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依赖性与脆弱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依赖性论文,脆弱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当今世界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中美关系首当其冲。过去20年，随着中美利益交汇增多、交往密度增加，安全议题的主导性地位下降，中美关系进入复合相互依赖时代。在这个双边关系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身份、地位和责任由原来的固定、清晰转向漂移、模糊，中美都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和对方，就双方的实力地位、政策行为和价值体系达成新的安排。这将是一个双方不断试探、冲突和妥协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同时也是美国可以接受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和平崛起目标的达成，也意味着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权力转移的完成。
一、相互依赖
根据托马斯·谢林的定义，相互依赖是指一方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方的选择。①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互相交往和相互联系并不等同于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相互交往多并不意味着相互依赖严重，只有相互交往能产生重要后果（costly effects）时，交往才能产生相互依赖。② 有的时候，相互依赖是由政策选择造成的。例如，美国和苏联各自的核武器政策会给对方造成严重后果，美苏两国就形成了战略性相互依赖。经过冷战后2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经成为紧密相互依赖的双边关系。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相互依赖主要体现为互补和合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世界工厂”之一，中国生产廉价产品出口美国，从中美贸易中得到巨额贸易顺差。然后，中国再把钱借给美国人消费，扩大美国的消费，以便进一步向美国出口。这就像一个食物链一样，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链条的波动。这个链条的起点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顺差，在这一点上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不作为一个经济体统计）。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美国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中国出口产品的30％，输往美国，严重依赖美国市场。2008年9月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市场需求下降，中国的出口立刻有了敏感反应。据中国海关统计，2009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额为5215.3亿美元，同比下降21.8％。中国在从美获取大量贸易顺差后，转身成为美最大的债权国。（见图1）目前中国持有美国债券高达8015亿美元。美持续不断的财政赤字使其更需要中国的投资，中国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也使中国需要美投资市场。
图1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分析局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吉米·霍格兰德分别将中美之间的经济对抗能力称为“经济恐怖平衡”，正如当年美苏之间的“确保相互摧毁”战略一样，“经济恐怖平衡”也能保证中美之间稳定的经贸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承受大规模经济制裁的损失。③
在军事领域，中美相互依赖主要体现为互相竞争，即一方的行动被认为可能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最近20年，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国防实力持续提高。从国防投入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是唯一能够紧随美国之后的国家。（见表1）
中美在军事领域的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抽象的“安全困境”主导下的竞争。由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军事领域的“安全困境”比较明显，即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被美视为威胁。中国国防部在《二○○八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在综合国力竞争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国际军事竞争更加激烈，一些大国加大国防投入，加快军队转型，发展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显然，美位居“一些大国”之列，美军事现代化被认为是国际战略竞争激烈的一部分。基于同样的判断，美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在大国和新兴国家中，中国最有潜力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美国防部《2009年中国军力报告》更具体指出，尽管美战略力量远远超过中国，但中国有能力对美国大部分主要城市形成毁灭性打击。④ 二是具体的安全利益竞争，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在谈到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时，《二○○八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忧虑美保持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强化军事同盟，调整军事部署，增强军事能力。美国防部发言人魏特曼则指出，美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转移，是防范中国军事发展的必要之举。三是军事利益冲突。绝不放弃对台独的军事威慑是中国的基本政策，但是美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负有安全“责任”，因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面对面的军事竞争甚至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前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曾指出，中国针对台湾部署的力量不断迅速增强，构成了破坏现状的危险。美根据《与台湾关系法》规定承担的义务，将对有关的增兵情况做出反应。⑤
在政治上，中美各自的政治影响力体现出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两国由于政治制度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别、国际地位差异，在国际政治中有诸多对立之处。然而，近年来美在处理棘手国际问题时，越来越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并且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了良好合作。中美两国在联合国的协商合作是安理会近年来发挥作用的关键。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共同创建了六方会谈机制，合作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三个制裁法案。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2006年中美共同支持三阶段和平协议，2007年中国派出300名工程兵参加达尔富尔维和。在缅甸问题上，中国强调，保持接触比采取孤立和制裁手段更有利于避免缅甸局势动荡，并协助联合国安理会于2005年12月达成共识，同意通过安理会非正式磋商讨论缅甸问题。2007年6月，在中国的斡旋下，美与缅甸在北京举行了助理国务卿帮办级的磋商。2008年5月，缅甸发生大规模自然灾难后，在中国帮助下，美军机把国际援助源源不断运入缅甸。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积极参加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五常加一）对伊朗提出的奖惩方案，并于2008年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美、英、法、德、俄等国参加的司局级磋商会议。中国先后签署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朗核问题的三个决议，其中1696号决议最关键，该决议要求德黑兰完全停止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和再处理活动，提出实质性制裁措施。
同时，中美政治上的相互依赖也体现出对立的一面，美从两方面强有力地制约了中国的政治选择。一是美在亚太地区强大的安全和政治存在。通过正式的同盟关系和非正式的友好关系，美向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提供安全和政治保障，使亚太国家形成了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在政治上依然依靠美国的二元模式。近年来，亚太国家在与中国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同时，纷纷强化同美国的政治安全合作。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时，每时每刻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存在和影响。二是冷战结束以来，美一方面大力输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美国模式”，另一方面批评中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模式”，严重损害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道义上的感召力。
无论中美在各个领域相互依赖的体现形式是互利的还是竞争的，这两个国家在不同领域都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必然影响到另外一个国家，而且两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
二、复合依赖
相互依赖是一回事，复合相互依赖是另一回事。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因为拥有“确保相互摧毁”能力，形成了密切的战略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不是复合相互依赖。根据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研究，复合相互依赖有三大特征：国家之间交往渠道多样化、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缺乏主导性议题。
经过冷战后2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早已经超越国家对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国家对国家、政府部门对政府部门、城市对城市、企业对企业、个人对个人等多层次、多渠道交流。在国家间关系方面，除国家领导人互访外，1998年5月1日，两国外长签署了《中美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仅2008年，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就4次会面、10次通信、4次通话。建交之初，中美民间交往寥寥无几。而今，两国人员往来每年超过200万人次，每天有5000多人往返于太平洋两岸。双方还缔结了35对友好省州和145对友好城市。
两国政府部门之间高层及各级别对话交往与日俱增，建立起涵盖政治、外交、经贸、军事、文教、科技等广泛领域的6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2009年7月27日，中美首届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幕，这是两国之间级别最高、综合性最强的对话磋商机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副总理王歧山、国务委员戴秉国率领150名高级官员赴会。
多元化、多渠道交往，必然导致利益的多样化和政策的复杂化。在1990年代，美国一些大跨国公司由于在中国获利颇丰，组成利益集团，主张维护正常的美中贸易关系，与美人权团体、军工集团、劳工集团对抗。每年关于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就是美国内利益集团的大较量。同样，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多，从对外交往中获益不等的机构、企业和人群，也会形成某种形式的政策共同体。早在199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就预测，当中国从国际体制中得到利益并开始认同时，新的利益集团就会出现。与国际体制协调一致将反映那些在国际体制范围内进行运作并获得好处的集团的利益。⑥
中美之间直接出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两国间安全的稀缺性缓解，同时军事力量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实用性减弱，中美关系走出了安全主导型时代。其一，双方意识到中美大战一时半刻打不起来，两国的生存不再受到威胁。1998年中国在第一份国防白皮书中指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显而易见，尽管“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但是当时中国对以美为首的军事集团的对外干预仍十分警惕。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则指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持续增长，各国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增多、合作意愿增强，世界性的全面大规模战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可以避免。这份最新的白皮书不但明确提出全面战争一时打不起来，而且特别强调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台独”分裂势力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图谋遭到挫败，台海局势发生重大积极变化，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全面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不断深化，在多边事务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其二，军事安全作为双边关系主导因素的时代结束了。在过去10年里，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同其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几近脱节，互不影响。1998年发生以美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两国军事关系陷入低谷。随即，中美在贸易领域取得重大突破，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授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2001年4月1日，发生中美撞机事件，双方军事关系再度紧张。然而，2001年9月11日美遭受恐怖袭击后，中美两国立刻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中美关系快速改善。2008年9月布什总统在离任前宣布价值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中国立即中断中美军事交流，两国军事关系再次停顿。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却在金融领域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合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不仅没有抛售美国债，而且持续增加购买。上述一系列事件表明，军事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再是主导一切的因素了。其三，军事手段作为争取其他方面优势的途径，其功能大大下降。随着威胁来源的多元化，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军事手段的实用性下降。美作为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对大多数挑战却束手无策。很难想象，美为了让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其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能发挥巨大作用。
中美关系从安全主导型转向复合相互依赖，关键在于安全稀缺性缓解、军事力量的效用下降。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鲍威尔教授分析，复合依赖成立的关键前提就是安全稀缺性的缓解。他指出，当使用武力是一项合适的政策选择时，两国关系就呈现出新现实主义描述的特征，而当使用武力不再是合适的选择时，两国关系就会出现新自由主义描述的特征，即复合依赖。⑦
中美关系中的议题日趋多元化，并且没有一个议题能主导全局。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中美两国学者总是习惯说，某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将迎刃而解。的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美双方都在关注少数几个问题。实际上，军事安全一直是一个主导性因素，中美之间的任何一种交往，都要放到军事安全的天平上衡量一下。2000年，美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时，因担心失去此一杠杆后，无法评估经济交往对美安全的影响，特别设立了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评估中美经济关系对美安全的影响。然而，近年来该委员会的影响日渐式微，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安全主导型中美关系的结束，复合依赖型中美关系的开始。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两国关系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展，以至于美前总统布什认为“复杂”是形容中美关系最恰当的词。美《国会季刊》这样描述这种变化：“在几年时间里，中美关系由贸易、台湾、人权等少数几个议题主导，转化为广泛的、无所不包的、涉及各个政策议题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最近中国成为美国头号债权国后。”⑧在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两国除传统的台湾、人权和贸易议题，还广泛涉及阿富汗、伊朗、朝鲜、巴基斯坦、苏丹、能源、气候变化等议题。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说，“除了没有讨论上月球，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⑨ 自从军事安全作为一个主导性议题的地位动摇后，中美之间的议题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一个议题能像从前的军事安全一样主导全局。
在“安全主导型”关系中，国家安全是关键因素，任何双边事务都要从安全角度考虑。在双边交往中，中美考虑更多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在“复合相互依赖型”关系中，没有一个因素能够主导中美关系的全局，经济、军事、政治关系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发展，按各自规律运行。经济谈判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军事合作的延缓，军事关系的冷淡也不影响经济合作。“在这种概念下，利益冲突被分门别类地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而不再动辄触及整个关系的根基。”⑩ 在这个新阶段，中美关系仍然充满着矛盾、斗争与合作，但是所有双边领域同时陷入冲突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作为全局和整体的中美关系不大可能大起大落。中美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将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托马斯·谢林指出，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共同利益和利益冲突同样突出，每方都从合作中获益，但是利益分配产生斗争。和谐不是相互依赖的产物，合作与冲突并存才是相互依赖的结果。相互依赖的增加，并不会让国际冲突消失。相反，冲突会以新的面目出现，甚至有可能增多。(11)
三、脆弱性
具有复合相互依赖特征的中美关系可以避免全面的、大规模的双边冲突，这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依赖程度加深和中美实力地位的变化又为这对双边关系增加了脆弱性。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阿瑟·斯坦认为，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中，两个国家关系取决于他们的“国家偏好”的相容程度。影响国家利益偏好的因素包括：国际力量格局、科技水平、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国内政治等。(12) 在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国际环境都在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利益偏好均在变动之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脆弱性。
随着国际交往增多、实力增强，中国会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也会更自信地保护国家利益。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问“我们要用这个伟大国家的影响力和实力做什么”(13)。今天，轮到中国人来提问和回答同样的问题。过去10年，既是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的历程，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目标不断扩展的过程。1999年江泽民在外交部第九次使节会议上指出，我国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4) 2004年胡锦涛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维护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15) 2009年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16) 比较过去10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三次使节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加、国家利益的扩展，中国的外交目标在不断扩大、外交任务在不断加重。特别是“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外交目标，首次将中国对外政策从“防御型”转向了“进取型”。
既然中国已经决定采取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成为西方学术界所谓“改变现状的国家”呢？宏观上，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微观上看，中国崛起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宏观上，中国如果要改变现状，就可能挑战、改变现存国际体系的运行原则。那么，现存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根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的研究，现存国际体系有三大特征：第一，现存体系建立在公平和市场开放的规则之上，崛起国家可以在体系内增加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第二，现存体系不是由一个国家，而是由民主国家组成的集团来领导。这个集团将在权力转移中居于有利地位。第三，现存体系由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组成，国家主权和法制是这个体制运行的基本逻辑。(17) 显而易见，中国没有任何企图来推翻上述三条原则。事实上，美国也意识到中国无意挑战现存秩序。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正式宣布，中国加入了大多数国际机制，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了，并且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18)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国家利益外延不断扩大。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09年7月举行的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19) 从中可以看出，除了国家的生存、主权等利益外，中国核心国家利益还包括其他多个方面。正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言，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是第一位的，一旦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得到保障，国家就开始寻求尊严、价值观、稳定、发展等其他目标。(20)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将更加自信、更加有力地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这将是中国今后最重要的利益偏好。在这些领域中国非常可能同美产生利益冲突，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现状，改变在一些问题上美占主导地位的现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国家。
在国防上，中国保护本国领土、领海和国家安全利益不受损害的能力在不断加强。据中国军事学者研究，中国国防建设发展的新方向包括：在战略牵引上要实现从“国土防御”向“利益维护”转变，在国防结构上要实现由大陆军向海空天电一体化转变，在能力建设上要由重实战向重威慑转变，建设一支同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能够提供有效军事安全保障的强大军队。(21) 为了完成“利益维护”使命，中国海军必须从近海走向远洋。中国90％的贸易通过海上运输，在每年通过马六甲海峡的5万只船只中近六成驶向中国，海上安全成为中国紧迫的问题。2009年1月6日，在联合国授权下中国战舰加入多国海军舰队，赴非洲亚丁湾护航，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走出太平洋执行任务。此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公开表态，希望在亚丁湾打击海盗中同中国密切合作，愿与中国分享情报。(22) 一些美国军事学者将此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希望此事标志着中美海军在全球安全合作的开端。(23)
然而，同中国海军出兵亚丁湾所激发的兴奋相比，中国海军力量上升引起的美国的警觉一点也不逊色。中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拥有了远洋投送投力，中国潜艇开始在太平洋巡逻。这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担心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在安全困境影响下，美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加在东亚地区的海上力量部署，但这样又会进一步恶化这种竞争关系。(24) 2009年以来，由于美国海军屡次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收集情报，侦察中国潜艇的活动情况，3月发生了南海“无瑕号”事件，5月引发了黄海“胜利号”事件，6月中国海军一艘潜艇与美国一艘军舰的拖曳声呐相撞。一时间，中美两国在海上的摩擦成为热点问题。2009年6月第十次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在北京举行，海上安全成为会谈焦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坚持，中国反对美军事船只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活动。美国防部副部长弗卢努瓦则称，美国军舰有在这些海域自由航行的权力，并且美多年来也是这样做的。长期以来，美军一直视南海为自由活动海域，但是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有实力更坚定地维护自己的领海利益，中美之间的海上摩擦似乎不可避免。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将采取更多行动，强烈要求美停止一切对台军售。自从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指责美对台军售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强烈要求美停止对台军售。但是，美对台军售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而且美坚持对台军售不受中国大陆的影响。2008年台湾实现政党轮替后，两岸关系缓和，美仍然没有减缓对台军售。相反，过去一年多来，美各部门多次重申，美对台军售政策不变。事实上，自从马英九上台以来，美对台军售一直没有间断。2008年10月3日，布什政府通知国会，同意向台出售六项军事装备，包括阿帕奇直升机和爱国者导弹在内，价值约64亿美元，是过去10年来最大一笔军售。(25) 2009年3月13日，美国防部宣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一份美国海军合同，为台湾12架P－3C反潜巡逻机升级，包括装配新机翼和延长飞行时间等，合同总价值约合6.65亿美元。(26) 4月，美媒体披露，国防部将在今年第三季出售60架“黑鹰”直升机给台湾。5月18日五角大楼已解除向台湾销售雷达部件的限制，位于加州的通信与动力工业公司获得价值1220万美元的合同，向台湾提供MK.74 TARTAR－D系统行波管放大器（TWT）和螺线管，这些部件将安装在台军“纪德”级驱逐舰上。(27)8月，台湾收到美官方送来的交货验收通知单，美同意对台销售4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价值约为32亿美元。(28) 对台军售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只要有实力和操作杠杆，中国就会尽可能迫使美减少直到停止对台军售。2009年以来，在中美军事交流中以及国台办主任王毅访美期间，美对台军售都是双方讨论的重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坚决，语气越来越强硬。但是，基于历史、意识形态、法律和战略利益原因，美要真正停止对台军售非常困难。
在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问题上，中国体现出了更强的自信心。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凸显了中国内部稳定的关键性，也促使中国投入更大的资源打击国外的动乱源。2009年初，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宣布，“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当中，不允许达赖窜访，不允许达赖利用它们这些国家的国土从事分裂活动，这是国际关系准则的应有之义。”(29) 长期以来，美国是达赖、热比娅最大的海外支持者，自从老布什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接见过达赖。由于中美两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同、利益不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恐怕很难做到不支持达赖、热比娅的活动，这将成为今后中美外交斗争的一大焦点。
在国际经济议题上，中国要求增加发言分量。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过度依赖美元的弊病更趋明显。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储备货币。6月16日，“金砖四国”在俄罗斯举行首脑会晤，这次会晤所传达的信息是“新兴经济体要求在国际金融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本国的货币在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0)。为提高人民币的地位，中国与俄、巴达成了双边贸易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协议。中国还同6个国家进行了9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到目前为止，这些使人民币国际化的行为还是象征性的，尚未对美元形成实质性挑战。但是随着中国参与的国际经济活动越来越多，中美基于这一点的冲突将会持续增加。
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偏好转变的同时，美对华政策中的利益偏好也在变化。在实施对华“接触”政策时期，美首要目标是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促中国遵守国际准则。在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后，在对华政策上，美最大的目标是要求中国维护国际体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因此理所当然要承担大国的责任。2008年4月20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在演说中指出，“对我而言，问题不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是中国是否准备好承担一个超级大国的责任。”(31)同年9月28日，CNN主持人专访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问：“多数人视中国为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中国没有在处理达尔富尔、伊核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呢？”温家宝总理立即反驳：“首先我要更正你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32) 在戴秉国提出的中国三大核心利益中，并没有提到“负责任的大国”这一条。
从上述对中美两国利益偏好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首先，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利益偏好是错位的，当然错位并不意味着是冲突，只是说明两国的利益偏好不同步。其次，在中国界定的核心利益中，中国将全力推动的目标上，在台湾、西藏、新疆、海上安全方面，中美两国的利益偏好存在明显冲突。
四、谨慎管理
中美两国调整利益偏好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既取决于中美利益偏好的相容程度，也受两国相互认知、沟通影响，更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反应和两国之间的协调管理。在这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中美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过渡性。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33) 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处在过渡与变化中，会有一些固有的特征。只有认识和掌握这些特征，才能使双方避免误判，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首先，在过渡阶段，任何一方的信息都是混乱的、甚至是冲突的，要避免片面、过早地给对方下结论。一方面，民意和政府政策常常有差距。在崛起大国和现存大国的关系中，要区别对待民意和政府决策的不同，不能将民意视为对方的政策，也不能由民意左右本国的政策。《新闻周刊》2009年7月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独立幻想”的文章中指出，民调显示，大部分中国人主张中国经济要和美国经济拉开距离，甚至独立于美国经济，但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并不赞成这种民意。(34) 在美国，当媒体、公众热炒“美国担心中国将巨额美元资产当作政治武器”之时，2007年1月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时明确表示，美国债的日交易量大于中国持有的所有美国债数量，鉴于美国债的发行数量、交易方式、多元化等前提条件，美并不担忧中国抛售美国债。(35) 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也不尽相同。以中国在海外采购石油资源为例，美各部门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国务院认为，由于中国介入的地区都是不稳定地区，中国的交易方都是美国的对手，因此中国的行为损害了美利益。但能源部却认为，中国的行动增加了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供应量，是一件好事。此外，美行政部与国会之间常常意见不一，“当行政部门的官员在对华关系上倾向于采取非意识形态的立场时，国会仍然是极度矛盾的”。人权记录、廉价商品倾销、言论信息控制，这些问题依然是国会议员心目中的中国。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克·科克说：“在国会中屠龙者仍然多于熊猫拥抱者”。(36) 因此，中国要避免轻率地下结论：某件事情表明美已经形成了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美也要避免过早地认定中国已经决定要挑战美全球地位。
其次，美要避免以“不确定性”为借口，对中国实施两面下注政策。“不确定性”是美对华的最大担忧，也是美对华政策的基本前提之一。《2008年中国军力报告》就指出，中国的未来充满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关于其不断壮大的军事力量和使用这种力量的方式，中国领导人到目前为止还没详细说明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意图。(37)“不确定性”直接的逻辑结论是，要采取“两面下注”政策，以防止出现最坏情形。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崛起大国承担国际责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现存大国积极引导，“两面下注”政策会起反作用。学者们对美崛起和二战后日本复兴的研究表明，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不断更新自我认识的过程，在对外政策中存在一个不断试探的过程。(38) 这种滞后性反映在中美关系上，就是中美两国关于“中国是否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争论。这样的争论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内部。在今后几十年的对外战略目标上，中国国内有相当的共识，即“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是，具体到如何达成这些目标，存在较大的争议。一部分人仍主张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反对中国过早地承担太多的国际责任；另一部分人主张，这种方针已经不符合中国崛起的新时代了，中国应当积极地塑造国际体系；还有一部分人仍主张对美国等国家保持足够警惕。根据江忆恩的观察，中国领导人也面临着认同危机，“至少存在两种互相摩擦的世界观，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所追求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维护主权，另一种是1980年代后兴起的大国责任，即对国际体制的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39) 在这个尚在争论、过渡的时期，美过早地推行“两面下注”政策，效果会适得其反。对此，奥巴马竞选期间的外交顾问班子建议，美应当“调整地区和全球性国际组织，让它们能反映出中、印等崛起中国家的实力变化，照顾这些国家日益广泛的利益需求。对于这些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最坏前景的可能性，要避免过早地采取两面下注的防范措施。”(40)
第三，中美要超越对话机制，建立真正的国际机制。建交后的30年里，中美两国建立了各种对话机制，这些机制本身只是沟通平台，并非约束两国对外行动的“国际机制”。国家之间形成复合依赖关系，对外决策受到制约，并不代表国际机制的存在。当特定的国家行动是“联合”决策，而不是单边决策时，国际机制才存在了。(41) 中美关系要克服脆弱性，就必须超越对话机制，向合作机制迈进。合作机制指两个国家在有利益冲突的问题上，就行为规则达成一致意见。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将有实力推行一些自己的政策目标，例如利用经济制裁抗议法国总统萨科齐接见达赖。但是，实力并不等同于影响力、感召力，要使这些政策目标在全世界入心、入脑，使之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在这个相当长的过程中，美国的意识形态仍占主流，中国主张的价值观不断成长，通过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双方将不断地竞争、碰撞，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共识。
注释：
① Thomas C.S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5.
②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7,p.9.
③ Jim Hoagland,“The Lukewarm War With China”,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6,2006,Page B07.
④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9”,Annal Report to Congress.
⑤ “中国在全世界的作用：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于2006年8月3日出席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举行的听证会，就美中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证词，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⑥ ［美］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4页。
⑦ R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211.
⑧ Joseph J.Schatz,“Duet With the Dragon”,CQ Weekly,June 15,2009,p.1366.
⑨ 李静、吴庆才：“首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除上月球主要问题均已谈及”，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o7-29/1794984.shtml.
⑩ ［美］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10页。
(11)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p.8.
(12)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ring 1982,pp.319- 320.
(13) George C.Herring,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U.S.ForeignRelations Since 1776,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XV.
(14) 何加正、汪金：“江泽民在第九次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mw.cn/01gmrb/1998-08/29/GB/17799％5EGM1-2907.htm.
(15)“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举行”，http://news.sina.com.cn/c/2004-08-30/05083528548s.shtml.
(16) 钱彤：“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20/content_11740850_1.htm.
(17) 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ume 87,No.1,January/February 2008,pp.29 - 30.
(18) 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于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演讲，http://www.e- economic.com/info/3589-1.htm.
(19) 李静、吴庆才：“首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除上月球主要问题均已谈及”，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o7-29/1794984.shtml.
(20)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nal Politics,Addison - Wesley Company,Massachusetts,1979,p.91.
(21) 黄迎旭、王东华：“新中国强军卫国决策回顾”，《瞭望》，2009年第31期，第34页。
(22) Donna Miles,“U.S.Welcome Chinese Plans to Fight Piracy,Adamiral Says”,American Force Press Service,December 18,2008,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icle.aspx? id =52386.
(23) Andrew S.Erickson and Justin D.Mikolay,“Welcome China:To the Against Pirates”,Proceedings,pp.34 -41.
(24) M.Taylor Fravel,“China's Search for Military Powe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 2008,p.136.
(25) 谭丽：“解析美售台武器清单”，http://gb1.cri.cn/12764/2008/10/15/3365s2282594.htm.
(26) 吴挺：“美国防部宣布帮台升级12架P－3c反潜巡逻机”，http://mil.news.sohu.com/20090316/n262808759.shtml.
(27) 王启超：“美解除对台出售‘基德’舰雷达组件限制”，http://mil.news.sohu.com/20090519/n264039194.shtml.
(28) “台向美增购四套‘爱国者’”，http://www.cankaoa.com/Article/cankaobao/5487.html.
(29) 2009年3月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答记者问，http://www.xinhuanet.com/20001h/xwfbh/090307/.
(30) Brendan Kelly,“The BRICs' Monetary Challenge”,Pacnet,No.46,June 25,2009.
(31) Remarks by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Gen.Michael V.Hayden at the Landon Lecture Series,Kansas State University April 30,2008.
(32) http://transcripts.cnn.com/transcripts/O809/28/fzgps.01.html.
(33) 杨洁篪：“开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新局面”，http://dfoca.hainan.gov.cn/CPF/News_ShowContent.asp?Seq=2006008504.
(34) Zachary Karabell,“China's Independence Fantasy”,Newsweek,July 6/July 13,p.31.
(35) Wayne M.Morrison and Marc Labonte,“China's Holdings of U.S.Securities:Implications for the U.S.Economy",CRS Report for Congress,January 9,2008.
(36) Joseph J.Schatz,“Duet With the Dragon”,CQ Weekly,June 15,2009,p.1373.
(37)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U.S.Department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8”,p.1,http ://www.Defenselink.mil/pdfs/china_military_Report_08,pdf.
(38) Jan Ekster,Ulysses and the Sirens: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8.
(39) ［美］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8页。
(40) A Phoenix Initiative Report,"Strategic Leadership:Framework For a 21 st Century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p.30.
(41)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ring 1982,p.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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