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文化交流的多才使者——成元庆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才论文,使者论文,教授论文,韩文论文,成元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国建国大学校过去我没到过，但她的声誉和业绩，却早日植根在我的脑海中。因为建国大学校拥有像成元庆教授这样一批一流的专家学者和“文化使者”，他们的名声和影响，早已飘扬海外，延及中国了。
（一）成元庆是自觉的中、韩文化交流的多才使者
一九九三年五月，余应韩国汉城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李炳汉教授之邀，参加“国际神话与文学研讨会”，会后，拜谒了建国大学校音韵文字学家春虚成元庆教授，一见如故，握谈甚欢。他对中、韩文字音韵及其关系深有研究，并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苏轼作品，体研颇精。会见中，我看到了他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其内容自《诗经》、《楚辞》一直到现代文学的鲁迅、朱自清作品，横跨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他都能择善而从、安排精当，足见他的学识渊博、高屋建瓴。当我翻到苏轼作品教材时，成元庆教授当即兴高彩烈地背诵起苏轼民歌体诗《薄薄酒》来：“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我是特别喜爱苏轼诗文的，也不禁与他合吟着下文道：“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我们二人真可谓“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庄子·渔父》）也。
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论语·为政》）确乎如此。成元庆与我虽是初次见面，他甚至颇有自谦谨慎之意，但他的内在本真品性却是无法隐藏的。于是，我通过体验，发现成教授不仅博学笃志、才华横溢，而且性格开朗坦直、旷达乐观，他的淳真敦厚和高标逸韵的风采，尤为我所倾倒。欢饮间，我当即为他赋诗两首。其一《为春虚成元庆教授画像》云：“自有高标质，直如古瑟弦。苏寰独立乐，处处有青山”（注：“处处有青山”，乃元庆教授口语也）。其二《喜相缝》云：“相知何必旧，倾盖胜故初。共类勤偲切，同声互应呼。但夸鲈味美，唯感酒情殊。君醉余姑返，明朝许来乎？”从此我们便结下了真挚的友谊，不断有鸿雁书信来往，或相互切磋文艺，或交流学术信息，裨使中、韩文化的交流有所拓展、有所建树。
我称成元庆教授为“中、韩文化交流的多才使者”，是有充分依据的。
成元庆教授自幼承其先考乐轩先生之庭训，即醉心于汉学。他又遵从仲华氏所谓的“治学必先从声韵入，由声韵以通字学，字学通而后读群书，则豁然贯通”的道理，仰钻俯研，默识强记，孜孜矻矻，历尽艰苦，数十年如一日，终成鸿儒。当他早在建国大学修硕士论文时，就择定了“郑松江《关东别曲》与苏东坡《赤壁赋》的比较研究”课题。当他赴台湾师范大学攻读博士时，又撰写了学位论文《十五世纪韩国字音与中国声韵之关系》，受到了普遍的赞誉。他当时不仅被认为是外国人能考中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学者，史无前例；而且被认为是韩、中音韵比较研究的最先发轫者。这期间，他作为“韩国、中国学会”会员，“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员，自觉地肩负起促进韩、中文化交流的重任。自一九六五年起，他十次往返台湾、香港地区，或游学中文中语、或参加学术会议、或担任客座教授。特别在中、韩建交的近几年，他先后于一九九一、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连续赴中国大陆，考察学术、观览名胜、参加学术会议。他以北京为中心，东至上海、杭州，西至西安，南至海南省的儋州、三亚，北至哈尔滨、吉林及延吉，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对中国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充满了知性的情感。他的专著、译著共有十七种，论文四十六篇，但考其内容，竟有令人吃惊的三分之二数量是关乎韩、中文化交流的。足见成元庆教授原本就是一个自觉的中、韩文化交流的多才使者。
（二）从中、韩文字音韵的考释比较入手
中、韩两国是兄弟之邦、文明之国，一衣带水，山海相依。早自周朝乃至秦汉，三千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关系，又由于中、韩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成员，同是汉字文化圈的伙伴——两国至今都通用汉字。双方的接触就更加频繁起来。当此文化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大趋势中，寻找中、韩文化的源渊关系，并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相互融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探求和开拓两国文化的发展途径，使之辉煌地步入世界之林，是当今中、韩两国学者所共同关心的课题。
成元庆教授是从分析、考证、铨释韩、中两国的文字音韵入手的。因为这是进行“比较”的基础。成元庆教授的论著，以他大量的史实、文献资料，有力地证明了“比较”的工具主要应是语言，只有语言，才是进行“比较”的最可靠基础。我认为，成元庆教授的这种观点，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更何况，“汉语”的价值，“在其远东影响范围内所曾占有过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是远非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西方的地位所能比的。”（美国、亚瑟·昆斯特《亚洲文学》）因此，当我认真拜读了成元庆教授的巨著《十五世纪韩国字音与中国声韵之关系》之后，认为这是成元庆教授一部有胆识、有见地，为寻求中、韩文化交流搭桥的力作。一九九四年夏，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为扩大该书在中国的影响，决定在大陆重付剞劂，我欣然为之作序。序文这样写道：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向音韵文字学界及广大读者推荐《十五世纪韩国字音与中国声韵之关系》这部巨著。此书是韩国著名音韵文字学家成元庆教授的力作，它博极蒐罗、考核翔实、殚精著述、卓尔不群；并且为中、韩两国音韵文字的研究交流架起了一座彩色的虹桥，诚不愧为学览者之潭奥也。
当前，中、韩文化交流空前高涨，韩国正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而在中国，也长久地探寻着韩国所保存的十四、五世纪汉语标准音的原始资料，这便使得两国间的汉语字音应用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和扩大起来。
众所周知，公元十四世纪朝鲜李朝开国，于1443年借用汉语字音创制了“谚文”——其拼音主要是参考了《洪武正韵》创制而成。这个事实说明，韩国的谚文和中国的汉语音韵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研究韩国字音不仅可以考知我元明之际的汉语标准音及其读法，并可从中发掘出大陆久已失传的珍贵文献资料。譬如说，目前国内有的学者认为韩国流行的汉语口语读本《老乞大谚解》和会话手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韩语对音，应是中国当年的标准音和口语，并很可能即是北京音。因而读这部书对研究我国的北方及北京语音系统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专于其所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精。”（苏洵《明论》）成元庆教授强学博览、通贯古今，他治学谨严、论必据迹，其书洋洋三十万言，堪称是我国研究十四、五纪古字音韵的丰富宝库。
本书的研究对象及其主要功绩，是作者高屋建瓴地将1443年《训民正音》韩字之创制与1447年韩国最初韵书《东国正韵》之编纂，一直到1455年《洪武正韵译训》为止的韩国声韵，处处与中国韵书相比较，按其彰明较著者，探究其源流，考证其本末。全书凿石索玉、剖蚌求珠，精论妙言，新见时出。譬如它以新的视角，烛照了《训民正音》及《东国正韵》的创制理论背景，大量采集了中国声韵作为依据，考证了《训民正音》的本文内容及韩字名称的来源，并以汉字举例说明新文字之音值及叙述新文字之书写法、终声、并书、唇轻音、傍点等之规定；还将《训民正音》的精要——制字解，根据宋学阴阳五行等理论说明了其制字原理和发音法及音值等，可谓考核精到、厘辨鲜明、条分缕析、左右逢源。而且作者还详加考辨和比较了《东国正韵》中的字母、韵母与《文韵》的关系，从而令人信服地纠正了高本汉所著中国音韵研究中的某些舛错，真是“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也。
作者更为心力交萃的撰述，是原本考述了十五世纪中国语音重要文献《洪武正韵》的内容，并以之与韩国本《洪武正韵译训》对照，进行了遗文之复原工作，还精心比照中国原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本），以确定了遗失韩字表记音损毁及漏落部分，取录了中国《洪武正韵》原本之韵别字头及反切，以表记《译训》本之文字母及韩字母，可谓剔抉爬梳、钩沉索隐，发前人所未发。作者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重就《东国正韵》及《洪武正韵》之内容再度进行深入地详细比较，从而明确了十五世纪中、韩声韵之异同，证知《洪武正韵译训》韵母与《东国正韵》韵母之差异和变化，令人心明眼亮，相得益彰。成元庆教授孜孜矻矻，强学力行，使我们目睹了中、韩两国字音的变化发展的轨迹，真“举目方知宇宙宽”也。
在这里，我还想阐述另一个重要观点，即现今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家，总往往侧重于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欧美文学相比较，这是极其短视的有害做法。如中、韩两国，同文同种，同属东亚文化圈，其文化体系十分接近，两者的比较，不仅更具切实意义，也更有融汇、发展、壮大汉字文化圈成果的意义。我认为，从国家文学到亚洲文学，再到世界文学，其整个发展过程是以国家文学为其基础的。成元庆教授的比较及其实践，就是这种认识的典范。更何况，“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它原本是自我民族生命之具体体现，其价值创造之总业绩，正反映出本国民族的高度智慧和精神特质。只有本国民族的独特文化创造，才更具有世界意义。所以，从国家文学到世界文学，其整个发展过程是以国家文学为基础，进而到亚洲文学，再达到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这个发展过程，并不表明将来我们会失去国家民族的文学，恰恰相反，在比较研究中，却更加强化了自己，增浓了本国民族的文化特色，突出了本国民族的独特文化创造价值。当它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时，也就更能占据足以代表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精萃的显著位置——这也正是我们国家民族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成元庆教授的比较研究及其实践，就更具才智，更具启迪性，更具“文化使者”的价值。
（三）苏东坡、郑松江文学比较的独特理论意义
成元庆教授对郑松江《关东别曲》与苏东坡《赤壁赋》的比较研究，又令人进入到另一个富有胆识的境界。
郑松江生活在公元十六世纪的李朝统治时期（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而苏东坡则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十一世纪年代，两者相距有五个世纪之遥。使之相互对比，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不可想象的。很显然，成元庆教授将韩、中这两位著名作家进行比较，是包容着他对一个悠久文化历史内涵的认识的。原来，中国的北宋时期，是整个封建社会制度走下坡路的历史时期。北宋虽史称“隆宋”，代表着汉文化的高峰，但其内在的衰落现象却已历历在目。而李朝的建立，虽也在政治、文化上有着诸多建树，但由于处在亚洲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退的大形势下，其封建官僚制度所固有的弊害，也是无可避免的。他们虽是忠贞爱国、“奋励有当世志”，具有经世济时、“涤荡振刷”的宏愿，但终而不可能得到实现。他们为了报效国家，向君主慷慨谏言，竟受到反对派和奸佞小人的猜忌、谋陷，遭遇疏外、贬职、流配和围篱的可悲命运，他们只好把一腔生活激情和满腹才学倾注在自己的文艺创作之中，并从而表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深湛造诣。
正是基于以上这种高屋建瓴的视角，成元庆教授才在他的论文中十分自如地找到了郑松江与苏东坡种种内在的同一性和共通性，显示了他论析的说服力和判断力。
综观全文，成元庆教授对苏东坡、郑松江的出身、经历、家庭生活、社会环境、思想品性、道德修养、天赋才质、创作表现、描写对象、艺术风格与他们二人的爱国激情、刚直谏言以及被疏遭贬、流配辞世等，并都做了详尽、深入、缜密、翔实而准确的比较和分析。在这些比较中，我们发现，成元庆教授对苏、郑二人的文献资料掌握的十分丰富和全面，有了这些完备的资料，才使他能够透彻地了解双方的“同”和“异”，并有所鉴别、有所发现，从而采取“取”或“舍”的态度，以将对方适合本国文学研究的有益部分转化为自身民族文学的营养，进而促成双方文学、文化的开拓和发展。
有人说，“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是理论”，这话原本没有太大错误，但只是抽象地这样讲，脱离开东、西文化的资料实际及其传统，就会产生莫大的偏颇性乃至某些谬误。因为理论，是随着时代、社会、地域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的，特别它由于国别、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而相互有所差异，譬如中、西文化的理论，即有其巨大的差距，现代人往往一开始即运用西方的理论来审视东方和亚洲的文学及其文化现象，结果常常导致一些风马牛不相及或格格不入的矛盾情况。东方中国的传统诗学，讲究传神写意、含蓄蕴藉；而西方的传统诗学，则讲究摹拟生活乃至纤毫毕肖，至于西方现代派的抽象朦胧学说，则更与中、韩两国的“求物之妙”、咏物抒情的艺术标准有所悖谬。当然，从总体上说，中、西文化各擅其长、各具千秋，它们相互接近、相互交流、相互融汇，最终形成为彩色斑斓的世界文学体系，是必然趋势，但这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目前，如果我们不能首先透彻把握和运用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理论，就会轻易地丢掉自己国家民族的优秀传统，堕入虚无或不可知论的泥沼。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克劳迪奥·纪廉教授说得好：“我认为，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包括英国）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一期第37页）。
成元庆教授在比较郑松江《关东别曲》与苏东坡《赤壁赋》这两篇“绝调”的艺术境界和高度造诣时，无论是从艺术形象、创作环境、思想情感、语词气质、文彩构想等诸方面，都是运用东方文化理论作为指导，而进行着详尽、深入的比较和探讨。于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儒、释、道思想相交织、相浑一的独特文化氛围：刚直不阿而遭贬黄州的苏东坡，他泛舟赤壁、凌波万顷，看到月出东山、乌鹊南飞时，立即感喟着舳舻千里、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的曹操，“而今安在哉！”忠正清直的郑松江，闲职补外，他在青江绿草边、千寻绝壁下，见乌鹊掠空，也感叹着弓王大关的千古兴亡；显示他们的儒道用世理想已经开始幻灭，并颇有看破红尘、遗世独立的佛老出世思想的高趣和旨归。而当他们各自“孤舟解缆”、“驾一叶之扁舟”、“纵一苇之所如”、“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沐浴着“造化翁”清风明月的无私奉献，倾听着玉笛短箫的呜呜鸣声，顿然如释重负、豁然开朗；煞时有仙鹤缟衣玄裳，冯虚御风，横江东来，他们共同幻觉着道士化鹤、飘飘乎“羽化而登仙”，充满了忘怀世尘、潇洒夷旷，悠然超然的乐趣。使他们各自上升到一个“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浩浩乎与造物者同游的“共适”的高洁境界。这个只有东方才有的古老文化意境，决不是纯然消极的，它使世上一切营营苟苟、贪婪自私、黑暗污浊的灵魂相形见黜，而为后世历代遭遇坎坷的士子文人所景仰、所响往、所追踪、所楷模。——苏东坡、郑松江同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双包罗万象的、内涵宏富的文化现象，他们已成为中、韩两国传统思想文化上的一块丰碑。
最后，成元庆教授在比较、分析了苏东坡和郑松江的作品之后，又以总结的口吻、客观的态度，明确指出：郑松江的时代较后，他对苏东坡是有着某种继承关系的。他说：郑松江对苏东坡的语汇联想，文词的添减倒置，具有着“换骨夺胎格”的开拓创新特点。这样的观点，无疑就使韩、中两国的文学和文化，都得到了丰富的拓展。
一九九五年七月，成元庆教授风尘仆仆、不远数千里来到中国的最南端——海南省儋州市（这是苏东坡晚年的最后一个贬所）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八届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这篇“松江、东坡文学比较考——《关东别曲》与《赤壁赋》”的论文，立即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瞩目，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需要并喜爱成元庆教授这样宏才博学、逢原而泛应的中、韩文化交流的使者。对于他的贡献，我想用我1993年9月25日写的贺成元庆博士六十华诞的祝寿诗作结：“海狱钟灵秀，才凌亿仞山。千里争舸渡，万钧挽毫端。踏遍江湖路，惊倒野狐禅，笑吟松柏翠，长享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