，调整自我，在反思的推进过程中倾注自己的创新思维。
四是以学术眼光追求“返璞归真”与“综合创新”。这里的“返璞归真”是指聚焦文学原理本体的价值取向，而“综合创新”则是作者采取的学理建设方法论。该书的“导言”提出：文学原理研究“做大易，做纯粹难”；“做宽泛易，做深入难”。返璞归真，“让文学原理真正成为文学原理”，是作者的著书目标，也是对时下某些“文学原理”不像文学原理的矫正。为回归本体，达成“原理”的“原理性”，作者把理论触角深入到人类意识和思维、审美、精神领域的深处，从文学的本体与形态、客体与对象、主体与创造、文本与解读、价值与影响等五个维度上，逐一廓清它们的范畴、结构、形态、体系等各个层面，探析文学本真的原理构架和基本范式，获取对文学现象返璞归真的说明能力。同时又以“推进性”研究态度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当代问题，逐一清理哪些是老问题，哪些是新问题；哪些问题已经解决或接近解决，哪些问题有待重新思考或进一步深化；哪些问题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哪些是西方的问题，哪些是中国的问题；哪些是普泛性的问题，哪些是特殊性问题；哪些是带有前瞻性、预见性和设想性的问题，哪些是隐匿性、存疑性、待研性的问题等等。这样，就可以使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明确自身的使命，找到定位准确的研究目标，从而找到可言说的话语资源和启迪智性的理论容涵。
董学文教授是在文论研究界率先提出“综合创新”的学者之一。早在《文艺学的沉思》、《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等著作中，他就提出了这一极富现实意义的建设性构想，《文学原理》就是这一构想的成功实践和可喜成果。作者认为：时代已经进步到靠任何“单打一”的方式前进都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了，为了迎接未来，我们应该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论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要如此，我们只有走“综合创新”之路——即综合中国古代文论、外国文论和马列文论的学理滋养，吸纳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为建设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服务，并把各分支学科和不同文论学派的理论资源中具有元价值的、有再生功能的、切合文学本体的因子抽取并提炼出来，使之成为鲜活的理论元素，有机地深解在一个新的理论形态之中。我们看到，《文学原理》征引和涉猎的中外文论著作和学术观点达400多种，却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掉书袋”或“我注六经”的感觉，得到只有学术的新知识和智慧的快乐。正是有了这种兼容并包又综合创新的学术眼光，才使这部新著超越一般的文学理论著作，构筑出特立独行的学理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