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3.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视野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邀主持人 朱万曙 [主持人语]新的视野和方法推动着学术的发展。王国维先生对于视野和方法就非常重视。他关注到“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并由此论及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体现其视野的开放。在《古史新证》中他言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个别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这是他在方法上的自我总结。缘于此，“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语)。回顾百年古代文学的学术史，无论是王国维、陈寅恪，还是胡适、鲁迅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往往都与视野的拓展、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 “视野”与“方法”是相互联系又含义相异的概念。就词义而言，“视野”指目力所及的范围，“方法”则是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视野意味着了解各种学术观点，关注各种学术方法，进而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方法则意味着解决某一学术问题的手段和路径。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视野的拓展。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视野上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史，还需要把握国外汉学的历史和最新动态，甚至需要借鉴与古代文学相关的学科研究成果。视野不断拓展，方法不断创新，古代文学研究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2013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多位名家云集会议，围绕“视野与方法”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的切磋讨论。本专题从此次研讨会论文集中选取了四篇论文，以反映当前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视野和方法上的新思考。 袁行霈教授的《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从宏观的视野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时”与“地”的问题，指出“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条新路，要将时与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需要对文化史的分期重新界定，也需要补充地域文化的内容”。文章虽然是就文化研究展开阐述，但对文学研究多所涉及，无疑拓展了我们的学术思维。 李炳海教授的《视野与方法——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以楚辞学案为例，论述了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文章以具体的例证，充分说明了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研究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学术视野的拓展。文章还论述了学术视野的掌控需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需要以博济约、以约统博、博约适度。文章以个案切入，让我们对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得更为深入。 左东岭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论述了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中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三种关系，以及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炼文学思想的方法。文章探讨了在文人心态研究中如何合理使用文献以及保证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进而论述了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以及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杂文学观念的学术路径。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牵涉到如何重新审视文学思想史和古代作家及其创作，有着开启新方法论的意义。 近年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已蔚为风气。朱万曙教授的《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文化为例》结合作者多年的徽学研究实践，提出了对地域文化新的理解。文章阐述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同构关系、“文化下移”与下层创作、经济支撑与文化语境、“精英意识”与地方视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如何进一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恰与袁行霈教授的观点相呼应。 一、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文学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教授开创的，如果以罗宗强在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作为该学科建立的标志，那么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目前，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都建立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平台。 作为对本学科学科属性与研究特点的总结，笔者曾经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1]一文中，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求真求实与历史还原的研究目的；二是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以概括文学思想的研究方法；三是历史环境与士人心态相关联的中介要素；四是心灵体悟与回归本位的学科交叉原则。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之所以会形成上述特征，乃是基于下述两方面的学理依据：从历史研究层面讲，是为了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因为一个人对于文学的认识与观念，往往是由许多复杂因素构成的，同时也反映在不同的场合与领域。当文学思想研究将体现在创作实践中的文学认识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时，对于某一时期、某一流派、某一代表人物文学思想的认识就更趋于立体化和复杂化，因而也就更接近于历史的原貌。尽管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还原历史至今仍存争议，但探索历史真实内涵与遵从文献证据依然是史学牢不可破的基本学术原则。从学科发展层面讲，是为了突破已经具有近百年研究历史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限制，使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史的研究向着更高层次提升。仅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学思想史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扩展至创作实践的领域，这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从而使本学科拥有丰富的学术内涵与宽广的发展前景。 到如今，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该研究领域有了更多的经验积累，需要及时加以新的总结，以便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关于历史还原问题，随着本体诠释学与接受美学的深入影响，从而对于还原的内涵与性质就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回到历史场景自身，而只能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不但不会使历史还原失去信心与魅力，反倒会使历史还原充满张力与多种可能性。又比如，关于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取文学思想观念的问题，原来只是从作者的创作倾向中加以概括。其实，从作者的题材选取、文体使用、创作格式、审美形态等方面，均能体现作者对于各种文学问题的看法。而且，如何提炼文学思想也还存在种种技术手段，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我发现这是难度最大的培养环节，告诉学生应该如何做相对较为容易，但真正使其自如运用却相当困难。因此，作为一位成熟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人员，他必须得到严格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的训练。当然，毋庸讳言，在本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争议，比如有不少学者曾经提出过质疑，用当代学者所拥有的纯文学观念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文章观念或者说杂文学观念，到底有无可能，而且是否与本学科文学思想还原的研究目的相冲突?[2]这样的问题其实不仅是文学思想史需要解答的，同时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所必须认真面对的。另外，文学思想史中的文人心态研究，本身便具有很强的主观体验色彩，又如何保证其研究的客观有效性?因此，就本学科的发展而言，无论是从经验总结还是疑难辨析的角度，都需要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予以更深入的探讨。 二、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复杂关系问题 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揭示中国文学思想的复杂内涵与真实面貌，可以说是文学思想史研究最鲜明的特点之一。之所以要把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正如罗宗强所言：“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外，它大量的是反映在创作里。有的时期，理论与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是异常活跃的。如果只研究文学批评与理论，而不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研究文学思想，我们可能就会把极其重要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段落忽略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文学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3](P2)可见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对古代文学观念进行考察，是文学思想研究的常规套路。 由此，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便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是有些历史时期或者某些作家只有创作实践而缺乏必要的理论批评，研究他们的文学思想无法从理论批评中去归纳总结，就只能通过创作实践中所包含的文学倾向与创作风貌来总结。这可以叫做弥补理论批评之不足。比如研究李白的文学思想，尽管李白的理论表述相当有限，但其丰富的诗歌创作成就体现着他对诗歌传统、诗歌审美形态的深刻认识，代表了盛唐时期对于诗歌认识的水准。更为重要的是，该问题不仅牵涉到作家个人的文学思想，还涉及对于中国文学观念史的整体认识。比如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何时自觉的问题，在近几十年的学术界曾展开过广泛争议。自铃木虎雄、鲁迅到李泽厚的主流观点都认为是在魏晋时代，但是需要弄清楚的是，到底是批评的自觉还是意识的自觉?如果是意识的自觉，那么《诗经》中有那么多优美的诗篇，《楚辞》中有那么丰富的情感表达与篇章设计，难道都是在懵懂模糊的状态下完成的?其实，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尚未形成的先秦文学文论，一直困扰着学界，甚至形成了没有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研究这样的悖论。但是，从文学思想研究的角度，完全可以从创作中归纳出其作者的文学看法，从而进行有效的观念史研究。汉代的经学家是站在经学的立场上看待文学的，所以不仅诗三百是经，连同《楚辞》也要升格为经，于是便有了《离骚经》的称谓。可是，司马相如、枚乘这些辞赋家也是从经学的角度进行创作的吗?那么，刘向和班固又何以会将诗赋在“七略”中单独列为一类?因而，将创作与批评结合起来研究，对此类问题应该有更为圆融的认识。 二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互印证。也许一个批评家在理论批评中所表达的只是他对于文学思想的部分看法，而把另一部分看法通过创作实践表现出来，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将其文学思想概括完整。比如关于对李商隐文学观念的研究，文学批评史与文学思想史的处理方式便有明显不同。王运熙、杨明所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在详细爬梳李商隐的文论与诗论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在理论批评方面，我们看到，他既重视、钦佩李贺、杜牧的日常抒情写景之作，更推崇贾谊、李白、杜甫等关怀国事民生的篇章，还肯定了宋玉假托巫山神女寄托讽喻的辞赋。可见在内容题材方面，他要求有裨于政治教化，但也重视抒发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情怀，取径较为宽阔。这一点是唐代大多数文人所共通的。”[4](P638)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认为李商隐的文学思想主要是追求一种细美幽约之美，他通过对李商隐诗歌作品的细致而深入的解读分析，认为其诗歌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追求朦胧的情思意境；二是追求一种细美幽约的美；三是感情的表达方式多层次而迂回曲折，感情基调凄艳而不轻佻。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李商隐在诗歌艺术上的这三个方面的追求，都集中反映出唐代诗歌思想发展至此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盛唐的风骨、兴象，到中唐的讽喻与怪奇，到此时的细美幽约，更侧重于追求诗歌表现细腻情感的特征。”[5](P338)那么，哪种结论更合乎李商隐本人的真实思想内涵呢?其实，李商隐在批评文字中更强调政治教化与个人情感抒发的兼顾性，他在论文时更是如此，因而王运熙等人的看法是有充分依据的，也可以说，这表达了李商隐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罗宗强从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则提炼出了有别于其理论表述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对于细美幽约情感的追求与表达。而且他认为这更能代表晚唐诗学思想的主导倾向。由于罗宗强的著作更接近于思潮史的性质，所以也更关注文学思想的主要潮流尤其是带有新的创作倾向的潮流。但作为李商隐本人的思想特征，这种追求细美幽约之美其实也是其文学观念的一个侧面，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一个侧面。因此，在此种关系中，体现了一位文学家文学观念的多样性，他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乃至不同心情下，往往呈现出许多不同的侧面。只有将这些侧面都关注到了，文学思想的研究才会具有真实的立体感。 三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相互矛盾。有些作家与批评家在理论表达时是一种态度，而在创作中则是另一种态度，从而构成一种相互解构而富于张力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现实所决定的，中国古代士人尽管也讲儒释道互补，但儒家思想却是他们大多数人推崇的处世原则，只要他想入仕为官，就不能在公开场合讲违背儒家的言论。此外，还要考虑到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复杂性，有时口头上说要决绝官场而归隐山林，那不过是一时的愤激之言，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难以忘怀政治与天下苍生的。反过来，许多人天天大谈社稷苍生，但实际上却并不真正践行自己的主张，从而形成如袁宏道所调侃的：“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可是像袁宏道这样“新诗日日千余首，诗中无一忧民字”[6](P651)的风流才子，却能够尽心供职而政绩斐然，成为被当时首辅大学士称之为明代二百年难见的好县令。这种现象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便是理论与创作的不一致，有时候作者明明在理论上提出一种主张，但在创作中却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倾向。比如刘基的文学思想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他在入明之后理论上主张台阁体的写作与昂扬盛大的诗风，他理想的文章乃是“理明而气畅”的体貌，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却充满感伤，显示的是一种自我排遣的功能，追求一种深沉感伤的情调。清人钱谦益早已发现了此种矛盾现象：“(刘基)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7](P13)其实，不仅刘基存在这种矛盾，明初文坛也基本如此，刘基本人便吃惊地说：“今我国家之兴，土宇广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夫何高文宏辞未之多见?良由混一之未远也。”[8](P88)对这种矛盾状况如何对待，就必须作出深入的思考。这其中既有可能是个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体现，也可能是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难以协调的矛盾。 当然，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文学思想，从而不把文学思想史的观念研究弄成文学史的作家作品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比如，对于作者文学功能观的探讨，可以从其所写的题材与诗文的题目上进行归纳，大量山水诗的创作与个体私人化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于隐逸生活的向往，都说明他不大可能是儒家教化功能的倡导者。又如，中国古代作者很少不讲效法古人的，但并不能就此认定他们全是复古论者，这要看他所写的诗文到底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还是在学习古人的同时又有明显的自我创新与情感抒发。辩体与破体永远是创作的两极，而在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中，便显示出作者对待传统的态度。再如，对于诗体的选择，也能透露出作者的文学观念，他是喜爱古体诗，还是喜爱格律诗，这其中显示了他对于形式技巧的态度。还有，一位作家的作品体貌是与流行的主流体貌相趋同，还是能够独树一帜?如果是后者，那他很可能体现了作者对于文学价值的不同观点而具有新的创造。还有诗文创作的方式，他是喜爱个人独吟，还是喜爱聚会唱和?这其中就包含了他们对诗文价值的不同追求。另外，还有诗文传播的方式，也能显示一个人的文学观念，他写成诗文后，是急于献给朝廷或者向社会公开，还是仅仅在亲友小圈子内流传，甚至干脆藏之名山而以待来世，这些便是教化、宣泄文学观的不同体现。对于文学思想的概括与研究，就是要把这些方方面面都综合起来，并结合其理论表述与他人评价，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立体的看法。这需要长期的学术训练与研究实践，然后方能运用自如。其中不仅需要研究者拥有良好的文献解读能力、缜密的理论概括能力，更需要敏锐的文学感受能力。因为他必须首先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了新的审美倾向和独特的文学体貌，然后才能由此探讨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学观念。 三、文人心态研究中的文献使用问题 心态研究本来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它理所当然应该遵守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而此处所说的文人心态研究除了具有历史研究的一般特征之外，其主要目的乃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环节。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优点，就是把文学批评史的平面研究变成立体的研究。所谓立体，指的是在纵向上注重过程性的研究，不把文学思想理解成静止不变的固定形态；在横向上是注重形成文学思想的复杂原因，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宗教的、风俗的等等，也就是文学思想史更重视对于文学观念的深层原因的把握。 正是在这种深层原因的把握上，文人心态研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韦勒克曾经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认为对于文本的结构研究与审美研究属于文学的本体研究，而把思想史的、作家传记的以及其他因素的研究称之为外部研究。以前的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研究也会对文学发展的背景进行宏观的描述，但往往是概论性的从而也就是外在性的，文学的历史背景叙述与文学本体的论述时常是两张皮的，中间往往缺乏一个沟通的环节。弥补此一环节的中介，那就是文人心态。因为无论是何种社会历史因素，要进入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都必须通过文人的整合与改造，于是文人心态就成为沟通社会历史文化与文学审美的一个有效的中介。但是文人心态如何研究呢?其中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的学术素养外，还要能够拥有感同身受的心灵感悟能力，但作为历史研究性质的心态研究，更重要的还涉及文献合理使用以保证其历史客观性的问题。 在研究文人心态时，研究者所依据的文献应包括其他人所记录下来的文字，诸如档案、实录、笔记、史书等等，都是从第三者的立场进行记录的，拥有一定的客观属性，但此类文献也存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就是说，这些毕竟都是间接的记载，与作者本人是存在相当的时间与空间距离的。因此，要进行文人心态研究，更重要的还是要使用研究对象本人所撰写的诗文作品，也就是别集中的文献，这无疑是最能直接表露其思想情感的文献依据。而这就牵涉到了到底文如其人还是文不如其人的问题。金人元好问早就在诗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9](P269)潘安一面撰写向往归隐的文章，一面又巴结逢迎权贵，可见文章与为人原是不完全一致的。但刘勰却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深而味长；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赅；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10](P506)可见作家性情又是能够左右作品体貌的。那么到底在哪些层面可以由作品看出作者的心态，而哪些层面又可能掩饰遮蔽呢?在作品与文人心态的关系中，除了心口不一的道德虚伪外，是否还包含着创作本身的一些特点? 影响文人心态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问题。按照现代敘事学的观点，作者与叙述者永远是不重叠的，二者之间只有距离远近的差别，而没有合一的可能。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合乎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实践的。比如中国诗歌中出现过许许多多以香草美人为喻的诗作，叙述者常常自称贱妾，而把君主当成夫君，我们当然不能认为作者就是女子。中国诗学从汉代确立比兴的传统后，诗歌解读者总会在文字表面探讨其中更为隐秘的寓意和寄托，于是，李商隐以言情作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无题”诗就长期吸引研究者的探测兴趣，不断从中寻求其微言大义。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体的规定，作者一旦进入某种文体的写作过程，就必须自觉遵守这些规定，再加上作品的许多具体情景的变化，就使得作者作为叙述人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角色的扮演，那么为文而造情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就其本质意义而言，为文而造情不能完全被视为负面的因素，这就像你不能否认演员的表演一样。但是对于心态研究而言就会造成许多困难，因为依据这些文献而探讨作者的心态，很可能是不完全有效的，是不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像乾嘉学派那样去进行文献排列来归纳结论就往往距真实很远。可直到今天的历史研究，还有许多人谨慎地守着这些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研究尽管从表面上看严守学术规范，似乎证据确凿而结论可靠，其实许多时候只是隔靴搔痒，在材料的表面滑来滑去，而难以深入到历史的深层，更不要说深邃的心灵世界了。于是，就有必要弄清作者与叙述者在不同文体中的关系远近问题，然后才能决定其心态研究的价值。一般说来，尺牍中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是最为接近的，然后是诗歌等抒情性文体，最远的莫过于偏重形式的骈体文与实用性的公文文体了。如果不把作者与叙述人、文体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就贸然讨论文如其人还是文不如其人的问题，那是很简单轻率的态度。 影响文人心态研究的因素之二是文献作为证据的效用问题。在文人心态的研究中，辨别材料的真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了解文献生成的背景、解释文献的证据效用以及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文献，同样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诗文作品都拥有相同的心态研究价值，有的可以作为证据，有的就没有证据的功用，有的则需要说明文献的适用范围才能作为证据。而这一切，都不是仅靠材料真伪的辨别所能解决的。比如，同样是作者与叙述者关系最近的尺牍，其本身也还存在一个证据效用的大小问题，具体说就是尺牍的生成背景。他是写给上司的，还是写给朋友的，或者是写给亲人的，那他透露的心态真实性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就像我们开会时说的话和私人聊天的话一样，是会有很大差别的。试看以下袁宏道写于同一时期的几封书信： 职今年三月内，闻祖母詹病，屡牍乞休，未蒙赐允。职惟人臣事君，义不得以私废公，又事势无可奈何，强出视事，一意供职，前念顿息，无复他望矣。不料郁火焚心，渐至伤脾，药石强投，饮食顿减。至前月十四日，病遂大作。旬日之内，呕血数升，头眩骨痛，表里俱伤。(《乞改稿一》)[11](P317) 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寒百暖，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丘长孺》)[12](P208) 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然则苏何有于令，令何关于苏哉?(《兰泽、云泽叔》)[13](P211) 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沈广乘》)[14](P242) 此处言及袁宏道的三种辞官原因：一是身体有病，二是好逸恶劳，三是遇到了政治风险。那么这三种原因中是否存在真假问题，或者说，即使全是真的有无主次之分?这就需要考察三封尺牍的写作对象。一般说来，属于公文尺牍的《乞改稿》可靠性是最低的，因为因病辞职乃是中国官场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之一，几乎成为古今辞官的共同理由。但也不必认为袁宏道是在作假，只不过他的病是否足以达到辞官的程度要有所保留而已。而好逸恶劳的表达是针对亲友的，应是其主要原因，联系到他辞官后漫游吴越的种种行为，起码身体不是辞官的主因。而政治风波或许是加速其辞官的直接诱因，但必须有放纵自我性情的“求乐”动机作为前提。当其辞官之后，曾在致朋友信中说：“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极乐事。官是病因，苦为乐种。弟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15](P301)可见，辞官求乐是其目的，得病刚好成为辞官的理由，所以才会遗憾自己为何不早点得病。将这些复杂因素辨析清楚之后，我们就能具体了解此时袁宏道的心态是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并在此种心态下写出了许多流畅挥洒的诗文作品，其文学思想也是最为激进自由的时期，因此他辞官后的诗文结集便命名为《解脱集》。由此生发开去，他此刻所摆脱掉的不仅仅是官位的羁绊，还有文学上的传统束缚与种种格套的限制，于是才会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 心态研究尽管不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内涵，但却是连接社会文化诸要素与文学思想的重要环节，是其他文化要素通向审美要素的重要途径。而文献的有效使用，又是心态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如果研究者真正能够严格遵守文人心态研究的文献使用原则，将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进行仔细的考量，认真考察每一篇文献的生成背景与使用效用，并且将文人自己所创作的作品与其他相关的文献进行综合比对研究，那么最终所取得的学术结论就应该是令人信服的。 四、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问题 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他所拥有的文学观念基本都是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纯文学意识，但在进行文学思想史研究时，却必须面对复杂的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或者说是一种杂文学观念。比如在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比较一致的看法，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是以诗歌作为核心与主线的，所以诗歌与诗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研究的重心。应该说，这种看法只是部分合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文体排列中，是以经、史、子、集作为先后顺序的，现代学者最为重视的诗歌文体，恰恰是被列在末尾的集部中，而中国古代最看重的还是经部，这无论是在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汉代，还是清代官方所撰修的四库全书中，都鲜明地体现了此一观念。这便是中国古代最为强烈的观念之一：宗经意识。这种观念是与人文教化、经国治世的实用目的紧密相结合的，没有谁会轻易否定经学的地位，哪怕是最为重视文学审美的曹丕也还得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像西方文学不能忽视《圣经》的重要地位一样，中国古代文学也决不能低估经学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古代，经学意识导致了两种不同但互有关联的文学观念：一种是重教化的文学功能观，延伸出的是文与道的关系，因而有德者必有言与道决定文成为其核心观念；另一种是实用的文学功能观，延伸出的是文章体要与华美漂亮之文辞的关系。所谓体要，就是各种文体的独特功能具有与之相应的体貌与写法。刘勰曾论檄移说：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烨以腾说，凡此众条，莫或违之者也。故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文心雕龙·檄移》)[16](P377) 此处所强调的就是檄移的“体要”，前面的内容与功用的“体”决定了后面写作上的手法与体貌的关键之“要”。如果谁失去了此种“体要”，那必然会归于创作上的败笔。当然，体要所蕴含的不仅仅是文体的功能，同时还涉及文体的价值等级等内涵。刘勰无疑是非常重视文章体要的，所以他对于六朝以来的“文体解散”也就是忽视体要的现象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可是他同时又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也。”[17](P16)(《文心雕龙·征圣》)可见在刘勰眼中，既要实用又要华美，才是理想的文章。但是，在现代文学观念中，无论是教化还是实用，都已不再是文学的应有功用。这样就形成了古今文学观念差异的问题。有人曾质疑，以这样一种矛盾方式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能够达到求真求实的学术目的吗? 我的基本观点是，既要坚持现代文学观念的审美本位立场，又要照顾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复杂状况。这就是说，在价值选择与叙述重心上，应该坚持审美性、文学性，否则，我们就没有了学科的规定性与文学的基本属性，但又绝不能忽视古代文学观念的复杂内涵，否则就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 其实，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一个共同的、被所有人都认可的纯审美的文学观念，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人群，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学思想，例如政治家的文学观，无论古今中外，基本都是讲究实用教化的，那些试图让政治家也拥有纯文学审美观的想法是过于天真幼稚的主张。中国古代由于受儒家政教观念的影响，所以文学在很多时候都倾向于教化。但是又不能说没有审美的文学观念，比如，刘勰讲“衔华而佩实”，李贽讲“天下文章以趣为主”等等，其实都强调的是审美与文采。当然，也有对所有文体进行更本质概括的理论，比如萧统的《文选》自序就说：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词，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18](P2) 归纳起来说，他的选文原则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集中于文人的精心构思与文辞的华美漂亮。无独有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言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文心雕龙·序志》)[19](P725)在此，刘勰一部《文心雕龙》所要探讨的，便是作家如何构思文章并获得如“雕龙”般的华美文采，进一步说，其“文心”所思考的主要对象便是如何构成“雕龙”的效果，“雕龙”也就成为“文心”所指涉的主要对象。现代学者当然很看重这样的观念，因为它们距离我们如此之近，几乎可以说大致重叠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魏晋六朝只是中国古代一个讲究唯美的很特殊的时期，不可能以此涵盖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且即使在六朝，即使在刘勰自身，宗经与实用依然占据着其文学观念的重要位置。如果忽视这些，必然曲解古人。 当今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就是要首先弄清楚古代文学观念的实际情况，即它包括了实用的、教化的、自适的、不朽的、唯美的文学观，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实际状况，不写出这些，就不能算真正的历史研究。同时，我们又要用现代文学观念去进行价值判断，将那些强调审美性、文学性的观念作为介绍的重点。只有兼顾到这两个方面，我们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才能成为对今天文学理论建设有用的思想资源。 关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求真求实与阐释接受的问题，主流文学观念与地域文学的问题，实用教化与文学风骨的问题，历史转型与文学思想变迁的问题等等，都是牵涉文学思想研究的整体性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标签：文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古代文人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读书论文; 李商隐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