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最新发展与展望--以“公共行政学报”(2004/2013)为例_公共管理学报论文

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展望——以《公共管理学报》为例的考察（2004—201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学报论文,中国论文,公共管理论文,行政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979年3月，邓小平（1994）做出要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赶快补课”的讲话，社会科学在学科设置中的合法性得到逐步确立。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它对于中国大陆公共行政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0多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追求，我国内地公共行政学获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

      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开始对本学科的发展进行回顾和反思。2000年前后，以开办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为契机，学界对国内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回顾与总结。一些学者将重建后的中国行政管理学划分为“酝酿、恢复、壮大几个发展阶段”，并以1997年研究生教育中增设公共管理一级学科、2001年第一批MPA学生入学为依据，认为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和发展的新阶段（薛澜、彭宗超，2000）。在肯定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之外，也有学者指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两个落后，即“落后于国外研究已达二三十年，落后于国内行政改革步伐”（季明明，1999）。总体而言，学者们大多肯定：中国内地公共行政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其“发展速度是快的，社会影响是广泛的，研究成就也是突出的”（郭济，2000）。与此不同，2002年，《管理世界》杂志创办“中国公共管理论坛”栏目，薛澜等批评国内公共管理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采用思辨方法，将新知识的获得建立在个人经验、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引进和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上”（薛澜、彭宗超、张强，2002），落后于中国的改革实践。董建新等人在2005年评估了中国行政学方法论，认为几乎没有真正有效地运用实证的方法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在方法论上存在“结构性失衡”（董建新等，2005）。尽管如此，为数不多的反思还是被隐含在“回顾”之中一带而过，并非学者行文的主要目的。

      2006年开始，学界对公共行政学的反思逐渐多了起来。是年，马骏教授发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一文，这是国内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到新阶段后进行学科反思的标志性文章。在他看来，学科的进步来自于不断的反思，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反思，就会陷入了一种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的境地。该文连续发问：经过20多年的研究，我们“生产”了什么知识？我们的研究是否促进了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发展？我们的研究是否符合不同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质量标准”？我们生产的这些知识对于面临巨大挑战的中国公共行政来说是否有用？如果我们的研究缺乏质量，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如何进行研究的？并且指出学科面临的主要弊端是：研究中心的“非中国化”、研究方法的“非规范化”、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缺乏指导实践的能力（马骏，2006）。

      2007年，以“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为主题的“首届青年中国公共行政学者论坛”在中山大学召开，该论坛形成的文集收录了20篇文章，集中探讨了公共行政学的范式、方法，以及对部分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形成了国内公共行政学界进行学科反思的小高潮。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们展现出对公共行政学科“身份危机”的忧虑，指出正是缺乏本土研究、缺乏实证研究方法、门槛较低等原因，中国行政管理学派才难以形成。何艳玲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指出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在进步之余，还存在缺乏学术规范自觉、实证研究严重短缺、经验主义方法的运用不够熟练、对研究方法缺乏持续性地反思、行政学知识增长缓慢、行政学研究滞后于行政学教育的发展等问题（何艳玲，2008）。2009年，敬父嘉评估了中国大陆在2002—2006年间产生的132篇行政管理博士论文，提出了同样的担忧：行政管理博士论文在研究问题、合理性、理论相关性、因果性、重要性和创新性六个方面的表现都需进一步提高（敬父嘉，2009）。

      2012年，为了纪念《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发表30周年，国内对公共行政学的回顾与反思掀起了又一次高潮，学界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同年12月，“21世纪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讨会在顺德成功举行，与会者初步达成了若干共识。马骏教授在肯定“中国公共行政学开始变成一门学科，一门学问”的同时，指出学科仍存在六个不足：“仍有许多领域有待开拓”、“仍有许多方面、许多环节，我们不是很清楚，甚至完全不清楚”、“政治与行政两分的现象仍然很严重，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管理主义甚至工程主义的思维仍然很有市场”、“理论化的努力仍然不多、不够，理论化的层次也不高”、“以定性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为主，而且绝大部分调研都只局限在某个区域，全国范围的调研比较少”、“在规范理论上仍未取得重大的突破，尤其缺乏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研究”（马骏，2012）。并且指出我们大部分的研究精力应该投向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公共治理的“大问题”，而不必太在意西方公共行政学在讨论什么。

      近年来，除了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不足进行评估外，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越来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有学者一言以蔽之，认为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规范化困境与本土化困境，这一双重困境使我国行政学的发展隐含着身份危机（何艳玲，2009）。这也正点破了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基本症结。

      在对国内公共行政学进行回顾和反思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使用《中国行政管理》发表的文章作为样本来源，对于另一重要期刊《公共管理学报》则关注较少。《公共管理学报》同样是中国公共行政学界的一份代表性刊物，它诞生于国内公共行政学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该期刊于2004年创刊后不久，就于2006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认定为A类重要期刊，于2008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在中国期刊网公布的2013年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中，《公共管理学报》在218种中国政治类期刊中连续多年在复合JIF（期刊影响因子）、期刊综合JIF、人文社科JIF三项排名中均位列第一。这一实证数据显示，《公共管理学报》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社科管理类期刊中高水准的学术平台。

      自2004—2013年的十年间，恰恰是中国公共管理发展最快、知识与方法更新最快的十年，因而以该刊为例进行回顾和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国内公共行政学的最新进展，并基于此进行反思和展望。

      从上述的文献回顾来看，其一，学界对于国内公共行政学发展的评估，越来越转向对“合法性”和“学科认同”的反思。这些反思尽管重要并且深刻，却限于有限几位学者、有限时期的“呼唤”，并未形成学界集体反思的理性产物，因而有必要继续从不同角度予以加强和催化，以引起学界的共同重视。其二，以往同类的研究大多存在“零碎化”的缺陷，要么只谈方法、要么只谈分支学科，相比而言综合性的评估较少。其三，学界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大多停留在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之类的粗线条的描述，忽视了对近年来新范式的分析。因而，本文就以《公共管理学报》为例，对近十年来国内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特别是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式的进展，进行综合性的评估与反思。

      二、研究框架与方法

      从公共行政学科恢复重建以来，国内学界一直致力于公共行政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库恩认为，一个研究领域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了一个能够指导本领域中常规科学活动的范式。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与常规科学密切联系的概念，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即该科学研究领域中拥有一批秉承专业信仰的坚定的拥护者，他们“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相同的教益，在这种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托马斯·库恩，2003）。二是在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获得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术语、理论、定律和观点等，它们能够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一致认可的模型。凡是具备这两项基本内容的科学成就，便可称之为“范式”（托马斯·库恩，2003）。结合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除了上述两个基本方面以外，研究方法也是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和发展的标尺。因而，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追踪十年来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发展：一是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二是国内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三是国内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为了分析上述内容，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统计的方法，并且引入CitespaceⅡ软件对所有2004—2013年《公共管理学报》的载文做出详细的统计和分析。在统计过程中，选取十年来《公共管理学报》的所有文章作为研究样本，剔除创刊词、编委会议纪要、专家言论等，获得总样本量为539篇。本文借鉴何艳玲的研究（何艳玲，2007），设计出如下几项评价指标。

      （一）作者单位、学术身份及基金支持

      作者单位与学术身份两项指标，旨在考查是哪些研究者在做公共行政学研究，及哪些学术层次的研究者是该领域的主要学者，国内公共行政学界是否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将作者单位分为七个类别，即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行政学院）、民间研究机构（学会、协会等）、政府部门、其他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以及无标明；学术身份则划分为：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含助教）、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下、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六个层次。

      学术研究离不开持续的资金支持，因此基金支持情况可侧面反映科学共同体的发展情况。本文设置了基金支持这一指标，具体分为：国家级基金（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教育部人文社科）、省市级基金、校级基金、特定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企事业单位横向项目和无资金支持等类型。

      （二）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对于国内公共行政学近十年的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及趋势，本文采用了CitespaceⅡ软件进行分析研究。Citespace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引文网络可视化工具，通过利用数学算法及计量方法对文献关键词、主题词等进行引文分析和共词分析的数据统计和聚类计算，以获得公共行政学的热点主题和前沿趋势。特别是分析《公共管理学报》十年来的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等。

      （三）研究方法评估

      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关于研究方法的分类尚无统一标准，互有交叉。本文将按照主流观点，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及实证研究方法两大类的分类标准。第一类的规范研究方法不是基于经验材料，而是以纯粹的理论逻辑分析进行理论建构或分析；第二类的实证研究方法是指具有实证调查性质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实证研究也包括两类基本研究方法，即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前者主要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测量和数据的分析计算得出研究结论，后者则基于经验事实，通过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互动关系展开研究（丁煌、李晓飞，2013）。

      （四）研究所处阶段

      帕里、克里默将研究阶段分为问题描述、变量识别、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为政策的形成而控制变量、评估替代性政策或者项目等几个阶段（帕里、克里默，2005）。借鉴这一分类，本文将研究所处阶段分为：问题描述（包括概念界定）、变量识别与变量分析和对策建议三个阶段。

      三、样本分析

      （一）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

      马骏教授曾经撰文分析了国内公共行政学科的队伍建设情况，基本上每个985大学已经有了行政管理博士点，也有一些非985大学开设行政管理博士点，行政管理博士教育和MPA教育，培养出一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人才，博士教育的开展也对公共行政学学者提出了很高的科研方面的要求，使得他们越来越重视研究，并开始反思自己和整个学科的研究。由此，公共行政学开始变成一门需要专门进行研究，也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马骏，2012）。从作者单位来看，高等院校的教研人员是《公共管理学报》的主要作者，2004—2013年《公共管理学报》所刊文章有77.4%的作者①均来自高校，其次是党校系统（行政学院），所占比例为9.3%；再次是政府部门，占6.7%。来自社科院系统和民间研究机构（学会、协会）分别占4.1%和1.1%，来自其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仅占0.4%，无标明作者身份的占1.0%（见表1）。

      

      从作者的学术身份来看，除了4篇未标明或无学术身份的文献以外，教授（研究员）职称的作者所占比例最大，为27.9%；其次为副教授（副研究员），占所有作者的22.6%；讲师（含助教）占21.1%，这表明拥有高级职称的学者是主要的作者来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博士研究生的作者也占到了20.1%，接近于讲师（含助教）的作者比例，这说明年轻的公共行政学研究者（博士研究生）也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力量（见表2）。与何艳玲教授对1995—2005年行政学研究的评估相比，“未标明或无学术身份”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当时的比例是62.2%），讲师以上职称的作者比例由当时的32%，提高到现时的71.5%，剩余的大部分为博士生，这说明，经过发展，至少是在《公共管理学报》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出，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越来越专业化。

      

      就研究的基金支持来看，在《公共管理学报》近十年的载文中，有基金支持的达到44.2%，这大大超过了1995—2005年8.3%的比例。其中，国家级基金文献190篇，省市级基金文献34篇，校级基金文献12篇，特定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文献6篇，无基金支持文献297篇。并且，近十年中，国家级基金支持文献呈递增趋势，无基金支持文献数量呈递减趋势（见图1），2004年，《公共管理学报》的载文中，由国家级基金支持的文章仅有4篇，无基金支持的文章达到50篇，分别占当年刊载论文的7.5%和92.6%，到2013年，由国家级基金支持的文章则达到40篇，占了当年所载文章的74.1%，无基金支持的文献则下降为20.4%。

      

      从《公共管理学报》的作者群来看，公共行政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高校学者为主要学术群体、学历职称结构较为合理的研究梯队；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相关研究投入的递增，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支持。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

      进入CitespaceⅡ软件界面后，网络节点选择Term，主题词来源选择文献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关键词（descriptor）和标识符（identifiers），算法选择路径搜索（pathfinder）算法，数据抽取对象为top30，设置“Timeslicing”的值为2004—2013，“Years per slice”为1，即将2004—2013年分成11个时段进行处理。运行CitespaceⅡ得到关键词共现树形图谱，其中，圆形节点代表《公共管理学报》十年间所载文章的主题，圆形节点大小代表同类主题文献被引用的多少，节点越大，被引用频次越高，处于直线分支上的小节点代表其他衍生研究主题（见图2）。由图3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被引频数最高的研究主题有“危机管理（应急管理）”、“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治理”。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报》的研究主题，还主要统计了载文的“高频研究主题”（见表3）与“逐年高频研究主题”（见表4）。通过Citespace分析，十年间共有34个高频研究主题。结合图3与表3、表4，可以看出，公共行政的主体方面“第三部门”、“公民社会”，公共行政的客体方面“社区治理”、“公共经济与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城市化”、“食品安全”、“公共服务”、“公共危机管理”等主题呈现较高的共引频率。另外，通过文本分析，关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地方治理”、“社会资本”等主题的研究，以及“公民参与”视角、“国家与公民社会”、“社会保障”视角、“网络化治理”视角、“多中心治理”视角被较多地引入不同研究主题之中，成为推动中国内地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动力。

      

      

      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将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不断延伸和拓展，最终形成一个学科的核心文献集合，并进而表现为该领域的高被引文献簇。通过CitesapceⅡ软件对《公共管理学报》所载文献进行引文和共引轨迹分析，探寻公共行政学科研究前沿的变化。在CitespaceⅡ软件界面，网络节点选择Term和Keyword，主题词类型选择“突变词”，获取“研究前沿时区视图”time-zone（见图3）。

      

      图3与表4综合展示了2004—2013年《公共管理学报》所载论文体现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前沿演进路径。图3下方的年代标签显示研究前沿的年代分布及其交互联系情况，结合表4可以看出，在2004—2005年间，“治理理论、公共管理学科”为研究前沿，2006—2008年凸显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公共政策”“公共物品”的研究主题，2006年的研究前沿为“地方政府”，2008年“政治信任”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2009—2010年，基于ssci等进行研究方法的反思研究达到了一个小高峰，2011年“实证分析”类型文章成为研究热点，2012—2103年，“养老”、“农民工”、“社会管理”、“社区治理”、“城市化”和“政府绩效”等成为了热点研究前沿。

      （三）研究方法

      在《公共管理学报》近十年所载的539篇文献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包括定性实证研究与定量实证研究方法）为401篇，占所载文献量的74.4%，其余25.6%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并且，采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文章基本呈现逐年递减趋势，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保持平稳中有增长的态势（见图4）。这表明，至少是《公共管理学报》近十年来对实证研究方法给予了持续重视，与以往“结构性失衡”和没有实证资料支撑的研究展现出不一样的图景。与1995—2005年《中国行政管理》、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学报》、《公共管理评论》、《政治学研究》、《中国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学报》2 579篇行政学论文的情况相比（当时属于规范研究的文献占94.5%，实证研究的文献仅占4.5%），实证研究论文的比例提高了约70个百分点，这一方面与《公共管理学报》偏向专业化、学术化的办刊理念相关，另一方面与国内公共行政学的快速发展相关。从此角度看，国内公共管理研究已经向专业化、科学化的学科方向大步迈进了。

      （四）研究所处阶段

      根据何艳玲教授的研究，“1995—2005年，国内行政学研究中大量论文都处在问题描述阶段，占93.4%，有2.6%的论文止于‘概念界定’，进行变量分析的论文仅有3.9%”。与此相比，《公共管理学报》近十年来的论文，则体现出较大的不同，在《公共管理学报》近十年所刊载的539篇文献中，变量识别与分析阶段的文献最多，为307篇，其次为对策建议类阶段文献，为151篇，问题描述类文章最少，为81篇（见图5）。进行变量分析的文章占了56.9%，问题描述类的文章则仅仅占到15.0%。可以发现，近十年来，随着实证研究方法的增加，《公共管理学报》中变量识别与分析阶段的文章有所增加，对策建议类文章的数量处于“非主流”地位。

      

      

      四、进步与局限

      总体来看，由于办刊定位不同，在创刊以来的十年中，《公共管理学报》在国内公共行政学界中独树一帜，成为学界一道亮丽而鲜明的色彩。与国内行政学界过去那种“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演绎分析多，综合归纳少；宏观分析多，中观、微观分析少；文献分析多，现状分析少，玩‘智力拼板’的多，有创新的少；治病开方的多，把握病因的少”（袁达毅，2002）的情况相比，《公共管理学报》几乎全面否定了上述这些不良的倾向，坚守和引导着国内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根据上述分析，这里对公共行政学十年来的发展进行相应的讨论。

      （一）公共行政学科定位进一步明晰

      学科的定位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牵扯不清的关键问题。以《公共管理学报》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公共行政学平台，秉持学科发展为己任，所展现出来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对象、研究领域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化，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定位得到进一步明确。从研究价值来看，单纯地讲究“管理主义”、“技术主义”的文章并不占据主流地位，相反，学者们普遍地将公共价值、治理、公共服务、善治、多中心合作等作为研究的主题词，凸显了学科的“公共性”；从研究对象来看，经由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的发展，学者们已经不再将公共行政的主体局限于政府，除了将政府及其活动作为研究的核心对象，学者们更多地将市场、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主体纳入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多元治理、政府与社会合作、引入市场化机制、网络化治理等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流行词汇；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题已经得到大范围的拓展，内容涵盖公共经济与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社区建设、政府绩效管理、公共卫生管理、高等教育管理、公共政策、公共危机管理、府际关系等20多个方面，“公共产品”、“社区治理”与“乡村治理”的研究也占了更大的分量。

      由《公共管理学报》所刊载的文章可以判断，公共行政学已经围绕“公共性”这个价值准则，进一步明确学科地位。借由对本土问题的回应，国内学界在引入西方行政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公共价值为指引、以政府行为为核心、辐射多元主体的公共行政研究域，这大大突破了以往只谈“政府行政”的狭窄范畴。

      （二）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进一步提升

      何艳玲教授在对1995—2005中国行政学研究的评估中，统计得出94.5%的文献使用了规范性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仅占4.5%，并且指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何艳玲，2007）。虽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实证研究更需要经过调查统计、问卷设计等训练后的技巧，更加使得研究有说服力。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如果要对一门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作出判断，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无疑，基于经验事实的实证研究方法显得更具专业化。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报》所载文章显示，国内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有了质的提升，相关研究已经展现出向专业化、科学化方向迈进的进步性了。在严格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国内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阶段也得以相应提升。田家华（2010）关于2000—2009年中国行政学研究的评估中，统计得出96.4%的论文处在“概念”研究阶段，但是，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报》变量识别与分析阶段的文章则占据主流。可以看出，公共行政学研究，呈现出经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趋势。

      虽然近十年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已取得了质的提升，但对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进行持续的关注仍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统计，近十年《公共管理学报》中关于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文章只有5篇，占总篇数的0.9%。可见，对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仍是不够的。

      （三）公共行政学的身份认同需要继续加强

      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身份认同也一直是讨论的焦点。第一，公共行政学的方法体系仍需不断明确，众多学者指出公共行政学是“借用的学科”（Freclerickson，1976），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行政学因其缺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知识核心与学科界限，而导致存在规范化困境与本土化困境并存的“身份危机”问题。第二，公共行政学的科学共同体仍然“大而不强”，国内公共行政学的“盘子”已经做得足够大了，但是由于学界缺乏“进入门槛”的限制，学科队伍“松散不集中”，研究总体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新建的行政学专业、一些新进入和没有受过系统社会科学训练的学人，仍然缺乏学科意识，对于研究的问题“张口就来”，对于研究方法缺乏把握和选择的能力，在缺乏学术共同体规范的情况下，公共行政学成为“谁都能说两句”、“谁都能掺和”的“大杂烩”，这与社会学、法学、管理科学等相比还尚有差距。第三，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大问题”和“本土化”还不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领域受到其他学科的争夺，整体竞争力仍需提高，在研究领域上，出现一些交叉领域，被其他学科抢夺主导权，例如最近开辟出来的“社会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等，由于词汇本身的原因和行政学界着力不足，话语权被社会学争夺了不少，很多公共行政学的领域，没有被很好地挖掘起来，这本身说明，公共行政学界对“大问题”意识的缺乏。此外，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也是本土化不足的结果（许源源、徐桂珍，2012），对本土问题的回应不够，缺乏引导和解决行政学实践的能力，降低了公共行政学的影响力和内聚力。

      （四）推动公共行政学中国“大问题”的研究

      除了强化公共行政学共同体建设以外，必须立足于目前公共行政学的问题，开展本土化的“大问题”研究。界定中国行政学的“大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特征与中国行政实践进行思考。结合中国行政实践与特殊国情，转型期的公共行政实践、与东亚各国和地区（而非与欧美）的行政比较、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等领域，应当成为中国行政学科研究的“大问题”，学界或许可以从更加宏观、战略、内生性的视角来审视此类问题，生长出具有现实关怀和引领力的理论。除了研究“大问题”以外，中国本土的研究势必得到加强。审视中国内地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进展可以发现，已有的理论更多的是用西方话语剪裁中国现实。关键问题是，许多西方经验或理论无法准确地关照中国现实，使得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长期处于为西方做注释的较低层面，既缺乏与西方公共行政学对话的水平，又无法生长出中国本土的理论，陷于自说自话的境地，长时期低水平运转。只有立足中国大转型、大发展这片肥沃的土壤，深深扎入中国大地，才能解析中国发展的行政逻辑，生长出“公共行政中国学派”的枝丫。由此，既可跟进西方行政学理论与知识的发展，又可强烈关照中国行政实践，假以时日可进一步提高对中国化理论话语的能力，开展与国外公共行政学界的平等对话。

      总体而言，《公共管理学报》因办刊定位明晰，凸显专业化、科学化的特征，因而使得刊物质量领先于国内同类期刊。其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界的较高水平。在2014年的选题中，《公共管理学报》特别明确不要“纯粹的理论研究以数理推导和理论建模为主要论证方式的文章，以官方数据为唯一研究基础的文章”，研究方法上“注重以事实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强调文章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尤其欢迎以下两类文章：以事实为基础的案例研究、以实地调研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这符合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国内公共行政学界，在促进自身发展的时候，或许可以从上述分析中获得相应的启示，发扬既有的优点，着力从研究方法、本土化研究和理论提炼等层面下工夫，共同促进学科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以《公共管理学报》为例来分析十年来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发展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反思，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偏重于从《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来窥探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发展现状的单一性，增加了研究样本的多样性。但是，本文也只是以一种期刊为研究样本，又因为样本选择的特殊性，特别是《公共管理学报》选稿、用稿本身的较高要求，使得本研究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其说是对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相关研究的一个回顾与反思，不如说是以一份较高水准的期刊为切入口，展现国内公共行政学较高水准的研究进展，既不能代表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全貌，也不能从总体上代表相关研究的平均基准。即使如此，国内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仍然存在缺乏大理论、较少关注大问题，回应本土性不足等缺陷。也正因如此，国内学界同仁，还应该更加郑重地、集体性地反思学科发展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国内公共行政学应该会结出美丽的果实。

      ①对于合作的文章，以第一作者为准，如同一作者有两个及其以上工作单位，则以第一单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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