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八十年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八十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2-0001-10
先进文化是一切优秀历史文化的荟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内推力。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能否选择先进文化，能否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着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她必然要不懈地追求和选择顺应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先进文化。迈入新的世纪，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年来选择、坚持、发展先进文化的历程，对于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自觉地履行党在新世纪的崇高职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后，面对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无数志士仁人纷纷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开始了艰难的文化选择。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积极倡导“务实图强”、“师夷制夷”的经世致用之学，开了选择“新学”、“西学”的先河。此后，有的人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极端主义的彻底否定的态度。如钱玄同主张废灭汉文，剿灭中国文化，胡适要求死心塌地学习西方，陈独秀则认为，要冲决封建网罗，“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信仰”[1]。与全盘西化者有所不同的是，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试图“融中西文化于一炉”，他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封建的“太平”、“大同”理想融合在一起，主张建立一个既区别封建主义，又不同于而且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王国。从中西文化由隔阂到力图融合的角度讲，这自然有其合理成份。但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变法维新运动的夭折，辛亥革命同三民主义的流产，乃至五四时期各种主义和救国方案的无效，都有力地警示人们，对资产阶级文化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选择是没有出路的。
在五四运动前后纷繁的文化流派中，有许多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因新学、西学的破产，人们更急于向往这些社会主义学说，却又是雾里看花。当时，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都被当作社会主义来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一个不占上风的学派，人们进行着研究、分析、比较、选择，希冀从中找到救国真理的科学和认识工具。“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争论，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尽管这三次论战还存在局限，但通过这三次大论战，科学社会主义初步显示了她的强大理论威力，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并且为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中坚大部分成为我党早期的活动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们在中国积极传播马列主义，使其逐渐在中国思想界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开始形成。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一大批先进青年和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恽代英、李达，以及老同盟会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都经过各自的努力，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不同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证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列主义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先进分子必然的文化选择和政治选择。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迅速成长。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迫切要求成立代表本阶级利益和领导斗争的政党组织。在中国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已具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根源于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从人类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特别是吸收了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根本变革。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普遍的真理性，达到了理想和现实的高度统一；她超越了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用来观察自身社会、解决本阶级、本民族前途命运的工具和理论指南，从而“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2](p.441)。当以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为己任的先进的中国人在西方各种“主义”的比较借鉴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感到耳目一新。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第一次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真理变为现实。这一范例极大地震动和激励了中国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带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p.667)。理论的指南作用和彻底性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该理论的需要和满足程度。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马克思主义，正好适应和满足了中国人民斗争的迫切需要。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不断斗争和艰苦探索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应当完结了。”[3](p.667)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和先进性，她在俄国的实际应用中显示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加之中国社会产生出来的强烈需要，种种历史因素的汇合，决定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列主义。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核心，构成了五四以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标志之一。
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从文化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西方文明土壤上产生出来的思想成果，其思维模式、理论样式都具有西方文化的特点，这些形式和特点与中国文化及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特点是有差异的。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始终面临把选定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和具体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大钊就曾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拯救中国的导星”，具有普遍的意义；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而“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4]。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由于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实践证明，选择马列主义是没有错误的，严酷的实事告诫人们，在选择的态度、原则、方法上存在偏误，采取了教条主义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都是很危险的。在同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中，在惨痛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渴求选择到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命和血脉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越来越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可，并最终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是由其真理性决定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列主义的科学原理，发扬了她的科学精神，立足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思想实现了新的理论创造，没有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而是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并使之理论化，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
有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觉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这种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它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压迫和文化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尊严；它带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同时又注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内容。这种文化又是科学的，它坚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反对愚昧和迷信，反对唯心主义，主张实事求是，主张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这种文化还是大众的，它为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少数“文化人”的狭小圈子里，要把文化的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样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5](p.400)。
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民主主义文化向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奋勇的进攻，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5](p.387)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打破了奴役人民大众的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扭转了鸦片战争后直至五四运动前资本主义新文化在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成的反动文化同盟面前连吃败仗的被动局面，荡涤着千年沉淀的精神污垢，清理了数千年积累的文化遗产。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个胜利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被接受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围绕着“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宏伟目标，经济建设高潮迅速掀起，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随之而起，党和人民在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继续进行着文化选择。党和毛泽东再提学习的问题，号召要更多地懂得马列主义，而且一定要与新中国的实际结合；号召要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学习科学技术。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在“应当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方针的指导下，一场以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在全国开展起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科学方针指引下，人们思想极大地解放，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的空气活跃，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艺术在发展，科学在进步，社会主义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党科学地界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使中国科技一日千里突飞猛进，赶上世界水平，就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化选择，许多正确的主张没能贯彻到底，甚至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特别是“左”的倾向时有发生，留下了隐患，以至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悲剧。但是党和人民在建国后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出的文化选择，尽管“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6](p.296)。
三、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党重新拨正文化选择的方向，形成新的理论，开辟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党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理论，选择了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文化大革命”后，拨正文化选择方向，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一方面存在“两个凡是”，一方面有人要“砍旗”。邓小平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他敏锐地指出，必须首先解决思想战线问题，因为“不解决思想战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6](p.143)。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倡导并领导了全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他强调并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变不得”，从而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圆满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政治大局与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一切政治上的混乱甚至动乱。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我们党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才能在总体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的结合，才能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正如对毛泽东思想曾有人存在种种误解和曲解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邓小平理论也曾有人存在种种误解和曲解。然而，真理最服人，事实最雄辩。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民族特有的、完整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同中国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实践的检验，从历史的纵向和国际的横向比较中，强烈感受到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和巨大精神力量。1989年国内国际的政治风波进一步显示出邓小平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正因为这一理论指导实践不断取得成功，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发挥了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作用，使党和国家经受住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一系列国家遭受严重挫折的严峻考验，顶住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逆流，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邓小平同志逝世，敌对势力希望中国搞“非邓化”，党内外的一些同志中也有许多疑虑，中国发展又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世人庄严宣告：在新世纪的新征途上，中国共产党将会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集中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在继十四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之后，明确规定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将邓小平理论庄严地写在了党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成熟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这个理论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现代化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有两手，一手软、一手硬是不行的，两手都要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我们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强调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实行开放政策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我们要用教育和法律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影响我们的人民；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其他各种专家，思想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同志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决不能削弱，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简单粗暴，也不能不闻不问；强调党要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关键是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实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历史地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向21世纪的文化选择中，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总揽全局的气度、高屋建瓴的胸怀和宽广的文化视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旗帜鲜明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忠实履行这一庄严的历史责任。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际上，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另一方面，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依然表现出了一定的生命力。与此相应，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迅速加快，在相当程度上对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习惯、价值观念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之相伴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紧了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化”与“西化”。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国际范围内的严峻考验。在国内，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尚在艰难探索之中。怎样于世纪之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中坚持正确的文化选择，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项重大而急迫的历史性课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以来的新鲜经验，在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科学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正确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确定邓小平理论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提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在对现实国情的认识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客观依据；在战略全局问题上，深刻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精辟地阐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全局；在建设目标和大政方针问题上，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深刻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强调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并对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作出战略部署；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上，强调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一系列政策；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从严治党的方针，提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把反腐败提到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并进一步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
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符合当今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了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是科学的正确的文化选择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党在理论上、政治上不断走向成熟。
党的十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基本特质与建设方针等问题作了完整而深入的阐述。江泽民同志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主要层面和初级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发展目标等方面，全面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总结了我党近二十年来最可宝贵的经验，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与“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江泽民同志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基本制度，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五大从与政治、经济相统一的高度来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对“怎样确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基础”的问题，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积极探索，充分体现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文化发展方向问题的高度重视。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这一核心问题入手，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执政党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面向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大力推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毫无疑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有机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先进文化不仅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程度，而且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和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取得了高度共识并认真诉诸实践。
一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决定我国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效地抵制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牢固地坚守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
二是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作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先进文化，其对政治和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集中体现在它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文化建设越来越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大战略。这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时代特征，是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要求。
三是坚持重在建设，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上。文化建设，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激励和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倡导和发展主旋律文化，坚决摈弃那些腐朽的、落后的、低级庸俗的文化，用中国先进文化的乳汁，培育有理想、有道理、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始终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趋势。
四是坚持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对历史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深根植于华夏沃土，又深刻反映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使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更令世人瞩目。通过大力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使其以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风格，绚丽多彩的中国气派，展现在世界舞台，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五是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六是坚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世界各国的文明，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历史充分证明，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各自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继续和发展本民族文明的基础上吸取其他文明的精华，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并享受美好的生活，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7]中国的文化建设应在弘扬传统的同时注重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保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放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更好地发挥特有的优势。同时，面对对外开放条件下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和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有力的措施和对策，把正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七是坚持面向大众，服务人民。来源于人民大众，服务于人民大众，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属于人民，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坚持面向大众、服务人民，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扎牢中国先进文化的根基，永葆生机和活力。
所有这一切，都标示着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高潮正在兴起，并将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21世纪的中国蓬蓬勃勃地开展下去。
五、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八十年的启示
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0世纪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的世纪，更是中华民族在困苦中崛起并重新走向辉煌的世纪。中国人民拥有了民族解放与民族振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的旗帜——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华民族得以在困苦中崛起的历史转折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中华民族解放与振兴的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为中华民族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转化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现实力量。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甚至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但是，这毕竟是前进中的曲折。我们党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但改正自身的错误，而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本身就是其先进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把巩固自身文化根基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有机地统一起来，是由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性质决定的。历史证明，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始终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说，一部20世纪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先进文化并沿着先进文化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的历史。对于中华民族而言，20世纪的帷幕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开启的。而今，一个独立自主、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21世纪世界的东方。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定能够锻铸新的更大的辉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重要的就在于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能够与日偕行、与时俱进，不断沿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正确道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高于其它文化的先进性，是我们党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先进性转化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现实力量，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过程，就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中代表，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在于他们善于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正确地回答并解决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课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事业才能不断前进；反之，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教条主义地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现成结论或者照搬照抄别国的现成经验，党的事业就必然要遭受挫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基本原则，就能够在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同时，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八十年的一条基本经验。
坚持正确的文化选择，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正确处理古代文化（古）与现代文化（今）、本土文化（中）与外来文化（西）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各种思想潮流的相互激荡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比其它任何流派都更好地回答了中国所面对的时代课题。举其大端而言，在20世纪的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主流之外，曾经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各自偏执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或者主张按照现代西方文化全盘改造中国固有文化，或者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根本标准来取舍西方现代文化。显然这些都不可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选择的正确方向。与此相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既超越了华夏中心论又超越了西方中心论，主张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扬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处理好继承历史传统与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的关系，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从毛泽东批判“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提出立足于辩证综合的“古今中外”法，到邓小平“两手抓”、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到江泽民同志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特质与建设方针作出系统阐释，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的文化选择方向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这一高度辩证的科学精神。因此，这一文化选择方向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又具有透辟的开放意识，既体现了明敏的批判精神又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襟胸，达成了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辩证联结，因而得以真正超越以中西对立、体用二元为基本特征的简单化的思维格局，具有20世纪其他思想流派的文化主张所无法比拟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正是这种高度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我们党在发展文化事业的过程中能够坚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统一、坚持文化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实现先进性与群众性之有机结合的基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80年的历史表明，文化选择是与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对经济政治又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文化选择的正确性，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备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阶级基础与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具备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群众基础。中华民族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自立自强，也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文化选择影响或决定着经济选择和政治选择的方向和性质，经济选择是文化选择的基础，政治选择则是文化选择的保障，这三个选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映证，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由此可以说，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在21世纪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作出的科学的选择。在新的世纪里，只要我们党在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切实做到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一定能够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人类文明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执笔人：中共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景泉；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杜鸿林；南开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教授李翔海；中共天津市委教卫工委宣传处处长、博士李旭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李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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