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公共政策态度实证研究——以沈阳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沈阳市论文,公共政策论文,为例论文,公众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0166(2009)03-0008-05
一、引言
我国政府在近几年的行政改革中，明确昭示了行政管理理念从传统集权主义理念向民主行政理念转变。特别是在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以来，本届政府更是将自己定位为亲民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立，要求公共政策由精英决策转向大众参与的模式，并逐渐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合作的治理模式。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手段，广泛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公众由于自身的差异，对于公共政策，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公共政策态度是涉及到公共政策时，人们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程度的满意或不满意、赞成或不赞成的心理倾向，在这种心理倾向下，人们会采取相应积极或消极的行动。人们的态度，将会影响到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和行为选择，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和作用发挥。因此，通过公共政策态度问卷调查，根据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了解公民公共政策态度倾向，进而分析目前各种群体的认识状况、认知水平和认识特征，分析其变化的状态和规律，判断影响人们公共政策态度的各种因素，有利于公共政策的评估，有助于政府调整和完善公共政策。这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化、民主化，对我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公众公共政策态度的相关研究，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通过文献整理，可以发现这些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这些研究多分散在政治态度或民主价值、法治态度等主题的研究之中，真正从公民公共政策的态度角度来考虑的还比较少。
2.从研究对象上看，国外对于公共政策态度的研究多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港台针对的群体集中于学生和老师，显然学生和老师这一人群相对于公众的概念，研究范围是偏小了。大陆的研究则针对的是某一具体政策，而且一般停留于简单的现象描述阶段，从整体角度分析人们的态度，并探讨其所反映出的各种群体的认知水平、认知特征的研究，基本上没有。
3.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的研究采用实证的方法，而国内以理论研究为主。针对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作者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运用实证的方法考证沈阳市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态度问题，分析影响公共政策态度的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为了实证研究个人基本属性对公共政策态度的影响，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界定公共政策态度量表和个人基本属性量表，提出研究假设。
(一)量表确定
1.公共政策态度量表界定
本研究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对公共政策态度从平等—不平等态度、有限—无限态度、自由—保守态度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共由19个项目组成，所有项目均采取利克特七点量表形式计分。
平等——不平等态度量表的构成源于这个事实，人们认为公民资格是完全包容的，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基本价值而没有任何差别和限制，那么他们的态度则是倾向于平等。如果人们认为组成国家的人们地位是有差别的，一些人优越于其他人，则他们的态度倾向于不平等。该量表由5个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组成。
有限—无限态度量表的构成源自国家施行于其成员的职能上的矛盾。政府行为的正当性(justify)范围的界限在哪里，人们的理解往往不同的。一些人坚持认为，没有任何社会行为和团体可以和应当免于国家的裁判，则他们的态度是倾向于政府职能无限。另一些人主张，应当在共处划定一条边线，人们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在界限之外则不能随意侵入，则他们的态度倾向于政府职能有限。该量表由8个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组成。
自由—保守态度量表主要关注人们是坚持更为自由的观点，接受更为普遍更高层次的公正与自由，还是坚持较为保守的观点，接受传统的权威与准则。如果是前者，则说明人们的态度是自由的；如果是后者则说明人们的态度是倾向于保守的。量表由6个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组成。
2.个人基本属性量表界定
为了解沈阳市城市居民的个人基本资料，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月收入作为外源变量(自变量)，考察各要素对人们公共政策态度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由于学者们研究对象和研究地域的差异，对公共政策态度的研究框架也颇有不同。但关于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态度的相关研究还尚未涉足。本研究选取沈阳市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目的与文献探讨的结果，拟定研究框架。本文假设：个人人口统计学特征不同，其公共政策态度会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假设图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沈阳市市民为研究范围，根据沈阳市统计局人口数据作为样本总体构成的依据，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
根据沈阳市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2007年沈阳全市常住总人口为740万人。一般社会科学性研究所容许的样本及样本总体的抽样误差介于1％～5％之间，在此假设误差不大于5％，且样本数呈现标准常态分配的前提，信赖区间为95％的条件之下，样本数由以下公式可得：
上述等式说明只要有效样本达到384份以上，就能达到样本特征呈正态分布，即为有效，可进行后续统计分析。笔者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530份，收回有效问卷465份，有效率为88％，符合样本数量要求。
四、数据分析
(一)数据分析方法
依据研究假设，主要运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主要采用了以下数据分析方法：通过描述性分析用以分析受试者各项基本资料以及公共政策态度量表上的各项施测结果；应用T检验来检定受试者的公共政策态度是否因其性别、婚姻状况而呈现显著不同；应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One-Way Anova)用来检定受试者的公共政策态度是否因其年龄、政治面貌、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二)主要分析结果
1.结构变量描述性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所获得的465个有效样本问卷分析显示：公共政策态度总量表包括19个项目，满分为133分，由表1可知，受试样本的公共政策态度量表得分的均值为80.06，超过均值66.5，标准差为28.84，平均每题得分为4.21，超过各题平均值3.5，故结果显示：沈阳市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态度趋向正面、积极的方向。
样本各分量表得分的均值都大于各量表均值。平等量表包括5个项目，总分为35分，其量表样本得分的均值为20.89分，大于量表均值17.5分；有限量表包括8个项目，总分为56分，其量表样本得分的均值为33.31分，大于量表均值28分；自由量表包括6个项目，总分为42分，其量表样本得分的均值为25.85分，大于量表均值21分。而且样本各量表每题平均得分都在3.5以上，这表明沈阳市市民的平等态度、有限态度、自由态度均呈现积极的倾向，按每题得分高低对其排序依次为“自由——保守态度”、“平等——不平等态度”和“有限——无限态度”。
2.个人基本属性与公共政策态度之间关系分析
为了测定沈阳市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态度与性别、婚姻状况的关系，运用Spss软件进行T检定，可求得其T值和P值如表2所示。
从表可知，男性和女性在公共政策态度上差异显著，男性的公共政策态度要比女性积极。但在平等——不平等态度上两者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平等观念更加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男性和女性在该方面的认识上差距不大。婚姻状况不同其公共政策态度有所不同，未婚人群的公共政策态度要比已婚者更为积极，可能是因为伴随着婚姻状况的改变，已婚人士更多地开始关注家庭，因此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对家庭的关注程度更高。
对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月收入与公共政策态度的关系，通过ANOVA分析，求得F值和P值如表3所示。
观察上表的P值可知，年龄、政治面貌、职业、教育程度不同，人们的公共政策态度差异显著。月收入不同，人们的公共政策态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沈阳市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态度趋向积极
沈阳市城市居民的公共政策态度及其所包括的“自由——保守态度”、“平等——不平等态度”和“有限——无限态度”均呈现积极倾向，按每题得分高低对其排序依次为“自由——保守态度”、“平等——不平等态度”和“有限——无限态度”。
2.个人基本属性对公共政策态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①男女性的公共参与态度无显著差异，但其中男性关心时事的态度高于女性。②婚姻状况不同，公共政策态度有显著差异，未婚者的公共政策态度较已婚者更为积极。③年龄不同，公共政策态度有显著差异。根据统计分析，20～29岁、30～39岁人群公共政策态度最为积极，其次是60岁以上人群，再次是40～49岁人群，接下来是50～59岁人群，最低的是19岁以下人群。④教育程度不同，公共政策态度有显著差异，尤其体现在社会关怀态度上。总的说来，教育程度越高其公共政策态度越积极。⑤职业不同，人们的公共政策态度差异显著，尤其在“有限——无限态度”上表现明显。⑥政治面貌不同，人们的公共政策态度差异显著。由高到低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⑦月收入不同，公共政策态度无显著差异，但其中月收入不同，平等——不平等态度有显著差异。
(二)建议
综合研究结论，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以供政府参考，期望在加强公共政策态度方面有所助益。
1.针对不同性别，采取提升其公共政策态度的不同策略
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人公共政策态度是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和女性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公共政策态度要高于女性。针对这种现状，政府要积极提升女性的公共政策态度，通过各种方法提升女性的公共政策的兴趣，提升她们的关注度。女性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一直不是很高，这与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有一定联系。中国古代女性地位较为低下，根本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影响与日俱增，但仍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剔除这种传统思想。要积极提倡男女平等的观点，加大对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宣传，提升她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同时，要积极引导女性学习公共政策相关知识，这样她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和评断公共政策，有助于公共政策态度的提升。
2.针对不同婚姻状况群体，采取提升其公共政策态度的不同策略
研究表明，婚姻状况不同的人公共政策态度是存在显著差异，未婚人群公共政策态度要高于已婚人群。针对这种状况，主要是要提升已婚人群的公共政策态度，已婚人群公共政策态度低，这可能是因为伴随着婚姻状况的改变，主要可能是因为家庭负担和工作压力较大，没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公共事务。已婚人士更多地开始关注家庭，因此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对家庭的关注程度更高，其社会关注程度就随之降低了。建议政府多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活动，一方面满足了这部分人士对家庭的关注，同时也可提升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
3.针对不同年龄群体，采取提升其公共政策态度的不同策略
研究表明，不同年龄阶段的公共政策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对其公共政策态度以强弱为序，结果如下：20～29岁为最高，其次为30～39岁，接下来是60以上，再次为40～49岁，然后是50～59岁，最后是19岁以下。
可能是因为60岁以上的大多退休，他们已无工作上的事需要关心，因此倾注了很多的精力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继而公共政策态度最为积极。20～29岁的大多刚开始迈入社会，对一切事物都非常好奇，因此其公共政策态度也非常积极。而19岁以下的大多都正在接受教育，他们对社会的了解程度很低，学校、教师和家庭大多给他们灌输了很多社会的积极方面，因此他们的公共政策态度的认知是比较理论的。通过该分析，政府在加强公共政策态度时，可率先调动60岁以上和20～29岁、30～39岁这三个原本公共政策态度就非常积极的群体，由先进带动后进，同时对50～59岁和40～49岁的群体应予以更多的关注。其次，建议政府积极提升19岁以下、40～49岁和50～59岁这三个人群的公共政策态度。19岁以下的，由于大多数是学生群体，因此主要是加强公共政策的教育，通过学习、教育，从思想上改变其公共政策的认识，从而达到提升其公共政策态度的目的。而对于40～49岁和50～59岁这两个群体，他们的思想认识已经比较成熟，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要提升这一部分人的公共政策态度，对他们只能进行疏通和引导，首先要建立政府与这两部分人群的信任感，有了信任感才有助于沟通，有助于改变其一些消极的态度，从而真正改善其公共政策态度。对他们在公共政策活动中的不满之处，要做好解释工作；对他们在公共政策认识上的误区，要做好沟通和引导工作。
4.针对不同政治面貌，采取提升其公共政策态度的不同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政治面貌的人群，在公共政策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共产党员的平均分数最高，其次是共青团员，最低的为群众。如同前面所论述，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党和政府的思想教育工作密不可分。由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隶属于党组织系列，能够较群众接受更多的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他们在对公共政策认知和理解方面更为深刻，公共政策态度也就越积极。共产党员由于所接受的组织思想教育比共青团员更为正规、频繁和深刻，所以其分数要高于共青团员。群众虽然也从各个方面接受各种知识，其所接受的知识往往是通过学校、新闻媒介或周围人群所获得的，相对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而言，毕竟不系统、不直接，所以该类人群的公共政策态度平均分最低。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要提高人们的公共政策态度，首先要继续保持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教育工作，在保持的基础上有所加强和提高。对于群众则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加大公共政策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使群众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和知识，更加关注公共政策，从而有效提升公共政策态度。
5.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素质
研究表明教育程度高的公民，其公共政策态度较为积极，因此加强公民的教育，可以改变公共政策意识，从而有效改善公共政策态度。建议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其知识水平和对事务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有效地提升公共政策态度。
首先，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技，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使每位公众都成为有理性思维的、能运用自身的文化知识的政策参与者。
其次，应加强对公众相关政治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努力培养公众的民主政治行为能力。以往的政治教育偏重于政治意识形态等的普及，较少从技术的角度来对待公众的政治参与问题，导致了实际操作过程中公众对公共政策问题关注较低的问题。对此，应当通过向公众传授必需公共政策的知识，让公众懂得如何参与公共事物，了解如何通过公共政策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利益，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技能，增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最后，培养健康的政治文化。健康的政治文化有助公众公共政策意识的培养。对于政府而言，培育健康的政治文化关键就是树立服务意识，公共政策的实施应以公众需求为取向，这种服务意识的培养，即公共精神的培育可以减少异化行为。政府服务真正树立以公民为中心的文化，从而对鼓励人们关注公共政策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