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调研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繁荣论文,调研报告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三次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受有关部门委托开展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专题调研。在院党组成员江蓝生副院长和林文肯同志的主持下，科研局成立了由16人组成的课题组，制定了详细的调研方案。自2003年2月起，课题组向30个省区市和15个中心城市的社会科学院发出调研提纲和问卷。截止到2003年7月底，共有30个省区市社会科学院和10个中心城市社会科学院返回调查问卷。课题组还召开了系列座谈会，广泛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及管理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数据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形成了本报告。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和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哲学社会科学通过提高社会主体的认识能力，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是变革社会、创新制度的理论先导，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始终是建设精神文明、完善人类自身的智慧源泉。越是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推动作用越突出。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是无形的、潜在的、间接的，但其影响却是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许多学者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两个历史车轮，缺一不可。因此，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不能没有高度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文化力等各种力量的有机整体。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既是国家科技力和文化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国家的经济力、军事力、组织力的形成和提高具有广泛的渗透和支撑作用。作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成果，哲学社会科学对正确指导国家的发展方向，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尤为突出。各国实践证明，社会越是向前发展，越是依赖科学理论的指导，越是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倚重或偏废任何一方，都会造成实践上的失误和挫折。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关系到国家兴衰和民族命运。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国，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加速化的发展，正推动着国际新格局的演变，其过程将充满复杂的斗争。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与较量、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与激荡日趋激烈。苏东剧变后，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优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曲折中前进。我国目前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研究和正确回答这些重大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关乎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21世纪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
当今时代的发展，呼唤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社会科学院的地位和优势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形成了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党校行政院校、军事院校和党政研究部门等五大研究系统。在这五大研究系统中，高校、党校、军校和行政学院的主要职责是教育，科研也主要围绕教学展开。社会科学院系统是党和政府直接创建的专门研究机构，目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30家省区市社会科学院和15家中心城市社会科学院组成，拥有专业人员8037名，其中高级研究人员4107名。(注：本课题调研资料，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社会科学院2002年底人员数据统计。)这支队伍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骨干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中心，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思想库。各地社会科学院是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地域性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地方党委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智囊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37个研究机构、2943名研究人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度综合计划》，2003年5月。)拥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专家和成就突出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它与全国重点高校拥有的529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2998名专业人员相比，(注：教育部社政司编：《2001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规模优势明显。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共有423个研究所、5094名研究人员，(注：本课题调研资料，根据全国45家地方社会科学院2002年底人员数据统计。)与全国一般高校拥有的1094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4915名专业人员相比，(注：教育部社政司编：《2001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整体优势也相当突出。社会科学院系统的这种专业性、综合性、集中性优势，有利于承担党和国家交给的综合性、攻坚性重大课题的研究，有利于推动重要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进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问题研究，为党和国家的宏观决策服务。各地方社会科学院根据自身的地位和地方发展的需要，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科研重点，积极为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决策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强调和重视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一贯重视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鼓励和扶持各学科前沿领域的长期性、原创性的研究以及文献资料建设，保持和创立了一大批特色和优势学科。地方社会科学院也重视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开拓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学科。雄厚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为高水平的应用对策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社会科学院的地位和优势，是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历史地形成的。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地位，决定了它对社会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引导作用，这是国内任何研究机构无法替代的，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机构所无法类比的。
(三)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突出贡献(注：本段资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单天伦：《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贡献举隅》，《社会科学管理》1995年第2期；以及相关地方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社会科学院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1.积极开展理论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前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广大学者积极投入，率先召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组织撰写理论文章，出版理论著作，成为最早冲破教条主义桎梏的旗帜鲜明的学者群体，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提供了理论支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系统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80年代初，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比较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等理论观点。1984年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继续向前探索，于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较系统的“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90年代初，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委托咨询研究中，正式建议海南省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率先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中国是“处在不发达的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论断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组织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情调查，为我们党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依据。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对“三个代表”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刻阐述，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社会科学院纷纷成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科学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2.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主战场，为党和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给邓小平同志报送的《关于改革“政社合一”体制的建议》，1979年提交的《“包产到户”问题应该重新研究》的调研报告，对推动我国农村改革产生了积极作用；1985年向中央报送的《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的研究报告，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他向当时中央的其他负责同志强调，要重视报告的意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1987年针对当时经济建设出现过热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要“稳中求进”的思路；1990年受中央决策部门委托草拟“八五”计划和十年发展规划思路，提交了《以改革促稳定，在稳定中发展》的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因此被经济学界称为“稳健改革派的大本营”。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财政金融改革、税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公有制实现形式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政策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为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1985年和1992年，刘国光等经济学家接受委托，先后两次为深圳研究制定发展战略；90年代初为海南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些建议均被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海南省委、省政府采纳。
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交的关于调整中美苏外交关系格局的研究报告，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撰写的关于对外贸易总战略的研究报告，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9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对苏东演变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总结，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跟踪研究，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围绕中国对外关系，世界热点和突发事件，社会科学院为国家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决策参考和对策建议。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推出“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国际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等10多种年度研究报告，为中央和各级政府提供了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3.积极关注政法实践，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出贡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专家首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观点，此后积极探讨了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审判独立”等重要法治原则。同时，较早地提出了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等重要论点，为党中央确立“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专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合同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婚姻法、香港基本法等百余部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修改和论证工作。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提交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王家福、吴建璠、夏勇、郑成思等法学专家多次为中央领导同志主持的法制讲座作报告。最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围绕“修宪”进行了专题研究，其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我国公民权利保护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复杂多端的国际人权斗争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强了人权理论和对策研究，在制定我国人权政策、加强人权保护、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传承中华文明，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以来完成了一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学术影响的成果，其中有一批集大成式的研究成果，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国通史》、《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现代汉语词典》等。各地社会科学院积极开展了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如山东院的齐鲁文化、浙江院的吴越文化、湖北院的楚文化、四川院的巴蜀文化、云南院的民族文化、西藏院的藏学、内蒙古院的蒙古学等研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价值。这些成果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5.建言献策，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路和政策建议。在调研中，各地社会科学院列举了这方面大量的事实材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2000年独立承担的《吉林省“十五”规划纲要》，得到省领导高度评价。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围绕市委的中心工作，以“世博会”为契机，积极探讨上海新一轮发展思路和途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积极参加广东省“十大调研活动”，为省委、省政府提供了决策参考，李长春同志曾指出，广东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社会科学院的参与和介入”。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科学院，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边疆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开展地方经济社会形势的分析和预测，以“蓝皮书”的形式为地方党政决策服务，已成为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拳头产品。《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预测研究》(蓝皮书)、《上海城市发展(系列)蓝皮书》、《吉林蓝皮书》、《辽宁蓝皮书》、《云南蓝皮书》、《浙江蓝皮书》，等等，受到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欢迎。
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还是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有78种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学术期刊，这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集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主管着104个全国性学会、研究会，它们在沟通和联系全国学术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网络作用；对外学术交流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国外200多个科研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每年对外学术交流总量在4000人次左右，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中心和窗口。各地方社会科学院是当地学术交流的重要中心。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党和国家创办各级社会科学院的决策是正确的。社会科学院广大研究人员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厚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基本理论的双重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也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一些关系全局的“老、大、难”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的突出障碍。
1.一些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者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但它向实践的转化必须经过许多中介环节，而不像一些科技成果那样，可以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体现为经济效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这种特殊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其巨大社会效益的忽略和轻视。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例如，许多同志至今仍把“科学”片面地理解为自然科学，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排除在“科教兴国”战略之外。受这种片面认识的局限，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漠不关心，甚至认为可有可无。中央关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指示被束之高阁，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遭到冷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缺少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参与。种种现象表明：实际工作中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和作用方式缺乏科学态度。此外，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劳动宣传不够，社会公众对哲学社会科学也缺乏了解。
2.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缺乏宏观规划和协调。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大系统从事教研活动的人员达30万以上，其中专职研究人员有3万多人。(注：根据本课题组的调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五大系统的人员分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45家省、中心城市两级地方社会科学院，现拥有专业人员8037名、高级人员4107名。据教育部社政司编《2001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2001年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员达到261174名，其中高级人员83774名；设有研究机构1678个，专业人员13614名(人年)，其中高级人员5488人(人年)。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0年全国县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社科研究机构达到333个，专业人员15240名。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和军事院校系统有教学和科研人员数万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队伍。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已形成比较完善的领导体制，形成了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科技部、全国科协及其省、市、县相应机构组成的完整的领导体系。然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至今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未形成有效的协调机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缺乏有效的规划、组织和协调：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没有社会科学界的参与，科技部不司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之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目前的主要职能仅限于课题和基金管理；各省、市虽然成立了社科联，但没有全国社科联。与国家科教领域如火如荼的改革和发展形势相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事业发展、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长期处于自发状态。围绕国家发展目标，科技界组织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等全国性计划，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从未组织过这类目标明确的科研与事业发展计划。这种状态不利于动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开展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在“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中应发挥的作用，妨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国家发展目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有机结合。
3.社会科学专业研究队伍受到冲击。在当今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能否建立一流的研究机构，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批优秀人才。随着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老一辈学者相继退出研究岗位，各研究机构优秀人才不足的问题凸现出来，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普遍不足。因而优秀人才的竞争，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愈演愈烈。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重点大学的投入，各省市也相应增加对所属高校的投入。由于科研条件和待遇方面的巨大反差，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知名专家、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纷纷流向高校。在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市区社会科学院流失了大量优秀人才，而限于目前的条件又难以吸引优秀人才，结果是各社会科学院普遍存在“人才培养举步维艰、人才流失日益严重”的问题。尽管各院在“如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上面想了不少办法，采取了不少举措，但受制于体制特别是经费等客观原因，优秀人才队伍建设收效甚微，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才危机”。
4.国家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学者们反映，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依赖国家拨款，但投入一直不足。据统计，我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2%—3%。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议》提出，到2000年全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1.5%。而2001年我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仍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9%。(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2)》。)与科技投入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更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设立时为8011万，2002年增加到15.984亿。(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1年度经费概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资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86年设立时为1000万，2002年增加到1亿。(注：资料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绝对额和增长幅度远低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国科技界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还有大量的专项拨款，如，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都有大量项目经费。而哲学社会科学界除有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外，基本没有其他的专项经费来源。
作为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和发展学术文化的社会公益性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既不能像科技研究机构那样走企业化的路子，也不可能像高校那样走教育产业化的路子，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在国家投入少，又没有建立起社会资助体系的情况下，全国社科院特别是有些地方社科院经费相当困难。2002年，地方社会科学院人均科研事业费仅10715元，(注：本课题组调研资料，根据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人员和经费资料统计。)真正用于课题研究的经费很少，“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现象相当普遍。西部边远地区的社会科学院更为困难，云南社会科学院的人均科研经费仅有1400元。(注：纳麒：《云南省社科院建设与发展情况汇报提纲》，2003年5月。)经费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科学院的科研骨干队伍稳定、重大课题研究和科研手段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制约事业发展的“瓶颈”。
5.“双百”方针贯彻执行仍存有不足。“双百”方针反映了科学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我们党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而制定的一项基本政策。“文革”结束后，为创造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宽松环境，邓小平同志重申，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提出“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这对于鼓励和支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然而，在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创造民主、宽松、和谐的科研氛围，营造激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创新的学术环境方面，仍存有一些不足。如，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超越陈见、大胆创新不够；提倡学术流派和学术风格的多样化不够，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不够；对“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政策尺度理解不一，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不清；一些敏感问题上的理论突破在被中央认可前，往往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同时，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也未能得到及时的批评和澄清。加上历史的原因，从事现实问题尤其是敏感问题研究的科研人员仍有种种顾虑，制约了理论创新的愿望和动力。
6.院士制问题久拖未决。新中国成立初，中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并逐步向院士制过渡。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四大学部，共有学部委员232人，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1人。1957年又增补3名学部委员。这样，先后担任过学部委员的共有64人，他们基本上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有代表性的著名专家学者。(注：《恢复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委员制度势在必行——关于恢复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制度的调研报告》，《社会科学管理》1993年第4期。)
1979年，中国科学院恢复学部委员制。1993年，中国科学院完成了学部委员制向院士制的过渡。同年，国家又设立中国工程院院士制。至2001年，历次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共969名。(注：《历次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人数按学部分布》，中国科学院网站资料。)中国工程院现拥有院士613名。(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基本情况统计》(截止至2001年12月31日)，中国工程院网站资料。)两院院士隔年增选。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独立建院以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迫切要求尽快恢复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制度。1990年，国务院在批准中国科学院增选学部委员的63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有关问题，将另行组织调查研究，听取意见，提出办法。”近些年来，不断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提案。由于没有中央的明确指示，哲学社会科学的院士制问题至今毫无进展。目前，全国曾经当选的64名学部委员大多谢世，只有4人健在，但都年事已高，已经或逐渐失去了学术活动能力。(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名单(1955、1957)》，《社会科学管理》1993年第4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制度已濒临消亡。
7.国家有关奖励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得不到落实。奖励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是我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思想。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奖励的政策设想，建国以来一直体现在国家的一些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1949年9月，作为新中国建国纲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建国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要鼓励和奖励科学研究。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给这项看似平凡实则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并提议由中央宣传部担负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0页。)
然而在科学奖励方面，党和国家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方针一直没有贯彻执行。目前，国家在科技方面设立了一系列重大政府奖项，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强力杠杆。据初步统计，1979年至1999年间，仅国家级政府奖就达到12582项，其中自然科学奖632项，技术发明奖297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8977项，相继有6万多人获得了国家科技奖励。18名外国公民获得了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注：李雄文、姚昆仑：《新中国的科技奖励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1999年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为500万元，其中50万元属获奖者个人所得，450万元由获奖者自主选题进行科学研究。国家还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科技部部长担任。(注：《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科技日报》1999年8月10日。)但在社会科学方面，国家至今未设立国家社会科学政府奖，造成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奖励严重失衡。这无疑不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全面和均衡发展。
8.国家重点研究机构亟待扶持。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设，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一定要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长春同志在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也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努力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规定要扶持重要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的关心和指示，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大职工极大的鼓舞，坚定了全院职工“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心。
近些年来，中央各部门加大了对中国社科院的支持力度，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科研经费还很拮据，重点学科与重点研究室建设项目的开展受到很大限制；数字化建设工程所需资金和设备相对短缺；科研骨干生活待遇普遍偏低；福利分房停止后，新进人才的周转用房无法解决；等等。继国家加大对部分重点大学的投入后，教育部最近又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在高校教师中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进一步拉大了高校教研人员与社科院研究人员的收入差距。这将进一步冲击社会科学院的人才队伍建设。长此以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难以保持现有的学术优势，一些重要学科甚至会出现优秀人才断层以至后继无人的情况。这种状况如不能迅速扭转，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建议
1.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
历史充分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得以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强和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其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发展。要高度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要切实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使哲学社会科学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为此，建议将每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发表重要讲话纪念日)的所在周定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的浓厚氛围。同时，建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博物馆，展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全社会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2.全党都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和落后，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社会实践的挫折；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必将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为进一步提高全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我们建议：
(1)以党的十六大文件精神和江泽民同志关于繁荣发展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次重要讲话为依据，尽快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下发全国贯彻执行。
(2)党的领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确保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要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精神落到实处。
(3)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科学专家参政议政的有效机制。扩大社会科学专家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中的比例，吸收更多的社会科学专家参政议政。同时，建立健全国家和地方重大决策听取社会科学专家意见的决策机制。
3.进一步理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体制
(1)许多学者建议中央及中宣部进一步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确保哲学社会科学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建议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列入“科教兴国”的实施计划，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协调，同步发展。
(2)为加强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各地方社科院多次呼吁，应尽快成立由中宣部牵头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全国各类社会科学基金均划归该联合会管理。
(3)长期以来，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在组织序列和管理体制上相互独立，结果造成了学科设置、课题立项的趋同和科研资源的浪费。因此，许多地方社科院多次呼吁，应参照全国党校系统的模式，赋予中国社科院对地方社科院以业务指导的职能。
4.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
建议中央明确由中宣部尽快筹备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制订新世纪头20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同时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全面部署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5.建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基金
(1)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基金。主要资助全国优秀青年科研人员开展课题研究、知识储备和学术交流等，以吸引优秀青年人才献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扶持和促进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
(2)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切实解决部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出版难的问题，以鼓励学者潜心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学术精品。
(3)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交流基金。主要资助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进修、培训和对外学术交流活动。
(4)继续加大对国家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目前约为16亿元，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的科研经费只约为1亿元。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国家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使两者保持合理的比例。
6.建立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奖
同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国家级奖项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界至今尚未设立一项综合性的国家级奖项。为进一步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社会的地位，鼓励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潜心研究，多出学术精品，建议国家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奖”。
7.增加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加大了对社会科学院的支持力度，科研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但由于历史上欠账过多，负担太重，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重点研究室、数字化建设工程因经费限制难以推进，科研经费不足致使许多研究课题无法立项，优秀人才引进十分困难。因此，国家各级财政仍要加大对社会科学院的经费投入力度。
(1)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扶持党和国家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力度。同时，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特点，进一步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
(2)地方财政根据本地财力状况，力争到2005年实现地方社科院人均经费不低于5-10万元，此后同本地的GDP保持同比例增长。
8.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经过50多年的建设，现在已人才济济，成果显著，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有鉴于此，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尽快批准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度。如果马上设立院士制度还存在某些困难，可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恢复学部委员制，或建立资深学者评选制度，为今后逐步过渡到院士制度奠定基础。
9.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意义重大。建议中央有关部门继续加大对中国社科院的扶持力度，为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充分的人、财、物等方面的保证。
(1)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人才专项基金，国家财政每年拨专款使中国社会科学院有条件以比较优厚的待遇留住和引进一流的社科研究人才，从根本上扭转优秀人才不断流失、一流人才引进困难的窘境，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2)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室。为加强对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扶持若干重要学科和“绝学”的发展，建议由国家财政统一拨款，以中国社科院为依托，组织建设一批国家级重点研究室。对诸如民族、宗教、边疆以及区域问题的研究室，也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具有优势的地方社科院共同组建。
(3)由国家财政划拨专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基地，建设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网站和全国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以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提高现有学术资料的使用效益，实现全国学术资料的交流与共享。
(4)国家有关部门应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学自主权，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研究生院为基础，兴办具备完整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学，为全国培养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5)由国家财政划拨专款，尽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一批新进人才周转用房，以切实解决福利分房停止后，新进院的博士、硕士和客座研究员的住房困难问题。
10.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自由平等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提倡同志式的、充分说理的批评和反批评。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学术研究没有禁区，政治宣传要有纪律。根据这一原则，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适当的时候创办少量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学者们对某些重大而又敏感问题的不同见解，作为向中央及有关部门反映不同意见的渠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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