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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6)02-0074-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快速的增长过程，但不同省份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增长速度却有很大差别。1990年，中国东部的上海市人均GDP为5911元，是西部贵州省人均GDP 810元的7.30倍。到2008年，两地区人均GDP分别是73124和8824，前者是后者的8.29倍，由此看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 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资本与劳动力。根据古典增长理论，资本与劳动力是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以来都存在对资本的饥渴，直到当前资本仍然是各区域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Jia①；Cai et al.②，Yang③；朱承亮、师萍④)。②技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特征，技术是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力量(Barro)⑤；中国增长后期的增长中，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Jia；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⑥)。③政策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提出制度也可看作是资本，在经济增长文献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陈淮⑦；Wei⑧；Zhang⑨)。除了正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安排外，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央政府政策。一些城市如深圳和珠海就从“经济特区”决策中受惠良多，在经济增长竞赛中取得了较大的优势。 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是比较同质化的，通过空间移动和时间上的积累，其他区域也可以拥有这些要素。因此不同区域在要素增长上的追赶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技术的扩散在一国之内远比国家之间更为容易。在要素、技术之外，制度作为一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从制度统一性来看，不同区域之间制度上的形式复制又非常容易，尤其是在一国之内。因此，如果仅仅强调这些因素，就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经过长期发展，在各区域间仍然存在着的经济增长巨大差异。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正式发布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后者主要指道德、习俗、文化等。正式制度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一样，在区域之间容易被复制，形成形式统一的制度安排。但非正式制度则因为要和当地的经济地理历史人文环境结合，难以移植。在非正式制度中，文化因素又占据主要位置。区域文化往往是某些区域特定历史沉淀的，它与资本和技术等要素不同，在一定时期内其他区域无法复制和拥有，因此区域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会有较强的持续性，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长期的差异特征相一致。因此，一个直观的猜想就是文化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中区域差异现象的一个关键要素。但在当前文献中对这个议题的实证文献支持非常有限，本文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对文化与增长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以跨国文化研究居多。Weber⑩很早就讨论了资本主义精神对欧美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在随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增长理论强调的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对文化较少讨论。因为亚洲四小龙增长奇迹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Fukuyama(11)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作用。Tabellini(12)基于欧洲八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因果关系。Khan等(13)验证了信任、尊重对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 文化与增长的国别研究较少，尤其是关于中国的研究更是罕见，主要原因可能是单个国家之内对文化差异的度量较为困难。在国际文献中较为流行用语言、宗教信仰或专门的文化指数如Hofstede、GLOBE文化指数来代表文化。但对中国而言，这些文化替代变量都不大合适，影响了对该议题的讨论：①在中国不存在类似Hofstede文化指数这样针对区域文化差异的专门和权威的问卷调查数据；②中国境内官方语言高度统一，各地方言与行政区域划分又高度一致，因此地方方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含量较为有限；③中国居民的宗教信仰在不同区域间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取，因此从宗教信仰角度测量中国区域文化差异难度更大。目前文献在用宗教衡量中国区域文化方面有一些探索性研究，在讨论中国的区域性非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时，陈冬华等(14)用各地区庙宇的数量来替代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Shi et al(15)用各地区基督教堂密度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来分析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中用来度量文化的宗教场所数量容易固化，各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很难反映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 本文尝试使用中国各省人均耕地面积作为中国区域文化的替代变量，对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本文中，人均耕地面积度量的是商业文化程度。中国文化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儒家文化，另一个是商业文化。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和沉淀，在各区域间的分布相对均匀；而商业文化是19世纪中叶中国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进而“中华民国”成立后才获得了显著的积累和实质性的进展，其间更是由于历史进程的种种波折而屡有中断，因此在各地区的分布并不均匀，构成中国区域间文化差异的主要内容，也成为本文文化与增长分析的主要对象。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都以农业为主，耕地面积对各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只有在耕地面积少至无法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投入到商业经济活动中。因此一般来说，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商业活动才越受重视，商业文化越强盛(陈志武)(16)。陈志武还指出，中国1914年的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与当地信贷利率成正比，是度量各地商业文化程度的一个性质良好的变量。由于文化的持续性，1914年的人均耕地面积所折射出来的中国各地商业文化程度在当代仍然有相当的代表性。同时1914年的人均耕地面积数据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之间不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将这个数据作为区域文化的工具变量来进行GMM测试。我们也同时使用信任来进行稳健性测试。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整体上商业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有意思的是，这种正相关关系有较强的时序性特征。改革开放1979年至1992年，文化与增长呈正相关，但不显著；1993年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之后，商业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变得显著。这些结果似乎表明，文化对增长要发挥作用，可能需要一定的市场条件支撑。我们进一步用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作为市场化程度的替代变量进行阀值检验，结果表明存在阀值效应，只有在市场化程度高于某个阀值时，文化与增长的关系才较为显著且稳定。 本文的创新可归纳为几点：①探讨和验证了文化因素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②对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文化促进增长的市场条件，并为进一步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个起点；③本文对中国区域文化与增长关系的验证，将为文化与增长文献提供重要补充，既然在中国一国之内，都可能因为文化的细微差别导致增长差异，那么国际显著的文化差别更有可能导致国别间增长的显著差异。 本文其余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文化与增长研究的文献综述；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区域文化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假设 Tabellini提出一个疑问，欧洲各国经济体制相同，宗教信仰类似，资本、劳动可自由流动，为什么还会出现长期的国别增长差异。他给出的答案是，文化是解释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由于各国进入现代化历史不同，因此导致现代经济增长的差别。这个问题及其答案同样适合于中国情境。在中国内地，各省经济制度一致，资本和劳动流动的限制早已解除，这种制度上的一致性远比欧洲各国更为强烈。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却同样非常明显，并持续存在，需要区别度更高的文化因素来进行补充解释。因此一个非常直观的假设就是，地区文化差异是影响各省的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Hofstede(17)文化定义为指导我们日常人际间互动的思想的软件程序，由一些能塑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相应的行为准则的价值观构成。如引言中所述，中国区域文化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儒家文化，是与传统的农耕文明密切相连的文化类型；另一个层面是商业文化，是与商业活动尤其是现代商业活动紧密相连的能够体现商业价值观。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规则和契约的态度。儒家文化强调义在利先，强调和为贵，习惯以道德高下来判断对错，对规则和契约的认同存在实用主义倾向，一旦有不利于己方的情势发生，就想绕开规则，求助政府干预。这些特点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行。当前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制定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法律法规，但是许多地方仍然有大量政府干预行为影响到市场经济制度效率的发挥，官商结合仍然是国人首选的商业模式。而商业文化源于商业交易行为，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因此比较强调契约精神，强调市场规则对交易各方行为的调节，厌恶或反对政府或官方的干预，因此从中容易生长出对提升市场配置效率有利的文化氛围。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文化会影响到各种要素及各种正式制度的运行效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比如Altman(18)就指出，鼓励合作的文化环境，会导致工作努力最大化，提高劳动力生产率。Leonledesma(19)认为提倡努力工作的文化环境会增加劳动供给。Cozzi(20)分析了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泡沫经济文化导致投资增加，从而间接促进了技术创新。Johnson和Lenartowicz(21)分析了不确定性规避等文化因子对经济自由进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这些角度看来，儒家文化鼓励合作和储蓄会增加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给。但儒家文化的这些作用在商业文化里同样可以找到相类似的表达。而儒家文化强调义在利先，君子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等保守心态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深化。反之，商业因为风险大于农业，更容易激发出冒险和创新精神。因此总的来说，在中国，商业文化比传统儒家文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是与经济增长最为接近的文化元素。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把“重农抑商”作为治国方略，社会阶层的位置排名顺序是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下，相应地商业经济得不到自由发展，力量脆弱。越是人均耕地面积大的地方，农业越发达，政府对商业的依赖越弱，对商业的抑制就越重。而往往只有在耕地面积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条件时，人们才被逼从事商业冒险。在中国近代沿海地区比如著名的温州、泉州、潮州以及内地的徽州等地，由于耕地不足，再加上台风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威胁，经商的较多，成为著名的代表性商业城市，形成了较浓厚的商业文化。因此我们可以用人均耕地面积的多寡来衡量当地的商业文化程度。 本文要考察的问题是：这种地区间的商业文化的差异对各地的经济增长有何作用？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商业文化的形成及其差异在中国也有时日，这种商业文化因子是不是一直能发挥重要作用？或者换句话说，这种商业文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采取的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行的是非平衡发展战略；因此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享受到政策优惠，从而在经济增长竞赛中取得了领先优势；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本高度缺乏，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系统的信贷等要素对地区增长作用重要。因此传统的解释变量资本、劳动、技术可能作用更明显。与之相比，商业文化在此时期的作用尚不明显。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商业活动因为可能会扰乱计划经济秩序而仍被冠名为“投机倒把”，成为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导向日益明确，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弱。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国商品的市场度，以价格放开不放开为标志，以商品的价值量计算，大概只到一半左右；十四大以后不长的时间里，消费品95％进了市场，生产资料85％左右进了市场，基本解决了商品市场的问题。(22)这大大刺激了商业活动的活跃程度，社会上对商业行为也开始出现正面的鼓励。比如说1993年后开始大量出现公职人员“下海经商”的行为浪潮。这时，商业文化的作用开始凸显。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围绕商业活动的各种契约、规章制度也开始日益规范，向国际接轨，融入国际市场，商业文化在其中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针对特区的制度设计已经成为全国的常规政策，因此说政策的作用开始减弱；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资本匮乏的局面也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化程度开始深化，此时各地商业文化因子的发酵开始显著发挥作用。 但另一方面，商业文化可能会引致一些短期行为，过度商业化有可能对某些行业、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导致一些长期的、战略性的投资缺失，进而拖累经济发展。本文考察的主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增长，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转变较为剧烈，并且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整体经济中市场化程度日益增强，因此我们判断商业文化对市场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可能会远远大于它带来的负作用。 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1)区域商业文化程度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2)商业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时序性效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条件发育不足，商业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1993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条件日渐完善，商业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变得显著。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为验证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本文构建中国30个省31年(1978-2008)的面板数据，并设定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GDPPER为人均GDP，代表经济增长；其中的i代表省份，共30个省份(23)，t代表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08年；CULTURE是解释变量，取自1978年后中国各省人均耕地面积，代表各地商业文化程度，该变量与商业文化成反比。换句话说，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商业文化越浓厚。控制变量有解释增长的传统变量，分别是出口、FDI、信贷、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法律发展程度等。 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还使用全国各省信任指数来做文化的替代变量。人均耕地面积与商业文化程度存在较密切关联，儒家文化社会是一种关系人的社会，而现代商业社会则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与该地区的商业活动中契约遵守情况呈正相关，因此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也可部分地反映该地区的商业文化程度。由于这两个变量与改革开放后各省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GMM方法，使用1914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作工具变量对文化与增长进行测试。国际文献中较为流行使用语言和宗教信仰作文化替代变量，但在中国由于宗教信仰数据难以获得，各地方言与各地商业文化程度相关性较少，因此本文没有采用。 (二)数据定义及来源 我们的GDPPER、FDI、FAI、EXPORT、CREDIT、GOVERNMENT等变量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如第二节所述，文化的替代变量1914年各省人均耕地面积数据来自苑书义、董丛林。(24)在作稳健性测试用的文化替代变量中，1978年后各省人均耕地面积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信任指数来自于对经理人员的问卷调查(张维迎、柯荣柱)。(25)各省法律进展数据来自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6)的各省市场化指数中的第5项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各变量的定义与数据来源见表1，统计性描述见表2，表3是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从表2统计性描述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人均GDP差别甚大，最少的是西部的青海省1978年的175元，最大的是东部的上海市2008年的73124元，这一方面说明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全国整体经济增长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各省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较大。在文化变量方面，1914年人均耕地面积指标全国均值是3.03，最小的是东部的北京市0.38，最大的是黑龙江省15.8(由于历史的原因人少地多)，第二大的是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12.9，基本上呈现东部少、西部多的格局。一个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人均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成反比。考虑到商业文化浓厚程度与人均耕地面积成反比，因此一个直观的初步判断是商业文化与经济增长成正比。 在实证方法上，由于作为商业文化的替代变量的人均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并作GMM测试。 本文测试分三步：第一，我们根据模型1进行全样本测试。第二，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进行子样本测试，时间段分别为1978年至2008年，1978年至1992年，1993年至2008年。之所以这样分段，是因为改革开放前为计划经济体制，商业文化不起作用，只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能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算起，之后历经30多年的发展。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分界点，可将改革开放进程分为两个时段：1978-1992为改革开放前期，在这个时期，市场化程度并不高，中国改革还只是起步阶段，仍然有许多领域没有放开。比如说80年代较为典型的价格双轨制。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进一步迈进，市场化进程大大加速。第三，本文使用阀值检验方法，考察文化对增长作用的前提条件，用来作阀值检验的变量，我们选用各省政府行政支出占GDP比例。这个指标代表着各地市场化水平，占比越高，表明政府干预市场越严重，市场化程度越低。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测试结果 表4至表6报告了本文实证结果。第一步测试是采用1978年后中国各省人均耕地面积作文化的替代变量，结果见表4。第二步是进行阀值检验，结果见表5。第三步是将信任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测试，结果见表6。 我们的主体回归(表4)共呈现四个模型测试结果，第一个模型是对传统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至第四个模型是不同样本加入文化变量后的测试结果。 表4第一列显示，在控制变量中，信贷＼出口＼FDI等变量的回归系数基本上显著为正。作为正式制度的代表，法律进程变量也是显著正相关。 表4第二列表明，即使控制了信贷和出口等变量，人均耕地面积(商业文化)仍然与经济增长显著负(正)相关。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1：说明商业文化是解释各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表4第三列和第四列的结果表明，商业文化与经济增长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在1993年前不显著，1993年后才变得显著。1978年至1992年期间，商业文化(人均耕地面积)与人均GDP是负(正)相关，但不显著；1993年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商业文化(人均耕地面积)与人均GDP正(负)相关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2。这似乎说明，商业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在一定市场条件下才有效。
(二)阀值检验 发现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时序性后，我们猜想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市场条件作为支撑。因此我们借鉴Hanson(1999)模型进行阀值检验。本文中以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作为市场化程度的替代指标，检验过程分三步：①将政府支出占比的值分成100等份，去掉最高和最低的20份，剩下60份进行阀值检验；②对60份中的每一等份进行阀值测试，记录下每次回归的残差和(SSR)，选择具有最小残差和的阀值作为最终确定阀值进行回归；③用面板Wald检验来考察文化变量的作用在不同的阀值范围内是否有显著差别。 从逻辑上看，商业文化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一定的商业环境配套，也就是需要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阀值检验结果表明，确实存在阀值效应，并且阀值是政府支出占比为0.031，在政府支出占比超过0.031时，市场化程度低，人均耕地面积(商业文化)与增长关系为正(负)，但不显著；在政府支出占比低于0.031时，人均耕地面积(商业文化)与增长关系为负(正)，且显著。 (三)稳健性测试 为测试本文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尝试用不同的文化替代变量。我们将文化的替代变量由人均耕地面积改为各省信任指数。信任是国际文化比较文献中较为传统的文化替代变量。在农业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小，往往只愿意相信家庭和亲友，对陌生人的信任较为有限。这种文化对于农耕社会影响并不大，因为农民的社会交易圈也有限。但在商业社会中，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人们要经常面对陌生人进行交易，因此随着规则和契约的建立，人们不得不对陌生人有较大的信任才能顺利完成交易。因此总的来说，商业交易越发达的地方，个人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当然这是以契约会得到较为高效执行为前提的。所以总的来说，商业文化中人们的信任指数要高于农耕文化。换句话说，信任与商业文化发达程度呈正相关。由于信任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将1914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进行GMM测试。
表6将信任指数作为文化变量进行的GMM测试结果与我们的主体测试基本相同。这说明本文提出的“商业文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假设的验证是稳健的。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商业文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具有时序性。换句话说，商业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市场化条件为前提。 五、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发散特征也十分明显，对此传统文献的解释主要集中于资本、劳动、技术、法律制度等因素。但这些要素通过空间的移动和时间的积累，可能会在一国内比较容易地同质化。只有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因素，由于是与历史沉淀相联系，地区差异特征才比较持久。因此，文化可能是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长期非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但长期以来该议题却缺乏实证支持。 本文以各省人均耕地面积作为商业文化的替代变量，对文化与区域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文化的作用具有阶段性。在改革开放初期，商业文化的作用不显著；在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市场化进程加快之后，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变得显著。这说明商业文化对增长的作用发挥需要某种程度的市场支撑，存在阀值效应。 本文的实证发现对有关文化与增长的跨国比较分析是个有益的补充，既然一国之内，同一个文化体系背景之下，区域文化局部差别都能部分地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那么国际上不同国家之间更有可能会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别。本文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文化作用表现的阶段性特征及对这一过程中市场条件的讨论，可为世界转型经济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的实证结果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采取的是差异化发展战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战略开始调整，各地区平衡发展越来越成为政府政策的重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就是这种战略思路调整的具体体现。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正式的法律制度比较容易在区域之间复制，但区域文化无法在短期内在各区域之间同质化。这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可能仍然存在。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还表明，文化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市场条件作为前提。因此，为了拉平各地区发展差异，一方面需要大力在后发达地区宣传积极的商业文化；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创造有利于商业文化发挥作用的市场条件环境。换句话说，需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为解放市场束缚创造条件。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一国之内各区域的文化差异的替代变量很难获取，本文是用人均耕地面积进行了尝试。由于规范权威的各省文化变量指标的缺失，人均耕地面积只是一个间接衡量指标，可能存在偏误，难以完全度量各地区域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文化内涵丰富，包括多个维度的作用方向。比如说儒家文化不仅鼓励储蓄、劳动，而且也有相对保守的方面，比如说提倡“君子重义不重利”。中国文化体系中有些维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有些维度则可能会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本文只讨论了与经济增长较为密切的，且在中国各区域差别较大的维度——商业文化，对其他维度暂末涉及。这需要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拓展来进行补充。同时，文化影响增长的路径及作用的条件也可能是多层次的，本文探讨了市场化程度这个指标，也可能存在其他路径或条件阀值特征，这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注释： ①Jia.L.,"Regional Catching up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Reform Perio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Vol.25,1998,pp.1160-1177. ②Cai F.,Wang D.and Du Y.,"Regional Dispa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The Impact of Labour Market Distortions",China Ecnomic Review,Vol.13,2002,pp.197-212. ③Yang.D.T.,"What Has Cause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Vol.13,2002,pp.331-334. ④朱承亮、师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载《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2期。 ⑤Barro,Rober,"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CVI,No.425,1991,pp.407-443. ⑥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⑦陈淮：《中国西部开发政策的战略转变》，载《北京青年报》2001年2月7日。 ⑧Wei Y.D.,"Invest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Mao China",Geojournal,Vol.51,No.3,2000,pp.169-179. ⑨Zhang W.,"Rethinking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Economic Planning,Vol.34,No.1-2,2001,pp.113-138. ⑩Weber,M.,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Allen & Unwin,1976. (11)Fukuyama,F.,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Free Press,1995. (12)Tabellini,G.,"Culture and Institutions: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8,No.4,2010,pp.677-716. (13)Khan,M.,Zhang J.,Muhammad Saim Hashmi,Mohsin Bashir,"Cultural Valu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An Empiric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Vol.1 No.2,2010,pp.15-27. (14)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载《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15)Shi S.X.,Huang K.M.,Ye D.Z.,Yu L.H.,"Cul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China",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Vol.93,No.2,2014,pp.281-299. (16)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8页。 (17)Hofstede,G.,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New York:NYM McGraw-Hill,1991,p.78. (18)Altman,Morris,"Culture,Human Agency,and Economic Theory:Culture as a Determinant of Material Welfare",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Vol.30,2001,pp.379-391. (19)Faria Joao Ricardo & Miguel A.Leon-Ledesma,"Habit Formation,Work Ethic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Manchester School,University of Manchester,Vol.72,No.3,2004,pp.403-413. (20)Cozzi,Guido,"Culture as a Bubbl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No.2,1998,pp.376-394. (21)Johnson,James P.and Tomasz Lenartowicz,"Culture,Freedom and Economic Growth:Do Cultural Values Explain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33,No.4,1998,pp.332-356. (22)刘易：《百年小平伟绩——1992：南巡讲话一锤定音》，载《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8月22日。 (23)西藏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因此删去。 (24)苑书义、董丛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25)张维迎、柯荣柱：《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26)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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