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野中的“现实的个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小束手稿的文本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方法论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重要文献之一。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后期增补、修订的手稿中，即在广松涉称之为“小束手稿”①的部分，出现了“现实的个人”(wirklichen Individuen)概念。这一概念直接牵涉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同理解：有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历史正是围绕“人”而展开的；亦有学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实践出发，并由此超越了人本主义。
实际上，从文本的原初语境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述，既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分析框架，更自觉而鲜明地将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指认为一种“方法”，而这一方法正是从现实的生产实践出发的。一句话，“现实的个人”的提出，并非聚焦于“人”本身，而是直接指向新世界观的“方法”问题。
一、“现实的个人”的提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重申
通过对总体性文献语境的考察，笔者发现，“现实的个人”的提出，不是停留于对“人”的抽象刻画，而是全面地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特别是坚持了物质生产的历史基始性。
且让我们从文献的基本情况说起。作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情况十分复杂，不同版本的文献编排思路各异②。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现实的个人”虽然被编在书中开头部分，但就创作的真实过程而言，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修订、增补费尔巴哈章时才提出的新概念。而且，在德文原文中，“现实的个人”(wirklichen Individuen)实际上只出现过一次。那么，究竟哪些手稿构成关于“现实的个人”的原初语境呢？
不同于目前人民出版社《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版本的编排思路③，笔者认为，与“现实的个人”相关的是｛1？｝｛2？｝和｛5｝三张手稿，而且这三张手稿在内容上具有一种连贯性④。｛1？｝｛2？｝先是关于“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的引言，接着以“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为题，到“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结束。手稿｛5｝是一段总括性、导论性的文字，以“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起笔，到“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同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结束⑤。这三张手稿不仅对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进行了反复阐释，并且区别于其他手稿中的宏观历史叙事，展现出一种从微观个体辩证展开的崭新论述方式。
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广松涉基于对前后期手稿的比较研读，提出这三张手稿中的“历史科学”论述与大束手稿第11—16页(按马克思的编页)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具有“对应性”。因此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将这部分手稿作为大束手稿的改订异稿，以双联页形式排印，以便读者进行比较⑥。而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现实的个人”的相关论述绝不是完全独立的崭新段落，而恰恰构成对大束手稿中相关论述的一次对应性的重申。这种对应性在德文原文中看得更加清楚。通过这种对比分析，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确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和核心范畴。
其一，“现实的个人”的相关论述重申了历史的“第一个前提”(die erste Voraussetzung)，即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持存。在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Existenz)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zu leben)。”而小束手稿也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lebendiger)个人的存在(Existenz)。”⑦可见，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中两次对社会历史的分析都选择了以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为表述起点，继而进入“第一个历史活动”。
其二，“现实的个人”的相关论述重申了“第一
个历史活动”(die erste geschichtliche Tat)，即物质生产。大束手稿紧接着“第一个历史前提”提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在小束手稿中，也是紧接“前提”写道：“这些个人的第一个历史行为……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并且还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⑧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两次论述中，不仅都坚持一切历史的基始性条件是物质生产，而且都清晰地指出，这种物质生产不仅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也是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
其三，“现实的个人”的相关论述强调了作为社会历史分析核心范式的“生产方式”。大束手稿在论述了四重原初历史关系后指出：“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produzieren)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bestimmte Weise)来进行”。而小束手稿则进一步论述了对生产方式进行考察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bestimmteWeise)进行生产(produktiv)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⑨
其四，大小束手稿的相关段落在论述的总体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大束手稿以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为起点，先后论述了四重原初的历史关系、意识的社会关系本质，得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矛盾运动的结论；而小束手稿阐述了作为历史起点的生产及人的生产方式，进而阐述了人的生产活动与社会结构以及国家的联系、意识的物质生活基础，指出受生产力和交往形态制约的人是意识的生产者⑩。
以上种种，绝不是简单的文字巧合。这不仅是文意的重现，更是思想的确认。如果考虑到｛1？｝｛2？｝｛5｝作为第一章开头与导论的文本性质，这也就意味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不仅第一次得到了正面阐发，而且还被系统性地重申与强调了一次。这有力地确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新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地位。而坚持物质生产的历史基始性，也正是我们理解“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所不能离弃的总体语境和首要原则。
二、“现实的个人”的提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逻辑导引
以上论证了“小束手稿”中“现实的个人”的相关论述与大束手稿中论述的总体一致性。现在，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呢？特别是，差异恰恰直接表现在“从何出发”的问题上：在大束手稿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被标明为“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而小束手稿中却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以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而小束手稿却以对比的方式写道：“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实际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1)我们必须直面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由生产实践变成“人”了吗？“现实的个人”的提出是为了修正之前的阐述吗？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想要化解词句的冲突，除了坚持文本的总体语境，还须深入分析小束手稿特殊的创作意图与文本性质。总的来说，在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新世界观的初次正面阐述，而在小束手稿中、在全文的开头，他们则试图为新世界观作一个更具区分度的“导论”。因此，“现实的个人”的提出绝不是对大束手稿中具体表述的直接修订，而是具有更强的导引功能。也就是说，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论述。
其一，小束手稿中之所以阐释“人”，是出于阐明自己与费尔巴哈、施蒂纳之间对立的需要。施蒂纳以“我”反对“人”、以“个体”(Individuum)反对“类”的尖锐批判，对马克思的人本学逻辑构成致命冲击，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德文原文来看，“个人”(Individuen，恰恰是施蒂纳的Individuum的复数)的密集出现，首先是在大束手稿的第三部分，即关于现代分工下个人自主性丧失及共产主义的段落中，而这一部分原本正是针对施蒂纳的(12)。可以想见，在面对施蒂纳和构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头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想要真正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阐明与德国哲学的对立(13)，就必须清楚阐明新世界观与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双重异质性，要完成这一任务，对“人”的说明也就成为了焦点。因此在小束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比的形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予以多角度的澄清：与费尔巴哈所设想的不同，“人”(Menschen)并非处于某种虚幻的封闭和固定状态，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也不是像施蒂纳那样，把意识看作有生命的单个的个体(Individuum)，而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Individuen)”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4)可见，小束手稿虽然没有严格区分“人”(Menschen)与“个人”(Individuen)两个概念，但不难体会到其鲜明的针对性。
其二，进一步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施蒂纳的对立不是仅就“人”的问题，而是思想方法的根本对立。在这里，新世界观被明确指认为一种“方法”，从而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自觉。1844年底，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这样谈到施蒂纳带来的启发：“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15)请注意，恩格斯虽然谈到了“人”，但实际上他是在反思自己的“思想方法”——汲取施蒂纳批判的合理性，告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从现实的“个人”上升到“人”，而不是用哲学的“人”反观“个人”。到了小束手稿重新思考新世界观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多次、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异质于全部旧哲学的“考察方法”(Betrachtungsweise)：“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也正是在“方法”的层面上，他们才真正与一切旧哲学界划开来，这样，“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活动”。(16)
其三，“现实的个人”的提出，是试图通过澄清“前提”的方式，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做进一步的理论辩解，即说明“从生产出发”本身何以成立。从小束手稿“历史科学”论述的修改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并不急于正面说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第一个历史行动是生产等)，而是斟酌叙述策略，为新世界观的出场做更充分的理论铺垫，对已阐发过的新世界观本身的合法性做进一步的说明。回到原文，“现实的个人”是这样出场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wirkliche Voraussetzungen)。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wirklichen Individuen)，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全部人类历史(Menschengeschichte)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此处‘个人’原文为menschlicher Individuen即人类的诸个体)的存在。”(17)
大束手稿中的那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本身是未加论证的，在这里则获得了一次逻辑清晰的说明：从“现实前提”到“现实个人”，再从“人类历史前提”到“人类个人”。个人的肉体存在、自然关系是最基础性的现实，基于此，进入社会历史进程的“人”，便首先凸显为对自身自然需要的能动满足，即物质生产，“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8)
其四，“现实的个人”的相关论述与其说是对“人”的强调，不如说是对“现实前提”的哲学自觉。字里行间，马克思恩格斯试图通过“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等表述，甚至通过列举人的生存的各种自然条件来强调说明：“生产”作为历史基始和出发点，绝不是出于某种思辨规定或生产崇拜，而只不过是对人的自然存在、自然需要和能动力量的现实承认。应该说，这里的表述方式受到了异质于德国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经验实证性研究的影响。实际上，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方法论上已经与德国思辨哲学不在同一条轨道上了。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语境中反思德国哲学，使他们不禁感到真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9)。这种对“现实前提”的哲学自觉，是新世界观的合法性所在，亦构成其革命性所在。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出发”的合法性，究其根本，不在于理论叙述层面的逻辑推演，而在于其思想方法层面的现实前提性(20)。
可见，“现实的个人”的提出不是对“生产”的线性否定，毋宁说是对作为真实历史起点、亦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逻辑起点的“生产”的一种逻辑导引。小束手稿对现实的“个人”或“人”的反复界划，从“一定的个人”辩证展开的社会历史叙事，并不是为了强调“人”，而是为了强调“这种考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21)，强调“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22)，强调直面历史主体的现实生存实践。
三、“现实的个人”的论述超越了抽象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
由上可见，“现实的个人”的相关论述并没有陷入对“人”的抽象讨论而退回到人本主义的思路中。不过，这一部分手稿的确为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人”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源，即以“生产”和“生产方式”揭示了历史主体的基本规定和解放道路。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世界观中的“人”，让我们先对相关的思想史背景做一个简略勾勒。一方面，英法启蒙主义原子式个人的社会观，从未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德国的思辨土地。“人”与“客观世界”的二元化诠释，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也因此，施蒂纳提出的先在于总体的“唯一者”才会对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的类哲学思路产生巨大冲击。当然，后来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识到，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的秘密仍然不过是市民社会中“德国小资产者”(23)的利己主义个人说教，这种由资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观点其实和费尔巴哈还是一路的。相比而言，“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4)。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性亦不在于抽象地讨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社会便不是孤立个体的简单集合，而是由个人辩证展开的历史过程：“属于一个个体的具体存在的是他的种种基本利益、他同他人和世界一般的种种本质的和特殊的经验性关系的总和。这种总体性构成他的现实性。”(25)黑格尔的这种总体性思路，将个人存在寓于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之中，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如何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新世界观对“人”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其一，在“跳出哲学”之后，现实的生产实践构成了“现实的个人”的内在质性特征。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须臾不曾离弃对“人”的关怀，但在具体的理论分析运演中，却从不停留于任何孤立的“人”。理解“人”，就意味着理解人的实践过程，此所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6)。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与“生产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后来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导言中，马克思开篇写道：“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27)这也印证了现实个人与生产实践的内在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里超越了启蒙主义的“自然状态”假设和德国思辨哲学的抽象人学。马克思指出：“决不是人这个神圣概念，而是处在现实交往中的现实的人创造了经验关系，只是在后来，在事后，人们才把这些关系虚构、描绘、想像、肯定、确认为‘人’这一概念的启示。”(28)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尽管看到了人的社会历史性，但也把事情颠倒了，因为真正现实活动的人从未隶属于某个先在范畴的统治。
其二，必须突破经验的物性世界，深入到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中，才能对人们真实的历史性生存予以本质性的把握。相比旧哲学，新世界观的确更加关注生产，但从不是出于对单纯经济增长的兴趣，而是出于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而新世界观对生产方式的考察，更从来不是实证性的经济学研究，而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指认：“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Lebensweise)。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was)一致，又和他们怎样(wie)生产一致。”其实在大束手稿中，“生产方式”已经被指认为一定的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有序结构：“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29)而在小束手稿这里，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生产方式”所蕴含的深刻的主体关照：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我们是怎样，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生产方式是怎样。
其三，作为人类解放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坚持生产实践对于现实的人的基础性，更将历史主体的解放可能性寓于对“生产方式”的科学考察之中。因为“就是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30)。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已经意识到：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的人，绝不可能通过主体自身直接性的变革(无论理论上是契约论的还是异化论的)来实现解放，而唯有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有希望。可以说，“生产方式”链接起了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客体向度与关注人类生存情境的主体向度。(31)也正是对“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考察使历史唯物主义彰显出深刻的批判性，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对市民社会的直观，而真正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当然，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尚未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试图用“分工”概念解释个人自主性的丧失，并主张通过联合“消灭分工”。诚如后来恩格斯所回忆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32)但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式，“生产方式”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异化史观：不再用“异化”去批判现实，而是用现实去解释和动摇“异化”(33)。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不是立足于主体去批判生产世界，而恰恰是将主体的历史性生存奠基于真实的生产进步和历史发展之上。这一点，在后来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中体现为：“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34)
小束手稿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述，不仅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凸显，而且也为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社会历史研究划定了科学的边界，正如广松涉所说：“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35)因此当我们再次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大束手稿的时候，必须清醒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在于方法。
注释：
①日本学者广松涉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手稿按照创作时间分为两个部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初期完成的17张为“大束手稿”；后来修订、增补费尔巴哈章的7张为“小束手稿”，其中5张有｛1｝-｛5｝的纸张编号，另两张被广松涉称为｛1？｝｛2？｝。鉴于版本编辑方面的特殊优势，本文主要依据广松涉《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依据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编排，对原始手稿进行了“不必要的和没有充分根据的”重新拼接；《费尔巴哈》单行本则主要依据1965年巴加图利亚版，纠正了前者的一些错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说明)。
③即将小束手稿中｛3｝｛4｝关于分工与所有制的段落放在｛1？｝｛2？｝和｛5｝之间。
④在伯恩施坦签署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目录中，｛1｝｛2｝｛3｝｛4｝和｛1？｝｛2？｝｛5｝原本就是被分隔开的两部分，梁赞诺夫将前者划为誊清稿，而将后者划入主手稿。而且，｛3｝｛4｝和｛5｝连起来编排的文献依据也并不充分［参见聂锦芳：《文本的命运(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考》，《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梁赞诺夫主编：《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8-19页］。
⑤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7-9、23-33页；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17页。
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序言第5页、第354-355页。
⑦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2-23页。
⑧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2-25页。
⑨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27页。
⑩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2-32页。
(11)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1、50页。
(12)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18-144页。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14)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1、33页。
(15)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0页。
(16)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1、33页。
(17)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3页。
(18)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3、2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61页。
(20)浏览费尔巴哈章的德文原文也可以发现，在这一部分小束手稿中，“现实的(wirklich)”出现的频率明显增高，甚至高于“个人”(Individuen)概念。
(21)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7、3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3页。
(2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页。
(25)黑格尔：《精神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26)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3页。
(27)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8页。
(29)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2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274页。
(31)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版序言第3页、第119-122页。
(3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33)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141页。
(34)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40页。
(35)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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