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方传记的传记——读奈杰尔#183;汉密尔顿的《西方传记文学简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简史论文,汉密尔顿论文,文学论文,读奈杰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美国传记作家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推出新作《西方传记文学简史》（Biography:A Brief History，下称《简史》）。它既没有竭尽全力还原西方传记文学现象发生的时空场景，或一味描述、纪录历代传记发展的流变，也没有以传记文学为名，行弘扬西方文明的民族精神之实。《简史》表面以史的面貌出现，沿着时间的顺序讨论西方传记的流变，但是“史”的概念在这里构建的仅是叙述的框架，著作的本体和中心焦点则是透过社会、政治和学术理论的目光审视西方几千年来的传记发展。作者的研究视点不求全面，但求典型。书中没有逐一考察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传记文本，而是聚集于传记的重要发展关头、承上启下之处，重点剖析那些不同类型的、有特殊意义的传记文本与事件，在关于传记的一些颇具争议的概念上辨明作者的立场，由此阐发作者的中心观点：传记概念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传记(a biography)指“书面的某人一生的记录”；广义的传记(biography)却不应局限于书面作品，而应囊括所有表达传记意图的媒介，故而，除常规意义上的传记／自传外，日记、书信、回忆录、传记影视剧、历史小说等尽数在传记研究的范围之内。此外，作者还认为，传记研究主要的侧重点不应囿于其实质是什么，而应着眼于西方传记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外延变化，也就是说应当重点关注传记的社会功能。如果把目光仅仅限制在传记自身，传记的任务就相对简单而狭隘——“记录”和“阐释”传主生平而已。然而，后退一步，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传记的时代背景、传记发展的环境，就不难发现，传记的社会功能远远溢出一般文学作品的功效——传记在21世纪成了“实事求是与编造事实做斗争的前沿阵地”；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反对专制，反对暴君，不断追求西方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理念，追求民主理想的社会完善过程。
显然，这种治学方法是受了西方20世纪初以来传记写作的影响：传记不被当作传主生平历史的简单记录，而是看作传记作家想法的表述。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简史》俨然一部结尾开放的“西方传记的传记”，传记的基本要素——传主、生平故事、传主的性格和阐释一一俱全。西方传记是书中的主角，其发生、发展、流变是它的故事，对于传记定义本身的论述即是考察传记的品性，而对传记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与传记传统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就是试图做出独到的阐释。
传记的流变
英国传记作家雷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曾经说过，传记写作应当有所设计，有所侧重，不能事无巨细地一一罗列。在设计蓝图上，《简史》显然立足当下，用了大半篇幅考察20世纪以来的传记，而对20世纪之前的传记则重点探讨了影响深远的传记类别。传记最初是如何产生的？虽然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强调传记的道德教育功能，但从19世纪起，英国人发现，西方传记最初产生于人的纪念本能。而汉密尔顿认为，传记类作品从产生、发展，到今天的空前繁荣，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其实都能归结为一个名词：“个体的人”(individual)。这个词看似简单，含义却相当丰富深厚。它标志着人本身——人的性格、秉性、个性、人性，与大自然相对的人和面对茫茫宇宙的人。个体的人也意味着人试图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努力。由“个体的人”生发出一系列哲学思考，其中最著名而永恒的是一个问题两个观点。一个问题是：我是谁？两个观点一是英国古典主义时期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的著名诗句：“对人的恰当研究就是研究人”(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 man)；二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的流行名言“人的最高境界在于能够表达自我”(A man is consummated in expressing his own self.)。在蒲柏看来，人可以通过了解、认识和研究他人的途径搞懂自己。他人像一面镜子，在里面不仅可以看到学习的榜样，也可以看到照镜子的人自身。阅读他人的传记就是了解自我的最便捷的途径之一。第二种观点被语言哲学放大了许多。语言学家称判断人对一种事物是否认识了、理解了，就看他是否能够为之命名，而命名就需要语言，就需要表达。换言之，人若想认识自我，就需要表达自我。一旦能够流畅自如地表达自我，认识的过程也就完成了。根据这种观点，自传不只是用于自我推销，自我标榜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用来实现自我认识。而西方自现代主义时期以来，别传写作也以主动表达自我为先，被动纪录传主为后，其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
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向来被认为是西方自传的开端，传记历史上一个重要文类——圣徒传记即由此发展而来。《简史》的新颖之处在于解释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与圣徒传记之间的不同之处。作者认为圣徒传记固然发端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更多地是被后来的教会部门以及历代的政治所利用。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有自我检讨、自我反省的深刻忏悔，但在后来发展成型的圣徒传里，忏悔的精神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下歌功颂德、神化英雄、美化传主的虚夸功能。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传记发展的步伐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是在道德理念的干预下，圣徒传形式占了上风。当代最极端的圣徒传例子是德国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为配合希特勒政治宣传服务的纪录片电影《意志的空前大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传记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简史》显然扩大了这个需要巨人也产生巨人的时代的时间段，其讨论内容范围从莎士比亚及当时的历史学家延伸到了启蒙时代的英国传记大家塞缪尔·约翰生、詹姆斯·鲍斯威尔和法国的卢梭等等。在这个时间段里，《简史》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专门讨论了历史学家沃尔特·瑞雷(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的个案。与众不同的是，作者认为沃尔特·瑞雷是传记领域里第一个殉道者，认为他完全是因为写了《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1614)，借古喻今，惹怒国王而招致杀身之祸。史官瑞雷为传记理论作出的贡献是：传记作家必须对史实作是非判断；因为言为心声，所以传记作家应当像侦探那样分析、整理传主的材料，理清思路，找出传主的生命轨迹，展现传主的性格。
从19世纪末开始，“传记”的意义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接近真实。心理分析最先走进传记领域，弗洛伊德甚至想把传记当作心理学的“属地”。揭丑传记在世纪之交的动荡社会中被重新唤醒，得到迅猛发展，传记、自传、漫画等形式都投入到批判、揭露和声讨的大军中。高斯的自传《父与子》(Father and Son)以冷峻的口吻揭露了父亲所象征的维多利亚时代基督教的虚伪；雷顿·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鞭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理念；罗伯特·格雷夫斯的自传《告别往昔》(Goodbye to All That)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展示战争血淋淋的残酷事实。批判之风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致使传记的形式愈发接近完满。在传记的家族里，又陆续加入了凡人传记、女性传记和同性恋传记。传记的表述更加坦率、真诚、真实，不仅歌颂传主的优点、正面形象和公开一面，也坦诚地展现传主的缺点、负面形象和私人一面。
传记的根本
讨论传记的本质，首先要明确传记的定义。在西方学术界，已有的诸多传记定义主要强调了五项内容：1、传主是真实人物；2、传记内容是传主一生的经历；3、传记属非虚构叙事；4、传记的类属：文学分支，或历史分支；5、传记是文字形式的。这五项内容看似已经全面概括了传记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对于研究而言，却依然有相当大的讨论余地。的确，传记记载传主的生平经历，但在不同传记作家的笔下，同一传主的传记就有所不同，一如现代主义时期的德国作家路德维希(Emil Ludwig)所说，传记是传记作家践踏了传主生平这个花园后采集的一束美丽的花。采集什么样的花束是作者主体性的显现。其次，传记属非虚构作品一说也值得思考。所谓非虚构常常意味着文本有更高的本真性和真实性，但在现实情况中，尤其是在当今的后现代社会中，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往往并不清晰。传主即使在自己的日记、书信、图像等一手材料中也未必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从而真实地展现传主的自我。传主与作者二者各自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虚构动机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就传记的类属问题，强调传记的可读性，往往会偏向承认传记的文学性一面；强调传记忠实于历史，希冀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会坚定主张传记是历史的分支。有思想更加开放者要求传记的形式更加宽容，可严肃、可娱乐、可赞、可讽、可批，这一派坚持传记当属艺术的分支。另外，既然传记是关于真实人物一生经历的记录，把传记限定为“文字的”(in words)，其局限性更是一目了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表现人生的媒介越来越多，传记的表现形式过分狭窄不仅不会保障、反而严重地妨碍传记真实性的表达。
汉密尔顿认为，诸多的传记定义之所以漏洞百出，是因为没有抓住传记的根本：个体的人，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文关怀：“个性／个人主义”。17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传记”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进入英语词汇，并被限定为“书面的”、“文学的”描写“男性一生”的形式。尽管这个词义从开始就具有严重的缺憾性，但这个极为武断的父权制的释义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与时代相呼应——应和了那个科学主义上升，知识得到启蒙，人们开始识文断字、编纂字典，但人的地位居其次的时代。然而，就其影响而言，这个仓促而下的定义却应对长期以来传记地位暧昧的现实负责任。无论认为传记属于历史还是文学，抑或艺术的观点其实都是不承认传记独立存在的身份，而将其看作是诸学科、诸门类的“分支”，结果使传记沦为缺理论少研究的大众消费品，形成历代市场上传记作品层出不穷、传记佳作寥若晨星、学术界传记理论研究严重匮乏的不对称形势。
传记理论不发达，传记形式却在不断发展。这是因为传记关注个体的人，弘扬个体的人之精神——个性主义，外联历史与文学，内通人的心理情感世界，表现“爱、妒忌、对死亡的恐惧、忠诚、愤怒、野心、抑郁、助人为乐”等人间百态。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乐观向上的精神在当时培养了一大批自学成才的人，各种自传形式——回忆录、辩解书、散文、忏悔录——因为有效地确立身份，展现自我，展示具体事件与个体的人之间的联系，同时还挖掘个体的人的心理空间，一度引领文学的风骚，成为“美国人最卓越的表达方式”（享利·詹姆斯语）。其代表作是至今仍在各种版本的美国文学史中有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即使传记在内容上受到道德因素和社会风气的干扰和影响，在形式上仍然可能不断“出新”。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被许多历史学家看作是“传记停滞不前”的阶段。但这一时期科学迅猛发展，人类急于探索对事实的理解，因而也创造了大量的传记新形式，“从雕像到人物肖像油画，从平版画到银板照相法，从缩微图到照片，从印制精美的赞美辞到阿谀奉承的回忆录”。其它艺术门类的发展也会引起传记形式的发展。1970年苏联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写作视角引起传记作家的注意，西方传记从此改变了“从生到死”的全程记载模式，不仅可以只写传主的一天，也可以写传主去世之后的事情。此外，在汉密尔顿看来，继续以虚构／非虚构为界限看待传记在当今极为不合适。当今的时代是庸俗的大众文化时代。高尚与粗鄙、伟大与平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传记中的事实不再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事实那样“坚不可摧”，虚构也不全是“骗人的编造”。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几乎永远看不到事实真相；相反在虚构作品里，却能通过作者对事件与当事人的想像构思辨明事实的来龙去脉。基于这种理念，在汉密尔顿的传记版图内，除传统意义上的传记、自传外，还包括历史小说、与传记相关的小说——如约翰·巴斯的《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A·S·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连环漫画——如亚特·斯皮葛尔的《毛斯：一个劫后余生故事》(Maus:A Survival's Tale)以及传记影视戏剧、媒体新闻报道、与真人真事有关的广告、电视人物节目等。
个体的人和个性主义不仅是汉密尔顿洞悉和阐释传记发展史的钥匙，也是他描述传记发展史的依据，这使得《简史》中选取的案例往往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新闻效应。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汤姆斯·卡莱尔(Tomas Carlyle)曾经指出，传记和自传由“闲言碎语、以个人利益为标准的道德考量（奇迹性的和非奇迹性的）、个人叙述、流言蜚语、揶揄逗笑、恶意诽谤……甚至日常会话”所构成。这种贬低传记的看法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所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拒绝相信传记的真实性，认为他的传记只能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任何外人不可能知道。历代名人们也做出许多举动阻挡他人为自己作传的企图。马克·吐温、享利·詹姆斯、海明威等人临死之前都曾将自己的日记书信等一手材料付之一炬，让那些“食尸”者般的传记作家为他们立传的企图不能得逞。
在当代，传记的内容可以不沿袭“从生到死”的刻板模式，于是在世的传主更加成了被追踪的对象。由此牵扯出传记与伦理的问题：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吗？在这个问题上，《简史》显然高举“民主”的旗帜站在传记作家一边。汉密尔顿讨论了一些著名案件，其中一个是著名的20世纪十大司法大案之一的萨利文(L.B.Sullivan)告《纽约时报》案。1962年美国阿拉巴马州官员萨利文因《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则控诉种族分子严重违反人权的政治广告，而将报纸以诽谤罪告上法庭。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判萨利文败诉。汉密尔顿认为这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判决”，对传记的发展历史意义重大，从此鼓舞了形形色色的传记作家，传记由过去“记载某人的一生”变成“发现和阐释某人的一生”，挖掘其种种动机，包括政治动机和个人行为动机。
传记的未来
纵观西方传记的发展历程，传记内容的变革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当人文主义上升，怀疑主义抬头时，传记的真实性就强。而当社会被其它因素所控制，道德标准代替一切时，传记的真实性就受到干扰。传记形式的发展自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近年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密不可分。电影、电视、互联网给传记提供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同时也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给人们的判断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如《华盛顿邮报》评论的诘问，“在传记中事实与阐释的边界在哪里？传记是历史还是心理分析？立传的目的是为了给世人树立仿效的榜样，还是为了去神秘化，把传主还原到原有的凡人地位？”或是为了娱乐大众？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看，克隆羊的出现更是严重挑战了个人主义这个传记和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当克隆技术普及开来的时候，人趋向于千篇一律，那时传记该如何确定人的身份？人如何确定自我的位置？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预言：“那时的世界工作效率可能会更高，但也将会是一个最无聊的地方”——因为人的“个”性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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