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缓化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缓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平缓化的趋势
按照波谷—波谷的划分方法，从1954年到2006年的50多年中，中国经济波动共呈现出10个周期。在这10个经济周期中，前5个周期属于改革开放之前(即1954-1957年、1958-1962年、1963-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后5个周期属于改革开放之后(即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6年)。从反映波动幅度的峰谷落差指标来看，改革开放前的5个周期的平均峰谷落差为17.8％，属于剧烈波动型；改革开放以来的5个周期的平均峰谷落差为10.7％(参见图1)，比改革开放前下降了7.1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特别是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缓化趋势更加明显。
图1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周期(单位：%)
这种经济波动的平缓化趋势，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日本除外)的经济波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同样呈现出平缓化的趋势。过去常见的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很少再见到了，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继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之后的“大平缓”(great moderation)。
中国经济自1999年以来连续8年经济增长率保持温和上升趋势，而且目前并不能肯定周期的波峰已经来到，从目前来看，经济增速出现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在下降。
二、中国经济波动出现平缓化趋势的原因
中国经济波动出现平缓化趋势，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我们将从供给、需求、外部冲击和货币政策这四个方面来系统探讨其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
(一)供给冲击与中国经济平缓化
关于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平缓化趋势的供给原因，可以从技术冲击和劳动力供给冲击两个方面来考察。
先考察技术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自从凯恩斯革命以来，总需求波动被认为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学家开始寻求从供给角度来考察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特别是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图2 中国的索罗残差(单位：％)
度量技术冲击的主要方法是著名的索罗残差法。假设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同时假设技术增长由不变的增长率和随机冲击组成。通过估计生产函数，我们可以得到生产函数和索罗残差，其中索罗残差如图2所示。
通过考察索罗残差及其条件波动性在过去30年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技术冲击在中国经济波动中有重要影响。在1998年以前，反映技术冲击的索罗残差波动很大，振幅达到15％以上，而1998年以后振幅在3％以内。如果以1997年为分界线，在1997年以前，索罗残差的标准差为4.3％，而以后为1.7％，下降了将近60％；索罗残差的条件波动性也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每年减少1.2个百分点；在1997年以后，索罗残差的条件波动性大约减少了50％左右。
供给方面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冲击。我们结合中国二元经济条件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从代表性经济主体最优劳动供给行为出发，探讨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结构，建立适合中国特殊劳动力市场特殊结构的菲利普斯曲线，从理论上来考察通货膨胀与中国就业变化以及劳动力供给冲击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这一关系，利用经济计量方法确认中国劳动力供给冲击的变化状况及其演变趋势。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结构可以表示为①：
图3劳动力供给冲击(单位：%)
通过经济计量分析我们发现：1995年以前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冲击波动很大，振幅达到15％以上；而在1995年之后，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冲击波动很小，振幅在5％以下。劳动力供给冲击的条件方差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每年大约减少0.5个百分点。在1997年以后，劳动力供给冲击的条件波动性有了很大的下降，大约减少了50％左右。
(二)需求冲击与中国经济平缓化
关于中国经济波动平缓化与总需求波动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消费冲击和投资冲击两个方面来考察。
消费的波动除了受到收入的影响以外，消费者短期的消费冲动和短视行为也会造成消费的波动。我们通过建立包含理性消费者的消费冲动和短视消费者的消费冲动的模型，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冲击变化情况。
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类消费者：一类为理性的消费者，其消费行为遵循跨时最优原则，但是这类消费者可能因为短期的品味波动而出现消费冲动；经济中存在的另一类消费者为短视的消费者，其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在此假设下，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图4居民消费需求冲击(单位：％)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1997年以前，中国居民消费冲击的振幅达到12％以上；而在1997年以后，中国居民消费冲击的振幅只有3％左右。在1997年以前，消费需求冲击的标准差为2.8％，而以后为1.2％，下降了50％以上。居民消费冲击的条件波动性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每年减少0.1个百分点；1997年以后大约减少了30％左右。
凯恩斯指出，由于受到预期以及投资者投资冲动(他将其称之为“动物精神”)的影响，投资是不稳定的。我们根据中国投资者投资行为，建立投资函数，然后通过经验分析来识别投资冲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通过对投资者行为的优化，我们得到投资波动函数为：
图5投资需求冲击(单位：％)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1985年到1990年之间，投资的波动幅度很大，达到18％以上；而在1991年以后，投资冲击的振幅只有9％左右。如果以1997年为分界线，在1997年以前，投资需求冲击的标准差为4.0％，而以后为3.2％，下降了将近20％。投资冲击的条件波动性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每年减少0.16％；在1994年以后投资冲击的条件波动性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虽然1997年以后有了一定的上升，但是比1994年以前还是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三)外部冲击与中国经济平缓化
关于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可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从世界经济自身的波动情况来考察；另一方面是从进口能源价格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来考察。
在开放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日益增强。我们根据奥布斯特菲尔德(Obstfield)和罗戈夫(Rogoff)所提出的开放宏观经济学新范式[1]，考察了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的原因，即考察了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根据奥布斯特菲尔德和罗戈夫的分析方法，世界经济波动和本国贸易条件波动是导致本国经济波动的两个重要因素。世界经济波动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平缓化趋势(参见图6)，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更加明显，因此对中国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也日益减弱。而中国的贸易条件的波动在1997年以后也出现了平缓化的趋势(参见图7)。1997年以后，贸易条件变化的方差不到此前的1/4，世界经济波动变化的方差也只有此前的60％。由此可见，1997年以后世界经济波动和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都趋于平缓，因此，由外部冲击所引起的中国经济波动也相应地减弱，即中国经济波动平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世界经济波动趋于缓和。
图6世界主要经济体产出波动情况
图7中国贸易条件波动与产出波动
能源也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很多能源特别是石油大量依赖进口，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于能源价格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和影响程度，我们做过相应的研究。我们在分析能源价格与生产者成本和产量关系的基础上，推导出包含能源价格的菲利普斯曲线，并结合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理论上研究能源价格冲击对物价和产出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做了经验考察，估计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对通货膨胀易变性和产出波动的偏好。特别是，我们还对国内能源价格以及国际石油价格上升对中国物价和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经验考察。②我们的研究发现，国内能源价格冲击对中国的经济波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中国能源总体价格上升10％，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以CPI指数代表通货膨胀)会相应地上升大约0.29％，最终导致总体价格水平上升0.35％，而产出缺口在当年为-0.34％，产出损失累计为0.41％。但经验分析也表明，进口能源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很小的。以石油价格的变化为例，国际石油价格上升100％，将导致中国物价出现温和的上升，产出出现微小的下降，但二者都不会超过1％。所以，即使最近出现了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四)货币政策改善与中国经济平缓化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对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进行控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我们在考察利率管制下中国宏观经济动态的基础上，分析货币政策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在IS—LM—AS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得到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如下：
其中，y是产出波动，m是货币增速，i是利率，
是潜在增长率，v是基础冲击因素。由(4)式可知，在利率管制下，产出波动除了受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影响以外，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利率水平及其变化)是影响产出波动的重要因素。
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选择不同的货币增速和利率水平使产出波动的方差(标准差)最小。显然，在结构参数一定的情况下，产出波动取决于基础冲击和货币政策取向及其稳健性(即货币政策除了稳定经济的目标以外，可能因为其他的目标而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最优的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是完全消除上一期的产出波动对本期产出波动的影响。通过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考察发现，货币政策指标
存在负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不高。这说明中国的货币政策虽然具有反周期的操作取向，但货币政策并不完全是稳定经济导向的，货币政策本身也可能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货币政策采用逆周期的操作方式能够降低经济的波动性；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偏离逆周期操作的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就会造成经济的波动，甚至远远大于其稳定作用。
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平缓化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7年以来，货币政策冲击和基础因素冲击均大幅度降低，基础因素冲击的方差下降87％，而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下降了89％，因此造成产出波动下降88％。同时，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波动占产出总波动的比例也从44％下降到39％。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在稳定经济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尽管其改善没有提高到降低基础因素冲击的程度。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缓和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础因素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均减少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波动减少的贡献大约为45％。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善，是因为货币政策自身的波动减小了，即货币政策更加稳健，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短期内出现巨大的变化。
表11997年前后的经济波动(以方差测度)及影响因素(单位：％)
1980年—2004年 1997年以前 1997年以后
产出波动 8.27 12.01
1.43
基础因素冲击 1.81 2.62
0.34
中性货币政策下基础因素冲击导致的产出波动 4.62 6.69
0.87
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波动3.65 5.32
0.56
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波动占总产出波动的比例 44％ 44％
39％
三、中国经济波动的未来走势
本文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中国经济的波动，还是世界经济的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出现了明显的平缓化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完善，体制变化带来的冲击将有所降低，市场的微观主体将更加理性，世界经济波动平缓化趋势在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体系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因此，中国经济波动平缓化趋势将能够继续保持。
但是，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这种平缓化趋势，怎样认识这种新现象呢？它是一定阶段上出现的现象，还是将会一直“平缓化”下去呢？如果一直“平缓化”下去，是否意味着经济周期从此就消失了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研究经济周期产生的客观原因、传导机制以及短周期与长波周期理论。这个问题，是摆在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研究。
注释：
①文中涉及技术推导，具体推导过程参见孙稳存：《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7。
②详细的研究过程，请参见孙稳存：《能源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