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组织论文,先秦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丘，是先秦时期的基层地域组织，它曾在社会经济生活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比如公元前590年鲁国的“作丘甲”，公元前538年郑国的“作丘赋”等（注：《左传》成公元年；昭公四年。），就是以丘作为征收兵甲车马等军赋的最基本单位。但是战国时期随着郡县制度的确立，郡、县、乡、里组成自上而下的各级政权机构，丘便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有关丘的起源、演变，丘的规模、职能，丘在行政系统中的地位、作用等情况则鲜为人知，而这些对于全面了解先秦时期社会基层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是非常有价值的。本人不揣浅陋，试对先秦时期有关丘的诸问题做一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丘的起源
丘，原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地貌，俗称土山。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人类开始离开山上的洞穴，选择丘陵或山坡台地作为生息场所，这样既方便了饮水和捕捞，又远离水患，附近的土地则可以开垦，发展原始农业。这时人类尚无基层组织的概念和形式。到了阶级社会形成的前夕，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口的增加，以及河流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的日益优化，人们纷纷“降丘择土”（注：《尚书·禹贡》。），向较为宽广的平原发展，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定居平原之上聚族而居的人们，为了避免潮湿和水患，往往将聚落基址用土垫高，如同他们原先所熟悉的丘。这种人为的“丘”的遗址，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考古中发现很多。高广仁先生根据自己多年在豫东、鲁西地区考古积累的经验说：“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如果远远望见高于平地的漫坡或阜丘，十之八九为遗址，又以龙山文化——商代遗址为多，且这种‘堌堆’的遗址又往往呈带状分布。”（注：高广仁：《说“丘”——城的起源一议》，载《考古与文物》，1996(3)。）居住于这样的一个丘上的居民通常是一个宗族，而“呈带状分布”的许多丘则组成一个部落。
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各地族邦纷纷建立，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急剧向国家发展，政权组织渐趋完备。在这场变革中，作为居址的“丘”发生分化，居于中心地位、部落首领居住的“丘”发展为“台城”，进而发展为最早的城堡，成为该区域政治、文化的中心。（注：高广仁：《说“丘”——城的起源一议》，载《考古与文物》，1996(3)。）《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左传》襄公九年云：“陶唐氏火正阏伯居商丘。”此外还有老丘、蓟丘等。这些都城虽以丘为名，但不是基层组织。在这些都城外围，广布原野之上的、为广大民众所居住的丘，才是本文考察的对象。这些“丘”，作为最小的地域单位，在国家形成后被纳入行政系统，成为最基层的行政组织。
商代的丘
丘在夏代的存在情况，由于材料所限，我们姑且存而不论。商代的丘是我们所知的商代行政系统中，除畿、奠、都、鄙等大的区划外，小数几个基层组织之一。商代在国家行政机构中设立了专门管理丘的官职，称“小丘臣”。
(1)□小丘臣。（《佚》七三三）（注：本文所引甲骨著录简称如下：《佚》，商承祚：《殷契佚存》。《续》，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乙》，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乙编》。《综》，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京》，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粹》，郭沫若：《殷契粹编》。《明》，明义士：《殷墟卜辞》。）
于省吾先生认为：小丘臣“即丘小臣的倒句。丘小臣是主管丘居的小臣”（注：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小臣的职别》，中华书局，1979。）。丘居就是丘中的居民及其生活。商代如同小丘臣的官职还有小籍臣、小众人臣、小多马羌臣等。“他们当中有的深受宠信，跃升为重要的朝臣，有的以王近侍的身份参与国之大事。”（注：张永山：《殷契小臣辨正》，《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于此可见“小丘臣”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商王朝对“丘”一级组织的管理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商代的丘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丘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
(2)辛丑卜，
贞，妇妌呼黍丘商。（《续》四、二六、一）
(3)壬午卜，行贞，今夕亡祸？才正月，才丘畴卜。
癸未卜，行贞，今夕亡祸？才正月，才丘畴卜。（《综》一七四）
(4)己丑卜，贞，
于丘商，四月。（《乙》五二六五）
辞(2)中的“妇妌”是商王武丁的后妃，主管商王国的农业生产等事项。“呼黍丘商”就是招呼、率领众人在“丘商”的土地上种黍。“丘商”与辞(3)中的“丘畴”（以及下文的“丘多”、“丘太”等）的构词结构相同，即是以商、畴为名的基层组织——丘。（注：卜辞中“丘商”、“丘畴”、“丘绍”等，陈梦家先生认为是“区域字在单名前”类型的地名。参见《殷墟卜辞综述》，269页，科学出版社，1956。）辞(3)是连续两日在名畴的丘中占卜。辞(4)中的“”是一种祭法。据陈梦家先生研究，殷代的一、二、三、四月所卜是为了“禾类”的收成。（注：卜辞中“丘商”、“丘畴”、“丘绍”等，陈梦家先生认为是“区域字在单名前”类型的地名。参见《殷墟卜辞综述》，225页，科学出版社，1956。）那么辞(3)、(4)所卜、所祭当然与“丘畴”、“丘商”的禾类收成有关。将三条卜辞联系起来看，丘一级组织是商代进行谷物种植、祈穰，乃至于管理、收获的基本单位。
其次，丘是田猎、捕捞的基本单位。
(5)戊辰卜，曰
田方丘……（《京》
○○○）
(6)贞，……王其出？……自渔于丘多，若。（《佚》九二六）
辞(5)中的“田”作田猎解。商代的田猎活动有驱赶危害庄稼的野兽，巡视边地，训练军队等重要作用。辞(6)贞问商王亲自到“丘多”捕鱼是否平安，得到的答复是没问题。可见商代田猎、捕捞等活动，有时是在“丘”的单位中进行的。
第三，丘是征收军赋的基本单位。
(7)……取……竹……刍于丘。（《粹》九一八）
(8)贞，
刍于丘绍。（《乙》七一一九）
(9)贞，乎取丘太。（《明》二三二五）
辞(7)、(9)中的“取”，从耳从又，又即手，即以手执耳之意。“取”本意是胜利者割取战败者的左耳以计战功，引申为尊者取卑者之物。（注：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见前引《甲骨文与殷商史》，1983。）《韩诗外传》云：“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取是君对臣征收财物的专用词语。在商代“取”是商王凭借政权向方国或地方征收贡赋的一种行为。辞(8)中的“”当与“取”同义。刍，《诗·大雅·板》孔疏云：“刍者，饲牛马之草。”竹，其用途或与刍类似。辞(9)虽未言明所取何物，但由辞(7)、(8)例之，当也是竹、刍之类。商王从丘中征取竹、刍等草料可能供军马使用，这实际上是一种军赋。《汉书·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汉书》对商代军赋制度的记述虽有增饰之处，但不应是臆说，而是以实际情况为蓝本的。征诸卜辞可知，商代军赋的征收，是以商王的名义，以基层组织丘为单位进行的，其直接负责者可能就是“小丘臣”。
西周、春秋时代的丘
西周、春秋时代，丘仍然是基层地域组织。但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逐渐成熟，与商代相比，丘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一是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丘被纳入“野”的行政系统，政治功能加强；二是丘与井田制度相结合，丘成为井、邑之上一级管理机构，春秋后期丘的经济功能在一度弱化后开始加强，成为“匹马丘牛”与“乘马”的具体承担者，并随着税制的产生与赋税的合一，丘成了社会变革的起点。
国野制度就是国（都城）与野（田野）分治的政治制度。国中居民是统治者及其疏远族人，称国人。国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当兵做武士。居于野中的是被统治者，称野人。野人没有政治权利，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国与野因其居民从事的职业不同而采取两套行政系统。国中的行政系统（春秋早、中期）是
、里、邑、连、乡（齐国）或邻、里、乡、党、州（鲁国）（注：《国语·齐语》，《论语》之《卫灵公》、《雍也》何晏注引郑玄语。）；野中的行政系统（春秋早、中期）是井、邑、丘、甸、县、都。《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按此计算，1丘共有16井，144夫。周制1井土地是1方里，16井即16方里。另据《小司徒》，周代上等之家7人3夫，下等之家5人2夫，那么1丘共有家庭约48～72户，人口约336～360口。（注：《周礼》是一部记述周代政治制度的书。关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较大争论，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把《周礼》作为一种重要的先秦史料来使用，应该说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李学勤：《古乐与文化史》，《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本文引用的《周礼》中的数字，显然是“整齐划一”的结果，不能视为确数，但它又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当有所本，用它说明“一般情况”当无问题。）
野中的土地被划分成“井”字形，称井田。丘中野人除耕种自己的私田外，还必须无偿地耕种“公田”，这就是周代的农业剥削方式“籍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所以别野人”是孟子特地强调耕种公田是野人的职责，而与国人享有当兵做武士的权利有别。
野人除了无偿地为统治者提供力役外，还要负担军赋。《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追述周代井田制下民众贡赋情况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缶即庾，16斗；秉，160斗；稯，6400斗。（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米是粮食，禾、刍是草料之类。禾、刍以斗作计量单位，或只是指其概数。1丘16井的军赋是：米256斗，刍2560斗，禾102400斗。孔子声称自己依据的是“周公之籍”，说明这个制度的实行是由来已久的，它虽是出自圣人之制作，但负担已不轻松。
然而这项制度在春秋末年遭到了破坏，其原因一方面是统治者贪欲的膨胀，军费的增加，原来公田上的收入及“有军旅之出”而临时征调的“稯禾、秉刍、缶米”等，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铁质工具、牛耕技术广泛推广使用，井田之外的荒地得到大量开垦，为统治者加重民众负担提供了条件。于是各国先后进行了军赋制度的改革，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538年，郑国“作丘赋”。甲，即铠甲，代指军赋。“作丘甲”、“作丘赋”就是以丘为单位征收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居民按所有耕地数量分摊。对于这次改革后丘中居民的军赋负担，《司马法》有详尽记载。《左传》成公元年疏引《司马法》云：“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匹马丘牛”与“乘马”是对丘中居民的双重征收，前者以“一丘”为单位，后者以“四丘”为单位。与“周公之籍”相比，新的军赋没有规定禾、刍、米，但并不说明已取消了这项内容，而是因为禾、刍、米是传统的军赋，其征收是自然的，毋须重新规定。新增加的军赋有车、马、牛，对于丘中居民讲，这个负担是极其沉重的，因为马、牛作为新的生产力在春秋中期以后才被应用于农业生产，是非常稀罕贵重的。除禾、刍、米、车、马、牛之外，丘中居民还必须服兵役，即“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这意味着丘中居民不仅被征收了几乎所有的物产，而且还要被迫脱离土地，到战场上为统治者卖命。
事物都是辩证的，丘中居民被迫当“甲士”、“步卒”，固然耽误农时且有生命之虞，但却为他们改变自身卑贱的地位提供了机遇。上文已指出，当兵做武士是国人的特权，改革后“野人”能够加入士伍，标志着其政治地位的改善，从此“军功”便成为丘中居民追求自身解放，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在军赋制度改革的同时，税制开始产生，如鲁国的“初税亩”，晋国的“作爰田”，楚国的“书土田”等，其主要内容就是取消公田私田差别而改以计亩征税。税制的产生，一方面使井田之外的大量私田合法化，破坏了井田制度的物质基础，使“公田”上的力役解除，丘中居民因此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自国家产生后即已征收的军赋开始与税制并轨，赋税合一成为历史的必然，由此推动了新的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关系在春秋末年的产生与发展。
战国时代的丘
以春秋末年的赋税制度改革为先导，战国初年各国纷纷进行了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次改革的矛头所指之一就是井田制度，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国野制度。“废井田，开阡陌”、打击宗法贵族、奖励军功等一系列措施，为“野人”改变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机遇，从而彻底铲除了国与野、国人与野人之间的界限，编户齐民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的群众基础。作为改革的必然结果，原先存在于国与野中的两套行政系统渐趋统一。《庄子·则阳》云：“少知问于大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于大山，木石同坛，此之谓丘里之言。’”丘里联称是现实生活中国野界限消失，两套行政系统混一的事实在语言上的反映。朱凤瀚先生认为：“丘有可能是里上一级单位，犹如乡。”（注：朱凤瀚：《先秦时期的“里”——关于先秦基层地域组织之发展》，《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孟子·尽心下》将人们习称的乡民叫“丘民”，说明朱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则说明战国时代整个社会中地域、职业、种姓、部族等已完全融为一体。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
在龙山时代晚期就已产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中期，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存在了约二千年之久的丘，作为野中的基层地域组织，在这次政治制度的变革中，被“乡”取代，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从此，由郡、县、乡、里组成的行政系统，作为政治制度的主体框架被固定下为，对我国古代的政治运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丘，作为先秦时期国家行政体系中重要的基层地域组织，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它的原型是生活在平原广泽之上的部族用土堆积起来，以利生存的台地。进入阶级社会后，居于中心地位、部落首领居住的台地发展为都城，散布于其周围、普通民众居住的台地，则成为行政系统的最基本单位。
二、商代丘的组织规模在都、奠、鄙等之下，而类似于村社组织邑。国家设有管理丘中居民及其生活的“小丘臣”。丘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渔业和田猎，同时又是军赋的具体承担者。丘中居民的身份可能是普通民众。
三、西周、春秋时代实行国野分治的政治制度，野中的行政系统（春秋早、中期）是井、邑、丘、甸、县、都。据《周礼》，一丘的土地面积是16方里，户约48～72家，人约336～360口。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井田制下，丘中居民必须无偿地为统治者耕种“公田”，叫“籍田以力”。军赋负担是一井“稯禾、秉刍、缶米”。春秋末期赋税制度改革之后，则增至一丘即十六井，“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同时丘中居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所提高，新的生产关系开始产生。
四、战国初年的政治经济改革破坏了井田制度，彻底清除了国野界限，四业之民杂居共处，编户齐民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群众基础，原先存在于国、野中的两套行政系统混一。郡、县、乡、里组成新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丘为乡所取代，从此丘便在行政系统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