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开发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及对策_生态环境论文

西北开发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及对策_生态环境论文

开发大西北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西北论文,对策论文,环境问题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党和国家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对长期受经济发展滞后困扰的西北地区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次历史性机遇。西北地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地域辽阔,资源富饶,发展潜力巨大。西北地区的发展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和保持西部社会政治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保持边疆安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大西北开发过程中将始终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制约,直接影响着大西北开发战略的实施。本文拟分析大西北开发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探讨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改善的措施,以期对大西北开发有所借鉴。

一、开发大西北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

1.水资源缺乏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核心问题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属于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干旱少雨,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不足300mm。水资源缺乏突出表现为森林消失, 水土流失严重,草场退化,土地沙漠化、盐碱化,旱涝风沙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等。西北地区有水可以化沙漠为绿州,给裸地披上绿装,水给西北地区带来生机、带来希望。因此水资源缺乏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核心,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限制性因素。

2.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及草场退化是西北地区面临的最主要的环境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沙漠及沙漠化土地分布较多的国家之一,而西北地区是我国沙漠化土地的主要分布区,西北地区沙漠化(含潜在沙漠化)面积已达3.2亿亩(2133万公顷),且每年以10万公顷的速度继续扩大。 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塔里木河下游,年南侵速度在10米以上,170 公顷的绿色走廊在消失。西北地区约有393万公顷良田,493万公顷草原及200 多公里铁路线受沙漠化的威胁(注:张志良:《人口掠夺式行为是导致西北环境恶化的祸首》,《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 新疆87个县(市)中已有53个受沙漠化影响和威胁(注:綦群高,朱志强:《新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跨世纪战略设想》,《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2期)。 沙漠化及风沙肆虐已成为危及当地人类生存的巨大灾害。自1952—1996年西北地区就有50次强沙尘暴,其中黑风暴达30次,严重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93年5月5日西北地区发生的特大“黑风暴”造成数十人死亡和5亿多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注:吴新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1998年4月份连续发生的数次“沙尘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与沙漠伴随的是1/3草原面积退化,仅青海省退化草场达967万公顷, 产草量下降了一半(注:张志良:《人口掠夺式行为是导致西北环境恶化的祸首》,《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 新疆草场普遍超载致使草场覆盖度不断降低,优良牧草减少,全区草场退化面积已达1.2亿亩(注:綦群高, 朱志强:《新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跨世纪战略设想》,《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2期), 年损失就达18亿元(注:张志良:《人口掠夺式行为是导致西北环境恶化的祸首》,《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1998 年甘肃省天然草地“三化”(退化、沙化、碱化)面积达713万公顷,占全省可利用草地面积的44.4%,产草量与载畜量均下降20%,年损失6.7 亿元(注:甘肃省环保局,甘肃省统计局:《1998年甘肃环境状况公报》《甘肃日报》,1999年6月5日第2版)。

土壤盐碱化及其蔓延是危害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大问题,其盐碱化面积已达200多万公顷,占全国盐碱化土地的1/3 以上(注:毛汉英:《西北地区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中国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研究》,测绘出版社,1996年版)。新疆盐碱化土地已占总耕地面积的44.4%(注:綦群高,朱志强:《新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跨世纪战略设想》,《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2期)。甘肃省现有耕地348.89 万公顷,盐碱地面积已达10.7万公顷,还有盐渍荒地83万公顷(注:甘肃省环保局,甘肃省统计局:《1998年甘肃环境状况公报》《甘肃日报》,1999年6月5日第2版)。土壤次生盐渍化严重影响了农作物产量, 导致土壤质量下降和土地弃荒。

总之,土地沙漠化、盐渍化及草场退化是西北地区面临的最大、最主要的环境问题,是制约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3.水土流失严重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突出问题

西北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面积占黄河上游流域总面积的2/3,水土流失面积已超过33万km[2],年侵蚀模数一般都在2000—9000吨/km[2]。延河、洛河上游竟高达10000—20000 吨/km[2]。黄土高原每年向黄河倾泻泥沙5.18亿吨,大量水库淤积,大片表层熟土流失,土壤有机质下降到 1%以下。甘肃、宁夏两省区流失氮、磷、钾相当于损失化肥2222万吨,为全国一年的化肥总产量,造成土壤瘠薄、产量低下、农民生活贫困,水土流失还造成黄河下游河床泥沙淤积,构成严重的水患威胁(注:张志良:《人口掠夺式行为是导致西北环境恶化的祸首》,《人口研究》,1999 年第2期)。甘肃省每年水土流失造成10度以上坡地流失表土层8.5毫米, 全省每年输入江河的泥沙6.44亿吨,相当于冲走30万公顷的耕地表土层(注:甘肃省环保局,甘肃省统计局:《1998年甘肃环境状况公报》《甘肃日报》,1999年6月5日第2版)。 西北地区是我国几大河流的发源地,严重的水土流失将地表切割得沟壑纵横,不仅对本地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造成灾难,使生活在这里的大批人口陷入贫困,而且还危及和影响其它地区(几大河流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水土流失是西北地区突出的环境问题。研究和治理好西北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不仅有助于大西北的开发,也关系到几大河流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另外,工业“三废”污染及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对大气、土壤和水源造成污染的现象在西北地区也日益严重。尤其随着西北地区工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地区人口的膨胀,导致农业生产压力增大,致使“三废”污染及农药化肥污染有加重之势。新疆全区16个城市以煤烟沙尘型为特征的大气污染普遍存在,尤以乌鲁木齐等南疆城市更为明显,1994 年全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1584 亿立方米,废水排放总量17943万吨,固体废物产生量为495万吨,历年累计堆存量1942万吨,占地面积931万平方米(注:綦群高, 朱志强:《新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跨世纪战略设想》,《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2期)。 甘肃省1998年全省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1706.8万吨,历年累计堆存量已达到1.6亿吨,占地面积2135万平方米,废水排放总量为49527万吨,(注:甘肃省环保局,甘肃省统计局:《1998年甘肃环境状况公报》《甘肃日报》,1999年6月5日第2版)。兰州市环境污染名列全国第一。

二、西北地区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

1.严酷的自然环境是西北地区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自然基础

大西北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以干旱为主的大陆性气候显著,大部分地区为荒漠、半荒漠植被。戈壁荒漠面积多,很少天然防风林,同时春季多大风,加之降雨稀少,植被覆盖率极低,干旱沙质地表极易被风力所吹扬,造成沙漠化蔓延。另外,西北地区降雨集中、强度大,水蚀严重,水流带走粘土层,使粗砂层出露地表形成沙漠化土地。水蚀撕裂地表为风蚀创造条件,风蚀吹走地表疏松物质,露出紧实底土,渗透性更差,又为水蚀创造了条件,这种相互促进作用加剧了土地沙漠化进程。在干旱荒漠气候作用下,西北地区潜水蒸发浓缩作用强烈,若地下水位高出临界深度,会引起大量潜水蒸发,加剧了土壤的盐渍化。在黄土分布地区,由于黄土质地疏松,植被覆盖率低,降水稀少而又相对集中且强度大,经常形成地面径流,在坡度地势上造成水侵蚀,引发水土流失。所以以干旱为主体特征的严酷自然环境,是西北地区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自然基础。

2.急剧增长的人口及掠夺式的行为是导致西北地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西北地区在古代曾因气候较温暖,森林草原密布,山川秀丽,极适宜人类生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到明清与民国时期,人口急剧增长和大规模的移民及屯田开荒,强烈冲击着脆弱的生态环境。建国50年来,西北人口激增,现有人口已达7800多万,绿洲地区及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人口密度大。根据联合国1977年荒漠化会议提出的干旱半干旱地带人口临界指标分别不能超过7人/km[2]和20人/km[2] 的标准来衡量,西北地区的人口严重超过了这个界限。西北地区大部分为干旱地区,甘肃的河西人口密度为15人/km[2], 包括极干旱的甘肃中部地区在内的河东人口密度超过101人/km[2],定西县1992年平均人口密度为113人/km[2]。1995年西北人口密度,陕西为170人/km[2]、甘肃53人/km[2]、青海6人/km[2]、宁夏77人/km[2]、新疆10人/km [2](注:段成荣:《中国人口的地区分布:1933——1995年变迁》,《西北人口》, 1997年第2期)。急剧增长的人口在生产资料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为了生存就向自然界进行一系列掠夺式的开发和索取,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为的毁草、毁林、过度开垦、不合理的耕作方式,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使大批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水土流失严重,造成农作物产量极低。越是产量低,越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于是愈加广泛开荒,愈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形成了人口增加—过度开垦—生产力低下—可利用资源丧失的恶性循环。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几十年来上游不断超量用水,使下游270公里河道断流, 造成530万亩胡杨林枯死,100万亩草场退化,25万亩农田弃耕(注:张雨福:《荒漠化已成为我国头号环境问题——访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光明日报》,1999年7月5日第7版)。青海柴达木盆地, 建国以来人口增加了20倍,城乡居民多年来靠滥挖乱砍固沙植物红柳、梭梭和乔木取薪,造成盆地原有固沙植被3000多万亩中的1/3被毁,天然林自50年代到80年代被伐20多万m[3],森林面积由原来的7.1万亩锐减至1.5万亩(注:吴晓军:《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陇东子午岭林区,1958年出现了8万余人进山滥伐林木,烧制木炭,后又毁林开垦的行为,加上樵采薪柴,使林区后退20余华里,“昔日苍翠群山,遂为光山秃岭”(注:吴晓军:《论建国以来甘肃生态环境的恶化》,《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黄土高原地区由于人口激增,燃料匮乏、掠夺式的行为,使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造成暴雨成灾,水土流失严重,使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大批人口陷入贫困。据甘肃省定西县调查,一个五口之家每年要铲草皮30亩左右,每挖3—4m[2]的草坡、才能获得0.5公斤的草根, 以致该县北部山区的荒地荒沟一年四季见不到绿色(注:吴新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 这种不择手段的索取,使当地草根挖绝,赤地遍野,水土流失严重,人民生活困难。

人口增加也造成了淡水资源的严重不足。西北几座大城市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甘肃省石羊河流域90年代人口比50年代猛增4倍, 人类活动强度加大,使民勤绿洲水量从50年代的6亿m[3]减到目前不足2亿m[3],加之地下水严重超采,使30多万亩良田无法灌溉而弃耕沙化(注:张志良:《人口掠夺式行为是导致西北环境恶化的祸首》,《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黄河从1972年—1998年中下游断流21年,从1990 年—1998年9月间有8年断流。人口增加还造成了草原超载,导致草场退化。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新疆、青海、甘肃人口分别增长1.84倍、1.56倍和1.72倍,同期草场面积减少幅度分别为64.9%、61.1%和65.5%。新疆荒漠盆地的荒漠向山地荒漠草原推进了100—200米(注:吴新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1998年第4期)。

总之,西北地区由于人口增长及掠夺式的开发,造成对资源、环境前所未有的破坏,本来就稀疏的山林被砍伐殆尽,大面积植被被开垦和滥挖,草原过牧,破坏了生态平衡,引发了水土流失、气候失常、土壤贫瘠化、沙漠化和盐碱化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所以人口增长和掠夺式开发是西北地区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3.对资源、环境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管理及开发利用技术手段落后,助长了西北地区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速度

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开发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过去体制下实行粗放式经营,重规模轻效益、重产值轻利润、重开发轻治理,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层次低,加之开发技术和生产技术实施手段上没有把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放在必要的位置上,造成了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环境是一种特殊而非常重要的国有资产的思想认识,把环境、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基本的经济要素来看待,导致了对环境、资源的不断破坏和环境质量的下降。在甘肃省石羊河支流、黄羊河上游的河源双龙沟在17公里的河床上发现金矿,由于缺乏统一管理,从1984年—1987年超过4万人的淘金大军涌至该地,在淘金过程中, 使水源涵养植被惨遭破坏,河床两岸阶地植被毁灭性破坏面积达73万m[ 2]。在陕西省靠近晋蒙地区, 因发现大规模的优质煤田而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能源基地。但自开采以来,由于开采技术落后及管理不善等原因,随着开采范围的扩大,使该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总面积的86.5%,输入黄河的泥沙含量占入河总量的1/4, 该区人为破坏植被面积达到26.6万亩,仅神府东胜矿区废渣堆积达6800万吨,其中有60 %倾倒于河流(注:吴新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西北地区在人类各种开发活动中, 由于对自然规律缺乏正确科学的认识、管理水平差、或者在制定政策上的种种失误助长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黄土高原地区,当地群众千百年来因生产力低下,对自然规律认识不足,长期停留在片面扩大耕地来维系生存的认识上,造成了对土地开垦过度。黄土丘陵地区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40—50%左右,在宁夏固原、甘肃定西更是无尺寸不耕(注:吴传钧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落后的思维方式至今一直影响着西北地区的群众。同时人们为了提高单产、增加粮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又导致土壤退化及自然环境的污染。

总之,我们可以找出种种原因来阐述西北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是上述三种原因是主要的,它们单独或交替着发生作用。同时人类的种种行为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是巨大的。

三、改善西北地区资源、环境的对策

西北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制约大西北开发的严重障碍,严重影响着西北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地区生活着连片的贫困人口。西北地区的干旱贫困县都集中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自然环境得不到改善,人民群众温饱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生活没有大的提高,必然会影响到社会进步、国家稳定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同时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民族区域占总面积的84%,如果生态恶化引起的贫困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势必会影响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因此,开发大西北,首要的是发展,消除贫困,改善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以水资源为核心的自然资源

西北干旱、半干旱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合理开发利用、管理保护水土资源,水是关键的关键,西北地区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是以水资源问题为核心的。水资源不是孤立的,它是和森林资源、草资源相辅相成、唇齿相依的,合理利用水资源,要开源节流,以节流为主,开源为辅。缺水是西北地区的根本问题,但同时也存在着水资源的大量浪费,所以要立足当前西北地区水资源可开发利用的总量,最大限度的发挥其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以灌溉农业为主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柴达木盆地、宁夏的引黄灌区,通过节流开源,发展节水农业潜力巨大。新疆全区渠系水的利用率只有43%,灌溉设施普遍存在着干支、斗渠漏跑严重,大水漫灌、灌溉技术落后等问题。新疆全年引用水450亿立方米, 如果采取一些并不复杂的节水技术,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渠系水利用系数,就可以节水4.5亿m[3],按现在的实际灌溉定额至少可多种56 万亩地(注:綦群高,朱志强:《新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跨世纪战略设想》,《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2期),甘肃河西地区, 通过采取干支斗渠防渗漏和各种节水灌溉措施就可节水10.5亿立方米(注:吴晓军:《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这些地区如果合理开发水资源,实行节水灌溉, 水资源的潜力是很大的。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特殊的气候和地质地貌使许多地方水贵如油,但这里降水集中,如果采用雨水集流工程等集水措施,可以缓解水资源短缺的压力。

总之,西北地区要认真执行国家《水法》和国务院《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的规定,依法取水、用水、管水、制定用水计划和用水定额。一方面对现有的渠底和侧壁进行防渗处理,在蒸发量大的地方采取防蒸发措施,明渠改暗渠,或明渠加盖板,进而采用管道输水。另一方面改革灌溉方法,由大水漫灌向常规节水转变,由常规节水向高新技术节水转变,修建田间工程,采用地下灌溉或喷灌、滴灌、微灌、渗灌等先进技术,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提倡有偿用水,逐步提高水资源价格,减少人为浪费。

在土地资源利用上,要处理好用地与养地的关系。用地上要因地制宜,适地种植,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果则果,控制农田的利用强度,不搞掠夺式经营,保持农田系统的生态平衡。养地就是要通过合理耕作、施肥、灌溉排水、改良土壤等措施,改善土壤结构、土地理化性质和培肥能力,解决土壤贫瘠问题,提高单产。要坚持不懈地防止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和草场退化。

2.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根本,实施综合治理

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和“谁开发谁管理,谁破坏谁治理,谁利用谁补偿”的方针,建立生态破坏限期治理制度。

稳定发展山区森林,大力发展平原人工林,切实保护好西北地区的水源涵养林和天然灌木植被,特别是重点保护长江、黄河源头祁连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六盘山等地的原始森林植被。在荒漠绿洲地带资源开发过程中,坚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原则,重点保护和恢复沙漠绿洲前沿农牧交错地带、湖滨周围、绿洲内部的荒漠林,不断扩大有林地面积和恢复荒漠胡杨林、平原河谷林和荒漠灌木林。大力提倡种草种树,适时地种植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经济林与薪炭林;加大退耕还林还草的力度,特别是坡度超过25°的山坡地,坚决退耕还林还草。

合理利用和保护好天然草场,严格实行“以草定畜”,有效地控制草场放牧强度,抓好草场改良和无水缺水草场的水利建设,增强草场的自我更新能力。

3.控制人口增长,把扶贫开发和生态恢复结合起来,走生态扶贫的道路

从1933年到1995年全国人口增长了162%, 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其中西北的宁夏为1773%、新疆为544%、甘肃332%、陕西229%、青海266%(注:段成荣:《中国人口的地区分布:1933——1995年变迁》,《西北人口》,1997年第2期)。人口的过快增长, 导致人口与农业资源关系极度紧张,生态遭到破坏,生存环境恶化。在1993年全国592个贫困县中,西北就有138个,占23.3%(注:叶明德,刘长茂:《反贫困与人口问题》,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主要为生态恶化型贫困,普遍存在着“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应把控制人口增长,脱贫致富与恢复生态联系起来,重视生态扶贫的作用,在坚决贯彻落实计划生育的同时,把扶贫基金、扶贫贷款有效地用于西北贫困地区群众对荒山荒地的治理和种草种树,控制水土流失上,认真贯彻落实“退耕还林(草)、封山育林,以粮代赈,个人承包”的精神,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使西北地区群众在扶贫工作生态效益中获得持续的经济效益,摆脱生态环境恶化的威胁,使西北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4.以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为重点,积极宣传生态知识,增强人们的生态观念

西北地区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低下,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有限,治理生态问题的能力不足。因此要不断提高西北人口特别是劳动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人们懂得生态规律,自觉遵循生态规律,增强生态观念和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的能力。同时,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参与意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环境意识。

5.强化资源、环境管理,加大执法力度

我国已修订和颁布了许多资源、环境的法规。对西北地区的资源、环境都要依据法规加以治理。要严格执法,坚决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惩处严重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转向全面的法制管理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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